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本丁格尔
他是广告业的自由职业者，事业相当成功。他为很多大公司工作过，如今可以挑挑拣拣地接活了，凡事都听自己的。
“其实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当不了国王，当不了总统。要是我那时还足够清醒，只愿把我的花园打理得漂漂亮亮的。”
通常，他是这么描述自己的公寓的。“我得说，那是座双层八角形建筑，曾经是一座有七十五年历史的老房子的后院。”有一座雕塑，“几乎要碰到天花板了，名字叫作‘无言之歌’。那感觉就像住在雕塑里一样，真的，可又像是在四处漂荡。下午的光线划过房间，特别美好，投射到我们头顶的那幅画上。”那里还有一套昂贵的高保真音响设备。
他坐在钢琴前，弹唱起一首自己写的歌。
人们都在世间奔走，跟随队伍或者踽踽独行
脚踩大地，头脑升入云霄之境
看他们曳足而行，慌乱混战，酝酿虚无风景
日复一日地生活，只伴着美国梦影
“然后是中间的一段爵士乐独奏……”
简单的答案已经不再
比分变成唯一的挂碍
嘴上说着和平，手里却制造战争
谁能给出我们为什么活着的证明？
是啊，我过得不错。我有些天赋，而且挺幸运的，能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谋生，专搞些标新立异的事情。
我在学校里就常写滑稽短剧，也画点漫画。那是在威斯康星州的白鱼湾。当地最出名的人是伯纳丁·多恩【246】。她在联邦调查局的通缉名单上排前十。那地方在密尔沃基北郊，住的多是中上阶级。
我是战时出生的孩子。那段时间人们生了很多小孩，形成了婴儿潮，父母的理想都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生于四十年代中期，上到八年级，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于是我们的学业压力增大了。到了高中，我们要么使用新的科学实验室，要么去参加新的数学课程。我大学快毕业时，越战开始了。我正好全踩在点上。
大三大四之前，我对这件事没什么认识。我上大一那年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我们的爱国情绪高涨，好人坏人的分界线也十分清晰。那段时间很多事都像一场好玩的冒险游戏。我有了一个孩子，后背常常不舒服，所以这些事我都没跟着掺和。我一毕业就结婚了。那时就流行这个。
我上的是威斯康星大学，毕业一个星期我就去密歇根大道的J.沃尔特·桑普森公司上班了，到现在我已经入行十一年。那是六十年代，一切都让人兴奋。他们待我很好，我对他们也够意思。我在哪儿都是最年轻的一个。我总是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对自己很有把握，学东西也快。这在这一行很重要，因为总有人扔给你一大堆数据，你得立刻化身某个客户所在领域的专家。这是个古怪的行业。我从前是走在大街上的神童之一，如今却已经三十三岁了。
我刚入行时二十一岁。我二十八岁就成了芝加哥最大的广告公司的副总裁兼创意总监。当创意人士很有意思。1972年某本杂志举行投票，选举最有创意的广告人，在芝加哥的提名者中我是最年轻的，入选了美国创意人士百强名单。他们倒是把我的名字拼写得很准确。我后来没有订那份杂志，于是第二年他们提名了别人。（笑）
满三十岁前的一星期，我彻底辞职了。然后我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作曲写歌，帮朋友做做广告。如今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三年半。我有了很多奇异的经历。其中最奇异的要数1976年春天我给美国总统福特当创意指导的经历。
我那时邋邋遢遢，留着胡子和长发，穿着蓝色牛仔裤，参加共和党的初选会。我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搞过几次录音，观察着总统的一举一动。你懂的，你见过玻璃杯旁边的啄木鸟吧？把头前后一点一点的。前前后后有好几个聪明的年轻助手在他身旁做着简要汇报。他只管点头就行了。政府就是这样。远见啊、目标啊，都远远谈不上，最多只有一点残存的大急流城商务部那种作风和思想。电脑仍在扣除每个人的工资，一切还在运转，但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不如说是一种惯性。
我到那里的时候，那地方已经是一团糟了。我只好试着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每天早晨要在广播中插播六十秒当地初选会信息：我是吉米·雷·李·鲍勃，我号召田纳西第二选区的朋友们把选票投给我们的总统福特。下午写情况备忘录，不管遇到谁都恳求他像总统一样办事，而非某个担心留不住自己议员席位的人。之后想到自己失礼的地方，心里不由得打个寒战。等我赶过去，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我们做过一次五分钟演讲，稿子有个严重的打字错误，那位演讲的老兄——也就是总统，竟然视而不见地读过去了。太荒谬了。人们都兴奋过头，迷迷糊糊的，也就没人提起这件事。简直是重演了《皇帝的新装》！我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每周我一领了工资就飞回芝加哥和朋友们共度周末。我在芝加哥为艾德莱·史蒂文森【247】这样的人做些政治工作。
我承诺过要在政治上做点事。那时的决定是帮助杰拉德·福特打败罗纳德·里根，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我签下合同帮他竞选，直到共和党预选结束。我以善于解决问题著称。有些别人解决不了的难搞的事，我却特别擅长处理。
刚开始在那家大广告公司上班时，我自觉位高应不负众望，全力支持民权运动。高中时我组过一个爵士乐乐队，黑人白人都有。我对公司表示，黑人能搞定很多工作岗位，一点不比别人差。如果我们额外努力一下，搞点培训项目，找几个聪明的黑人年轻人加入公司，也许是个好主意。
我尝试了各种渠道，却总被礼貌地告知：对于我们这群WASP，公司已经把该做的都做了。然后，他们在孟菲斯杀了马丁·路德·金。回到芝加哥，麦迪逊大道上的大火烧了八公里远。在密歇根大道，一整天你都能看到那些白人的眼睛快瞪出来了。他们早早下班，坐火车穿过燃烧着的城市回到郊区的家。第二个月，整个广告业都热切地搞起我曾经建议过的那种培训了。我不知道人们的道德感跑到哪里去了。真该死，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从广告这一行里学到了很多。就算是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他的注意力和领悟力可能还是相当低的。你得像对驴子那样教训他几下，才能让他精神起来。你得让他看十点的新闻节目，如果想卖东西给他，方法要简单。我不太看电视，就算看也是为了解其中的商业技巧，而不是被推销什么东西。人们的脑子里想法很多。你不能表达得太隐晦。这么做是没有市场的。
七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石油研究所当创意部主任，那时能源危机快要发生了。我们的公司收到他们的委托。你一坐下来，周围全是美孚石油总裁助理、海湾石油市场部主任、康菲公司公共关系部主任、标准印第安纳公司的行政副经理之类的人物。所有这些人都坐在那里充满智慧地点着头，说：“今年冬天是不会缺液态燃料的。”可两个月之后，我却和其他人一样，在加油站排长队，求他们赏赐两美元的汽油。
没多少美梦可做了。人们曾经以为自己长大之后，就会像霍雷肖·阿尔杰书里描写的一样，组建起美国钢铁公司那样的企业，或是做成其他大事。现在剩下的唯一可做的梦就是当电影导演或者摇滚明星了。我从前觉得自己可能会在广告业成为大人物。算我走运，我早早看透了。混出点名堂之后，我发现实际情况和人们想的不一样。大多数人的梦想都实现不了。不过我实现了不少梦想。现在我想过得更自在一点。我挺走运，在家待着也有工作送上门。不工作的时候，我就在家打理花园，或者写写歌。
我结过两次婚。现在我有家人相伴，我太太人特别好。可以说是事事顺心。过去顺心，现在顺心，估计将来也错不了。我太太是服装业的，与法国和纽约的服装公司有业务往来。我的女儿和前妻住在康涅狄格州，这孩子一心想当科马内奇【248】。
年轻人身上寄托着父母的期望。可消沉的社会气氛让他们没有我们过去那样的童年，也没有曾经的富足和安全感。这些似乎都会对他们有所影响。所有的梦想，所有的抱负（他双手一拍）——全完了，消失了。人们不再生活在“明天会更好”这个假设里。
我写了一首歌，用“从前有一天”开头，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歌名叫《1955》（他坐到钢琴前，边弹边唱）。
你可曾记得约翰·杜勒斯【249】的战争边缘外交？
那时我们知道怎样思考
和诺曼·皮尔【250】一道乐观喜悦
那时我们知道怎样感觉
你可曾记得板门店和三八线？
那时我们憎恨敌人毫不手软
你可曾记得我们有个领袖名唤艾克【251】？
那时我们热爱总统天真几何
纵使无知是一种幸福，好景却不会常留
只有美梦还留在这里
我的朋友啊，1955年的光景再不会出现
如今已是白云苍狗，沧海桑田
我还编过一个寓言小故事，关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地板。那里的老木地板是白宫刚修建时铺上的。五十年代，艾克穿着高尔夫球鞋在上面踩来踩去，坏运气从破损的地板里钻出来了。如今那里铺上了塑料地板。挺不错的小故事吧，现在就流行这些。
我不认为我的生活态度和当今的同行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做传媒的，只不过我比大多数朋友更理想主义一点。多数人已经放弃了希望，理由我倒不见得同意。似乎你不管做什么都是徒劳。所以还有什么可在意的？再喝一杯吧。
干这一行就是要当个专业的聪明人。全凭口才。要是提起什么重大的人间惨剧，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人们的反应都疲沓了，冷淡而麻木。你打开电视看新闻，索马里又死了一百人，或者是愚蠢的官僚主义又导致一些穷困家庭居无定所。你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真的是这样。电视上呈现的生活方式却引起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不满，然而又无能为力。那些貌似无所不能的专家教训着你，大量商业广告也集中火力向你开炮。传递的信息就是：如果你买下那件东西，你的生活就会改善，不管那东西是一副安慰剂药物、一剂毒品、一杯酒还是去佛罗里达旅游一趟。每晚三个频道播的全是这些。
热情？（笑）我现在有点被搞糊涂了。我热爱生活，总想每天过得有意思一点。但如果你说的是双眼迸发出疯狂的火花、有种救世主的感觉，我想那都是有危险的东西，都不可靠。要是我觉得自己两眼放光放得太厉害了，我就赶快把墨镜戴上。
美国搞了两百多年的牛仔式资本主义之旅快要走到尽头了。转变的过程会很混乱，这种事一向如此。可人们一旦从那一头钻出来，就会发现——噢！其实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当不了国王，当不了总统。要是我那时还足够清醒，只愿把我的花园打理得漂漂亮亮的。
乔迪安·卡尔伯特
她是一位芝加哥女演员，今年三十一岁。
“冷冰冰的人是没法改变世界的。没有哪本文学名著是冷冰冰的人写出来的。”
“我是在非常民主、支持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气氛里长大的，我家的美国梦是反麦卡锡主义的。我父亲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他关心政治，是极端温和派。”
1968年至1972年，我在越南，跟随劳军联合组织做巡回演出。所以和大多数人相比，越南对我的意义不同寻常。我能分清炮弹的来去走向，知道什么时候要找个掩体躲避一下。我记得我有一次抓起道具登上一架直升机，那架飞机碰巧是载运尸袋的。那感觉和坐在家里看电视真的太不一样了。
我在冲绳岛的时候，曾经观看过B-52型轰炸机起飞。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年圣诞节，下午四点我看着这飞机起飞，它载满沉甸甸的炸药，两翼被压得快要碰到地面了。八小时后这架飞机回来了，两翼轻盈舒展。能够亲历现场真是最奇特的经历。那就像人们在电视上看的纪录片中的场景。对我而言却异常真实。
我参加了六十年代革命的全过程。我本来相信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就像琼尼·米歇尔【252】所说的：“我们是星尘，我们是金子！”我们确实这样相信着。我们去上大学，感觉自己与众不同。我知道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是特别的。可你知道吗？我们其实什么也不缺，想要什么父母就能给我们什么。
我认为那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的年龄在二十二到二十五岁之间。我和他们有代沟。与他们相比，我跟我父母在思想上更为接近。其实我和那些年轻人只相差五六岁。可有时候他们的行为真让我甘拜下风，震惊汗颜。
有天晚上我参加了一场聚会。没有畅所欲言的人，也没说什么很有意思的话。大家聊了很多，但没引发任何讨论。人们谈论自己的工作、房子，以及哪里发生了谋杀案，谁比谁混得好，谁要赚大钱了，谁要升官了（笑），谁的名气更大了。我觉得特别无聊。
我理解不了那些人。他们能力出众，处在社会上层，谈话时从不犯错，为人冷静，思路清晰，把工作干得又快又好，对不对？要是有人争斗起来，他们就绕道避开那里。有一次我丢了工作，就因为我不肯放弃。你肯定想象不到，我竟然做了那么傻的事，你懂吗？做人不该有那么傻的举动。非要犯傻才能有所得吗？很明显，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失败，我们一无所得。
我看不到人们的激情。他们一点热情也没有！我看不到人们振臂呐喊、大发脾气、摔门而去，或者因为气愤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也没有人说“等一下，你听我说”这种话。
我尴尬而窘迫，对人充满防备。他们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我空有满腔热情，却热过了头，总想彻底崩溃大哭一场，他们问：“你为什么不开心？”我说：“因为有些事值得我不开心。”“什么事值得你不开心？”“嗯，我就是这种人。”我想象不出为什么有人不会为那些事不开心……为什么有人喝完饮料不退瓶子？我从来不买不能退瓶子的饮料，我在这方面是很认真的。可他们都嘲笑我，具体发生了什么我就不提了。都因为我是个傻瓜。
我爸常说：“我们是怎么走到如今这地步的？怎么走过了麦卡锡时代，又赶上了开卖回忆录的尼克松时代？他打算定价多少钱，19.95美元？”他说:“有时候我真想撂挑子不干了。做什么都没意义了。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那样被人玩弄。”他曾经当兵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他还信任这个国家。可他如今不再把自己的美国人身份当回事了。他的活力已经不在，变得非常含蓄。他也曾充满激情，但之后只能摇摇头。他说：“你听说过的最后一位光明磊落的政客是哪个？全是臭狗屎。”我父亲平时可是从不骂人的。
我不再读报了，也不再看电视里的新闻，因为里面全是些世故冷漠的内容！我在电视机面前手足无措，坐立不安。
现在我不再躲躲闪闪了。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一直在科罗拉多避世隐居，现在他们回来了，正在从森林里走出来。他们年过三十，开始意识到自己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们的革命失败了。他们穿上苦修者穿的刚毛衬衫，愤世嫉俗，做着一个受伤的人在静修期间所做的一切事情。突然，你意识到：“他们才是疯子，我并不是。等一下，而且我过去是对的！”也许我做得稍微有点不妥，但是去他的，基本原则是对的。有点奇怪吧？十年后，我还相信这些。
我发觉他们又开始讨论这些事了，至少是在彼此小规模地讨论。事已至此，我不会再麻木不仁、保持沉默了，我不会再把自己关到厨房里，靠喝酒让自己冷静下来。
忽然间我听到了自己的心声，我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我如今依然大声疾呼。也许因为我们在那些群众大会上必须通过麦克风大声说话才能让人们听清楚。（笑）他们学会了该怎样表现。我的意思是，谁希望自己上电视的时候看起来像嬉皮士呢？谁愿意自己在新闻里吵嚷尖叫、披头散发？那是不够冷静的。
可我不想改变！我不想冷静下来。我不在乎自己听上去有多傻。我不想像他们一样。我不想当个只是工作上能合格的人。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认为那种该死的生活只有死路一条。
谁想冷冰冰地死去呢？冷冰冰的人是没法改变世界的。没有哪本文学名著是冷冰冰的人写出来的。如果你一直冷眼旁观，不积极参与到这个世界的事务中，又怎能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呢？
也许再没什么可信仰的了。对吗？我没有国家至上的思想，但也许真的没有什么会留下来。也许最后我们人人都有信用卡，VISA信用卡会控制我们，美国银行和美国运通卡会控制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小小的塑料卡片，政府会变成一个联合大企业。我们人人有工作，有崭新的电镀家具，有新出的唱片集，还有音响设备，你还需要什么呢？我觉得这很病态，你认为呢？美国将变成一个又大又蠢、无比空虚的废物。我希望美国能够觉醒，赶快行动起来。
我父亲不再热衷谈论政治。哦，乖乖，过去没人理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后廊对着我们家的猫谈政治。（笑）现在他只是看着我，摇摇头说:“乔，我搞不懂现在世上的事情。”他再也不会兴致勃勃地谈起那些事了。他整天只关心孩子，说：“孩子们回家了，孩子们上学去了，别的没什么。”他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要走开，和我聊聊。你们很懂生态学对吧，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你们想通过一项法案？你们就真不能把瓶子退回去吗？我不在乎人们是否突然就不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鸡尾酒会了。我开始领悟到这些人也并非真的富足。我感到自己曾经弄丢了梦想，现在正把它找回来。这种感觉就像是举行一场派对，庆祝自己的复出。
汤姆·伯恩斯
他一头金发，蓝色眼睛，头脑冷静，身材瘦削。他很少微笑，也不皱眉，但不经意间会偶然爆发一阵大笑。他三十二岁。
“我赞同这样的理想：人在头脑和身体上都该出色。我希望得到幸福和快乐。美国是实现这个理想的最佳平台。这里的人们和他们的思想来自世界各地。人们仍在涌入美国，到这里寻找他们的美国梦。”
我住在一套公寓的单人房里，同住的还有波兰人、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楼里住的人彼此都认识。我的房东是西西里人。我跟他是同事，我们有意见了就打一架，过一会儿又变成好得能拥抱的哥们儿。我住的时间够长了，好像已经成了那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是个非正式的社会工作者。
我和一个芝加哥女孩好上了。她父亲在附近有一间理发店，其实算是她把我引到这里来的。这里最适合我住，环境对我而言是最好的，价格也最便宜。我是越南战争老兵，这附近住着很多老兵。我们有不少共同语言。
我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部队教官。后来他在皮奥里亚定居，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是独生子。他去了希拉姆·沃克公司工作，做低层领导工作，当检验员。他几天前退休了，搬到了劳德代尔堡【253】。这是他们的梦想，如今实现了。（笑）
我父母一直不顺心，不过现在比过去好些了。他们要么觉得我是个恶魔，要么全当我死了。我就像是他们已经死了的儿子。好像有什么东西遮住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不知道我每天在做什么。我们没法交流，一说话就发火。所以我不经常去看他们。我对他们从来没有亲密的感觉，总觉得孤单。可能我再放假时要去佛罗里达看看他们吧，他们寄给我两百美元让我去。（笑）
我父亲过去希望我当医生。我不知道母亲想让我做什么。当医生是收入最高、最受尊敬的职业。我在高中时有朋友的父亲是医生。人们上医学院，然后成为医生。医学院我也上了。我退学不是因为成绩不合格，而是因为我失去了兴趣。我开始对越南感兴趣了。但我不是激进派。我感到意志消沉。所以我退学参军，加入了空降部队。
我还记得中学二年级时在河滨公园【254】跳伞的情景。那真是我空前绝后的经历！我看到一幅征兵广告——一个人带着降落伞从飞机上一跃而出，而后越南和河滨公园融为一体……
我本来想当通讯员。我认为这是了解越南的最佳途径。物色人才的军官来到跳伞学校。我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但没能如愿以偿。我成了军医。（笑）我加入了“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对，当卫生员。
我希望带着一台照相机，而非一支枪。我一到那里就拿到了枪。我害怕了，担心自己的安全。在那里我时时刻刻都在担心。那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之一，也是我如今住在贫民窟的原因之一。我找不到任何一份能让我满意的工作。住在那儿的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他们是流离失所的人，有外国人也有本国人。
一个波兰老人曾住在这里。二战一开始他就被俘虏了，整个战争期间都关在监狱里。他们天天唠叨共产党的事情。可我关心的是健康，对吧？如果苏联的坦克开到大街上，你怎么办？你会像布达佩斯的小伙子们一样去消灭苏联坦克吗？他们的勇气从何而来？那些人就坐在酒吧里，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假如发生了危机，他们能怎么办？也许美国坦克会开来吧。（笑）
（叹息）对我而言，住在这里比住在其他别的地方都要舒服。我和这里的人相处得不错，觉得房子本身也挺好。我的床边就是窗户，我可以把它打开，让房间保持凉爽。它不是那种密闭的公寓，房间没有锁。你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如果我不想洗衣服，就可以不洗，不想打扫房间卫生，就不打扫。可如果我想做这些事，纯属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其他什么人。我喜欢这种没人管的感觉。
我没有酗酒或吸毒之类的毛病。我不想染上这些。我渴望建立家庭，实现我的目标。我希望自己勇往直前，尽最大的努力，当出色的人。就像古希腊的人曾说的：幸福和快乐的源泉是……（他没说下去）做到每天无忧无虑、有家庭有孩子才算得上出色。这是个大目标。我做很多事都是为此做准备。
相比起来，有些日子是很快乐的。我也曾有过这样的好日子。那感觉真好。因为我有所成就，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今天早上我去铲雪，赚了几美元。我更喜欢用双手在户外干体力活。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能找到什么活儿就做什么活儿。我今天没什么计划，又发现那个人可能想找人把走道上的积雪铲掉，于是给她打了电话。我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大门敞开等着我了。我是很值得信任的。我从去年夏天起就给那个人干活。她刚买了一座房子，我帮她打理了很多事情。她也帮了我很大忙，我在银行的存款增加了很多。（笑）
我打零工，虽说不是手艺人，却尽我所能学习熟练掌握各种技术。我在工厂待过，上白班，时作时歇。现在我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女士工作。她想教我怎么绷画布。她是艺术家，和人家签了合同作画。星期一我为另一位女士干活，给她家糊墙缝，好让房子的密封性更好。我粉刷过很多房子，是我开始做手工活儿的第一步。我不像专业人员干得那么好，可我要价便宜，而且靠得住。
我曾在郊区有一个家，那是个相当体面的社区。我十六岁就有汽车了。那是我离开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我那时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和《日瓦戈医生》，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我并不幸福。人们的幸福感在哪里？到哪里去找呢？我的内心无法平静。
直到亲眼所见，我才知道“贫民窟”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曾经在城南为一位医生工作。名义上我是司机，可实际上我也穿着白大褂，替人量血压，给人诊病。我曾经花费若干小时只身穿过整座贫民窟。如今我年岁大些了，不经常这么做了。我不想因为好奇心惹来杀身之祸。
我正面遭遇过几次危险。经历几次之后就像掌握了某种技能。一开始总是很温和的，很多时候并不是背后突然蹿上来一个人。他们要先试试你有什么可抢的，或者你有什么防身本事。这是力量的游戏。一开始可能只是“嗨，能借个火吗？”“你有两美元五十美分吗？”之类的。我被抢劫过几次，倒是从来没挨过打。
我也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他们。我也先考量一下他们有多大力量，想想那家伙有什么本事，我的胜算如何，我应该怎么做等等。有一次我在一条陋巷走着，手腕上带着一个镯子。我过去常带着手镯、项链和耳环。那个人说：“镯子给我。”那时我对自己很有自信。我说：“你想要是因为我有。你并不是真的想要它。”我等着他出招。就像一场战争似的。你不想让任何人从自己头上踩过去。你做此姿态，就是想让他们犹豫一下，掂量掂量局势。不过要是你真想走极端，你要做好豁出小命的心理准备。
你不会为了那个手镯豁出性命吗？
我不知道。问题不在手镯本身，那是种象征。有些事我没经历过。真的斗起来我会怎么表现？要发生了才能知道。
你真的会为了一个象征去死吗？
那要看情况。在部队时我就是嬉皮士，退伍后我成了战争贩子。我在布雷格堡时，每两个星期就要去一次华盛顿参加聚会，当然了，那些聚会都跟反战活动有关。我一去人们就都围上来，表现出一种敌意。
我不为战争辩护，但也不反对。这是我到那儿去的原因之一。我想亲眼看看。这也是我住在这条街的原因之一。我深入芝加哥的贫民窟和工厂。我每次听到有人抱怨，都知道人们的意见中掺杂了自己的偏见。我也有一些偏见，但不想接受别人的。我是那种相信眼见为实的人。所以我如今的生活是这个样子。
我曾经在暴风雪中跑到马路上去搭便车。去墨西哥、加拿大、阿拉斯加，哪儿都行。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似乎也能得到最大的收获。这时你就变成了动物，严峻的生存问题能激发你的生命力。麻烦事最能唤起你的生机。就算在战争中也是一样，那些找不到生活满足感的老兵也是一样。
冒险，没错。既然我不开心，总要做点什么。我不会自杀，我不想这样做。但或许我可以采取离自杀只差一步的举动，也就是去越南，对不对？
有人说我是个接受能力很强的人。不管一个人是怎样的，或本该怎样，我都能接受他。我也接受了自己，这就是问题所在。我重新振作起来，比过去更出色了。吃了太多垃圾食品也是我堕落的原因之一。我现在相信健康饮食。正在用新的健康观念教育自己。
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人来者不拒了。我说：“我要好好照顾自己了。”现在我需要钱，我要为自己着想。过去我把东西都给了别人。现在我想要一个银行账户。我想结婚。这些我都想要。我常常缺钱，但最近这次真的让我有些害怕了。
我的房东说：“搬出来吧，咱们去另一栋楼住，到那边干活。你花点时间帮帮我。我付给你工钱。”可我宁愿留在这里。付我多少都行，反正我也没什么期待。他就像我的教父。他说付我工钱，只是说说而已。你知道芝加哥是什么世道。（笑）我有点沮丧。
有些人坦率，有些人不是。我厌倦了猜来猜去，想着这个人是想跟我喝一杯吗，或者那个人是不是想跟我胡搞一下。有的人一开始是一个样子，到最后像完全变了个人。我全看透了。（笑）
我没工作也没成家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坦率到了惹人讨厌的地步。让我撒谎真太难了。他们说我太理想主义了。我只想和自己争第一，而不是和别人。如果每个人都当自己的第一，所有人合在一起也是第一，对不对？谁赢谁输并不重要。我打篮球时从来不在意比分。我只和自己竞争。表现得好，我乐在其中，表现不好，我也不在意。
我去看过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有个医生说我疯了，但还没疯到领取国家援助的程度。（笑）我倒觉得人人都是疯的。（笑）
威廉·戈瑟德
我们是在洛杉矶到芝加哥的航班上偶遇的。在他转机的间隙，我们有了如下谈话。
“我是个二十七岁的美国白人，是公司法方面的律师。我这辈子大多数时间都待在纽约，在俄亥俄州上中学，在加州上大学，在洛杉矶当开业律师。我的体重超重。”（笑）
“只有极少数人找到了美国梦。一旦你停止追寻，就失去了这个梦。”
我家属于四处迁徙的中产阶级。自我出生后，我们搬过七次家。我在一个地方待过的最长时间是八年。我父亲属于新兴管理阶层，不依附于任何一派。他没为任何公司工作过。他在一所学校当行政官员，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像个牧师似的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或是去参加大型集会，或是去某个更大的校区。我来自循道宗牧师家庭，（笑）我们是中产阶级郊区风格的卫理公会教徒，而不是卖力传教、高唱福音的那种。
我家是没有根的。祖上不是德国人，也不是荷兰人或英国人，最远只能追溯到我的曾祖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他是奥奈达人【255】的牧师。我们现在仍然保留着一本印第安语的《圣经》。他是1907年前后去世的。关于我的祖先，我只知道这么多。
我家从没在晚餐桌上讨论过当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小时候，父母常带我到美国各处旅游。我们去过葛底斯堡。我对南北战争十分着迷。我去过四十六个州。我愿意经历美国的方方面面，不只要一种经历，而要很多很多。可以去发现的东西太多了。只有极少数人找到了美国梦。一旦你停止追寻，就失去了这个梦。
我相当佩服我父亲。他之所以不再当行政管理人员转行当教授，是因为觉得在老位置再做下去没什么乐趣了。他厌倦了政治，也厌倦了老师们变来变去的态度。
他是莱维敦一所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那是战后最能代表美国梦的一座城镇。根据退伍军人法案，你可以买下一座过去买不起的房子，在那里安居乐业。就好比那种老式的福特T型汽车，不管你想玩什么花样，它永远是黑色的。一座座家宅好像是在一条生产线上组装的，这种趋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们住在花园城，是个上流社区。教育质量好得没话说。我五年级时就是学校乐队的首席黑管手。这在当年轰动一时。（笑）
说到美国的中产阶级，我父亲曾是“鹰级童军”【256】，参加过1939年的全国童子军大会。他还参加过同济会【257】，当过国际扶轮社的主席。我哥哥也是个“鹰级童军”，他得了铜棕榈奖章，在基本要求之外又额外获得五项技能资格徽章。我小时候就超重得厉害，上山远足真够要命的。可我必须加入“鹰级童军”，我们家骨子里就流着这样的血啊。我果然也加入了，并额外获得二十项技能资格徽章，当上了同济会的主席，还在一家教堂给教士当助手。做这些对我来说可不容易，我在街区里忙前忙后地到处跑，体重掉了14公斤。（笑）我家很看重这个，所以我才这么做。我母亲是职工家属会的主席。
我很有福气，有一对特别好的父母。我家从来没有特别富，但他们总送我去上一流的学校。父亲每年赚三万美元时，我还是能去斯坦福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们为我牺牲了很多，我很感激。
我时常为如今中产阶级的危机苦恼。如果你很穷，或是少数族裔，你可以享受优待，靠国家的经济援助去上学。如果你是富人，是商界大佬的孩子，上学也不是什么问题。可对于靠专业吃饭的中产阶级来说，花大钱接受好教育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我真的热爱美国，尽管——有点不好意思承认，我开的是外国进口车。（笑）外国汽车质量更好，手艺精湛。我希望尽可能少地靠政府解决问题。我渴求的是使这个国家得以建成的那种精神。
我认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棒的政治体系，其他国家都比不了。但我也看到了问题。我从来没因为我是白人和中产阶级而歧视过别人，可现在情况反过来了。我们的处境变成了最惨的。
美国变得强大，是因为她的人民凭着进取精神获得了成功。那些鱼贩子和裁缝的儿女成了律师、医生、企业总裁。他们驱策自己不断向前。我们的社会阶级有流动性，只要你有动力，就能成功。我意识到如果你出生在瓦茨或者哈莱姆【258】，就拿到了一副坏牌，前面的道路会很艰辛，可犹太人在美国混得相当成功，他们有良好的教育传统，惯于向上奋斗。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也过得不错。西班牙裔和黑人想要融入就不那么容易了。可有些少数族裔根本没有进取心，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不过是生存下来。
我相信任何人只要天生具有足够的进取心，受到父母恰当的教导，都可以成为美国总统的。这么说可能有点牵强。（笑）当个律师总不成问题。（笑）
我工作所在的洛杉矶既体现着美国生活最好的一面，也体现出最坏的一面。快餐连锁店就是从这里兴起的，它还是汽车社会潮流的发源地、好莱坞的故乡。这里有你的幻想，你无尽的美国梦。但一切都是缥缈无根的。
我想结婚，生两个孩子，有两辆汽车、两台彩电，住洛杉矶郊区的别墅。但我也希望自己保持独立性。在公司，我讨厌别人只喊我的姓氏戈瑟德，或是叫我的大名威廉。我喜欢别人叫我比尔。作为专业人士，我希望秘书在客户面前叫我戈瑟德先生。
我对这个国家感到乐观。我没经历过大萧条年代，否则我会对前景更加清醒。我不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富贵孩子，但也没饿过肚子，否则可能我就不会这么乐观了。我就像美林证券【259】的创始人那样，对美国抱有信心。（笑）
萨姆·洛夫乔伊
他天性开朗，对无可救药之事也能乐观看待。纪录片《萨姆的核战争》就是根据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活动拍摄的。
他三十三岁。
“我觉得一个人应当自食其力。努力工作赚钱和继承财产之间是有分别的。金钱能把人毁了。”
我是1946年出生的。由于当时我父亲在占领军供职，我出生才五个星期，我们就举家搬到了日本。当时美国军队相当偏执多疑，所有高级军官都要在停靠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上待一年或一年半。我家是被送去做试验的，父亲带着妻儿坐船到了日本，在本州岛登岸，看看日本人是不是要把我们生吞活剥了。后来他们发现日本人也是人，军官们也纷纷登岸了。我家是试验品家庭中的一个。我们住在一栋巨型大楼里，只有十五个用人，真是难以置信。（笑）我父亲在部队里级别比较低。他死在朝鲜战争中。我那时六岁。我们搬回了马萨诸塞州，我就是在那儿长大的。
我在威尔布拉汉姆上学，那座小镇有五千人口。人人彼此相识。感恩节绝对是个重大节日。独立日也要好好庆祝一番。我记得我们学的都是美国梦、殖民地、国家纲领之类的东西。
我父亲是在那里长大的。他和一个老农民交了朋友。他是个“亚美利加先生”，热衷于镇里的集会。他在很多方面相当保守，教育我说共和党人有勇气、信仰坚定，自由党人只会夸夸其谈，没有立场，是随风倒的墙头草。
那时常常只有我们一老一小待在果园里。他给我一个接一个地讲故事。我当时完全被那种参与式民主制征服了。默里太太和波特先生竟然为有关栓狗链的法律闹得不可开交。这两位邻居私交很好，现在却在各自严肃看待的问题上大吵大嚷，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认为那座新英格兰小镇的良好教育对我的影响极大。我有很多好邻居，干了很多体力活。我一向尊重劳动。我九岁就开拖拉机了。十三岁时我开卡车上了高速路。不管我在哪儿坐下，不管是书、报纸还是杂志，身边有什么都要拿起来读。那是五十年代，人人觉得世界是我们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白天去上预科学校，但不在那儿食宿。家里极其有钱、脑袋又好使的孩子才在学校食宿。真够我受的，我发现了那些有钱人是多么令人作呕。我在学校非常刻苦，可那些孩子的一双鞋就值五百美元，够我交一年学费了。
我觉得一个人应当自食其力。努力工作赚钱和继承财产之间是有分别的。金钱能把人毁了。我遇到的有钱人个个对社会适应不良。（笑）
毕业时我作为学生代表作告别致辞，全是胡说八道的玩意儿。我还成了参加过苏联人造卫星知识问答的孩子之一。我上五年级时，苏联打败了我们，在我们之前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国会通过一项法案，为全国的学校投资数十亿美元，为的是把我们培养成科学家。他们风风火火地把数理化等科学知识推到我们面前。那时我在读大学预科班，把所有的高等课程学了个遍。最后我去了安默斯特学院。
那是1966年，越南战争正如火如荼。我开始阅读一些这方面的材料。我的一个朋友应征入伍，他在给我的信里写道：“天啊，这里太诡异了。”我确信这场战争是疯狂的，参与了一些大学师生针对争议问题发表意见的宣讲会。
我遇到了人生的分水岭。有一天我在听多元量子力学微积分课。那个数学老师的形象相当经典，像个卡通人物：个子矮小，眼镜片非常厚。他是一位聪明的数学家，却对社会适应不良。这种人不管讲什么，你都得一字不差记下来，连标点和符号也不能落下。我坐在那儿抄抄写写，忽然间，我开了窍，我他妈的坐在那儿是在干吗呀？我在这儿学的东西和外面那个浑蛋世界有什么关系？我停下来，不再做笔记，下课铃一响就走出了教室。
我搬到了马萨诸塞州蒙塔格的一座公社，和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共享资源、财产和想法。那是一座有机农场。我们生活得很舒适。十二个成人和两个孩子，一年有一万美元收入。我们有花园，有牛有猪。我们出售干草、牛奶和枫糖浆。
我们什么事都一起做，但1973年夏天前后，我越来越感到不安。正当我开始考虑下一步要把能量用在哪里时，传来了要建蒙塔格核电厂的消息。出于环境方面的考虑，最初我是反对的。我担心数十亿美元的大项目会破坏这个小村子的美好。
起初我并不反对核能。我相信我当物理学家时学到的那些废话，把核能看成大救星。我那时就像如今所有缺乏社会意识的科学家一样，以为一切都能靠技术解决。他们爱用的一个词是“信念”。
我把能弄到手的书读了个遍。我重读了过去的物理书，整天泡图书馆，农场附近的人都惊讶于我的用功。我越来越确信，建核电站是个极其恐怖的想法。可在法律上，我没法阻止建厂。
在此之前，原子能委员会从未制止过任何一座核电厂的修建。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全都大力赞成发展核能。卡特当然也一样。公用事业公司正在往镇里渗透。他们把反对核能的人比作当年试图阻止修建铁路的印第安人。
我们的镇议会本来在土地问题上拥有全部的发言权，可公用事业公司说：“去你的吧，我们要从你们身上碾过去。”我过去学过的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同时，那些公司还有数百万公关预算，我要去哪里募集五千美元来教育蒙塔格的民众呢？
他们已经在镇里计划好的地点修了核电厂的象征：一座150多米高的细塔，上面有很多红灯和闪烁的白灯。第一次看见这塔时我心想：“哦，有个人以后会把它弄倒的。”我越是看那座塔，就越觉得它是一切事物的象征。我下决心一定要把它弄倒。
当时有这么一条规定：公共事业公司要花一年时间收集环境数据，之后才能取得许可证。他们在1973年6月修了这座塔。我发现如果在1974年6月前把它弄倒，我就能妨碍他们收集数据，把建厂的事往后拖一年。
我试图在镇里发起一个活动。但没能成功。人们有种感觉，个人是没法打败大公司的。再加上公共事业公司贿赂镇里，把财产税降低了99%，人们对我的活动就更不热心了。他们被税收上的甜果子收买，认为我根本就是疯了。
那天是乔治·华盛顿的诞辰日，1974年。我没法说谎，就是我砍倒了樱桃树。那座塔上面的红灯确实挺多。（笑）凌晨两点，我跑到那个地方，把塔弄倒了。我把固定塔的螺旋拧开，放开拉着塔的电缆，塔就倒了。过程挺简单，只用了两个小时。
我径直去警察局自首，交给他们一份四页声明，表示我负全责。我之前读了相关法律。我在声明中引用了一些刑法条文，这些引用在七个月后让法官大吃一惊。我自首后受到蓄意破坏财产的指控，面临着五年监禁的惩罚。
于是乎，媒体前所未有地报道了除支持核电厂以外的立场。马萨诸塞州西部每一份报纸的头版大标题都是：把塔推倒，抗议核能。要的就是这种震撼效果。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还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在此之前一个月，我还没决定采用“公民不服从”的策略。我读了一些政治书籍，研究了梭罗【260】的作品。起初，我打算把塔弄倒，然后给媒体写信。而后我把“公民不服从”策略运用到环保运动中。参加的那些人都是相当正直的自由派人士，他们只会去国会游说，不知道该怎么采取行动。这种中产阶级白人的花招没少让他们吃苦头。
所以我决定自首，这样针对我破坏财产的怀疑就无效了。如果我不自首，我做的事就会被解读成暴力行为。这步棋会把我带上第二个舞台。第一次是把塔弄倒，第二次则是走上法庭。
我充当自己的律师，并请霍华德·津恩和约翰·戈夫曼【261】坐上了听证席。戈夫曼博士作证指出，核能足以成为人类杀手。九天的审讯之后，根据法官给陪审员的命令，我被宣告无罪。我认为这次审讯使法官也成了反核人士。陪审团的十二名成员中有十一名都表示，在审讯之前他们就相信我是无罪的。
陪审团成员有老中青三代，男女都有。他们仿佛是社会的一个切片，能完美地代表这个国家。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关于核能的种种事实。我在被告席待了两天时间，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哪怕是最让人反感的问题也不例外。我把一切讲给他们听，让他们了解我的生活，以及思考的过程。这种教育的潜在影响非比寻常。整整两个星期，各家报纸的头版全在质疑核能。
审判结束那天，公共事业公司宣布蒙塔格核电厂的计划推迟四年半。我非但没进监狱，到头来还成了搞运动的人物。（笑）我开始在国内到处旅行。
我是乐观主义者。如果我是悲观主义者的话，就不会成为政治运动的组织者了。我充分相信人类所具有的常识。如果有人告诉人们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就会占上风。谁也别想向我兜售精英路线那套东西——“交给我来处理”什么的——我并没有叫别人依赖我、相信我。我只是让他们去质疑自己。
一些人对我们说，有的问题太复杂了，普通百姓是没法理解的，那些专家……
全是胡说八道。这是哄骗人民的最好借口。我们听到的越南战争那些事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国家要推行民主，就必须开始告诉人民真相。爱因斯坦三十年前就说过：我们必须把关于核能的真相带到每个村镇的广场上谈论，那些村镇的广场必须发出美国之声。可以说，我就是在村镇广场长大的。
专家们总爱说技术术语，人们听不懂，转身就走了。其实事情很简单：我们需要那东西吗？得花多少钱？步骤行得通吗？有什么影响？总体看来核电站不过是一套把水烧开推动涡轮转动的设备而已。
第一批站出来反对西布鲁克核电站的是一些挖蛤人。我们组织的名字“蛤壳联盟”就是这么得来的。多好的名字，完胜那些政治性强又啰啰嗦嗦的缩写字母组成的名字。这名字很吸引人，一听就有趣，还带点环保色彩。
我们搞了一次非暴力公民不服从运动来阻止工厂占领那个地区。十八人遭到逮捕。西布鲁克的大多数人都反对这座工厂。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反核声音就来自当地警察局局长的太太。
我们召集了第二次示威。西布鲁克的警察拒绝逮捕任何人，工厂叫来了州警察局的人，逮捕了一百八十人。他们本以为我们是一群疯子，却发现我们老中青三代齐全，一个个都负责任、有原则、值得尊敬。他们用五辆大巴车把我们拉走了。司机都是州警察。他们的上司下令把车开到活动地点两公里以外，这样示威群众就看不见他们了，但五个司机中却有两个不服从指令，他们开到群众大会地点把车停下，让人们尽情欢呼、挥手致意。然后才又把车开走。
州警察把他们锁在兵工厂里过夜，所有人都被关在一间大屋子里。示威者和警察之间进行了大量对话。
4月30日，我们把两千人带到集会地点。州长不信任州警察了，动用了国民警卫队。一千四百人被捕，在五座兵工厂里关了两星期。这件事引起的宣传反响比蛤壳联盟过去参加的任何活动都要大。那些遭逮捕的人在关押期间开办了讲习班。国民警卫队的看守也站在那里听，而且还参与。他们也是当地村镇的居民，只是有点胆怯，就和你我一样。他们是从本职工作中抽调到这里的，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在这儿看守这样一群大好人。
你知道两星期结束后发生了什么吗？关在兵工厂里的人凑钱给国家警卫队的人买啤酒喝。
被逮捕的人们当中有两百多位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与那些终日忙碌、心神不宁的人相比，上了年纪的人更有时间和能力来反思。也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一位老妇人说：“你该用当年我们在波士顿南部对付黑鬼的那套办法来对付公共服务公司。”（笑）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她明白过来了，看到她的种族主义还有针对反战示威者的偏见与那些公司对我们的做法并没实质分别。她自己教育了自己。
媒体整天向我们宣传这个国家冷漠和麻痹的一面。全是扯淡。这场运动并没有结束，而是走出了最聪明的一步：去找自己的家。活动如今深入社区，在街头巷尾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并且开始开花结果、建立同盟和联系。我走遍了全国，不管走进哪一个社区，都能找到和我志同道合的人。
如果美国能发生改变，一定是因为美国的每一座社区都做好了准备，然后——嘭的一声，一个巨浪席卷华盛顿，人们的呼声终于得到了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