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位朋友写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文章，忽然感到似曾相识，仔细想想，竟然让我想起了《围城》中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
这可不是说梅先生和高松年的原型有什么关系，我的看法，钱钟书先生恰恰在有意无意用梅先生来反衬高松年在他心目中的真实地位。这里面，涉及两位校长各自的一段“经典名言”。
梅先生那段让我感到似曾相识的话，是这样的——
1931年12月，梅贻琦正式到校视事。在全校集会上发表就职演说，提出他办学的至理名言：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看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更成为广为流传的名句。不过，对梅贻琦的“大师论”，不能停留在表面上，有必要把握它的完整含义。他认为好教授不是肯花钱就能请到的，好教授也不只是学问优长的学者。他说：“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指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他还说：“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从前我曾改易《四书》中两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吾还是这样想。”
以钱钟书先生的年龄和经历，他应该比较熟悉梅先生，甚至可能对梅先生在清华的讲话印象很深，而看完这段话，我觉得，对于《围城》中的高松年校长，在对教授问题的理解上为何那样自负，终于可以有点明白了。
高校长的“经典名言”云——“名教授当然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到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
这话说的冠冕堂皇，逻辑全无问题，毛病在于和梅先生的话放在一起来看，高下立判。这首先是一个对自己有没有信心的问题，高先生的姓可以让人联想起武大郎，可算巧妙。
这也是一个办学方向问题，梅校长是拱手相邀的谦谦君子，剧场经理，高校长是重视控制的行政专家，司令长官。
我有一个恶意的猜测，钱先生这样写高松年，应该是先看过梅先生的训导（否则高的观点之结构，内容不会和梅那样形似），等到要写一个“三闾大学校长”，就忍不住拿梅先生作镜子了。而高松年对自己观点的得意，则使钱先生有替他写一写心理潜意识的意思——正因为梅先生在教育界的地位，若是真有高校长这个人，当发现自己能够提出一个与梅先生“异曲同工”的理论时，在外人的捧场之下，心里对自己的满意和惊讶，恐怕也是难以言喻的，于是，就难免经常挂在嘴边了。
平心而论，钱先生写《围城》，每个人都有好有坏，李梅亭是小人，但是他会讲课；方鸿渐算是好人，可是他的毛病多得让人摇头都来不及（赵辛楣说得好——你是好人，可是完全没有用）。高松年也一样，只是能把人写到如此入木三分，也就是钱先生了。
我一向认为钱先生的《围城》最大的优点就是语言国际化，所以翻译成英文依然能够保留八分神韵，但是，这等在文字间玩玩游戏的事情，钱先生还是免不了的，只不过不被人重视罢了。就像高松年这一段，如果不是看到梅先生的这段话，我是死活不会想到里面有埋伏的，因为钱先生一个字也没提梅校长嘛。
记得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里面提起，钱先生被人构陷送到干校，理由是某种攻击言论，而学校里的同仁们并不相信，认为假如这真是先生所说，恐怕还要风趣些。
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