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海航展的直播中，由于身后飞机表演声太大，我只好戴上耳机，被人称为“很像飞行员嘛！”从那天的装束和表情上看，航展的直播是很让人放松的一次。
直播刺激：在恐惧中快乐
现场直播，在我心中曾经一直是当一个理想在耐心等待。
1996年1月份，我在一篇论文上呼唤新闻直播时代的来临，并偏执地认为，如果没有现场直播的大量涌现，就谈不上什么新闻改革，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新闻节目主持人。
不过，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对现场直播新闻类事件何时大量涌现，并不敢抱太乐观的态度，因为文艺和体育类的直播都不会让很多人太过担心，假设出了一些问题，也很难和政治靠上边，可如果是新闻类事件，采取现场直播的报道方式，那透明度就太大。因此，采用这样的报道方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所以，我悲观地以为，大量新闻性直播节目该是几年之后的事情。
但新闻领域内的竞争毕竟日益白热化，谁都知道，飞机不飞是安全的，可为了这种凝固的安全，飞机就真的不飞了吗？显然不能！
1997年一系列大的事件，为现场直播新闻类事件搭了一个最好的舞台，中央电视台别无选择。虽然对香港回归七十二小时的报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毕竟一切都安全地直播了，这让许多人宽下了心，现场直播报道自此以后终于蔚然成风。在之后的几年中，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地出现在观众面前，成了我们多少已经有些习以为常的报道方式。
这样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也再次证明我当初对现场直播报道何时出现的判断有些太过悲观。
势头令人高兴，可目标还很遥远。在新闻领域内，先走一步的是大型新闻事件的现场直播报道，而下一步应当是中型，甚至是小型的新闻事件都采用现场直播报道的方式，让观众真正与事件的发生保持同步，让新闻报道的透明度更高一些。与此同时，一些新闻评论或访谈类栏目也能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进行播出，那是更大的进步。我不知这样的目标，实现起来需要我们付出多少年的时光，但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再次希望我此时的判断是保守的。理想实现的速度远远快过我的预期，那最好，因为，每当看到国外电视台尤其是他们的新闻报道上不停地出现LIVE字样都让我深受刺激并热切地向往，我喜欢那种在LIVE状态下的新闻生涯。
梦做得远了些，还得把思绪收回。虽然自己对现场直播报道出现的时机判断有些保守，但当新闻性事件的现场直播报道接连在中央电视台出现之后，我却非常幸运地与之开始了紧密的相连，从最初的香港回归到最近一次的飞越新世纪，大部分的现场直播报道，我都幸运地参与其中，这种幸运甚至改变了我的目标。如果说过去仅仅是希望在屏幕上争取做一个智商还不算太低并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主持人，那么，参与了多次现场直播报道之后，我希望，将来，自己的一切能力都是在直播状态下展现出来。我想，这不仅是我的目标，从某种角度说，也该是中国电视的目标。
几年之中，一次又一次的现场直播报道，在我的眼前，像电影片段一样快速地飞过，每一次直播都可以台前幕后地写上长长的文章，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必须浓缩。于是有了以下的片段，虽不完整，却是我个人成长的碎片，是现场直播在中国成长的碎片。
1997年11月8日，长江三峡大江截流现场直播
参加这次直播，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大家的竞技状态都很好。
回过头来想原因也很简单，一来香港回归的直播报道虽然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观众的宽容，然而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多少有一种渴望再战的冲动，不想挽回一些什么，却想做得让自己满意些。另外经过香港回归，大家的心理素质和直播业务都得到很大提高，因此，面对三峡大江截流的直播，大家的心里似乎有底得多。
直播的形式也很独特，我们到达宜昌，全部住进一艘五星级的大船——东方皇后号。和这艘船紧挨着的就是这次大江截流指挥部的船，信息的沟通由于这种很近的距离变得简单起来，再不像香港回归直播时很多事情靠的是猜测。
大家都住在船上，对于大型事件的现场直播报道来说，这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就是哪个位置的人都随叫随到，各工种的人都可以快速解决自己分内的事儿，工作效率高，内耗减少。
十几天的时间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着演练，二十几个机位，天上有直升飞机，客轮甲板上搭起了露天演播室，身后一百多米处就是大江截流的龙口，还有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一切因素都显示出，这一次直播报道，是在一种极好的兆头中向前走。
对于我来说，好兆头依然是丢东西。
从北京出发时，戴上了一块新表，在经过了短短的空中飞行之后，到达宜昌不久就发现，表不见了，这是我第一次戴比较正规的机械表，却以丢失告终，我只好和众人自嘲：香港直播时丢了手机，直播没出什么错，这次直播又丢了手表，肯定一帆风顺。
结果证明我的预言是正确的，整个直播过程中一帆风顺，我和方宏进出任总主持人，在那江风不时吹过的露天演播室中，在没有提示器的情况下，大段大段的主持语脱口而出，甚至导播会在耳机里冲我喊：“少说点儿！”
十几个小时的直播很快过去，那些内容相信都已留在很多观众的脑海里，事隔很久，我倒是应当把另外两件观众不知道的事情记录下来。
在直播进行的前一天晚上，李鹏、丁关根、罗干等同志来到露天演播室，出乎意料地嘱咐我们：“明天直播时，一定要雅俗共赏，不能只让专家懂，老百姓听不懂，反而是要观众一定要听得懂。”
当时我和老方以及嘉宾主持陶景良都在，后来我们和嘉宾主持陶景良开玩笑说：“我们想专业都专业不起来，你这专业人士可得雅俗共赏一些。”
果然第二天陶景良发挥得极好，真的做到了雅俗共赏。其实不光这一次直播，做任何电视节目，自我欣赏、曲高和寡都是没有市场的。
在直播即将开始的早上，吃饭的时候，方宏进看到杨伟光台长，就上去问他：“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直播了，您对我们还有什么嘱咐吗？”杨台长很轻松地说：“放开了说。”
至今我都在回忆“放开了说”这四个字背后的一种大度，我相信这四个字对我们当天直播的良好状态起到很大推进作用，因此要感谢杨台长，感谢一种自信的放手，这是现场直播报道能向前推进的重要保证。
所以我真的希望，在每次直播开始前，都能有领导拍着我的肩膀来上一句：“放开了说。”我们都会不辱使命的。
第三件要说的事，是当天晚上直播结束以后发生的。
直播刚完，只经过短短两个小时的调整，我们做直播的那艘船就驶离了宜昌，开往武汉，第二天让我们从武汉回京。
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船上的歌舞厅里狂欢，平时矜持的人们也都拥有了极度放松的神情，高分贝的喊叫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在露天演播室后面不到一百米，就是三峡大江截流的龙口处，直播中抽出时间，和我们的杨伟光台长照张相，平常见惯了杨台长穿西装，那天杨台长穿上工作服，在我眼中，更像是一位对后辈寄望很多的长者。
大家都在酒精的帮助下释放激情，但我知道，这种超常的狂欢，是因为在此之前的二十来天时间里，现场直播这四个字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表面上轻松是每个人对其余人的安慰。
而直播顺利结束，人们如释重负，于是狂欢，“大家重新还阳了！”
1998年3月19日，现场直播朱镕基总理和其他副总理的记者招待会
这场现场直播的新闻记者招待会，相信已经以一种经典的方式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但说句马后炮的话，我们直播前就已经对这种经典性有所预感。
这场直播是我们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九届政协一次会议十场直播中的第十场。
这届两会前所未有地进行了十场直播，依然要感谢香港回归和三峡大江截流的顺利直播，没有1997年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就不会有后来的直播探索。
这次两会直播报道的最大特点还不是十场这样一个超常的数量，而在于报道的方式也是全新的。
在此之前的重要会议直播，出于各种考虑，我们大多数采用信号直接切进会场的方式，前面没有主持人的介绍，后面也没有适当的点评，好处是安全，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相关背景的介绍，不符合电视的特点；另外由于各种原因，当会议推迟进行或是突然有一些意外情况出现时，都只能尴尬地等待或是粗暴地把信号切走，然后让观众在猜测中议论纷纷。
九届人大和政协的十场直播则完全不是这样，每次直播的开始有主持人的相关介绍，利用图板和专题片的穿插，对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和引导，然后在直播有关议程之后，加适当的点评和要点分析。会议的直播由于这种报道方式的变化显得专业化了一些。
我出任了这十场直播的主持人，在跨越多天的会议中，高密度地一场接一场进行直播，状态一直是兴奋的，我喜欢这种全新的尝试和两会中一些全新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最后一场朱镕基总理记者招待会是个重头戏，朱镕基是个能出“彩”的人，直播将使这种“彩”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记者招待会之前，两会闭幕，我们在演播室里详细介绍了朱镕基总理的背景资料，并简单分析了他走上总理位置之后将面临的挑战。非常幸运，我的结束语刚讲完，朱总理走进会场，招待会开始了。
由于在此之前，我们内部看到了朱总理在香港世界银行年会上的演讲风采，因此知道，朱镕基的语言能力、幽默特点、自信本质是很难掩饰的，因此高潮的到来一定很早。果然，朱总理自信地面临问题与挑战，于是也有了“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样的经典语言流芳将来。
在整个记者招待会过程中，我们一边听着精彩的问答，一边紧张地进行要点摘录的工作，因为招待会结束后，我还要把这一切总结给观众。因此，那一段时间，我们的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于朱镕基精彩的回答，紧张于将要进行的要点分析。
在这个过程中也受过刺激，那便是朱镕基对凤凰卫视的格外青睐，但受刺激的同时，我为卫视的朋友高兴，同时也相信，对卫视的表扬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欢迎这种鞭策。
精彩的记者招待会结束，我坐回演播台开始结尾的评点，很自然的，我发自内心地由这几句话开始了点评：“一场精彩的记者招待会结束，股市该涨了吧！”当时这句话脱口而出是出于一种兴奋中的直觉。事后我幸运地得知：这句多少带有调侃味道的话应验了，香港股市当天上涨了三百多个点。但我想，这不是我的幸运，而是朱镕基精彩表现后的必然。
忙中偷闲，在朱镕基总理记者招待会的直播中，和屏幕里自信的朱镕基合个影。
这之后，我又用了“自信”“幽默”等字眼评价了新任总理，并对当天记者招待会的要点进行了总结。没想到，当天美联社针对我的这番话发了通稿：
“在这场面向全国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后，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赞扬了新任总理的幽默感，这在国家电视台关于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报道中是极为罕见的。”美联社接着引用了我的大段评论，以此作为中国政治开放度增加的一个标志。
我很庆幸这次直播能在进一步树立中国改革开放良好形象方面付出自己的努力，而更让我高兴的是，一届成功的两会以及成功的总理记者招待会让亟需信心的中国人得到了一些信心。不过我并不敢太过乐观，因为中国改革到了最艰难的时刻，乾坤并非轻易能扭转，信心是基础，但更需要耐心，对于我们和朱总理来说恐怕都是如此。
1998年6月27日～6月28日，现场直播江泽民、克林顿在人民大会堂的记者招待会及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
接到让我主持这两场直播的通知，我感到非常意外。这种意外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克林顿来访，我以为自己没有介入的机会，但水均益要去上海等待在那里采访克林顿，因此我也“国际”了一回；而更意外的是，我们都知道，江泽民与克林顿的记者招待会注定是不同价值观的一场对话。最初我很难相信这样的对话会现场直播，向全国和全世界直播，作这种决定是需要勇气的。
通知我的时候，我正在路上，领导的口气是认真的，于是我马上赶回台里，这时，离正式直播只有三天的时间。后来，很多海外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说，离克林顿在北大演讲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上面才下令允许直播，这完全是杜撰的细节。
其实，从操作角度说，这次直播难度并不大，难的只是怎样选择恰当的语言来进行事后的评论。
6月27日上午，直播准时开始。在不长的背景分析和开场白之后，江泽民和克林顿的记者招待会开始，针尖对麦芒，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在双方领导人和善的外表下激烈地进行着，我一边看一边感慨：如此精彩的对话，此时正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展现在全体国人的面前，没有遮挡没有更改，一切都原汁原味，人们可以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中美两国领导人公开谈论过去被列为敏感的“人权”、“宗教”等问题，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
事后，国内外各界人士也纷纷对此发表评论。
“中国政府已有信心，不会因为这种毫无遮拦的直播而造成社会性问题，也不会因此而造成共产党员思想混乱的问题。”
“这是一种进步，过去，中国不愿意，心里也不敢这么做，现在胆子大了，中国觉得目前已有本钱，可以公开和世界对话了。”
“直播真是令人惊喜，先是吃惊，后是开心，也说明中国新闻方面已相对宽松。”
…………
记者招待会在双方领导人针锋相对中快速地进行着，虽然时间已比原定的向后顺延，但还是觉得好像很短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朱总理正在钓鱼台等候宴请克林顿。显然，延长了的记者招待会让他久等，但当时我想：朱总理知道了这精彩的记者招待会，一定在等待中会理解和开心的。
记者招待会就要结束，我快速地在演播室里写好结束语，导播台指令是：由于时间因素要短，我在一番简短评论之后，用这样一句话收尾：“不管怎样，面对面总是好过背对背。”
第二天上午，克林顿去北大演讲，精彩程度比我最初预期的要弱，可能是这样几个因素造成的：一、当我开场白过后，信号按原定时间切到北大，却发现，克林顿迟到了，于是画面只能无奈地等待，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被无用的画面浪费掉；二、演讲及回答问题过程中，美方提供的同声传译水平让人不敢恭维，于是，造成观众收视疲劳；三、气氛不够活跃和开放，本以为会更加惊险和犀利，但常规化了一些。
这胃口显然是因为前一天透明度极高的记者招待会挑起来的，公平地说，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能现场直播已是非常让人惊讶的事。因为这和头一天的交锋有所不同，在北大，是克林顿的一言堂，毫无疑问，这是美国价值观充分展示的时间，而中国人依然可以透过屏幕去分析、聆听……我佩服决策者作出直播决定的勇气，结果证明了，我们的免疫能力早已不是过去可以同日而语的，一两段另类言语不可能就让民众轻易交心。这就是进步，这也应该为后来相类似事件的直播提供信心保障。
但在直播的结束语里，还是没有客气，正如国外媒体所说的那样：
“克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美方主导，向中国和全世界做现场直播，但是美方的中文翻译却结结巴巴，断断续续，造成听众困惑。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不客气地加以嘲讽，名主持人白岩松说：由于美方技术原因，有一些提问听不清楚，请观众原谅，中文翻译是由美方提供的，也许语言习惯不一样，有些听不太懂。
“他一脸严肃地说：看来，美国还需要更多了解中国，有时，还需要从语言开始。”
看来，犀利的语言是容易引起重视的，这段语言被多家海外媒体加以转载和评论，也让我小小地出了一些风头，但真正大出风头的还是中国。
克林顿在上海回答水均益提问时就谈到，在中国访问，两次活动被直播是他最惊讶的事。
事后，美国驻华大使也给中央电视台领导来函，其中说到：在人民大会堂和北京大学进行的现场直播将会作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被人们铭记。大使尚慕杰先生说：正是这种勤勤恳恳、勇于开拓的工作作风使成功的外交活动成为可能。
从我自己本人来说，这次直播并不困难，前后说话的言语也并不多，但我发现，在写直播文章时，它却占据了最多的篇幅，这实在是因为，现场直播所拥有的透明度和开放性的魅力，在这两场直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中国，它又是开先河之作，相信在今后，这样的直播会司空见惯。
1998年11月8日，现场直播珠海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开幕式
这似乎是一次相对轻松的直播，因为它的趣味性大于政治性，观赏性大于思想性，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在观众大饱眼福之后，一些另外的因素让我轻松不起来。
这个开幕式之所以好看，是因为简短的领导讲话之后，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飞机特技飞行表演，来自中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飞行表演队将各自展示拿手绝活，在天空中把飞机当笔来画精彩图画。
对于我来说，这次直播从风格上是一次挑战，必须像足球评论员一样，看着电视屏幕上精彩的特技飞行来现场解说。稍有遗憾的是，我们的演播室搭在现场的高台上，表演就在我们身后的天空真实地进行，而我则在演播室不能回头，只能盯着屏幕来饱眼福，然而这就是工作。
准备是充分的，不仅各种资料详尽，而且请到了重量级嘉宾：原空军副司令员、中国空军最早的飞行员之一，林虎将军。
在准备过程中，忧虑出现了，人们目光的焦点当然是我们的八一特技飞行表演队和俄罗斯特技表演队。但私下里，我们得知，八一特技飞行表演队中的长机驾驶员，一位非常优秀的特技飞行能手，却在这次航展之前的一次训练中不幸坠机。看得出，他的同伴们神情中多少带着悲伤，了解到这个情况，我们开始替他们捏了一把汗，这次飞行会一帆风顺吗？
还好，毕竟是久经沙场的军人，直播当天，他们的飞行非常完美，赢得现场和电视机前很多人的掌声。
但风头也被俄罗斯的特技表演队抢去不少，并不是他们的飞行无懈可击，而是他们驾驶的苏27和苏30实在太吸引人的目光。
我们八一队驾驶的是自己研制的歼八，但和苏27和苏30比起来，差距是明显的。无论是起飞距离，还是作战能力，苏27和苏30都占尽先机，这种差距开始让我们的心情复杂起来。
在我们自己的天空上直播一次精彩的特技飞行表演，苏27和苏30却抢走很多的惊呼和掌声，这让我们在现场，很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大家在直播前和直播后，闲谈中谈的最多的是苏27和苏30，但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些期盼：什么时候，我们能用自己的飞机在与别人的同场竞技中抢尽风头呢？我真的希望到那时，再直播一次特技飞行表演，那次直播一定会有更多的激情。
直播过去很久，在那次直播过程中得到的我们自己的“飞豹”飞机模型一直放在我的家中。在这次直播之前，我并不是一个航空知识的发烧友；直播过后，由于苏27和苏30骄傲的轰鸣声一直在我的耳边响起，对此，我变得有点儿发烧。在这风云变幻的世界里，落后就要挨打，虽是老话却依然可当真理。
一上午让人眼花缭乱的现场直播在人们快乐的惊呼中很快过去，但一种期待却在很多人心中埋下种子。或许这也是现场直播的另一种收获和魅力。
1999年3月26日～4月3日，现场直播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庭审过程
1999年1月4日，元旦刚过，从重庆市綦江县古南镇传来一个噩耗：当晚18点50分，綦江县城内横跨綦河的交通要道——虹桥整体垮塌，结果死亡四十人，其中十八名为武警战士，另有十四人受伤。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这座桥从建成到垮塌，时间不到三年。显然，这起垮塌事件属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1月8日，重庆市纪委常委决定，对在綦江虹桥事件中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原綦江县委书记张开科、副书记林世元等十七人立案调查。这之后，仅十八天时间便完成了由立案到向检察院提请逮捕的全部程序，于是也就有了从3月26日开始的近二十小时的大型庭审直播。
在重庆虹桥垮塌案的庭审直播中，两位嘉宾一位是法学专家，一位是重庆来的建筑专家，这种配备，使得近二十个小时的直播既不枯燥又能随时答疑解惑，复杂的庭审让人轻松地看个明白。
一年，是个怎样的时段？放在历史长河中，可能连“弹指一挥间”的比喻都不恰当，但对于有些事的变迁来说，却给人沧海桑田之感。
1998年夏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公开庭审，这在当时是改革新举措，给人以巨大的新鲜感，我立即以“今夏很透明”为题在节目中鼓掌欢呼。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199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已规定，去年还是新鲜事的公开庭审已经变成必须。这种变化让人惊叹。
也因此，1999年3月26日上午，我以主持人的身份坐在“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庭审直播”的演播室里，公开庭审与现场直播已不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我更加关注，公开庭审和相应的直播还能为这个变化的社会带来什么？
直播热线电话接连不断，以至于开始只设立一部电话而到最后一天改成了两部，观众在电话中的表现也体现出一种成熟，他们更关注怎样制止腐败，怎样在机制上确保更多的建筑没有质量问题，怎样让今天的工作不为明天留下隐患。在其中，我拿一位观众的电话内容当了3月26日上午的直播结束语：桥，没有监理会跨塌，而领导没有监理会怎样？
宣判结束后，观众在电话中表现得平静而成熟，他们没有发出太多的疑问：是不是舆论的广泛介入导致宣判或轻或重？
公开庭审和现场直播最大的好处也许正在于：司法系统与公众都能增强更多的心理承受能力。慢慢地，新闻记者采访庭审的越来越多，直播庭审也会多，司法系统习惯之后，加上自身的完善，当然越来越公正地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地行使法律手段来判决，舆论关注的大小不会让他们在定夺时左右为难。而当司法越来越独立和公正的同时，公众对法庭的审判也自然会越来越尊重，而不会产生判轻了还是判重了的人声鼎沸。
这正是我们希望和正在看到的变化。
一直有件事我记忆犹新，当初一青年对里根行刺，后来法庭宣判，该青年有精神病史因而无罪。宣判之后，记者的话筒伸到当时的总统里根嘴边，里根平静地回答：也许他们说得有道理！
针对我们的庭审直播，也有些人表示担心，传媒的介入会不会让司法不够公正，但我特别想反问的是：在传媒和公众没有介入之前，我们的司法是公正的吗？如果现阶段传媒和公众的介入有助于司法在将来达到真正的公正，那是该掌声鼓励的。
这一点似乎可以从庭审直播的另一个收获中得到验证。綦江县委书记张开科并不在被审判的名单里，但在庭审直播的过程中，无论律师还是犯罪嫌疑人都使张开科的问题暴露在全国观众的面前，显然，张开科是无法在家独享清闲了，于是庭审直播之后，他也被立案侦查，终于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处理。
您看，增加透明度，如此有助于司法接近公正。
1999年10月1日，现场直播国庆五十周年庆祝大会
从没有哪一天的天气被我如此强烈地关注着。在9月30日下午，北京的雨不停地下，天空迟迟没有放晴的迹象，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第二天上午，十几亿人的眼光都将投放到北京天安门广场。
在9月30日傍晚的餐桌上，第二天天气预报被我们兴奋地互相传递，这是北京多名气象专家聚在一起最后拿出的预报，10月1日，共和国五十周年庆典这一天，北京天晴。
可窗外的雨依然在下，我们只能在天气预报面前谨慎地乐观，相信很多人心中会默默祝愿：让天空放晴吧！
自从接到让我主持国庆庆典节目的指令后，我的心情一直有些兴奋又有些紧张，可能这一次直播太过重大，那么多人的目光云集于此，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成功。
但北京的雨不停地下，转移了我的注意力，那天晚上，我们第二天要做直播的都没有回家，一起住在长安街上的一家饭店里。为放松心情，打了一会儿牌，牌局落幕，大家准备睡了，我发现很多人不约而同到窗口向外张望了一下，可是，雨还在下。
一夜睡得不踏实，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敲在我的心里，清晨迷迷糊糊地起床，马上走向窗口：奇迹，北京的雨停了。
我的心情随之放晴，我知道，今天的直播定会成功。天气的放晴就如一针强心剂，让我的状态好极了。
果真如此，直播顺利开始，在我的开场白中，我立即加上了一句话：北京雨过天晴，是一个适合庆典的好天气。
几个小时匆匆而过，那一幕又一幕精彩的画面现在已经成为经典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在天安门广场的直播画面切回演播室后，我的结束语随之而出。在当时，我是有些激动的，这五十年的路程，中国走得很难，眼泪欢笑此起彼伏，没人不会感慨万千，也因此，我在结束语的最后一句话中用了四个字：祝福中国！
我这儿的直播结束，上了楼上的导播间，那里由于精彩回放还在播着，因此无论台领导还是工作人员，神情依然紧张，因为这场直播对于中央电视台来说，毕竟是一场大考，不到播出结束，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随着最后工作人员字幕单的飞过，直播顺利结束了，一瞬间，现场的所有人员似乎还没有缓过神来，屋子里出奇地安静，这一瞬间过后，压抑了很久的掌声终于爆发出来，大家一个多月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
那一个中午的北京，景致与空气格外迷人，在台里简单吃过几口饭，我就匆匆回家了。我知道，一段日子以来，我的内心一直紧张，而家中的母亲和妻子一定比我还要紧张，这下走出考场，我该回家和他们去分享紧张后的轻松与快乐了。
那一个下午，我和家人在京城四处闲逛，和周围人一样，两面小红旗在手中拿着，看着人群中一张张喜庆的笑脸，我的快乐也在空中飞。从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对中国的明天信心十足，就为今天这人群中的笑脸，中国也该创造美好的未来，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太不容易了！
不停地有电话打进我的手机，好几位极有本事的外地记者开始了对我直播后的国庆采访，对最初的两位记者，有一句话我说的是一样的：五十年已经过去，最重要的还是明天，我们都该想一想，十年后，我们将在怎样的中国和怎样的心情中去庆祝共和国六十岁的生日呢？这之后，我便把手机关了，在国庆的那一个下午和焰火点缀的晚上，我只想放松地在人群中游荡。
1999年12月31日～2000年1月1日，现场直播二十四小时特别节目《相逢2000年》
澳门回归的直播刚刚结束，我们就投入到这次人类迎接新千年的直播准备中，即使这样，面对二十四小时的直播，我们满打满算也就有八天的准备时间。
紧张得有些惊险，一直到直播开始前，我们的心才算有了底。如此短的准备时间，最后一切还算顺利，说明中央电视台面对大型直播节目越来越多了些平常心。
从我本人来说，内心深处并不希望这次直播的观众特别多。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道理很简单：这一夜千载难逢。有可能的人们都该走出家门，去人群里、去迪厅、去酒吧、去山顶、去海边……无论哪里，去玩去狂欢。而如果我们的观众多了，则意味着，太多的人又是守着电视过的千年交错那一时刻，这有些太过平淡了。
新千年的第一天，去和“天”与“地”联络一下感情，外表有些轻松，内心却很度诚，只是怀中的儿子未必知道：干吗不在家里待着？
不巧的是，我却必须守着电视过那一神圣时刻，圣火点起，钟声敲响，我只是和身边的水均益握了一下手，便又聚精会神地看着监视器，因为那一时刻我们的任务是：如果直播信号出现问题，我们要立即在演播室开侃。
您看，如此紧张的状态，我又怎么来得及感叹千年已过呢？
我直播的段落结束时，已是2000年1月1日的凌晨1点多，在台里又待了一会儿，两点半的时候走出电视台大门。
新千年的第一个凌晨，北京的街道上车水马龙，狂欢的人们制造了这难得一见的凌晨喧闹。这种情景，让我深深地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生活味道，由于国庆五十周年加之澳门回归和迎接新千年，我竟有四个多月的时间是处于直播的巨大阴影下，而2000年的第一天，我终于可以放松。虽然很短，但已很满足。
在我们台门口，刚才还热闹非凡的中华世纪坛已经安静下来，而在不远处，两辆车撞在了一起，双方正在争执。毫无疑问，新千年的第一天，和往日一样，有人欢歌，有人不如意，所谓辉煌庆典不过只是一瞬，过去了，生活又恢复原貌，继续像水一样向前流动。
回到家中，立即将自己放倒，再睁眼已是1月1日的上午10点，北京没有阳光，但心中的阳光多了起来，之后我带着家人去了天坛公园和地坛公园，并吃了一顿功德林的素斋，这千年第一天也就溜走了大部分。
晚上回到家，拿起《北京晚报》，看到上有《2000年第一纪录》，看着看着，却突然发现，自己也榜上有名，我成了中央电视台在2000年第一天出现的第一位主持人。
仔细一想也真是，世纪坛直播一结束，画面切回演播室，我向观众问了2000年第一声好，可有趣的是，我对这一纪录毫无知觉，这纯属无心插柳误打误撞，一不注意，拿了个第一。
但这个第一并没什么意义，纯属巧合而已。新千年的大幕已经拉开，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电视的现场直播将是一种怎样的发展道路？又将会怎样让人满意呢？更重要的是：中国又将怎样？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