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还不到两岁，就喜欢摆弄电脑的键盘，明天，他们用电脑一定像我们今天用笔一样灵活，这张照片上我旁观的眼神，竟让我看到自己内心对科技高速发展的一种畏惧。也许还有一种怕成为时代落伍者的担心？
别说我行：说我不行我就不行
在人的各种品质中，我历来主张，自信是最重要的之一。
好多事情，原本机会是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但拥有自信，这让别人觉得你还可以，机会就来了；还有时，这个事情原本有可能成功不了，但你自信，最后坚持了一下，事情还真的成功了。而在更多的时候，自信是一种动力，是的，我可以，于是我一定要把好的结果做出来，结局还大致不错。
可有些事却是自信不得的。人总有自己的缺憾之处，虽不是不可弥补，但至少现在这个阶段，对某些事情还没有发言权。就我个人来说，古典文学底子薄，外语不好，电脑方面半盲……这些时常让我自卑。好在今后的路还长，弱项还可以有弥补的机会，但今日把我的一些弱项说给大家听，也许会起个相互提醒的作用。
一、古文化
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启蒙时没有背唐诗吟宋词的良好社会背景，这一点有点儿先天不足。我还不算愚笨，因此如果小时候，父母、周围的亲人给我先上古文化课，也许我在这方面的缺憾还不会太多。但回想当时，父母自身难保，正被运动冲击得灵魂出窍，更重要的是讲“古”就有宣扬封建糟粕的可能，于是只好把我儿时大好的时光放在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些红得发烫的歌词上。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古文化的底子也要从娃娃抓起。这是不用解释的大道理，但我想，不只是我，我们那一两代人，在这方面都有点儿先天不足。
如果仅仅是不会背几首唐诗或少吟几阕宋词倒也罢了，可怕的是，我们被迫和一种传统远离开来，难怪人们在十几年前要寻根，也许寻找的正是我们来时的那条漫漫长路。
在中国，没有多少《圣经》也没有多少《古兰经》，中国信教的人少，大多数人是临时抱佛脚。但中国人的信仰和道德规范一直藏在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里，藏在唐诗宋词和一个又一个从古讲到今的传奇故事之中，然而我们早已冷淡生疏了它们，我们的儿时没有他们相陪，于是很多年后，我们不得不从学习“你好”“对不起”这一类词语中开始道德重建。
我自己也不是没有奋起直追的雄心，可童子功没有打下，成人之后从头再来，就多少有点儿吃力。看见自己的岁数一天比一天大，渴望走进古文化之中的念头就一天强似一天。这倒不是把它当成一种时尚，而是在今天，新旧交合的时代里，不懂过去的博大精深，又如何真正的现代？
可笑的是依然有人在不知古的情况下批古赞洋，如同那些不知现代为何物却一味沉湎于讲古之中的人们一样。
课是要补的，也就顾不上面子，原文看不懂，哪怕先买一套蔡志忠的漫画，一页页翻着，就这样，过去的智慧开始浮现眼前，才发现时代虽然进步得很快，但智慧前行的脚步却并不迅速，甚至于冷眼看看现代人，更加发现：我们这一两代人真真切切地丢掉了什么！
除了翻漫画，还想练练毛笔字。其实练字是假，借这个机会走进与其有关的一两间古文化的屋子才是最重要的。于是琉璃厂跑了很多趟，好笔好墨没少买，字也的确练了有半年，感觉很不错，但日子一天忙似一天，笔也就放下。现在看着笔筒里各种漂亮的毛笔和桌上的砚台，也会嘲笑自己一下，莫非要等到自己退休以后，再用丹青去描绘夕阳之红吗？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门口有一副对联，上联：惟楚有材，下联：於斯为盛，每次看这八个字，我都有些激动，因为蕴藏其中的骄傲、狂放和自信，今人中间开始少了。
也想重回童年，一首一首唐诗和宋词背下来，并不为“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只是为唐诗宋词之中那种绝顶之美。看着一种美放在书架上，却不能时时去体会，那是有些悲哀的。
变着法地想追求，可还是现代的轻飘飘。难道年少时阴差阳错由于时代的原因错过了，就注定错过一生吗？难道从此只能把这种梦想，变成几幅字画或是一套红木家具放在家中附庸风雅吗？我是有些不甘心，但一时也没有主意。
前不久，听我同事讲采访中的一件事，一位老学者告诉我的同事，人们常说过年过年，年其实是一头恶兽，每年除夕之夜就会出来游荡，到人间作恶，于是人们放鞭炮贴对联，希望把年弄走，折腾一个除夕夜，大年初一早晨，天亮了年跑了，于是见面的人互相恭喜：“过年好”“过年好”，潜台词是：咱们都没让年给吃了。老人给我的同事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就发了感慨：现在的人们离除夕还差十天半个月，就开始拜上了早年，一口一个“过年好”，孰不知，年这头怪兽还没出来呢，说个什么“过年好”啊！
你看，在古文化方面非常无知就会常常上演非常笑话，想着自己也常给人拜早年，我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当然也可以安慰一下自己，谁让我无知呢？可一想在这方面无知的不只是我一个，对这事就不太想原谅了，因为笑话可能闹得更大。
二、外语
有这么一个段子，和外语能力有关。
三只小耗子，有一天在耗子妈妈的带领下出去散步，鸟语花香，心情不错，一路欢声笑语，可危险突然来了，前方出现了一只猫，三只小耗子立即惊慌失措，可耗子妈妈镇定自若，对小耗子说：“别怕，看我的。”说完，耗子妈妈就大声叫道：“汪汪汪。”猫听到狗叫，转身跑远了，耗子妈妈得意地对小耗子说：“怎么样？掌握一门外语很重要吧！”
段子讲完，听者哈哈大笑。可笑过之后有些悲哀，这类段子一般是外语不怎么样的人最乐意讲，这就有点儿阿Q的意思，透着有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
其实外语真的很重要。
和外国朋友可以照一张这样亲密的合影，但没有语言做媒介，快门一闪过后，我们只能各奔东西，而如果有了语言，除去这张照片，我们之间是不是还能够留下另外的一些记忆呢？
对这一点我也从小就知道。打倒“四人帮”后不久，母亲就逼着我天天坐在收音机前听陈琳的英语讲座。母亲还告诉我，父亲当年还打算自学英语，那可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显然在我的家里对外语还是很尊重的。
最初我还可以，上了初中，由于跟着收音机学过一段英语，竟当上了英语课代表。但那时改革开放还没有蔚然成风，对英语的重视在我的心里一天不如一天，加上咱们外语教学的确有些问题，这个句型那个语法，把外语当大学问来研究。慢慢地，自己对英语的兴趣就淡了下来，考高中时，英语才得了四十七分，这让我对英语彻底绝望。
上了高中，一切要听从高考这个指挥棒的引导，英语如此糟糕，将来考大学会出问题，好在我们那儿可以改学俄语，于是高中三年，走进俄语世界，三年学完六年的课程，高考竟得了七十八分，顺利走进高校。
上了大学，本有重学英语的念头，但看着同学英语快慢班分着，压力还挺大，就乐得在俄语世界里潇洒。在广播学院，我们这个年级，一共才五个学俄语的，上起课来如研究生一般，考试也极其容易，一晃四年过去了，俄语没什么长进，毕业后，中俄边贸虽然热火朝天，可我留在北京又干上了新闻，俄语极少派上用场，十年过去，俄语已从我脑海中慢慢退出。
在外语方面，我终于又成了“文盲”。
为此产生的遗憾一天强似一天。
出国多少次，本是研究同行的好机会，但打开电视，除了研究一下布景和猜猜主持人的年纪，说的什么，就一头雾水！采访中，老外就在身边，本想交流一下，可除了翻翻白眼，又能说些什么呢？
于是，就只能凭借道听途说，来了解西方的同行在怎么做着电视，自己的主动观察与评析就没了市场，相信这种遗憾不仅只属于我。这就难怪，资讯如此发达，在很多方面，我们仍不能和国外的发展保持同步，总是晚了半拍的感觉。
光我一个人这样就罢了，可身边如我类人实在太多，另外还有相当多的人光能睁眼看一下文字，到张嘴的时候又成了哑巴，这让我们这个最需要沟通的行当，时常封闭起来，只好大言不惭地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更何况还有别的弊病。
不是已经有很多学者发过议论吗？当初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们都是从俄译本中去理解消化的，而过了很多年，当看到原文的德语马恩著作，才知道其中的误差。如果当初直接从德语著作中吸收马恩精髓，我们是不是会少走许多弯路呢？这可不是一个人外语不好只耽误自己这么简单的事！
对外语文盲这个身份我是不甘心的，不能掌握外语，就不能真正了解世界，无论个人与国家都是如此。也许当我完成这部书稿之后，就会赶紧去找个外语班报名，三十多岁开始学艺还不算太晚，我真不想这只腿迈进新世纪，而另一只却一直停在过去，被封闭自然会被淘汰，谁也不想中途掉队，真希望有一天碰到你，我们会用外语叽哩咕噜半天后，像耗子妈妈那样得意地说：“怎么样？掌握一门外语还是挺重要的吧！”
三、电脑
现在的人们常说一句话：现代人必须掌握三种本事，外语、电脑、驾驶技术。
每次面对这句话，我都很自卑，因为外语方面的文盲加上电脑方面的弱智，在新世纪里，看样子我只剩下开车乱跑的份儿。
我的电脑水平不高，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可以证明，别人早已经是电脑代笔，可我依然用笔用纸，一字一字写出，然后夫人接手，打到电脑上，再打印出来，我在上面修改。如此复杂的流程，加上面对夫人的劳作，我只有打趣的自嘲：还好，将来咱有手稿可供拍卖。
话是这么说，却掩饰不住我面对电脑的智商不足。
我也不是对机器一窍不通的那种文科学生，比如音响发烧，我就到了很高的热度，至少在周围的人群中算作专家，书架上一堆堆音响类杂志也还读得进去。
可遇到电脑就有些发蒙。
也不算没名师指点，周围高手很多，也都好为人师，但我却迟迟进入不了角色，让老师们空有一身技艺无的放矢。
想当初，大约是1991年，我还被报社送到山东华光集团学过电脑排版，当时也算好学生，每分钟打个三四十字没问题，电脑排版也入门，怎奈回来后，几顿饭过去，就消化掉了。
有一点要声明，如果说古文化底子薄，今日想恶补，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发力太晚，迟迟进入不了情况，而外语则是今日弱，但变弱为强的决心很大，明日一定会有结果，那么面对电脑，我是多少有些躲避的。
在电脑上打不打字不重要，我还是喜欢稿纸铺好，选一支顺手的笔，然后开始沙沙作响的写作。一来有种古典美二来这时灵性飞扬，可面对电脑，思绪往往变得枯燥，这可能是我的一种毛病。
在电脑上游戏，我也偶尔试过，运动类的我手忙脚乱，有点儿跟不上，放弃，于是电脑上打打扑克下下棋甚至来两圈麻将还算经常。可玩来玩去，没发现什么好软件，再精彩的编程也不如几个真人坐在一起玩得快乐，游戏本来就不只为了胜负，更在于游戏过程中的人际交流，没有了游戏中朋友间互相诋毁和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游戏的乐趣就淡了。在电脑上游戏，要么孤独，要么快乐得有些自欺欺人，我实在不喜欢对手是个机器，我希望在游戏中坐我对面的是活生生的人，而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宁愿阅读或听音乐。
当然还没有上网，这似乎显得更加落伍，但我自己感觉还算良好。我多少有些惧怕，一旦上网，便没了自己独立的空间，我们会陷在信息的海洋中，成了可怜的网虫。现代人的真正烦恼，其实并不是资讯太少而是相反，每一日，我们都渴望信息冲浪，唯恐自己被世界抛离，但我想，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才会被真正抛离。
也曾在网上，在别人的率领下与众人聊天，可看着屏幕上真真假假的思想和真真假假的名字，我多少有些厌倦，实话实说这四个字至少在网上还是梦想。
当然，现在不和电脑结缘，也因为操作还显得复杂，我乐观地相信，傻瓜型的电脑离我们已经很近，在很短的时间内，电脑将如电视般容易操纵，我不妨晚到些，也可省却些麻烦。
我知道，以上这些理由都是自己面对电脑比较弱智时的借口，在我们的生活中，电脑的出现打破了一种禁忌和言论的不够自由，人们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有多么重要，可我不会因为感激就在电脑面前变得聪明些。
我可能会在不久后的哪一天，和电脑亲近起来甚至在网上拥有自己的网页，但那不会是因为我突然爱上了电脑，而是因为：受不了现代人看我像看原始人一样的眼光。
你看，在电脑面前，内心深处，我还是有些自卑。
四、合作
合作不只是我的弱项也是我们的弱项。我过去做过报纸广播，但电视的特殊性大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合作。
做报纸记者的时候，拿个本顶多加个录音机就走了，采访完毕，自己苦思冥想，文章写出后，很快乐，很有自我成就感，广播也如此，一晚上的节目，推个装满音乐CD的小车就进了直播间，主持完了，想着刚才那种电波中的交流当然也自得其乐。
做电视，想自得其乐，难一些，没有摄像、录音、主持和编导，这活儿就不能干。即使最节俭，也得摄像和记者两个人，合作还是跑不掉。
合作好了，节目就会加分，可如果摄像那儿减了十分，编导和主持也各自减分，最后的节目能不能及格都是个问题。
可是合作又不是简单理解为处好人际关系，而是如何在合作之中，既有良好人际关系又能激发各自潜能，尤其后者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的弱项。
激发自己的潜能容易一些，但一花独放不是春，电视节目组一出去就是支庞大队伍，只有一两个出彩，回来后，节目还是不一定上档次。
学会合作，是电视人面对的第一课题。
有的电视人单打独斗惯了，要么大包大揽，事无巨细都自己来，伤了同伴的自尊不说，自己还累个半死；要么放任自流，好好先生一当，宁伤节目不伤感情，一来二去也不是长久之计。
因此，除去节目，想得最多的就是合作问题，曾经采访过在美国的一位华裔科学家，他曾在几千名科学家共同承担的登火星计划中担当重任，我问过他一个问题：新的世纪中，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他回答：合作精神。听到这个回答，我沉默良久，又是一个关于新世纪的命题，但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
中国并不是一个拥有合作精神传统的国度，比如在音乐领域，我们习惯一把二胡或一架古琴诉说情怀，而西方音乐家却善于把不同的乐器组合在一起，用合作带来的和谐感动我们。
你还可以观察我们的游戏，像麻将一类，不仅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而且是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误上，平时还要看上家盯下家琢磨着对家，对人家怎么不利怎么出牌；再如拱猪、锄大地一类，更是以陷害对手的狠毒程度为胜利的标志，合作是根本谈不上的，即使偶有合作也是先把一个对手陷害完毕再来两个人间的争斗。而如升级、敲三家这一类所谓合作的牌局，我看到更多的也是同伙间因为出错一张牌而产生的互相指责，这一点让我看到一种传统。
当然谈到合作，我们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共享乐。多少人患难时是至亲良朋，而境遇转好，钩心斗角就来了，这样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举上一大把。
总这样下去显然不行。
在我们电视圈，就面临着从体力向智力再向合力的转变过程。电视原本就是个需要合作的行当，再向前发展也必须向合力要效益。也许在大学的课程中，也应该为电视人开一门合作课才是。
中国向前发展也是如此。
单打独斗的时代过去了，不懂得合作，我们只是一个又一个容易被征服的个体，而懂得合作，我们就是一个无法战胜的整体。我永远忘不了在美国听别人讲的一件事：由于开餐馆的华人不合作，还竞相拆台，因此互相咬着降价，致使许多餐馆都无利润可赚。而韩国人则团结如一家，订立价格同盟，结果日子过得都不错。难道就因为我们人多，竞争激烈，就必须单打独斗互相拆台吗？
我喜欢足球，不仅因为它的精彩激烈，还因为它给我们有关合作的启示。一场比赛，需要十一个人上场，位置各不相同，但每个人必须全力以赴，既要为同伴制造机会，也要把伙伴为自己制造的机会把握住，同伴犯了错误，其他人要赶紧弥补而不是马上指责，只有这样，一场比赛才能赢，没有大明星的球队也才有机会战胜明星云集的大牌球队。而任何一名球员，如果自己精彩发挥，整只球队却输了，那快乐也大大地打了折扣。
因此当有人问我：新世纪该成为一名什么样的人才时，我往往回答：“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力争使自己成为一支十一人的队伍中不可替代的一员。”
我还要继续学习合作，我们很多人也要学会如何合作，甚至可以上升一点高度：新世纪里，中国是否能够真正强大，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学会合作。
为了明天，请同意我的观点。
五、不行与不安
这年头，一不注意，电视节目主持人竟成了被人议来评去的公众人物，于是，在生活中，由于所谓“知名”二字，干这行当的就享受到很多便利。其实，我也是主持人一个，因此很多便利也享受得到，甚至还有人群中一种让我忐忑不安的尊重神情，更让我觉得，这都属于多得。
如果这个社会，医生或教师必须通过电视来工作，那明星该是他们吧。由于分工，我们必须通过屏幕工作，可怎么原来正常的工作就让我们得到了很多意外的“收获”呢？
我因此常说一句话，背靠大树可千万别拿自己当大树，也许电视在这二十多年的中国的确占据着人们很多的时间，但不能因自己靠上了这棵大树就飘飘然有些自傲，认为自己做好了一些什么。
我常常对被采访者说，我们不过是月亮，本身根本不发光，但由于反射太阳的光，被采访者正是一个又一个太阳，我们看着亮，其实这只属于借光，时间长了，如果月亮本身真的以为自己很亮，那就是太过可笑的事情。
我的诸种说法还显得有些绕，另一种说法则直接得多：
如果把一条狗拉进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然后在黄金时间连播它一个月，这之后，这条狗就成为中国一条名狗。
这比喻有些尖刻，但我必须当做一种善意的提醒而接受，因为它最能快速地告诉我们：别太自以为是，你并没有做得很特别！
从我本人来说，没想过成为公众人物，也因此，这种局面来了，我便常常有种不安，因为自己这半斤八两，自己该是最清楚的！
必须承认，做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拥有了公众话语权，经常有机会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在屏幕上说三道四，对这种局面，我时常感觉压力，因为每天自己在屏幕上说话的时间，如果折算成了广告，是要花好多钱的，因此越是拥有公众话语权，也许越该天天问自己，我说的都是有价值的吗？如果没有价值，我浪费掉人们多少时间，又浪费掉多少金钱呢？
一想就是一身冷汗，看着自己身上这么多的不行，面对众人的关注，时常便会有羞愧感。但人更要面对将来，过分的自卑和过分的自傲一样可笑，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承担起应当承担的使命，哪怕为此付出十二分的努力。因此希望，我能很快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