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与短信，甚至电话也没有。在家乡的时候，各个单位怕找不到人，休息的日子都要安排职工轮流值班，而要找人，则直接上门去找，没在家留个条算交代。所以，那个时候，同事互相知道家住在哪里是很正常的事。
上了大学，与家人和同学的联系，主要靠书信往来。记得1986年那一次小型学潮的时候，我一位在四川大学读书的中学同学，给我写来十几页的一封信，厚厚的，一笔一画皆是对时局的分析与评论，而我的回信好像也不短。
越来越短的信，是写给家里的，后来的功能主要是要钱；为了稍加掩饰，前面要汇报一下学习情况，目的还是为最后要钱作铺垫。
信与汇款单，是上大学时最盼望的东西。当时班里负责此类事务的同学牛气得不行，每天午饭后，见他拿着书信前来，都跟看见圣诞老人似的。
如果遇到更着急的时刻，就要出去很远打电报，而打电报是按字收费的，于是为了省钱，都学会了简短表达，花小钱办大事。后来电报退出历史舞台，也间接开创了一种啰唆的文风，算是“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