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英国和欧洲文化来说，19世纪下半叶在很多方面都是令人激动的。狄更斯、艾略特和哈迪赞美和痛斥了他们生活的年代；瓦格纳、威尔第、勃拉姆斯和施特劳斯因为他们伟大的作品而拥有越来越多的听众；而达尔文和孟德尔在生物学上的发现让全世界为之震惊。到了19世纪70年代，摄影、电报、电话以及其他神奇的发明和创新呈现出一个日益科技化的时代。然而，伟大的思想不断拓展的同时，关于对与错、道德与不道德、人类精神与“法律秩序”的斗争依然进行着，特别是在法律和政治领域。
打着防止欧洲社会被腐化思想侵害的旗号——其行为更像是躲在门后偷窥，特别是躲在卧室门后偷窥，19世纪50年代开始，从直接禁止销售避孕工具，到希望无知的市民免受淫秽读物和用品毒害的科姆斯多克式的道德诉求，欧洲各国的立法者开始通过一系列直接针对性的法律。
和美国人一样，欧洲人希望依据法律做事，不过这对后者来说容易一些，因为他们不需要和科姆斯多克式的人物抗衡。但有些尝试，特别是在英国，让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的日子不太好过。
1857年，英国首席大法官坎贝尔勋爵向上议院提交《反淫秽出版物法》，他宣称这一法案将严禁各种令天真的孩童、妇女和“薄弱意志”者道德崩塌的文字于市面上贩售。或者，就像坎贝尔充满戏剧性的说明一样，这是一项可以阻止“贩售比氰化物、马钱子碱或者砒霜更加致命的药物”的法律条案。他还亲切地告诉议院的同僚，他的法案不会影响人们对“真正文学的追求”。
第一个执行英国反淫秽物品法律条案的官员名叫西克林（Hicklin），他是皇家法官。作为第一人，西克林没有先例可以援引，这令他可以根据自己的保守倾向来诠释这项法案。尽管这项法案是为了阻止销售或者交换淫秽物品，但它同时有着保护英国人公民权利的设计，令人们免受非法搜查和没收之苦。法案特别声明，没有搜查令，任何警察都不能以搜查淫秽读物为名侵犯私权。但是，西克林对此项条例的诠释是，只要任何人宣称某人拥有意图出售或散发的淫秽出版物，就可以颁发搜查令。他的这种诠释让被指控人必须提供说明为什么不能收缴那些有争议出版物，否则就将被逮捕。由此，出示证明或者证据的义务就落到了“淫秽物品”的拥有者身上，而提起控诉的人却不承担此项责任。
一些英国历史学家相信，西克林法案——如同对该法条的称谓——给予了科姆斯多克法案以灵感。和科姆斯多克法案对美国人产生的效应一样，西克林法案并没有让人们远离淫秽，而是让英国的性交易转入了地下，并在19世纪末的20多年中蓬勃发展。不过，西克林法案并没有让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个人拥有如科姆斯多克法案所赋予的那般迫害和追诉的权力，而是加强了警察部门的职权。与其说西克林启发了科姆斯多克法案，更有可能的是科姆斯多克法案影响了英国稍后颁布的一项反淫秽物品法，该法案1889年在上议院通过，从此，英国的安全套必须置于官方的监察之下。
“反猥亵法案”
《反猥亵广告法》是针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英国报纸上的各种治疗性病的广告而制定的。和美国一样，19世纪80年代，梅毒重袭英国。在街上，从沿街商铺到印刷小广告，江湖郎中和骗子兜售着号称可以治愈这些绝望的病人们的假药。
这项法案的发起人是米思伯爵（Earl of Meath），他是一位基督教慈善家，为伦敦的穷人做了很多事情。他支持那些倡导对工人阶级男孩提供教育的组织，并将体育运动带进英国学校，同时他也不知疲倦地提倡城市应留出足够的绿化空间。但是，出于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米思伯爵对梅毒恐惧之极，认为不管公开还是私下，任何关于预防或治疗该疾病的方法的讨论都是猥亵的行为。这也就难怪他对于那些小报和公告栏上铺天盖地的医治、预防梅毒的广告非常愤怒，并希望所有这些都能以“损害公众礼仪”的罪名加以禁止。
这项法案——虽然措辞很含糊——是为了让司法部能够采取法律行动以“针对那些宣扬其具有治疗某一特定种类之难以描述症状之疾病之特效药之人”，并且特别指出包括“涉及安全套的污秽广告行为”。法案并没有将预防疾病的广告和那些手段卑鄙的人利用绝望的梅毒病人所做的广告区分开来，而是将他们混为一谈。这种做法不仅令19世纪下半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上层阶级普遍滋长着一种误置的假正经，而且最终助长了对性的无知。
在日益增长的对性行为的沉默和其带来的不良后果中，就连王室也没能幸免。维多利亚女王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儿子得了梅毒以便为他寻求治疗的良方，而是更愿意假装这件事情不存在。她和家族中其他成员都认为，她的儿子阿尔弗雷德王子（Prince Alfred），爱丁堡公爵，只是得了一种“神秘的疾病”。公爵的儿子，阿尔弗雷德二世，同样也是梅毒的受害者，但这一次，为了防止更多的谣言散布出去，可怜的王子被放逐去了罗马尼亚，并因为得不到恰当的治疗而最终病死。如果这些王室成员懂得使用安全套，情况也许就不至于如此糟糕。
《反猥亵广告法》反映了19世纪后期某些英国人狭隘的思想和危险的幼稚。不过，尽管英国立法和科姆斯多克法案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两者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英国法律不是用来阻止安全套售卖的，而是禁止涉及安全套的广告（且并不成功）。这种缺乏远见、几近疯狂的做法，只有那些视安全套为堕落行为的表征的道德主义者才会支持。
没有人因为生产、售卖或者使用安全套而锒铛入狱。
女王的画像
维多利亚女王也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家庭遇到了关于梅毒的问题，但是这没有阻止她的肖像被本来可以救她儿子和孙子一命的安全套生产者使用。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钻石婚纪念日时，滑稽的生产商制造了一系列艺术气息浓重的安全套——他们将女王的头像印在了安全套上。而更有政治意味的一款是，安全套上印有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的头像。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安全套在伦敦著名的裙巷（Petticoat Lane）里的小礼品商行中有售。
市场这方面
当时，很多人去药店购买安全套的时候都很害羞，大多行色匆匆，购买的时候通常会说“周末使用的那个小东西”，这是当时标准的表达方式，也是安全套在语言学和日常用语普及方面产生影响的一个例子。
就像过去几百年一样，19世纪末期，很多在后院里、肉铺里和小的街面店铺中生产安全套的小生产商，继续生产着各种款式和质量的安全套。英格兰第一家公开的主要安全套生产商（E. Lambert and Son of Dalston）于19世纪70年代创立品牌，虽然其为当时英国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商，但安全套的生产并不仅限于此一家公司。在伦敦和其他主要城市有着数量惊人的此类传统商行，其中很多因为销售各种“周末使用的小东西”而经营得风风火火。
1897年城市翻新法案推动伦敦的斯特兰德地区重新规划发展，因此安全套生产商W·乔治（W. George）被要求重新找地方开业。他原来的店铺位于伦敦繁忙的霍尼韦尔街（Holywell Street），19世纪70代开业。当地方官要来给予他赔偿的时候，乔治因为对方估价太低而拒绝了。按照他自己的估算，他的安全套产业每年能净赚几万英镑（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今天算来应该是几百万英镑），但是政府机关仅将之估价为500英镑。乔治毫不畏惧，他雇了一名律师，要上庭打官司。当双方代表坐在议事厅两边的时候，读者不禁疑惑，到底哪一方会因为这种交易而更感觉难堪呢？
法律规定，任何就政府对其商业或财产的评估持不同意见者有权利在正式听证会时提出反对意见。乔治的听证会开始了，法官已经知道所提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还是按程序对乔治的法律代表提问：“商店里经营些什么？”律师含糊地回答：“普通的医疗物品。”
法官用几乎耳语的声调继续提问：“还有别的吗？”清了清喉咙后，乔治的律师回答说：“原告方售卖一些美国器具、法语那个字或者说西班牙语那个字……”
这个回答似乎让法官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他询问都是什么人在店里买东西，律师回答：“我们都知道，是些绅士们，这不是什么秘密……这些东西在今天几乎是必需品，总得有人卖他们……我要说，我很确定，法官和牧师们都使用这玩意……这种生意总要在什么地方进行的……是的，所有值得尊敬的药剂师们都卖这东西。”
乔治vs城市翻新计划
虽然在反对那些硬心肠的政府估价的诉讼中败诉了，哈里森的律师对于霍尼韦尔大街价值的辩论还是很具说服力的这种商业活动让他所在的位置得到了最好的利用。我们都知道，霍尼韦尔大街不仅是交通干道，人们还可以在不被人注意的前提下，来到这条街上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如果在斯特兰德大街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占据一个好的地理位置可以让更多的顾客光临自己的商店，而商店也因为生意兴旺拥有更高的价值。不过，政府的估价员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并将这起诉讼一直拖延到了1901年。
这场独特的交易不仅对于推广使用安全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证明了他们好像以前一样，在征求着关于安全套的其他委婉说法（事件中不曾提及“条顿人那个字”，看起来，到19世纪末，很多英国人都不知道他们使用的安全套进口自德国，那时的德国是欧洲安全套最大的生产供应国）。不过，这件事也同时表明了围绕着安全套的伪善言行依然继续着。当乔治去法院递交自己的诉状时，他没能让法庭上诸人理解他的安全套生意有多大的价值。在辩论中，政府的律师傲慢地敦促陪审团确定如下事实，即该项生意“应从令人尊敬的行列中分离出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加以评估”。高级地方行政官稍微公正一些，他小气地告诉陪审团，政府会对业主给予合理的补偿，“但这件事本身也许总是不能让人愉快的”。最后，政府赔偿给乔治的金额是不到其年收入的20％。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从来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这些法官和牧师们是从哪里购买安全套的。
虽然乔治——他的真实名字是W.R.哈里森（W.R. Harrison）——对于收入的损失很是失望，他通过邮购方式经营的生意还是越来越兴旺。其他供应商或者个人可以从他那里买到动物皮制安全套——“两种尺寸可供挑选，小号和中号”，也能买到橡胶安全套——“已知所有物件中最好，最具保证，最频繁使用的”。乔治与理发师、药剂师和外科药店、小酒馆、烟草店以及其他的邮购商进行着竞争，而他无疑是安全套行业最好、质量最高的供应商之一。
也许历史上最富创意的邮购广告活动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一个名叫“为新一代父母设计的橡胶物品”活动吸引了很多刚刚有孩子的夫妻。橡胶制品生产商检查父母们提供的地方和国家颁予的出生证明，然后发给每对夫妻一张广告单张，上面解释了他们特殊的安全套所能带来的好处——控制生育的“傻瓜方法”。广告的要点是吸引刚为人父母的夫妻，这些小夫妻既不想影响性生活，又不愿意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活动。
英国有一批反对使用安全套的批评家，但是从来没有哪个英国人会像美国人那样去将批评行为诉诸立法或诉讼。19世纪下半叶颁布的法案从来没有促成另一个科姆斯多克的出现，而诉讼行为所针对的个人，主要是那些推动性教育和疾病教育的人、自由恋爱的拥护者以及同性恋公开化的支持者。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控制生育运动确实在法律框架内遭遇了一场斗争和抵制。如果其领导者和支持者被抓住正在出版或者散发关于如何控制生育的文字，他们就将面临牢狱之灾。但是，和美国人不同，英国人中，特别是中产阶级，购买安全套的人数不断在增加，区别就在于英国法律从来没有将售卖或者使用控制生育产品定义为非法。
天哪！
在欧洲其他地方，安全套并没有像在美国和英国那样受到如此严格的审查监督。1868年，一个法国医生公开谴责使用安全套，将之与手淫等同起来，不过他应该代表不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法国人在很多方面对于使用安全套的态度是最宽容的：不管正确与否，很久以来他们都被认为是发明安全套的国家。而且，法国人在生产形式多样的、娱乐性的安全套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事实上，19世纪迄今最有名的安全套就是由法国人创造出来的。
令人作呕的拿破仑式“帽子”
虽然法国人在让人们接受安全套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当在英国和美国安全套越来越被公开谈论的时候，法国人却没有那么热情。早在1821年，卡得（Charles-Louis Cadet de Gassicourt，曾是拿破仑的日常医生）就曾非常公开地反对药店出售安全套，他认为安全套根本不是一种真正的药。
另一个法国人，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控制生育的支持者，兴致勃勃地批评英国人使用安全套：因为他们“搞的是令人作呕且不健康的预防措施——我们法国人的形容是‘吹灯拔蜡’——或者其他粗鄙呆板的预防措施”。他显然没有注意到法国人一直享受着安全套，而巴黎人的安全套生意在整个19世纪成为一项越来越兴旺的国际贸易。
“法国安全套”指的是一种橡胶安全套，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为女士服务的。用来生产这种安全套的玻璃模具在外壁上会吹出很多隆起的泡泡，这样，加工好的橡胶产品外壁上也有一个个凸起物，好像手指，以起到额外的刺激作用。这种设计针对的是50年来人们，特别是女人，对于橡胶安全套不够舒服的抱怨。聪明的法国生产商并没有止步于此，到19世纪90年代，在整个巴黎和其他主要城市中心，一个安全套消费者可以买到任何数量的印有英国首相头像的安全套。其他的还包括“箭猪”（le porc-epic）、“耐磨品”（l/' inusable）、“征服者”（le conqueror）、“大公鸡”（le cocorico）、“看上去奶油不会在嘴里融化的她”（le sainte-nitouche）和“小套子”（le bibi chatouilleur）——这些安全套比印上维多利亚女王头像的安全套肯定有趣得多。现代安全套相比之下实在太卑微了。
向条顿安全套说不
欧洲其他国家人民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将自己王室或者政治领导人的头像放在安全套上，也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展示令人惊怖的创意，不过他们也实实在在地使用着安全套。
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售卖避孕产品理论上来说是不合法的，但是因为法律并不严格，通过使用安全套来控制家庭人口数量的强烈愿望以及德国军队对预防疾病的鼓励（军队会教育年轻人为什么以及怎么使用安全套），使得德国人对于安全套的知识掌握得颇为充分。他们的报纸上也经常有安全套的广告，当然“安全套”三个字是用明显的委婉语如“橡胶物品”来代替。另外，也许这点并不让人吃惊，德国拥有最好的生产安全套的技术。
橡胶生产商用最先进的方法生产安全套，到了世纪之交，德国的橡胶安全套成为整个欧洲质量最好，也最受欢迎的产品。事实上，德国人不仅向欧洲大多数国家提供橡胶安全套，他们也出口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在使用安全套的问题上倒让人不可捉摸。在1861年意大利各地方合并成一个完整的国家之前，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少。而关于安全套在控制人口增长问题上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个人记录亦少之又少。之所以如此，相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19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政治上的动荡，还有就是梵蒂冈的影响。但是，在意大利主要城市的理发店和药店里，还是能够买到德国生产的安全套。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意大利人口明显减少，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安全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19世纪的时候，售卖生育控制产品在意大利还是违法的，但是安全套对于预防疾病的功能已经得到肯定，当然，人们对于它的“其他功能”也很是了解。和美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不同，意大利人在安全套的问题上有悠久的历史。毕竟，他们发明了这个小玩意儿。
19世纪末时，荷兰人、瑞士人、丹麦人和瑞典人都购买德国安全套，并在自己国家中拥有小型生产商，生产动物内脏和橡胶两种类型的安全套，他们都是安全套的忠实拥护者。
阿姆斯特丹的鲍斯威尔
19世纪90年代初期，一本由匿名作家撰写的名为《我的秘密生活》的小册子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位“匿名”作者听上去很像是来自上个世纪安全套的使用者，因为作者如此悲叹他的安全套：“我很害羞，用完的安全套又放回我的钱包……我总是憎恨他们……我经常花9便士买一个安全套……套套让人感觉有些迟钝，经常使用会让男人阳痿，而且做爱的双方都会有些厌恶的情绪。”当他描述给套套“吹气”当假阳具耍的时候，语气似乎积极了许多。
在荷兰，控制生育运动的第一个领导者也是第一个从荷兰大学毕业的女性以及荷兰第一位女性医生，她的名字叫做爱列塔·雅各布（Aletta Jacobs）。爱列塔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避孕的知识，并被认为是对子宫帽避孕套的最初发展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她本人支持使用安全套，特别是用丝绸做的安全套。当然这种安全套是否容易买到就很难说了，不过彼时欧洲市场上的安全套的确品种丰富，从新型的橡胶安全套到最传统的动物肠子制作的安全套应有尽有。
在欧洲，爱尔兰是少数坚决反对使用安全套的地区之一。虽然爱尔兰人在1496年时惨遭梅毒第一次大爆发的伤害，但人们始终无法在这个国家生产或者售卖安全套——至少合法情况下如此——作为预防性病的工具也不行。直到20世纪70年代，安全套才结束了其被当作污秽禁品的历史，作为控制生育用品在爱尔兰取得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