文化部的老人说法，夏衍这个人“好糊弄”，反之周扬就不行。说周扬不好糊弄这很有道理，一方面他为人比较严肃，做事严格；另一方面他是义阳人，义阳出的汉子都是魏延、邓艾之辈，才华横溢之外棱角分明，容易发生人际问题。周扬当然也不例外了。（这一点经过朋友提醒，说老萨是望文生义，原来周扬是益阳而不是义阳人，音同字不同，这让我想起了冯小秀说围棋，把罗建文说成是罗成之后，要盘肠大战，结果比赛中小罗就因为肠穿孔住院了……）说夏衍“好糊弄”并不是说他糊涂，1927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夏衍可不是糊涂人，“好糊弄”是说他宽厚和气，容易接受他人意见。
说到底夏衍骨子里的文人气质浓厚，对于做官是不太认真的，当时有说法讲夏衍与狗肉将军张宗昌有一比。张宗昌有三不知，是不知道“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夏衍也有三不知，是不知道“级别多高，工资多少，待遇有多好”。不知道待遇多好是讲解放后上海实行配给制，夏衍坐车吃饭都应该公家报销，他要好久以后才知道；不知道工资多少是讲夏衍过日子都靠稿费，新中国成立事初期情乱，有关部门好些日子忘了给他发工资他居然也没发现；不知道级别多高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评定职称居然给夏衍定了个“兵团级”，要知道五五年授衔的时候兵团级一共才一百五十多个，其中除了四个少将全是中将、上将，自己居然有这样高的级别，夏衍知道后吓了一大跳。
说夏衍是“兵团级”，有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知识分子的级别普遍定得比较高，这主要是一个待遇问题，物以稀为贵，实际的权力是另外一回事。萨爹他们“文革”期间到旅顺做课题，几个干巴拉瘦的知识分子到部队居然一人给配了一个警卫员，住的地方也极为舒适，两位研究员居然还各给配了一个护士一辆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老九们这才发现自己最低也是“县团级”，稍微高一点的就是“地师级”也。要从这个角度说，所谓臭老九“闻着臭吃着香”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只是“闻”的时候多了些，“吃”的机会少了些。
要说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居然登报和人打官司，那肯定是给欺负急了。
夏衍真的登报和人打过一次官司，这个人就是明星的大导演张石川。
夏衍和张石川打官司真是有些稀奇，说起来张石川还是夏衍的朋友，而且是挺够意思的朋友呢。
1932年1月日军入侵上海，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打得日军三易主帅，大涨中国人的威风。战后，张石川拍了一部纪录片《上海之战》受到极大欢迎。这部片子张石川是请了军队来真枪实弹拍的，所以十分真实。当然太真实了也引起一些问题，比如这部片子的一些镜头就被后来的一些影视作品引为战场实况资料，造成了一些误会。不过总的来说片子十分成功，以至于“蒋委员长”也要见一见张石川。“蒋委员长”召见这位明星公司的总经理，主要目的是要他为江西“剿共”前线拍摄纪录片。但是两人见面以后，“委员长”说的两段话却让张石川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一段是好话，谈到日本的入侵，“蒋委员长”很有勇气，告诉张石川日本人不可怕，中国是有办法的。这句话张石川记住了，所以后来日本人以烧明星公司要挟他当汉奸他也不肯，孤岛沦陷后被迫加入日伪电影公司也只作闲职，不做导演。后来他说之所以困难之中不下水，原因一个是洪深对他说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可以当汉奸。为了和朋友见面，他得撑着。一个就是有老蒋这句话，他总是对国家有信心。
另一段就有些危险了，“蒋委员长”告诉他共产党很危险，还问他知不知道上海电影界有谁是共产党？这段话可把张石川吓坏了，他虽然贪财，出卖朋友的事情可干不来，只好支吾应对。出来的时候，随行的周剑云见他满脸虚汗，张对周剑云说：带牛字边的事儿可沾不得啊。牛字边？就是“特务”的“特”字嘛。张石川认为蒋介石是想让他当特务。
难怪张石川出虚汗，那夏衍，虽然身份不公开吧，猜一猜也能猜出是戴红帽子的，就在他明星公司里面搞编剧呢！还有贺绿汀……这一干人看着都不那么安分……但是张石川的确够朋友，他不但没有出卖其中任何一个左翼的朋友，而且继续让夏衍等人在明星干下来。夏衍是1934年才离开明星公司的。
其实张石川的紧张有些多余，他是有点儿没见过大世面。“蒋委员长”反共不假，但亲自动员一个电影公司老板当特务未免太夸张。有国民党将领回忆，这位“蒋委员长”喜欢训话，但讲起话来经常心血来潮，离题万里，以至于国民党庐山训练团的军官们普遍认为不听老蒋训话时候对他的敬意如果有八分，听完了就剩下了四分——足足打一个对折。而老蒋对此一直没有感觉。这次与张石川的谈话大约也是委员长一时跑题了吧。
既然张石川这样够朋友，夏衍还和他打擂台，不是太不够意思了吗？
那是因为张石川太气人了。
原因是两部电影，《前程》和《旨粉市场》。这两部电影都是夏衍编剧，张石川于1933年导演的。
夏衍是共产党，也是出色的文人，所以他写出来的作品如《包身工》都对下层人民充满同情，而且多少有些唤醒民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意思。这一点和同样是出色文人的郑正秋就不一样，郑也同情下层人民，却主张通过办教育，办工厂这类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他是不讲究阶级分析的，张石川也特别习惯拍他编的戏，两个人珠联璧合。等换了拍夏衍的戏，就怎么拍怎么别扭。
《前程》这部电影写的是一个女演员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女演员为阔少所追求，离开了舞台，但在家庭中却饱受摧残，最终选择了离婚重返舞台的经过。夏衍的深意，是有一点妇女解放的含义在里面的。
张石川也确实是按照夏衍的剧本来拍的，戏拍完了夏衍看看内容全对，就是感觉有些不对味。
原来这出戏经过张石川的再创作，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这位女演员在家中怎样对缺德的丈夫逆来顺受，怎样努力地去维护一个家庭，最后无奈地怀着一颗伤感破碎的心重返舞台……看完片子，大家都对男主角恨之入骨。而……女演员的独立解放问题呢？好像谁都没感觉到。
这哪儿是妇女解放啊？变成琼瑶阿姨了。
不过前面说了，夏衍是个老实人，大度人，这刚跟张导合作，对自己的感觉也有点儿把握不准，也就没多说什么。
但是到了《旨粉市场》，情况就成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旨粉市场》是夏衍的一部力作，它的主要内容是女职员阿芬在商场里受到资本家和恶势力的多重欺压，既没有办法清清白白地生活，又没有办法追求光明正大的爱情，最后，她终于不堪忍受，选择了辞职出走，融入人民群众的反抗洪流之中。这是一部典型的左翼作品，女性的逼上梁山。
然而，到了张石川手里，这部作品又被拍得有些变味，原因是夏衍写了一个商场的小职员小钱对阿芬的追求，而阿芬因为受到恶少的胁迫而不敢接受。结果张就把这段大大地拉伸起来，演出了小钱与阿芬的一幕幕悲欢离合，几乎取代了夏衍所要说的阶级、社会这些严肃的主题。
但总的来说这片子还没算太离谱，仅仅如此，夏衍也就忍了。
谁知道片子送到审查官那里，对左翼敏感的检查官觉得这片子有点儿粉红，不肯放行，要明星再改。
一般而言，片子被审查的扣了，制片的都会有些恼火，而这一次张石川却颇为兴奋。
原因是他本来也对这部片子的剧本有些看法，正愁没办法绕过夏衍这个编剧而动手大改呢。
他有什么看法呢？张后来对人讲过他拍片子的原则和方法——片子开头，女主角要很惨很惨，受欺负，吃苦头，让人看了可怜，这样，才能把看片子的太太小姐的眼泪勾出来，要让太太小姐们都哭湿几条手帕她们才肯来看的。但是，也不能一直让她们哭下去，那样以后她们就不看电影了。所以最后结尾一定要好，要让太太小姐们笑着出门，看了高兴，她们下次才会买票子。
如此看来，好莱坞电影大团圆的模式是张石川发明的呢。
对《旨粉市场》，张石川的看法是把太太小姐的眼泪勾出来是没问题的，但最后让阿芬出商场往人流里一走就算完了太不够味道，不过夏衍就写到这里，张石川也不好意思给他乱改。
现在审查官的话出来了，张大导演如奉尚方剑，立刻不管不顾，按照自己的思路改将起来。阿芬出了商场，不但没有去汇入人民群众，反而又找了一家公司干起来，很快提升做了白领，然后小钱再来找她，二人成就美满姻缘，还用两个人的积蓄开办起合作商店来！
如此一来，夏衍原作的深邃思想，就算是彻底完蛋了，他是把阿芬逼上梁山，让她必须革命，张石川却在梁山上办了个招聘会，让这女孩子柳暗花明，前途一片光明。
这下子老实人夏衍也吃不消了，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劝张石川无效之后，一怒之下登报声明这片子不是自己编的，是张石川肆意篡改，与夏衍毫无关系！
还好，通过这件事，夏衍也算是了解了这个张石川，以后两个人还有合作，完成了如《压岁钱》等精彩作品，只是拍摄的时候夏衍盯得格外紧了些，严防死守不让张导再偷梁换柱。
张石川呢？他倒无所谓，有钱赚就行。
这件事，说起来怎么算都是张石川没理，然而，《旨粉市场》经此一改，却卖得很好，成了明星的一棵摇钱树。究其原因，大约当时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如阿芬这样受气的女工女店员恐怕不在少数，而又有哪一个不是期盼着有电影里阿芬那样的好结局呢？
夏衍和张石川，一个告诉大家出路，一个给大家梦想，谁更有道理一些呢？
天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