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写文章，又是在工作的间歇来写，不免断断续续，于是就有朋友形象地开玩笑称之为“挖坑”。挖坑不是好现象，影响市容呢，挖了不填派出所也会来找。不过认真追究起来，挖坑也可以变废为宝，——有了坑，就可以种树嘛。
这是开玩笑了，古往今来，砍树的多，种树的少，特别是兵火之灾更是无情，生生把个八水绕长安的关中宝地，变成黄土高坡白鹿原。植树造林的确是功德事情。
◎左公柳
不过，种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是所托非人很容易没准儿。比如我认识的一位恩赫大叔，原来是某省林业厅的处长，有一年看完年终报表实在忍不住，找到厅长说——这个数儿稍微有点儿离谱吧？厅长问：你怎么知道离谱？恩赫大叔说：要照这个面积算，咱们这林业厅的房顶上都是树了。
厅长不喜，恩赫大叔被发配日本。
所以，咱要种树，可不能托付给这位厅长一类的人物。要托，我就托给三个丘八，相信他们都会好好照料我的坑。丘八就是兵，难道大兵还管种树？不可思议。然也，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看啊。
第一位，是个文化丘八，满族人，名叫多凌。多凌，善巧思，曾做水磨开发原始工业。其生卒年已不可考，任过满清新疆驻军副将，巴里坤协统（按照推算应该是旅长，实际他手下可能没有那样多的军队），民国时巴里坤改为镇西县，他继续治理此地，担任镇协（表面上看官职不小，副师长呢），镇西统领。这个多凌看来是个有抱负的将领，很追思前辈保家卫国的事迹，曾立碑纪念本地守军面对阿古柏军队进攻，殊死守城的壮举。不过他没有多少机会施展这种抱负，因为他任职此地的时候，正是清朝灭亡之际，风云剧变，据弹丸小城，想有所作为也不大可能，事实上从经历看他也是顺天应人而已。
多凌更令人怀念的是他对自然的爱护保护之情。在他的辖区有两块碑，都是他树立在林区的，记录了如下碑文：
第一块，在黑沟入口地，曰：蒲海瑶岛，山高水长。西河松景，泉源保障。鹿乃仁兽，不可残伤。
第二块，在冰沟入口，曰：水泉山景，禁止打牲。
看来，多凌不但提倡保护野生动植物，而且很理解水土保护的原理（西河松景，泉源保障）。难得的是碑立于1918年，此时满人多凌已经是亡国亡家之人，前途如何根本不可知，依然有如此宏愿，这种树的事，托付给他，自然是合适的人选了。
直到今天，巴里坤的森林面积，还是耕地的十倍。
第二个可以托付的丘八，有点儿文气，就是时时自称“老亮”的左宗棠。
左宗棠本是文人，但有收复新疆之功，时任督办新疆军务，既然是将军，也可称做是个大丘八了。左宗棠可以托付种树，是因为他有经验，从甘肃到新疆，都有“左公柳”的影子。
1872、1880年左宗棠两次出塞，打败阿古柏军，收复新疆，带去了五万湖南湘勇，就地扎根，生下了无数混血儿，留下了“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的咏叹——因达坂城为南北疆天山通道要冲，军事重地，多有驻军，自然也就多漂亮的混血儿了。今天，随着血缘的重新融合，当年的美女已经不多见了，而左公柳依然。
所谓左公柳，就是左宗棠植树造林，从新疆到甘肃栽种的绿色走廊。史称：“在收复边陲城市的同时，左宗棠看到从西安至乌鲁木齐三千余里，特别是从河西走廊到新疆，沿途一片荒凉景象，于是便提出了修建绿色长廊的建议。打完仗尚未班师回朝，左宗棠即组织人员制定了全程施工方案，并确定以杨柳为主，广种树木。在左宗棠的率先示范和带动下，经过军民一年多的共同奋斗，终于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从西安到甘肃，经河西走廊共栽植杨柳一千五百多公里。”
其实，左宗棠不仅种柳树，他还曾派人从浙江采购了将近百万株桑苗，分发给甘肃全省农民栽种，从此之后兰州有了大叶桑树。
不过我看中老左是种树的人才，更是因为他能护得住这些树。
左宗棠种树，当地人并不十分理解，损伤树苗的事时有发生，而此地少数民族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也不好大力责罚。怎样保护树苗呢？左公自有办法，在他的驻地酒泉，老头子出门闲逛，一眼看到有头驴在啃咬新栽柳树的树皮，于是“老亮”灵机一动，呼唤从人一起上前，将活驴拿下，一刀斩首，写了告示悬首鼓楼——这就是啃树皮的下场。
一下子吓住了老百姓，大伙儿纷纷传说，驴子啃几口树皮就要砍头，要是偷偷伐树，只怕人命也难保，于是风气大为收敛。
就凭这一手，我就看好老左是个好种树的。
补充一句，老左斩驴头之后，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一段酒泉附近犯罪率骤降，几乎可以夜不闭户——原来老左有军令，抓住马贼之流一律斩首挂鼓楼。河西的刀客们倒是不怕死，但死了还要把脑袋和驴头挂在一起，就太过分了！所以，驴头挂着的时候，弟兄们都很自觉地不作案了。
不过，个人还是更喜欢第三位丘八。
那就是冯玉祥，这位老哥驻防徐州的时候，大力植树，然后发出如下告示——“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他的头！”
还用多说别的吗？
壮哉老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