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在制作《东方之子·长江人》系列节目的时候，曾坐着这辆车从四川的宜宾一直开到上海，历时三个月，于是，当三年之后长江遭遇洪水的时候，我记忆中沸腾的长江沿岸生活都被担心和关注取代，洪水中的长江人还像三年前我采访他们的时候那样健谈和乐观吗？
遭遇洪水：多买药少买点棺材
1998年夏季，对于干新闻的来说本来应该是个淡季。在设想中，1997年大事不断，从小平去世到香港回归再到三峡大江截流，新闻人过了忙忙碌碌的一年，而1998年则应该是个缓冲，因为1999年是国庆五十周年，再加上澳门回归和年末的新千年到来，又会是一个不亚于1997年的忙碌之年。1998年，除了年初的两会报道和年底的改革二十年报道最为吸引人外，年中则稍显平静，大家都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调整一下喘口气。但谁也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人算不如天算，一场从南到北的大洪水不仅使原本想轻松一下的新闻人过了一个更忙碌的夏季，还把全国民众的目光都卷入其中。
那一场大水使得那一个夏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在国人的心中留下鲜明的记忆。在灾难面前，中国人再次呈现出可以共患难的一种凝聚力。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反思在洪水退后开始在我们很多人脑海中升腾起来：一个民族如果仅仅能共度患难，而不善于在灾难过后汲取教训，那还称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水已经退去很久，但由此引发的反思和惊心动魄的场面却无法在我们的记忆中退去。
起 始
写下这个小标题，并不是想记录大水在中国南北的初起，因为对于很多和洪水打交道的人来说，这场大水的袭来，早在1998年的年初就有了预兆，只是由于新闻关注的不多，最后大水的到来才显得有点儿突然。
对于我们这些干新闻的人来说，对大水的到来也并没有比观众感知的早多少。只是到了7月底，我们才意识到事情有些异样。这次洪水的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新闻没有得到全面报道的授权，因此关于洪水的零星消息，使得民众和很多记者一样，认为南北的洪水和往年一样，是偌大中国每年都少不了的小灾小难。
进入8月初，陆续有前方回来的记者把那里的灾情告诉我们，加上有些报道已经日显沉重，灾情的面貌开始显现，我们有些忧虑，但是大规模报道由于授权有限，还没有到全面铺开的时候。
8月8日是个周末，我们《东方时空》的一些人在郊外开会，探讨《东方时空》节目改版方案。会议很成功，一个接近清晰的改版方案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回到城里，准备在8月10日那个星期一向领导汇报。
而从8月9日开始，正赶上我值《东方时空》的主持班。一进城，我就买了好几份报纸，结果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北京搞了一个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北京有很多人愿意到抗洪前线当志愿者。由于这时候，我们已经对洪水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也多了些不同以往的沉重感，因此我觉得这条消息透露出来一种精神非常可贵，因此我就在8月10日的《东方时空—面对面》栏目中谈到了这个消息和前方的水情，并在节目中呼吁：人们想帮助前线的心情迫切，有关接受捐赠的部门能不能公开电话、地址，让人们的爱心有释放的地方。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在这期节目播出的当天，关于洪水报道的计划全面铺开，一个忙碌的夏季开始了。
8月10日中午，我们被呼到台里，领导向我们传达报道精神：从今天开始，全国新闻界要全面介入到抗洪抢险的报道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火速制定了各个节目的报道计划，当天便有很多记者开赴前线。可是由于路途耽搁加之情况不熟，和洪水有关的节目大量做出来还需要时间，因此我们首先要在《东方时空》节目中做应急反应。我提议，由于《东方时空》是CCTV每天第一档节目，因此我们应该每天半夜采访我们已派到前方的记者，填补夜间到凌晨这段报道空白，领导同意了我的提议。
于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变成每天晚上9点上班，先归纳其他新闻的报道，然后确定我们采访前线的哪一个点和让他报道什么。大约每天午夜过后，拨通前方记者的电话，让他进行详细报道。就这样每天清晨的《东方时空》节目中，我们都用最快的速度把前方几个小时前的抗洪情况呈现在关注水情的观众面前。
坐着这架直升机，我和摄像朱邦录拍了一集《空中看松嫩》的《焦点访谈》，从开始拍摄到最后播出只用了十个小时的时间，万分紧张，但更让人紧张的是空中看到的水情和随处可见的灾民。
这样的报道方式让前方的记者吃了很多苦，他们白天要拍摄，晚上要报道，休息的时间自然减少，加上每次报道都在大堤上，气候条件恶劣，受的苦我们在后方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却从没有人抱怨。只是有一位记者曾在报道之后在电话里笑着对我说：“刚才由于现场报道无法分神，蚊子都快把我给吃了。”他像说笑话一样把这件事轻描淡写地忽略过去，让我感叹不已，我在后方而他们在前方，自己忽然有一种当逃兵的感觉。
紧张的一周一闪就过去了，这一个星期的各种媒介上，水情、水势、抗洪的场面占据了绝对的分量。此次洪水之猛，终于在国人心中留下深深印记。由于媒介的全面介入，中国南北大抗洪成为1998年夏季的中国景观。
由于CCTV新闻中心主任孙玉胜都已经奔赴前线，我们《东方时空》节目改版计划自然在洪水中泡汤，不过已经没有人顾得上这些了。
8月16日 抗洪中最关键的一天
8月16日是星期天，但在洪水面前，很多人在这一天却比平常的日子还要忙碌。
至少在水利部的防汛指挥部里，气氛就异常地紧张。
这一天下午，我们去水利部采访当时的水利部长钮茂生。
几年前，我曾采访过当时的林业部长徐有芳，他对我说：“在中国，林业部长和水利部长是风险最大的位置。水火往往无情，每当灾难降临的时候，这两个部长的日子难过极了，就是在平时都能感觉到一支利剑高悬在头上。”
因此在采访的路上，我就在想：大水在中国南北蔓延，钮茂生部长该过着怎样没白天没黑夜的日子？可以想象：几天没在电视新闻上看见钮茂生，老百姓都会有着诸多的议论，作为当事人，钮部长更是压力巨大吧？
洪水到来以后，钮茂生部长早已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我见到他时，他正在一个巨大的会议室里和部下分析水情。由于会议室里挂着一个大投影地图，因此屋里的窗帘都紧闭着，空气因此有些凝固。
采访中我们得知，钮部长在这一天正处在等待时分。当时中国最高层的领导正在讨论是否于8月16日深夜或8月17日凌晨实施分洪方案，这是决定中国1998抗洪前途最关键的几个小时。
水位已经到了危险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警戒水位和原定的分洪水位。但定夺是否分洪可是非同小可。它早已不是技术问题不是水利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几乎可以说是摆在本届政府面前的一个艰难课题。不分洪，继续严防死守，如果天公不作美加上人力的极限被突破，那会不会导致可怕的后果，最后落下一个不尊重科学的评价？可如果分洪，分洪区里的人员如何尽快疏散完毕？损失该有多大？后果又会怎样？分洪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钮茂生和他的部下当然知道定夺的艰难，他们也知道这是中国面对洪水最艰难的几个小时。这个时候的他们已经如同军人，就等着高层的一声军令，是分洪还是不分洪，都会马上布置相应的下一步方案。
钮茂生的心里自然是不好受的，也因此在我采访刚开始的时候，提到解放军的严防死守，部长的眼泪就下来了。在他的眼泪中我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情感冲突：“那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啊！”
其实，在洪水到来的这段日子里，钮茂生的身体并不给劲，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不是时候地犯了，他是用一个厚厚的护腰在坚持工作，连江总书记都关注着他的腰，替他找医生，因为在这个时候，对钮茂生来说，腰折了，也得站在第一线。
采访结束，我们离开，钮茂生和他的部下们继续分析和等待。我们有一个摄像留下跟踪拍摄，后来他告诉我们，这一间办公室里的人们都是一夜无眠。
刚刚离开水利部，我就接到节目组的呼叫，由于今晚有可能分洪，让我回台里火速制作明早的《东方时空》节目。
当我回到台里，已是傍晚时分，台里的气氛并不比水利部轻松多少，大家嘴里谈的都是水。而巧合的是，就在当晚，CCTV要直播大型赈灾晚会《我们万众一心》。可能要分洪的消息传来，参加演出的人们心情与往日都有所不同，台领导和导演组也商定好，如果晚会播出的时候传来分洪的消息，大家就一起高唱临时排练的《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是在办公室里一边讨论第二天早上的节目一边收看直播晚会，一笔又一笔的捐赠在屏幕上报出来，国人在大水面前空前的慷慨和团结。
而在抗洪前线，这一天也有着生死存亡的味道，分洪区的人几天前就已经强行撤出分洪区，但里面是否空无一人，人们的心中没底，为分洪做准备的炸药都已经在堤上埋好。如果分洪命令一下，几里长堤就将片刻被炸开，洪水将在分洪区内泛滥，没人敢想那将是怎样的场面。而在这一天，记者的日子更加难过，他们都在第一线，我的同事张恒就在离炸药不远的地方，准备报道分洪的情况，其他的记者也都在很危险的地段，等待决定长江大堤命运的那一刻。
就在我准备第二天早上《东方时空》如何报道分洪的时候，突然接到台里通知：火速准备，一会儿如果分洪，中央电视台准备进行五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你来出任主持人。
接到这个突然的命令，离可能直播的时间还有三个小时，不过近一段时间来，我每天采访的都是和大水有关的内容，加上刚刚采访完钮茂生部长，因此心里比较有底，特殊情况下，反倒没有任何直播前的紧张。
我们准备直播时请一位专家进演播室，大家一致意见，还是请长江三峡大江截流参加直播的专家陶景良。电话打过去，老陶一口答应，我火速把他接到台里，老陶在家里已备好大量资料带了过来。没想到，三峡截流后我们分别，这次又因分洪而聚合。
方案很快拿出，直播准备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用这么短的时间进行这么大规模的直播，中央电视台历史上找不到先例，国际电视史上怕也不多。
只等待是否分洪的最后决定了。
等待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分洪区的代表正好出席了台里的赈灾晚会，晚会结束后，敬一丹发现了他们，就把他们请进了我们的节目，他们的手中捧着装满泥土的罐子，激动地说：“这里是我们最后的泥土。”一句话说得我们百感交集，悲壮的气氛被进一步强化。
还是在不安中等待，走廊里遇见李东生副台长，他问我：“怎么样？”“没问题。”我们擦肩而过，看得出来，作出直播决定之后，李台长心中的压力。
机房里，电脑上“前方记者 孙玉胜”的字幕已经打出，通过电话我们得知，前方的记者都已到位，到达危险的位置，只等直播的开始。CNN等国外媒体得知我们要直播的消息，也纷纷打进电话，要求提供信号。大水，不再只是中国的灾难。
赈灾晚会结束了，仍没有分洪与否的消息。是啊，这个决定太难下了。我们还是等待，为了准备直播，中央电视台这一夜的节目没有中断，破天荒地连续播出着。到了凌晨3点多，我们接到消息，暂不分洪，回家待命，有可能早晨的时候分洪，呼机手机都别关，接到指令立即来台。
我把老陶送回家后，自己也回了家，呼机和手机都放到枕边，等待，使得自己根本无法入睡，直到早上太阳升起，呼机和手机都很平静，这才昏昏地睡去。
而在这一夜，在长江的大堤上，抵抗洪水已不是土堤而是人堤，在这密不透风的人墙面前，太阳从宽阔的江面上升起。也许是畏于中国人不怕死的气势，洪水从这一天开始，慢慢减弱了锋芒，胜利离中国人越来越近了。
直播终于没有进行，我无法想象，一旦分洪令下达，那将是中国人记忆里怎样的五个小时直播，而那五个小时，我们又将在怎样的牵挂和不忍中度过。
一场可以留在电视史册中的直播终于在现实中消失，然而远方灾民的家园却保住了。分洪代表手中拿着的罐子，那其中的泥土不再是故乡最后的泥土。我们幸福和快乐地失去这次直播，并欣慰。然而8月16日到17日那十几个小时，在我们的抗洪记忆中再也无法抹去。
三十而立 立在松花江的江堤上
8月20日是我三十岁的生日，其实在平时，我很少过生日，印象中就是在1985年过了一次比较正式的生日，因为那一年的8月19日我接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与其说是第二天过了个生日，不如说是家人想庆贺一下我考上了大学。而在大学期间，虽然宿舍里平时谁过生日，我都会格外地张罗，但是我的生日正好是在暑假，难得同学相聚，一次次也就随意地过去。
可能是三十岁生日有些特别，因此哥哥嫂子和侄儿也都到北京来过暑假，加上早已在北京的妈妈，大家都希望能给我过一个全家团聚的生日。
在松花江的大堤上采访严防死守的解放军军官，在这一次大水中，有一个细节我们是该记住的，用人堤和精神大堤战胜洪水的解放军们，大多是十八九岁的孩子。
但在大水面前，一切都得改变，似乎有预感，8月19日我抽空陪哥哥嫂子侄儿玩了整整一天，晚上把他们送进电影院，自己留在家里。果然接到了时间主任的电话，告诉我，前线需要主持人，希望尽早打点行装，明天就出发到黑龙江。
当时评论部的主持人方宏进已经在长江大堤上，我当然也希望能赶到第一线，黑龙江又是我出生时的故乡，自然责无旁贷。
8月20日晚上，我和同事赶赴机场，向哈尔滨进发。
机场里的情景很有趣，在办手续时，去哈尔滨的人很少，同事和我打趣：现在人们都从灾区往外跑，可能只有记者往里去。大家都笑了。
飞机上人很少，一个半小时后，飞机落在哈尔滨机场。在从机场去市区的路上，到处是水漫公路的情景，这是在后方体会不到的。
在路上已和早到哈尔滨的同事取得了联系，到达驻地后，黑龙江省防汛办的专家已在场，我一边吃饭一边向他们了解情况。晚上11点多，和摄像赶到松花江大堤上，为第二天早上的《东方时空》制作节目。
到达熟悉的松花江畔，场面早已不同以往，松花江抗洪纪念碑周围灯火通明，到处是人，到处是麻包垒起的堤，江面高得有些怕人，而堤的这一边，就是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熟悉的景致面前是自己一种不熟悉的场面和心情。大水终于不再是想象中的画面，而变成了真实的场景。
差十五分零点，我开始报道，心情很复杂。这忙碌的一天竟是自己的三十岁生日，想起来挺有纪念意义。人说“三十而立”，自己事业上虽说没有什么可立之贺，但身体却确确实实地立在了松花江大堤上，这个三十岁真的有些特别。
不过这种感触只是一闪念，我对谁也没有说。报道过后，迅速把画面用卫星传回北京，几个小时以后，大家就在《东方时空》中看到了我立在松花江边的报道。
几天中一直是在缺少睡眠的状态下忙碌，心情随着水位的变化而起起伏伏，很多情节都是在后方感受不到的。哈尔滨人是热情的，在大堤上，一边是忙碌的抗洪军民，一边是自发运送给养的市民，大米粥喝完，绿豆粥又来了。难怪心存感激的抗洪军民会开玩笑说：早知道有绿豆粥我就不喝大米粥了。
哈尔滨市民的生活一如往昔，商业区繁荣依旧，大街上依然人来人往，只有偶尔驶过的军车和几处戒严的街道才告诉人们，哈尔滨市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有一幕颇令人感动。8月22日清晨，由于我们要坐直升机航拍水情，因此很早就从驻地出发，车驶过一个广场，我看到那里有几百位市民正在悠闲地打着太极拳。想必这是他们每日的必修课，那种平和的生活气息不得不让人感慨平静生活的美好。然而一转头，在离他们打太极拳不到二百米的地方，就是堆满了麻包的松花江大堤，上面依然有人在忙碌着，还有人就睡在麻包旁。
一边是安静的市民生活，一边是写着危险的抗洪大堤，这两个反差极大的场景竟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中。我忽然在这幅画面中感受到一种人的尊严，不管危险怎样在眼前，但生活仍在继续。如果在灾难面前，失去生活的尊严，那么灾难将会把我们击败，而只要保有尊严，没有哪种灾难会持续太久的。
这一幕让我从几天来的担忧心境中平静下来，我开始知道：一切都不会有问题！
然而在飞机上看到的水情还是出乎我的想象。江已经不能再叫江了。由于水的泛滥，大江早已不在江道里流淌，江面宽阔得像一个又一个大湖，到处是水。由于东北的抗洪标准大多是对付十五年、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因此在百年一遇的洪水面前，原先的堤坝都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只能任江水泛滥，好在东北地广人稀，灾难才不像长江那样直接危害太多人的生命。
我们的直升机几次降落，都是因为看到很多的灾民，他们就住在公路边上，天灾让他们又过起了大锅饭的日子，面对他们，担忧又多起来。毫无疑问，他们是为了保卫几个重要城市加上洪水太大才失去家园的。但在东北，他们面临的困难可能比长江边的灾民更大：一是因为天气很快就会凉下来，在严寒到来之前，他们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重建家园；二来，东北的粮食是一年一季，一场大水已经使他们一年的劳作付之东流，这种惨痛更甚。
水会退下去的，而对人的担忧又开始上涨。大水过后，我们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因为归根结底，抗洪不是为了退水，而是为了保人。
那次空中飞行结束，让我对东北的水情有了充分的了解，更让我对中国“九八”抗洪有了直观的感受。距离这次飞行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会想：没有了水的威胁，现在那些灾民都已经得到很好的安置吗？他们的日子过得怎样？尤其是几个江边城市的人们更应该时常想起，为了保卫城市，多少农民兄弟失去了家园，难道在危机解除之后，我们不应该为此伸出援手吗？滴水之恩都该涌泉相报啊！
大水过后
秋天就要到来的时候，大水从南到北慢慢退去，大家开始有了一种胜利的感觉，不过在欢庆的同时，内心深处，我们开始有更多痛定思痛的东西。
对于这次南北大抗洪，钮茂生部长在8月16日接受我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是个很好的评价：“我们是硬件太软，软件很硬，结果是硬件不够软件补。”
这次抗洪的胜利，是人的意志发挥到极限后的胜利。除去沿江民众，十八九岁的军人用他们刚从少年走进青年的肩膀担起了这个国家的危难，在感谢他们的同时，我们不该自责吗？对水利的投入一直不够，虽然表面上每年的数字在增长，但和国力增长的速度比起来，水利的增长速度是慢的。我们怎能依靠人海战术来弥补我们金钱投入的不足呢？
在很多人心里，一直对洪水有侥幸心理，像赌徒一样，总认为洪水也许明年才来，今年就先这样吧！而洪水今年真的来了，就只有在慌乱中筑一道人堤。
更何况还有腐败。九江的堤防在没出事之前还被当做固若金汤的样板工程而被媒介宣扬，表扬的话音未落，九江大堤却率先决口，原来“固若金汤”的大堤是一个“王八蛋”工程。这豆腐渣一样的大堤里埋藏着怎样的腐败和渎职呢？而这还仅是九江一地，长江堤防中，还有多少这样的蚁穴呢？因此当我们都同意“九八”洪水是天灾的同时，是不是也能在心里悄悄地告诉自己，这其中也有相当多的人祸因素。
面对“九八”抗洪，还有一种经验值得总结，由于各种媒体得到授权全面介入抗洪报道中，全中国人的心才凝聚到一起，成为战胜洪水的决定因素。无论怎样的灾情，人们应当有知情权，这样救助才会及时，胜利才会来得早一些。在1999年，其实长江的洪水也不小，但由于媒体忙于法轮功的宣传，水情的报道多少有些被忽略，这似乎有些危险，因为水火从来无情，让人们更早的知道水情，也许会有更多一些人的生命被保全。但愿以后新闻媒体在灾情报道方面能有更多的自主权，以便好心的中国人能及早地伸出援手。
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在这场洪水面前暴露无遗。上游的滥砍乱伐，中游的围湖造田，行洪区成了人们的家园，这一切都使得“九八”洪水加重了太多，而这一切的出现都不是一日之“祸”，是在人们只顾眼前利益的情形下一步一步累积起来的，最后给自己带来了灾难。
洪水结束之后，我一直向很多的被采访者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我们难道还要相信人定胜天吗？”
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否定的。
1998年11月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来到水利部，在充分肯定了钮茂生部长的工作成绩之后宣布，为加强河北省的领导班子，钮茂生调任河北省任代省长，原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汪恕诚调任水利部任部长。
当我和钮茂生拍下这张照片时，他已在河北省省长的位置上整整做了一年，眼前的大江大河变成了城市、乡村、牛棚和菜地，钮茂生乐在其中，做起事来还是风风火火，说起话来，还是快人快语，只是在谈起自己多年水利生涯时，神情间才有一些留恋和割舍不下的情感。
汪恕诚是个老水利，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这个履历让我们知道，他和胡锦涛是同学。毫无疑问，在中国的领导层中又多了一个水利出身的干部，尤其是在洪水过后，一个老水利出任水利部长的位置，更让人感觉到，水利工作已经纳入到更科学的轨道。
在汪怒诚部长上任不久，我采访了他。汪部长是在特殊情况下上任的，却表现得非常轻松和直率，这一点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也问了他关于“人定胜天”的问题，汪部长的回答让我踏实一些。
他说：“和大自然的斗争，应该这样来认识，努力地去掌握客观规律，掌握以后运用这种规律为人类服务，但一定要顺应历史的发展，顺应客观规律的发展，违背了这种客观规律就要受到惩罚。”
“九八”一场洪水，虽然最后似乎是人取得了胜利，但它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沿用了几十年的“人定胜天”口号可以在中国很自然地消亡了。在大自然面前，任何以人的主观意志去违背自然法则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
之后，我又问了汪部长一个问题：“在你和钮茂生部长交接的时候，有没有沟通一些什么？”汪部长说：“有，我对钮部长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想起你在党校的一次讲话，当时我是学员。你在讲话中讲水利工作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我现在到了你这个位置，我也要过这样的日子啦！’”
在我们采访汪部长的时候，大江南北的水利工程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而汪部长刚刚从那儿视察回来，我就问他：“看到的情况比你想象的好还是……”
汪部长坦率地回答：“从群众发动的人数，从出工的人数，从机械的台数，应该是轰轰烈烈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还是发现一些问题……作为我的位置，可能多发现问题更好。”其实，“九八”洪水已经把很多问题暴露出来，想必几年部长生涯当中，汪恕诚不仅要面对年年的洪水警报，还应该把很多暴露出来的问题一一解决。
中国人常讲：“好了伤疤忘了疼。”但“九八”洪水这道伤疤实在太大，疼痛应该让人难忘。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暴露出荆江大堤修补款项被截留三分之一的消息。我们总是无法乐观，因为总是有些人伤疤未好却可以迅速忘记疼痛。
在“九八”大抗洪之中，有一句经典呼吁：“我们能不能多买些药少买点棺材！”这是一句形象的比喻。如果在灾难未到之前，我们把很多工作做好，犹如平时多买些药，让孱弱的身体慢慢地强壮起来，这总比灾难面前，我们多买棺材强得多。
是多买药还是多买棺材，这是一笔谁都算得清的账，也是1998年的南北大抗洪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