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问我：“你恨日本吗？”
我说：“我是东北人，你说呢？”
然而，2007年3月初，我要出发去日本，不是开会，不是旅游，而是制作大型系列专题《岩松看日本》，对于中国媒体来说，这是第一次。
自打香港回归直播报道之后，我几乎再没有过因工作而紧张的时候，但去日本之前，我的紧张持续着。不是准备不足，而是无法判断：观众会怎样看待这次行动？他们能理解吗？因为我清楚，在中国人心里，“日本”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出发之前，我们在网上征集问题和建议，没想到，一个副产品是：我不仅看到了好多人的支持与理解，而且在征集来的问题中，有很多很深很专业，显然，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于是，我有些明白：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理性从未缺席，而只要你打算做的事儿是该做的，尽心去做好了。患得患失，对不起那些沉默的人们。
在我去日本的行李中，有近百页网上观众的意见与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带着它们，我觉得踏实。
去东京的飞机，上午九点多起飞，我们七点就到了机场，十几分钟后，我的手机上接到了母亲的短信，很长，我有些诧异。对于母亲来说，发短信是一件颇费气力的事情，我一年到头，也接不到母亲几条短信。
显然，母亲是为我去日本的任务而发。在短信中，她告诫我：涉及日本无小事，百多年的历史，让人们的内心非常敏感，因此到日本做节目时，要把措辞仔细斟酌，最好先落在纸上，以免出问题。
我母亲是一位历史教师，生于吉林，长于辽宁，工作并生活在黑龙江很长时间，出生年份是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死于日本侵华期间，死因据说就与日本人有关。
我知道母亲的心情与担心，我猜想：这不短的短信，该是她几夜未眠的结果。
然而，我们注定出发，因为时间到了，有些事总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