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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了吗?》第三次入台: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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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几年时间过去,与2005年相比,海峡两岸和风尽吹,已太多不同,马英九替代了陈水扁,而陈水扁却在监牢中。台湾人常常拿此来打趣:陈水扁上台下台都是进步与对台湾的贡献。上台是历史新的一页,民主进步,而下台进监牢,更是进步,法制与民主相得益彰。话虽轻松,但对台湾造成的震荡却不小。

这四年间,三通已通,两岸互动之密切,甚至让普通大陆游客去一次台湾,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再不会如我第一次那般紧张、担心与敏感了!

“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是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这是罗大佑的歌词,而如果见面越来越多呢?不会不礼貌,只会更多了解。

交往多了,你也会看到更多。不仅仅是可借鉴的经验,还会有伤口,外在的,和内在的。

“八·八”风灾

2009年8月8日,北京奥运开幕一周年,然而这一天的台湾,却遭受台风带来的巨大创伤。一个叫“小林”的小村庄,一瞬间几乎灭村,一百余位村民被埋丧生。台湾上下震惊,悲伤与社会关注的程度,如同一年前的汶川地震之于大陆。

几天之后,我接到通知,去台湾报道“八·八”风灾,没什么说的,出发。

由于直航,仅仅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台北,坐上高铁,一个多小时后到达高雄。

之后再到小林村和其他灾区的道路就没这么顺畅。“八·八”风灾的巨大威力,肉眼随处可见,到处是山体滑坡,道路中断,桥梁倒塌,寺庙成了灾民收容所,平日里对大陆广播的电台办公处也成了避难所,救灾,成了台湾当时的第一任务。

当我来到小林村,站在高处,第一眼望过去,我便知道,所见的景象这一生都很难忘记。并不是肉眼中的惨况空前,而恰恰相反,滑落的山体覆盖了几乎一切,仅剩下两个原来在高处的房屋还孤独地存在,新的地面上水沟纵横,如果不是旁边的人们介绍:这土地下面就是原来的小林村,你几乎以为,这里,原本就什么都没存在过。

既然来了,就不想远观。由于这是一个山谷,向下要滑落十几米,然后,过一个又一个临时出现的小河沟才能靠近,所以,摄制组无法进入。但我还是没打招呼就自己滑落下去,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里走了几百米的路,大约四十多分钟,终于来到那两个遗留的房子前面,生活的一切痕迹都在,门前站着两只不叫的狗,似乎等待救援。而再近一步仔细看,其中一个房子是平时的宗教场所,可惜,灾难的面前,只保佑了建筑,却无法保住村民的生命。

在我沉默地走回公路的时候,我真实地知道了“八·八”风灾给台湾带来的创痛。台湾不大,任何一场不小的灾难,都会成为全岛百姓的悲情;救援不力,也会引发全岛的愤怒,更不要说这么严重的“八·八”风灾。

一边是灾情触目惊心,灾民们居无定所,而另一方面,是全民呛声、追责、叫骂。

那几天,媒体天天在曝光,风灾当天,哪一个官员在宴席中,哪一个麻木不仁。在相关政论节目中,骂声一片。必须承认,台湾的民主进程前行迅速,但另一方面,巨大的灾难,暴露出政府救灾效率的不足。或许,台湾民主需要进一步前行,才会找到公平与效率更大的平衡,而不是在做事与做秀之间游移。否则不会出现这一幕——我去采访大陆前来救援的活动板房施工队队长,队长对着我都快掉下眼泪。因为效率太低,一会儿让干一会儿不让干,配套的台湾工人,上班来下班走,似乎不着急。用队长的话说:“在大陆,这些天估计已经干完了,在这儿,才搭完俩样板房。”

这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恰恰是民主需要进一步前行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台湾为华人世界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将让更多人少走弯路。所以,当我们已陆续看淡台湾硬件优势之后,它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只看我们如何借鉴与合作。

大自然的确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我正在穿越的乱石滩地下几米深,就是曾经人声鼎沸的小林村。从8月8日那天起,原来的小林村便只在人们的心里存在。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一年后的同一天,甘肃舟曲遭遇泥石流,也有一个村子和很大面积的县城被埋。这一特殊的巧合,让两岸民众有了相同的苦难感受。

也为失败者歌唱

从小林村到阿里山,从死难者到无家可归的人,不到十天的时间,我触碰到大自然的灾难给台湾留下的一个又一个伤口,然而,机缘巧合,当我即将离开台湾的前夜,在宁静并温馨的空间里,我触碰到台湾另一个伤口,它不是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历史。

结束了采访,第二天就要回北京,回到台北做完最后的直播并一起吃完欢送饭,回到酒店很久睡不着,这个时候,诚品书店二十四小时不关门的优势显现出来,我独自来到诚品。

一会儿,热销榜上的两本书牢牢地抓住了我,一本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本是《台湾,请听我说》。

在龙应台这本书的封底上,有这样的话: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让你看见我们的父母,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这是一本你从来没认识过的一九四九。

而在《台湾,请听我说》的封面上,还有一行字:压抑的、裂变的、再生的六十年。

一九四九,六十年,多么熟悉的字眼,一瞬间,换了个角度击中我。

这一个夜晚,是2009年9月2日凌晨。从台北回到北京,我将全身心投入到共和国六十年大庆的直播工作中,这注定是一个欢腾的时刻,举世瞩目。这是一个庆典,也是因为一九四九,也是六十年,是一个属于胜利者的六十年。

但在诚品书店的那个午夜,在两本书的面前,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属于“失败者”的六十年。过去,我们几乎将这一点忘记,也似乎粗心地不再记起。六十年前,一个又一个码头或机场上以为很随意地离别,却让亲人离别了一生。在二百多万个六十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大陆人里,接下来都是怎样的人生,眼泪、思念、隐忍、绝望、幸运……又是怎样的一种交织?

那一个午夜,我突然感觉到真的离台湾近了。龙应台以失败者后代的名义,为“失败者”歌唱;而我,也天真地想当然地以“胜利者”后代的名义,开始正视并尊重起“失败者”来。起码,从认真地阅读与聆听他们的故事开始。

也正是在那个午夜,我似乎更清楚地看到了连接海峡两岸的道路。

时常,台湾,不过是我们发泄愤怒或畅谈梦想时的一个工具,而真实的台湾,它的悲情与压抑,自强与自尊,又有多少人认真听过,想过?

当我终于有机会站在人性的角度上,重新审视胜利与失败,重新阅读台湾这个历史的孤岛在过去岁月里的深深悲情,也才真正听懂了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与陈映真等人乡土背后的孤愤与挣扎。

两岸,不可能走上急功近利的政治或军事上的统一,而要走上柔化的人性与心灵统一之路,它虽艰难,却持久而稳固。近几年,大陆对台善意交往,以台湾及百姓所需为本,就是功德无量之事。大陆的“大”字,也正在此体现。

在台湾,希望立即独立的,是少数,希望立即统一的,也是少数;大多数,在观望,在心灵与情感上感受,在具体生活需求与未来上思量。这注定有一个过程,我绝不悲观。不说的理想才像理想,比“三通”更重要的是心通。台湾,小地方,却是考验海峡两岸中国人智慧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