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历史问题，就必须首先面对靖国神社。
当你真正熟悉了靖国神社之后，你就会知道，靖国神社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外在的花园一般的建筑群落，美丽如菊；另一个是内在的，以其中游就馆为代表的荒唐靖国史观，恶毒如刀。
日本人认为：人死后变成神，于是，神社无处不在，是一个祭奠死去者的地方。靖国神社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靖国神社的大门上，有硕大的菊花图形，熟悉日本的人知道，只有皇室，才可用此菊花，靖国神社的地位可见一斑。
然而，1978年，包括十四名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在内的所谓“英灵”，被放进了靖国神社并供奉起来，其中包括侵华战争的主谋东条英机与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等。从此，靖国神社的性质，在亚洲人的心中发生变异，成为日本一些人扭曲历史的重要场所。
在我身后，慢慢走，就进入靖国神社。做报道时，不远处也有日本警察一直警觉地观察，毫无疑问，靖国神社在日本也是一块是非之地、敏感之地。仔细看，大门一样的“鸟居”与日本国旗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里，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吗？
我们的拍摄申请得到批准，但相关的采访要求未获准，然而文字回答告诉我们：上一年靖国神社的入园者超过五百万人次，当然入园并不等同于参拜和进入游就馆，但年轻人比例有所增加这个事实却让人担心。
陪同我们报道的，是中国人李缨，他刚刚拍完纪录片《靖国神社》，正寻求在日本与中国的上映。进了门，他告诉我另一个事实：二战时，这个看似安静而美丽带国家性质的神社里，也曾设作坊，生产军刀，授予战争中的军人。这或许，正是菊与刀结合的另一个荒唐版本。
真正刺痛人的绝不是靖国神社的外在环境，我说过，如果仅从外表看，靖国神社像一个小公园，很多日本人春天到这里看樱花，秋冬时到这里看金黄的落叶。我们采访时，正值日本大学生毕业的季节，在靖国神社外围的大路两旁，到处是照相合影的大学生，可见它环境的清幽。
然而，这只是靖国神社外在的一面。
如刀的另一面在三处十分明显，十分让人难以接受。
一处是供奉着甲级战犯的参拜处，但由于这是一个单独的场所，不提出申请也进不去，更何况，我们也根本没兴趣进去，哪怕是为了拍摄。
记得好多年前，姜文打电话向我“求救”，原来他为拍《鬼子来了》，去了靖国神社了解情况，但被国内媒体认为“去靖国神社就等于参拜战犯”，让姜文有口难辩。我当然知道，这是“误判”，之后在媒体上也解释了“参拜”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出的行为。而现在，我估计这样的误解可能不会有了。
第二处，也正是靖国神社史观的关键，就是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
“游就”二字，来源于中国《荀子》里的一句话“君子游必就士”，意思是，出行的话，要学习有德行人的规范与品行。荀子如果在天有知，一定会为自己这句话被如此不正义地引用而大动肝火。其实，游就馆就是一个二战的博物馆，宣扬所谓“日本圣战”的核心场所。
在这个宣扬荒唐历史观的游就馆里，有大量二战时的实物、史料、照片，无一不在扭曲着历史。馆内总在循环播放着两部所谓的历史片，其中的解说词大多如此——比如“为解放亚洲，日本在努力”；比如将太平洋战争称为自卫战争；再比如，谈到七七事变，片子说是“因为中国人开枪和挑衅，所以不得不……”，但让人奇怪的是，你为什么不解释，当时那么多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卢沟桥干什么？
我相信，中国人很难看下去，在游就馆里也无法待长，即使是要做节目，我也很快出来了。对着摄像机，我表达了我的看法：看过之后最大的感受已不是愤怒而是想笑，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太过荒唐。
然而，不管怎样可笑或愤怒，游就馆都是一个存在，而且，它代表着一部分日本人对历史的自我解读。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在游就馆的片子中，更多的目标不只针对中国针对亚洲而是针对美国，这一点，近些年美国人也终于有点儿明白，不满与抗议开始升温。
第三处离游就馆门口大约几十米，平日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引来的批评声也少，但其中所蕴藏的反动却不亚于游就馆中的态度，甚至可以说，它与游就馆一起构成了反叛正义的靖国史观。
这是一座雕像，仔细看才知道，是当初东京审判时，唯一一位为日本战犯做无罪辩护的印度律师。大家可以想象，把他当恩人一样为其塑像，背后的心理与态度该是怎样？
综合起来，在靖国神社中显现出来的靖国史观，不仅对抗世界而且对抗历史更对抗正义，这其中清楚无误地为军国主义招魂，为侵略战争平反。所以，绝不仅仅是中国、韩国反对一下就可以的事情，应当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与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8月，法国与英国的极右政治人物，会合在一起，不远万里，来到日本，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一个新的动向，世界上反正义的人士，正把靖国神社当成一个朝圣处，这也正需要全世界的正义力量来关注靖国神社。
采访结束，我要在现场说一段结束语，说什么好呢？当我们走出靖国神社大门，迎面看到远处东京理工大学门上的六个汉字，其中一个“理”字越来越大，深深地触动了我。是啊，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面对历史，同样如此。
告别靖国神社，一路上我在想，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里是个敏感的地方，然而，假如有机会，到了东京的中国人，真该来看一看，知道它的荒唐，了解日本的另一面，也让自己不忘记一些不该忘记的东西。比如，在进入靖国神社的大门之前，有两个石灯笼，也就是纪念碑一样的东西，上面的十几个浮雕当中，有日本军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多个画面，清晰地记录着我们曾经屈辱的历史。作为中国人，看到了，记住了，也就更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2010年寒假，我带着已经上了初中的儿子，第一次来到日本，特意带他去看了这石灯笼上让中国人愤怒并难过的画面。
看完之后，儿子问了我一句：“爸爸，我可以说一句脏话吗？”
我回答说：“可以！”
靖国史观自然可恶，但如果认为日本人都这么看这么想也是错的。面对历史，在日本的人群中，有多种态度，靖国史观绝不是主流，修改过的荒唐历史教科书，使用率也不高，只不过，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就是了。
在日本京都的立命馆大学，有一个态度与认识同靖国神社截然相反的和平博物馆，我们去采访时，看到了日本人面对历史的另一种态度：反思、认罪、期待和平。然而，参观的人并不太多。
之后，我们又到了日本南端的鹿儿岛，那里有一个神风特攻队的“和平会馆”。当初二战临近结束时，日军招来很多的年轻人，上了飞机就是单程票，用生命驾驶飞机撞击美军飞机或军舰，起飞了就再也不归。
我在看日本，他们也在看中国。这就是我从鹿儿岛神风特攻队和平会馆出来后面对日本媒体的场景。也许我说的，不是他们想听的，但说了，也许他们会思考。第二天，节目播出后，有一位日本同行对我说：你说得很好，说得对！
在这个会馆里，既不像靖国神社那般明目张胆地为军国主义招魂，也不似和平博物馆那样清醒地反思历史，而是用“人性”，用“一去不返的年轻人对人世的留恋、他们母亲的面容”完成了展示，一种暧昧的历史观也就蕴藏其中。
由于我们是进入这个会馆的第一批中国电视记者，出来时，有三家日本电视台的摄像机在等着我。我直言不讳地说：“这里有情感，却缺乏反思；有日本人的母亲，却怎么没有想到别人的母亲？”
其实，在日本，反思历史的人不少，这其中，不乏重量级人士。
全世界的报纸中，发行量排第一的是日本的《读卖新闻》，超过一千万份，而《朝日新闻》也排名世界前十，同样是在日本乃至世界都有巨大影响的报纸。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天，《读卖新闻》的老总渡边恒雄与《朝日新闻》的主笔若宫启文对谈，反思历史，批判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做大量史料工作，证明日本当初的侵略战争，甚至南京大屠杀等，大家就可以想到，这在日本，会引起怎样的巨大反响。
而他们二位，的确这么做了。
到了日本，我们先后采访了若宫启文和渡边恒雄。
渡边恒雄已年过八十，在日本有“媒体总理”之称，可见其影响力。在这次采访之后与我的又一次交谈中，他曾亲口称当时的日本首相为“浑蛋”，让翻译很是尴尬，不过这也看出渡边老人对当下日本政府的不满意。
面对靖国神社问题，老人清晰表态：“首相当然不该去。”而至于自己，他表示：“由于不让我的狗进去，所以我从来不进去。”
让老人忧虑的是：“我年过八十了，像我这样经历过战争的人越来越少，要抓紧工作，否则，历史的真相就会被带走。”
采访临近尾声，老人突然反问了我一个问题：“日本怎样做，中国人会满意？”
我回答：“我们都知道德国面对历史的态度，当初德国领导人在犹太人墓前真诚的一跪，促进了民族间的和解，因此，如果中国人感受到日本真诚地反省历史，双方才能向前迈步。”
老人若有所思，不过最后，他说了一句话：“我不是首相，如果我是，我会的。”
我相信他会的。
也正是这样的日本同行与前辈，让我在他们的言语与行动中，看到日本面对历史的另一张面孔。
曾经有人用“暧昧”一词来形容日本人，面对历史，这个词汇似乎更加合适。信奉靖国史观的人是少的，可如渡边先生这样立场鲜明地反思历史的也不多，大多数日本人是暧昧地在那里含混着，心里知道战争是错的，可表达起来，又绝不痛快。比如，一位教授绝对没有恶意地问我一个问题：“当初日本进入中国，是否也帮助了中国呢？”
看着他，我仿佛轻松地回答：“我不征求你同意就进了你们家装修一通，你会不会愤怒？”
他似乎恍然大悟，“是的，是的。”
其实面对历史，日本人的“暧昧”也束缚了日本自己，一天不能清醒反思，一天就背负着历史的沉重，周围的人们，就很难在心中与未来接受他们。我不知道，日本，还可以暧昧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