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必然是19世纪最后25年中重要的一笔，它让整个美国南部变得如此贫穷，之后用了超过100年的时间才逐渐恢复。但对于美国其他地方来说，这个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阶段，发生了很多变化，大的小的，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甚至世界的历史。
1861年，耶鲁大学颁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电报的发明让曾经深受人们喜爱的快马邮递（Pony Express）废弃不用。北方人可以平静地使用他们新的联邦政府发行的纸币，住在城里的居民可以享受将邮件寄回家乡的服务。战争结束的时候，塞缪尔·克莱门斯（Samuel Clemens），也就是马克·吐温，在美国读者的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小霍拉修·阿尔杰（Horatio Alger）白手起家的小说大受欢迎；奥尔柯特（Louisa May Alcott）写成了美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一部经典小说《小妇人》。更加戏剧化的是，美国通过将南太平洋和亚洲的部分领土收归翼下，开始走上国际帝国主义道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
但是，早在1865年，一些美国人就被内战和持续的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巨大变化所侵扰，这些变化不仅是生理上的和政治上的，还有社会性的。这个世纪剩下来的时间中，向城市移民的风潮势如破竹，并点燃了本已存在的恐惧——国家的道德特性面临着危险。毕竟，城市是滋生道德败坏和财政贪污的温床。这种新的情绪引发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件，同时对安全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和以前的军队一样，在联邦军的背囊中，除了食品、水、军需品之外，他们也带了“法语字母”，或者说“鞘”、“手套”。同时，联邦军也是新兴的色情照片和小说市场的主要推动力，他们通过纽约发行的宣传小册子订购，而同时能订购到的还有安全套。
美国内战
到1862年，华盛顿特区有450家妓院，超过7500位妓女，这个区域也是联邦军在首都最流连忘返的地方。不知道是因为联邦军的头儿胡克将军（General Hooker）——此公别名“好斗的乔”，以喜欢搞派对而闻名——和他的士兵总是流连于娱乐场所，还是因为将军其实是想将妓女集中在一个地方，以便管理，反正拉斐特广场（Lafayette Square）的另一个名称成了“胡克巷”（Hooker Row）。因为“胡克”这个词至今仍是美国的俚语之一（用来称呼妓女），并是由妓女自己杜撰的，所以看起来后一个原因成立的可能性更大。同时，根据战争中有超过17万的性病诊断这一事实判断，很多和胡克巷的妓女们有染的军人并没有受益于安全套。
但是，这种简单的性买卖不一定反映了战争结束时所有美国人的态度。在对日益增长的色情交易，特别是对通过邮购方式进行色情物品交易的激烈反对下，国会迫于公众压力，通过了一项反淫亵法案，意图禁止通过邮购方式传递淫秽物品。同时，联邦政府正在试图定义何为“淫亵”。一位意料之外的“十字军战士”出现在了这个奇怪的、混杂的性市场和道德混战中。
社会的恶习和国家的腐败，彼此的关系就像父母和孩子……
北与南
南部人民几乎和北方人一样喜欢使用安全套。在诸如里士满这样的城市中，即使是在围城期间，安全套也非常容易买到，而新奥尔良是能够买到巴黎产的“气球”的最东部城市。但是，这种便利并没有帮助到一位有名的战士。1861年休假时，南军将军威廉·潘德（William Dorsey Pender）使用的安全套没有奏效，他的妻子写信通知他说“非常不幸”她“怀孕了”。潘德回信中虔诚地表示这是“上帝的意愿”，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的。在同一封信中，他还放入了自己的医生开出的药丸。医生向将军保证，将军转而向太大保证，吃了这个药丸，就能“令她从苦恼中解脱了”。
谁是安东尼·科姆斯多克？
安东尼·科姆斯多克（Anthony Comstock）曾服役于联邦军，退役之后没有工作，但在安全套的历史中他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自封道德主义者，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合适的职业定位，最终却成为促成一项富有争议的法案的核心人物，该法案令安全套生产商直到20世纪都头痛不已，同样也令每一个探求、谈论、写作或提供与性行为相关信息的人头痛不已。科姆斯多克还在将避孕和预防性病的行为定义为非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他地方没有人能够像科姆斯多克这样，仅受过一点教育，却得到如此大的权力。有人也许会说是他的坚持和对他认为正确的事业的完全投入——一种在“体内燃烧”的道德的驱动力——帮助他得到了权力。不过，或许一切只是简单的运气而已。如果不是一些纽约最有权势的商人在背后支持他，科姆斯多克大概充其量只会和那些历史上时不时冒出来想要让社会摆脱罪恶的狂热者和空想的社会改良家一样，成为历史书上的一个注脚。可以肯定的是，卑微的套套的历史倒是会因为缺少了科姆斯多克而完全改写。
科姆斯多克是来自于康涅狄格州的虔诚的公理会教友。在他短暂的服役生涯中，因为每天缓慢但是故意的将份额内的威士忌酒泼到地上而得罪了其他战友，这也证明他当时已经对一切罪恶的事情充满了厌恶之情。相比他呈现出的戏剧效果，战友们其实更加讨厌他的浪费。不管怎么说，早期的科姆斯多克确实拥有夸张的戏剧表演的天分。后来，他将这种天分用于对罪恶的讨伐。
战争结束之后，不知疲倦的无业人员科姆斯多克搬到了纽约居住，从一份底层工作换到另一份。迫于生计，他生活在纽约田德隆区（Tenderloin）[1]的供膳寄宿舍中，该区可谓是妓女和男妓的天堂。这让他最终成为一名公共活动家，而不仅仅是发表对社会的不满。他对于街上看到的景象惊诧不已，从此决定要“清除这一切”。
毫无疑问地，田德隆区是纽约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区域，到了19世纪40年代，纽约甚至称自己为“新世界的俄摩拉城”。科姆斯多克行走在周围街区的时候，经常看见妓女卖淫，街头小贩兜售猥亵照片、下流小报和黄色书籍，戏院以演绎世界名画为名行淫亵表演之实，当然还有大量的安全套。
和科姆斯多克一样关注公众道德的人会震惊于这个露天的“性市场”。但是，不管是否震惊，科姆斯多克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在他搬去供膳寄宿舍后不久，就开始了他作为道德卫士的生涯，在大街小巷寻找着罪恶的踪迹。但是，他发现即使自己发现了罪恶，却无法让纽约警察局对拘捕这些妓女和安全套售卖者产生足够的兴趣，于是他决定由自己来完成这项工作。科姆斯多克开始在大街上逮捕那些他认为犯罪的人。
扮演一个癫狂的怪人，并挥舞着雨伞追逐在受惊的妓女后面，还远远不能帮助他实现清除社会肮脏的梦想。不过，他这种怪异的行为却引起了一个富有的纽约商人的注意，从此令科姆斯多克得以开始他的道德圣战。
科姆斯多克法案
此法案颁布如下……无论何人在哥伦比亚区内或者联邦界内……出售或者提供出售、租借、捐赠，或者以任何形式展览，又或者以任何形式出版或者提供出版，或者出于任何原因拥有淫秽之——书籍、册页、纸张、广告、手稿、传单、印刷品、图片或者任何纸本或其他材料所作画稿画像塑像、模具或者其他本质不道德的用品，以及任何以避孕或导致非法流产为目的的药物及用品；或者为了销售而宣传以上物品，书写或印刷，或者促其书写或印刷任何卡片、传单、书籍、册页、广告或告示，于其上言明何时、何地、如何、和谁及通过何种方式……可购得；或制造、绘制、印刷或以任何方式生产本条款中提及的任何物品，将被视为违法，在美利坚合众国任何法庭都将被定为有罪。他会被关押监禁，以罚做苦役作为惩罚，时间不能少于6个月，但也不应多于5年，或者被罚100美金至2000美金不等，作为开庭审理的费用。
莫里斯·杰萨普（Morris Jessup）也是从康涅狄格州来的公理会教友，当他听说了科姆斯多克一个人做警察的行为之后，主动联系了后者。杰萨普看到的是一个高高个子、仪表堂堂、留着羊排式短腮胡须，并拥有坚定眼神的男人，他的第一印象不错，而在那之后，“科姆斯多克运动”（Comstockery）[2]的成功基本就是可以确定的了。
杰萨普将一群富有的工业家聚集在一起，这些人的共识是美国迅速地成为了一个充满罪恶的娱乐之地，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分会：纽约取缔不道德行为委员会（NYCSV: New York Committee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类似的协会在美国各地相继出现，背后支持者通常是很富有的卫道士：他们的财富来自于城市拓展、社会变更和卫道士们十分害怕的工人阶级。诸如日化用品产业巨人塞缪尔·高露洁（Samuel Colgate）和铜制品大资本家及金融家约翰·皮尔篷·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都在背后支持着这场清理运动，支持着科姆斯多克。纽约取缔不道德行为委员会成立之后，科姆斯多克没花多少力气就让自己当上了委员会秘书，并得到一份优厚的工资，尤其是对于他这种没有什么专业技能的人来说。科姆斯多克非常喜欢他的新工作。
在这群富有的、发誓要将美国“变得重新道德化”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纽约商人的帮助下，科姆斯多克尽力发挥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摩根和其他人在第42届国会中影响了一些很有势力的立法议员，通过了一项将深远影响美国人性生活本质的法案，而当时人们对此并不明了。
这项法案被称为《科姆斯多克法案》，实际上是庞大邮政法案中的一小部分，最初针对的是通过邮购方式赚钱的色情作品作者（发行人或出售商）。之前的法律也试图对此类行为加以控制，但始终没有成功，《科姆斯多克法案》最终成为一项“净化”法案，判定任何“淫亵东西，以及任何用来避孕的药物和器具”均为非法。
虽然科姆斯多克和他的支持者势力强大，但通过《科姆斯多克法案》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算他的运气好。第42届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一届国会，在1873年3月格兰特总统（President Grant）就职演说前夕，国会发现自己面临有效“立法”的压力。在3月3日凌晨的时候，他们通过了数百项法案，其中大多数都没有经投票的国会议员阅读过。邮政法案只是那天早晨通过的众多法案中的一款。
在这些法案通过之后，科姆斯多克借助一些有权势的朋友令自己被委任为联邦邮政部的特别事务官，有权根据新立法查禁一切淫亵物品的邮寄业务。在《科姆斯多克法案》（《联邦刑法》第211条）的掩护下，科姆斯多克极大地扩张了他所拥有的权力，对任何教授避孕知识、售卖或者生产避孕物品，甚至仅仅只是讨论性问题的人，他都有权直接侵扰。从1873年一直到科姆斯多克去世（1915年），他利用这款法案逮捕了3873人，其中超过2900人被判定有罪。
萧伯纳对于“科姆斯多克运动”的看法
“科姆斯多克运动”（Comstockery）一词是世界对美国的嘲笑。欧洲喜欢听到这样的故事。它证实了旧世界对于美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美国是个粗鄙之地，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二流的乡村文明。
萧伯纳
科姆斯多克对他的工作充满热情，并运用权力打击所有他认为是不道德或者下流的人。不过，他对于安全套、安全套生产商以及关于控制生育的小册子的厌恶之情尤为强烈。搜捕生产商的家庭和工厂，特别是搜捕纽约城里的生产商，几乎成了他的一种强迫症。他对于将书砸到对避孕书籍有兴趣的人脸上的行为毫无羞愧之情。而对于那些谈论、书写、售卖或者生产安全套的人的惩罚则是入狱或者最高600美元的罚款。
将你所布道的付诸于实践
高德弗里·罗威尔·卡伯特（Godfrey Lowell Cabot）是权势家族格雷厄姆·卡伯特（Brahman Cabot）中的一员，也是安东尼·科姆斯多克在波士顿的同行。他在反对淫亵文字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热情几乎与科姆斯多克不相上下。但是，私生活方面他却对自己的妻子一直有着超乎寻常的要求，以至于他的妻子抱怨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间只属于自己的卧室，或者至少一张单独的床，这样她就能逃离高德弗里的性要求。高德弗里还用德语写黄色信件给她。
很难想象科姆斯多克会因为运用肮脏手段而感到不安：除了通常的搜捕以及骚扰行为外，他还付钱给妓女让她们赤裸着身体从自己身边走过，以便他可以逮捕她们。或许科姆斯多克有一些个人的性癖好，毕竟赤裸着身体兜圈子和邮购安全套或者避孕八竿子也打不着，不过，科姆斯多克的行为表明了他是个滥用权力的人，他会定期设下陷阱让人就范。
纯洁的来源
美国的第一场清教改革运动发生在17世纪的波士顿。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建立了“杜绝无秩序公会”（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Disorder，目的是清除波士顿的妓院。但也许因为他同时还想取缔星期天的饮酒和赌博活动，最后的结果适得其反。毕竟，即使是清教徒的子女也必须拥有自己的娱乐。
不管科姆斯多克的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样的，这个公理会教友有一次告诉一位杂志记者说，“你必须像追捕老鼠一样追捕这些男人（和表面上是女人的人），绝不手下留情”。这种想法对于在这个国家重新振作道德没有产生任何帮助，反而让性伪善的年代延长了不少时间，在这个年代，美国社会的法律和道德标准与个人行为并不相符。
即使到了晚年，科姆斯多克对于道德的要求也从来没有妥协过。他去世前不久，一个来自《哈泼周刊》（Harper's weekly）的记者问科姆斯多克，为什么他在关于色情问题的法律中加入了有关反对安全套和其他避孕措施的条款，毕竟欧洲的科学界很久以前已经认为它们对于公众健康来说是很重要的。科姆斯多克顽固地回答说：“如果你打开了门，肮脏的东西就会涌进来，年轻人的堕落也会随之而来。”
科姆斯多克令橡胶死亡了吗？
在《科姆斯多克法案》名下逮捕了很多人，但大多数案例（超过50％）都发生在纽约城及周边地区。邮政事务官的数量太少，以至于不足以监控整个国家，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科姆斯多克的眼皮底下，地下性交易和控制生育的贸易反而红火了起来。
专利局手绘的伊泽尔（Ezell）设计的安全套
虽然有风险，但小型的生产商继续生产和售卖安全套以及其他避孕工具。他们只是改变了一下战术。在个别的广告中，安全套变成了“帽子”、“鞘”、“男性盾牌”，甚至是“橡胶制品”。最好质量的安全套依然要从欧洲进口，走私的行为和一百年前一模一样。
到了20世纪，一个来自德克萨斯的投资人得到了生产安全套的专利权，他在申报该专利权时，诚实地描述他的发明是“抓住所有从男人阴茎里射出来的东西”。
关于小型安全套工厂的描述
很多比较小型的生产商继续采用动物的肠子来生产安全套。一旦“煮熟了”肠子是很好处理的，而且加工过程可以在任何一个家庭厨房中完成，虽然制作它的人的健康会受到严重威胁。制作橡胶安全套的生产商喜欢将车间放在租来的小屋、地下室或者仓库这样的地方，以便工人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房间里通常有一到两张桌子并有专门用来悬挂一卷卷橡胶压膜的地方，这样的空间足够一小群人工作的了。最典型的工人（多半是女人）将橡胶切成不同的尺寸，将之套在用玻璃、瓷或者陶土做成的阴茎形状的模子外，打磨成同样的形状，然后浸在化学溶剂中进一步加工。工具都可以买到现成的，而且很便宜，工人通常是10到12人，整个加工过程也很简单。在任何城市中，都能找到这样微型的加工厂。当然，质量就另当别论了。
神奇的是，很多安全套售卖者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意，甚至越做越大。虽然如果他们被捕，会受到法律制裁，但小企业家们依然做着一些大型橡胶企业无法做到的事情。他们建立起一家家迷你型的安全套工厂，通常其实就在他们自己家中，向希望避孕和预防性病传染的美国人提供安全套。这些小型企业家们小心翼翼地储藏他们的存货，虽然无法知道哪些人卖了多少安全套给哪些人，但即使欧洲的旅行家在19世纪后期来美国旅行时，也不得不承认，即使在很小的村子里，也能得到避孕工具。
高露洁和他的公司
班奈特（DeRobigne Mortimer Bennett），国家自由联盟（Nationa Liberal League）成员以及《真理追求者》（Truth Seeker）（第一个曝光高露洁关于避孕声明的出版物）编辑，出版了自由思想家以斯拉·海伍德（Ezra Heywood）的文章《丘比特的轭》（Cupid's Yokes）。文章中指出了婚姻的缺点，并且形容科姆斯多克是一个“宗教狂热者”，为此，他被罚服13个月的苦役。高露洁则变得更有钱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一些取缔不道德行为委员会的成员们（早期支持科姆斯多克的人）也生产避孕工具。塞缪尔·高露洁的肥皂公司出售凡士林，并且，科姆斯多克法案刚刚通过，高露洁公司就开始了一轮兜售凡士林（与水杨酸的混合物）的广告轰炸。这种凡士林被高露洁公司称为安全的避孕措施——安全是没错，但并不能避孕。固特异公司、百路驰公司和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and Roebuck）也用自己的方式宣传着他们的避孕产品。但是，这些主要生产商们从来没有被起诉过——科姆斯多克只对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实施严打，但实际上那些人很难被抓住。
小子们
波兰籍犹太人莫里斯·格莱特斯汀（Morris Glattstine），从大型生产商那里购买安全套，再在布鲁克林自己的药店中出售。他不幸成为被科姆斯多克严惩的一名小企业主。虽然这件事情同样被自由思想家曝光了，但他的命运和高露洁截然相反，结果是他必须由本人来承担责任。那些大型生产商呢？科姆斯多克从来没有动过他们一根手指头。
名义上说起来，诸如固特异和其他一些大型橡胶制品生产商都合法地从事着制造安全套的生意，他们大都钻了科姆斯多克法案的漏洞——即允许医生将安全套当作医药用品开处方给病人。橡胶制品生产商会将安全套售卖给可以合法出售安全套的药店和“药品供应商”。安全套通常摆在店铺后面或者柜台下面，顾客可以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套套，他们悄悄地付款，然后在腋下夹着一个棕色小包安静离去。
1876年世博会
迷你安全套，或者龟头安全套（只能罩住龟头的那种安全套）在1876年费城举办的世博会上展出，这距离科姆斯多克法案颁出还没过几年。生产这种安全套的德国生产商认为未来安全套市场必然有利可图，而到了20世纪，德国生产出了世界上质量最好的安全套。
偶尔，也会有大批量橡胶安全套被收缴，但那都是小型零售商才会遭遇的不幸。大型生产商，比如固特异公司和百路驰公司，从来不会被起诉、罚款或者禁止生产这种医药用途的安全套。政治关系和国会游说能力不仅能让他们继续从事该项生意，而且还确保了那些小规模的从业人员无法在油水十足的医药市场中站稳脚跟。
不管谁被抓到了或者谁没被抓到，也无论是通过邮购的方式还是传统交易的方式，安全套工业都蓬勃发展了起来。那些通过邮购方式出售安全套的人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科姆斯多克的邮政事务官很容易抓到他们。但这样的经销商依然遍地都是，他们有自己的方法避免受到惩罚，或者只是付少量的罚款了事。同时，他们在宣传和隐藏自己的身份方面都极富韧性和创造力。广告中经常会用“科姆斯多克帽子”（Comstock Capotes）这样的词语来称呼安全套，这是巧妙地利用了反对性交的十字军战士的名字来命名控制生育的工具。当做广告的人要在传单、报纸和小册子上刊登广告时，他们会谨慎地运用一些富有创造力的题目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题目是“女士”（Madame）。很多安全套交易商的销量是动荡不定的。当同时生产和销售安全套的德国移民约瑟夫·拜克拉赫（Joseph Backrach）被一个科姆斯多克的手下抓住的时候，他被发现藏有11000个安全套。拜克拉赫缴了罚款之后，立即恢复了自己的生意。
可以重复使用它吗？
关于什么时候安全套可以重复使用，以及是否可以重复使用，一直以来都有很多误解。生产商们并没有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有些生产商将安全套独立包装在精美的盒子中卖，同时承诺他们的产品是不会变质的，而且“永远不用替换”。这就让消费者很疑惑，不知道这代表的是安全套可以重复使用，还是它的保质期很长。其他安全套则是捆绑在一起卖的，包装也很简陋。要重复使用这种质量很差的安全套，是很愚蠢的行为。
想要知道谁是真正的生产商以及谁是生产商或者进口商的中间人，几无可能。可以肯定的是，欧洲的动物肠子是用来生产高质量安全套的最佳材料。1870年以后，为了生产安全套，美国每年依然要花上35000到50000美元的费用从欧洲进口动物肠子。
女性阶层
虽然科姆斯多克逼使性专家们转入地下，他却没能打破莎拉·切斯（Mrs. Dr. Sarah Chase）医生继续她在学园就性问题发表演讲的优良传统，也没能阻止她为女性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包括教育她们如何使用安全套以及演示流产过程。切斯医生是科姆斯多克时代最成功的售卖安全套的女性，她可不只是个街头小贩，而是继承了她的前辈——身为贵格会教徒的性知识演说家玛丽·歌芙的精神。
莎拉·切斯医生
女性主义的同种疗法医师在切斯所处的年代是相当具有先锋精神的，同时也是她那个年代的产物。切斯谨守遗传理论假设女人分为四个“阶层”，由遗传性决定。在某次公开演讲中，她告诉拥挤的男女听众们，第一阶层的女性大约占30％，她们可以成为好的妻子；第二阶层的女性大约占25％，她们是好的妻子而非好的母亲；第三阶层的女性大约为20％，她们是好的母亲而非好的妻子。她解释说，期待某种阶层的女性完成另一阶层的使命是没有道理的，第一阶层的女性必须成为“听话的动物”才能达到期待值。这种说法极大程度上调动了听众们的兴趣。
女性听众们都拼命为她鼓掌。切斯又解释说还有第四阶层的女性，而这种女性既不适合做母亲，也不适合当妻子。这些“老处女们”是“思想家、逻辑学家、作家”，是“教师、服装设计师、医生、艺术家和律师”。当切斯说她“尊敬那种知道自己既不是好的妻子也不是好的母亲，所以不会依赖于男人的女性。如果男人想找理想的女性，他们应该娶一个第三阶层的女性”时，她得到了最热烈的掌声。
切斯是一位有信誉的同种疗法医师以及典型的女性主义者，从1870年代直到20世纪，她一直在公开场合及纽约市内的库珀联合学院（Cooper Union Academy）作关于性方面的演讲。和歌芙一样，每次演讲之后，切斯都会出售避孕用品。但是歌芙不需要去对付像安东尼·科姆斯多克这样的人物。当科姆斯多克发现切斯医生不仅传授关于避孕方面的知识，还在演讲后或者通过邮购的方式售卖安全套和其他避孕用品的时候，他确定自己找到了最新的目标。
尽管切斯有一系列“叛逆”行为，其中包括五次被捕，尽管科姆斯多克想尽办法试图起诉切斯，但他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法官或者陪审团来定她的罪，反而令切斯提出了一个赔偿额达一万美元的诉讼案。就像其他被科姆斯多克骚扰的人一样，莎拉·切斯依然继续着她售卖安全套的生意长达几十年，这也成为科姆斯多克最苦涩的失败之一。
雷斯戴尔女士
科姆斯多克个人最辉煌的一项胜利就是逮捕了雷斯戴尔女士（Madame Restell），后者被认为是纽约最成功的避孕用品以及流产方法的提供者。雷斯戴尔出生于英格兰的格洛斯特郡，嫁给一个屠夫后双双移民到纽约，此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又嫁给了一个德俄混血的移民，此公是与罗伯特·戴尔·欧文以及查尔斯·诺尔顿为伍的一位自由思想家。雷斯戴尔凭借自己的职业赚了很多钱，她从第一个屠夫丈夫那里学会了怎么制作安全套，相信安全套对于女性很重要。为了抓住她，科姆斯多克假扮成一个有太多孩子的父亲，并前往她位于第五大道上的漂亮的商店，寻求避孕的方法。她卖给科姆斯多克一盒安全套，而后者立即逮捕了这位67岁的老妇人。雷斯戴尔女士想到自己要被拖到法庭上，并曝光在粗俗的杂志上——她已经成为诸如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这样黄色题材记者的创作素材——就感到无比恐惧，于是她选择了在自己漂亮房间的浴缸中自杀，而不是遭受一系列折磨。证明她有罪的证据？科姆斯多克的手下搜查了她的房间和办公室并找到“10打安全套的盒子”。
成千上万从事安全套生意的妇女都乐于挑战科姆斯多克，主要目的当然还是为了赚钱。而到了19世纪末，在安全套使用的斗争中又出现了新面孔，这些人却和生产、销售安全套毫无关系。“生育控制”（birfh confrol）——这是美国最公开的生育控制倡导者想出的新名词——成为正在发展中的女性主义议事日程的一部分。在斗争中，她们希望得到选举的权利，很多女性主义者相信如果女性没有能力——合法的能力——决定生养孩子的数量，也就不可能实现平等权。就这一问题，女权主义者和安全套经常发生冲突。
一些早期女权主义者赞同乃至鼓励使用安全套这种简单、便宜的方法避孕，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女权主义运动的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领导者改变了态度，反对安全套的使用。她们将安全套的使用和女性享有权利的不充分等同起来，并认为这只是又一个由男人控制一切而女性只能被动听从的例子。女性主义者更愿意使用子宫帽避孕套和杀精剂清洗的方法来避孕，因为这些方法完全是由女性来控制的。
玛格丽特·桑格登场
美国最早的生育控制先锋对安全套的感情是复杂的。当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在纽约当护士的时候，她开始了自己作为生育控制倡导者的生涯。她惊讶于在诸如田德隆区和“地狱厨房”地区（Hell's Kitchen）[3]贫穷移民的生活条件之差，并认为太多的孩子令这些地区本来已经十分恶劣的生存条件变得更加不堪忍受。桑格撰写了很多关于控制生育的论文，包括使用安全套，而在她试图邮寄这些论文的时候，被科姆斯多克发现。后者在桑格漫长的社会活动家生涯中，不断地将她投入监狱。
有两次，桑格成功逃脱科姆斯多克的追捕，并去往了欧洲，在那里她学到了更多关于生育控制的方法。同时，她不断吸取欧洲女权主义者的思想，认为女性其实无法控制安全套的使用，所以对于女性来说，这并非一种好的保护方法。
最后，桑格回到纽约，并在那里效仿荷兰医生爱列塔·雅各布（Aletta Jacobs），开设了一间节育诊所。但是，开张没多久，她就被科姆斯多克逮住，后者以“淫秽场所”的罪名关闭了她的诊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在无数次阻止桑格对贫穷妇女进行避孕教育受到挫折后，在对桑格进行最后一次审判时（事实上，桑格的丈夫因为帮助自己的妻子已经被逮捕了），科姆斯多克被迫退出了战斗。在1915年的那次出庭作证中，70多岁的科姆斯多克在过堂风中感冒了，不久后因为并发症死去。
当此之时，在诸如桑格这样意志力坚强的倡导者的努力下，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尝试避孕，“科姆斯多克运动”已是在垂死挣扎。到了20世纪，越来越多公众不无嘲讽地认为科姆斯多克倡导的只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道德倒退，他将更早期的道德标准错置在了自己生活的年代。
虽然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白人在使用安全套，在诸如桑格这样的倡导者的帮助下，原本不知道如何避孕或者没有渠道得到避孕工具的移民们开始尝试越来越多的方法，其中就包括使用安全套。此外，到了19世纪90年代，通过在非裔美国人中流行的杂志报纸上刊登安全套的邮购广告，大量城市中的非裔美国人接受了使用安全套的观念。就连杜波伊斯博士（W.E.B. Du Bois）[4]也赞成通过使用安全套来控制家庭人口数量，他认为这样可以提高黑人家庭的生活质量。
外旧内新……美国人和科姆斯多克的安全套传承
到了20世纪，安东尼·科姆斯多克查抄了64836篇关于安全套的不道德使用的文章。他的努力迫使安全套的销售转入地下，但不管有没有他，这项贸易还是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安全套的便携性和利润推动了它的普及，同时，该项工业也在微观经济中逐渐兴旺：用橡胶和动物皮膜制成的安全套可以在家庭或者微型的临时性工厂里以很低的成本、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以及很少的设备生产。这一事实也表明了根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生产、销售和使用了多少安全套。直到20世纪20年代，乳胶安全套投入大量生产并进入华尔街后，统计确切数字才成为可能。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时的安全套已经无处不在了。
安全套的霍拉修·阿尔杰[5]——一个安全套大亨的肖像
尤里乌斯·施密特（Julius Schmidt）于1865年出生于南德一个贫穷的家庭，生命刚开始就遭遇了很多挑战：出生时一条腿严重畸形，并且他是个犹太人。施密特快20岁时，在他祖父的支持下——他的祖父相信美国遍地是黄金——去往纽约。1882年，他乘船抵达纽约港口，身无分文，有的只是自己有朝一日终将成功的信念。
但是，可怜的施密特并没有看到一个奇妙的世界，也没有立时致富，他只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拥挤、肮脏和危险的城市里，只是又一个绝望的移民。他体会到了那些比他先来的人的感受：在新世界打拼绝非容易的事。
由于找不到工作，施密特不得不卖掉多余的衣物以果腹。正当他陷入绝望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份在香肠店清洁肠子的工作。和以前那些香肠作坊的工人一样，他发现了多余肠子的另外用途。
尤里乌斯·施密特在自己家中开始了制作安全套的生意，之后发展为在田德隆区街头售卖——科姆斯多克最初践踏的地区，妓院在那里发展兴旺，人们都愿意花钱找方便。
对于施密特来说，不幸的是，1872年的科姆斯多克法案使他的生意成为非法经营。1890年时，安东尼·科姆斯多克亲自闯进施密特位于曼哈顿46街的寓所，在那里他发现了近700个安全套，以及更多等待生产的原材料。看见咄咄逼人的科姆斯多克是件悲惨的事情，他是如此高又如此强壮，推着要拄着拐杖走路的瘦小的施密特走出房间，塞进马车里。施密特被关进了监狱，必须被保释才能出狱。他也必须支付50美元的罚款，不过这个金额相对于他大逆不道的罪行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所有的挫折没能阻止施密特继续发展自己从事一生的事业，他要变得富有。
虽然，纽约城里很多安全套来自于欧洲，但它们很昂贵。施密特很早就意识到，向那些承担不起欧洲产安全套昂贵费用的男男女女们提供本地廉价安全套，大有可为。
施密特从来没让科姆斯多克阻止自己生产和销售安全套，他的生意不断发展，最后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Julius Schmid”——在他本名中的姓里去掉了最后的一个字母“t”，他认为这么做可以使自己的名字看上去不那么像犹太人。施密特的生意发展得如此之好，终于有钱可以结婚了。美国人伊丽莎白·伍尔夫（Elizabeth Wolf）于1892年成为施密特太太，结婚时她已经有两个儿子，而到了1898年，她又为施密特生了两个男孩。当这两个儿子——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dt）和小尤里乌斯·施密特（Julius Schmidt Jr.）长大之后，他们帮助父亲继续发展安全套事业，使其在20世纪更加成功。
当然，即使进入了20世纪，任何避孕措施或者避孕用品的传播都还是非法的，所以施密特（和其他人一起）还只是地下的非法生产商。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证自己生意的保密性，在1900年的国家人口调查中，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盖子生产商”。这个说法很巧妙，因为“盖子”既可以代表瓶塞之类的东西，也是内战之后人们对于安全套的另一种委婉的称呼。
到了安全套可以合法生产的时候，施密特开始进军橡胶产业，生产多种橡胶产品。他采用德国的先进生产方法，而他本人则是在美国第一个使用这些方法的人。施密特虔诚地相信它的安全套是美国本土质量最好的，并通过测试予以证明——还记得那个小洞引起的问题吗？他提高了自己产品的价格，同时保证说产品是市面上质量最好的，如果发现任何问题，可以全额退款。和起步阶段相比，他已经前进了很多。
对于尤里乌斯和其他安全套生产商来说，幸运的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安全套已经可以走出躲藏的橱柜了，虽然生产它们还是违法的。科姆斯多克法案逐渐失去影响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就被完全废止了。在施密特看来，还有一件更为美妙的事情：1914年以前，德国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安全套供应商。但是战争将德国从欧洲经济中孤立出来，最后它的出口贸易完全停滞。施密特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早早地就将自己定位成美国第一位出口安全套到同盟国的商人，这让他本来已经很成功的企业更上了一层楼。
1932年，施密特回到德国，购买了当时德国最先进的橡胶生产设备。他没有选择将这些设备留在当地开厂运营，而是将机器拆解下来，运回了新泽西。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表现出了非凡的掌握时机的能力：他差一点遭遇了“水晶之夜”以及纳粹分子对所有犹太商业的摧毁。
虽然遭遇了经济大萧条，施密特的公司始终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利润发展趋势。他去世的时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最主要的品牌——“谢克丝”（Sheiks）和“拉美西斯”（Ramses），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谢幕。
自由联盟
1877年，华盛顿的自由联盟试图将科姆斯多克驱逐下台，他们开始了一场由一家书店老板发起的请愿活动，主要针对的是科姆斯多克本人以及他在邮政行业的特殊地位。很多人都在请愿活动中签了名，被《华盛顿邮报》形容为“一张极长的名单，其中有很多著名的纽约出版商、医生、法官……摄影师、印刷业者、纸品商、生产商、药店老板和艺术家也忝列其中。”
有一点也许让人吃惊，自由联盟并没有将科姆斯多克明目张胆地逮捕那些“罪人”的行为作为首项控诉点，而是斥责他逮捕无辜人群的动机：作为邮局的特别事务官，他每年可以得到几千美元的工资，另外还有2500美元的额外收入。他们称科姆斯多克是“游方卫道士”，并且滥用权力：纽约出版商和编辑伯奈特（D.M. Bennett）重新出版了一本叫做《给上帝的公开信》（Open Letter to Jesus Christ）的小册子，科姆斯多克就以亵渎神明的罪名将他逮捕。虽然驱逐科姆斯多克的努力值得赞扬，但出于某种原因，这场运动逐渐失去了声势，最终也未能将请愿书递交到国会。取而代之的是，这项可怕的法案经由多年的个案裁决，才逐渐被废止。
尤里乌斯·施密特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安全套生产的阴暗世界中发财的移民，主要的橡胶生产商并没有将安全套生产作为他们的支柱产业——事实也不允许，因为一直到乳胶发明之前，动物肠子制作的安全套始终是最受欢迎的，从而将大片的市场让给了那些并不受美国主流商业欢迎甚至不被允许进入的人。这些人包括妇女、犹太人和移民，成员构成和历史上参与这门古老生意的人没什么区别。他们为自己违法的产品找到生存的缝隙，也从偏见中获益，这种偏见在安东尼·科姆斯多克和他的同僚身上尤为明显。
混乱、科姆斯多克运动和法庭
虽然又用了20年时间才推翻科姆斯多克法案，但到19世纪末它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以莎拉·切斯为代表的诸多案例就说明了很多法官和陪审团都认为科姆斯多克在运用法律惩治那些犯罪者的事情上太过夸张严厉了。他们厌恶他把法庭当作戏剧表演舞台，也一直严密关注科姆斯多克和他的手下为了逮捕安全套商人和其他避孕工具提供者而经常使用的非法手段。最高法院的很多裁决都认为投递邮件是私人事情，受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四修正案保护。受以上因素影响，科姆斯多克在采取非法手段搜捕和起诉安全套邮购商的时候多少有些顾忌。
一对夫妇的肖像
即使在科姆斯多克的巅峰时代，闺蜜、姐妹以及夫妇之间的通信还是告诉了我们安全套有多么流行。
在19世纪70年代，巴尔的摩的黛西（Daisy）在给丈夫艾尔默（Elmer）的信件中坦承自己不希望生育：黛西不想怀孕（永远），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做点什么来满足自己的要求。艾尔默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所以他们会通信），他答应妻子在经过诸如里士满和新奥尔良这样的城市的时候，会去购买安全套。黛西因为丈夫的承诺、对安全套的态度以及他对安全套的知识而感到放心。
格兰特总统在通过科姆斯多克法案前夕就任，他在位期间，赦免了不少依据科姆斯多克法案逮捕、定罪的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安全套交易商。在格兰特的影响下，后任总统海斯也赦免了科姆斯多克的一个罪犯。以斯拉·海伍德是一个自由思想家，他曾经因为嘲笑科姆斯多克所作的努力是“对婚姻的羞辱”而被逮捕，并被罚做苦役。海斯同意一些法官以及前任总统的想法——科姆斯多克走得太远了，因此释放了以斯拉。
但是，到底是什么让安全套在这个混乱的世纪里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呢？并不是因为法庭的裁决或者总统的赦免，而是人们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男人和女人希望通过控制生育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尽管事实如此，科姆斯多克的的确确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影响。他的努力让人们对性的不成熟的讨论始终藏于地下。人们希望控制自己性方面的命运，但是人们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记忆是，性方面的尝试、压抑以及无知在那个年代被奇怪地结合在了一起。无知留给人们最戏剧化和最痛苦的遗产也许是，伴随着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性病的发生率突然高涨起来。
虽然梅毒和淋病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问题，比如18世纪晚期的费城，但是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两种疾病的传播才真正变得非常普遍，成为最没有前兆，也最无法医治的顽症，特别是在城市中。19世纪的安全套是用来避孕的，预防疾病的功能并不那么强。而且，虽然安全套生产这种古老的职业在城镇中不断兴旺发展，但科姆斯多克运动——即对涉性物品的监察制度——在美国人的性心理上敲下了沉默的图章；而那些涉足性交易的人也因此承担了更多的风险。
这种无知对美国人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后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当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1]Tenderloin本义为（牛、猪等的）嫩腰肉，里脊肉，喻油水丰厚，旧指纽约市罪恶活动频发的娱乐区，后泛指美国任何城市的类似地区。——译者注
[2]该词由英国作家萧伯纳创造，依科姆斯多克姓氏而来，指“对有伤风化的文艺作品持强烈反对的人或行为”，后也指对情色文艺的审查制度。——译者注
[3]指纽约市中拥有悠久和骇人听闻的犯罪历史的一个区域。——译者注
[4]杜波伊斯，美国著名黑人学者，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先驱。——译者注
[5]霍拉修·阿尔杰，美国著名励志小说作家代表作《流浪儿迪克》，讲述了流浪儿迪克通过诚实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最终成为一个青年“绅士”的故事。该书通过血肉丰满的穷孩子迪克形象地传达了与阿尔杰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美国精神与信念：只要有拼搏精神，有勇气再加上运气，就能够从乞丐变成百万富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