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弗·泰勒
她今年二十七岁。“大多数人看到我以为我只有二十一岁。我觉得自己内心有种孩子式的好奇心。人们和我交谈之后，会从我的观点和看法中察觉到我比看上去要成熟。”
她时而微笑，时而大笑，始终表现出一副好脾气。
我是一个再生基督教徒，信仰上帝的绝对。但我讨厌别人叫我宗教狂。我知道有人会这么想。我不会去劝别人信教。只有谈话中提到信仰问题我才会说一说。我可不会说“哦，你需要耶稣”这种话。我很讨厌这样的做法。我不吸毒，但也没那么多清规戒律。酒我还是要喝的。
我的父母是卫理公会教徒，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做礼拜，但其实他们没把这太当回事。我目睹了过去那些年他们生活中的变化。他们现在在电视上看葛培理牧师【242】和奥罗尔·罗伯茨【243】的节目。他们过去从不看这类节目的。我十三岁那年参加基督教青年大会并开始信教，他们也看到了我这个女儿的变化。他们看到女儿生活愉快，而且具有他们所期望的道德标准。
上一次我离开家，爸爸说：“我们会为你祈祷的。”我大吃一惊。他以前从没说过这样的话。
我在俄亥俄州上高中时，我的一个好朋友来自基督教家庭，相信耶稣基督是来到这个世界把人和上帝连接起来的人。我就是带着这个想法上了惠顿教会学院。另一方面，我也想离开俄亥俄州，去一个靠近类似芝加哥那样大城市的地方。
葛培理牧师去了惠顿。我崇拜和尊敬这个人，我相信他所说一切都是符合《圣经》教义的，他成为传道者是受到了上帝的感召。此外，我的一个朋友了解他，据说他是个知行合一的人。他不只是口头说说。关于葛培理牧师基金会经济问题的传闻，我分不清真假。不过假如他真的有错，将来是要向上帝交代清楚的。
你也喜欢看奥罗尔·罗伯茨吗？
你干吗非要问这个？（笑）我回答不了。奥罗尔·罗伯茨那套东西更像是“把你的手放到电视机上，相信你的病会治好”。葛培理牧师可不会说这种话。
你不相信信仰能治病？
不，我相信。因为我亲眼见到过。我的一个朋友两条腿不一样长。她在瑞典，一个信仰治疗师为她祈祷，她较短的那条腿就长得和另一条腿一样长了。有人会说那是心理作用，但我确实相信万能的上帝，他有力量治愈疾病。
有些人相信基督教是人类唯一的出路，我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我看来，东方宗教中没有个人成长、发挥创造力、坚持个性的空间。唱颂哈瑞·奎师那【244】的信徒都身着同样的服装，留着同样的发型。我不能赞同这些宗教。
我反对越南战争。我不喜欢美国表现得像全世界的救世主一样。我不愿看到我们的国民战死或者变成残废。我不记得我家曾经讨论过战争的话题。我父亲在空军工作，研究试验轰炸机。我父母从来不把心声表露出来。我没听过他们说起反对黑人或外国人的话。我知道我父母对这些人并无歧视。
在大学里，我不关心时事。我在高中就是个用功的学生，门门得A，天天泡图书馆。到了惠顿学院之后，气氛一下子变成了“咱们去玩吧！去参加派对”。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坚持服从惠顿校规的人。不喝酒、不吸烟、不跳交际舞。服从的人可不多。你可以跳方块舞，但不能跳迪斯科。
我姐姐说得好：“看样子你是要进修道院了。”其实这样做完全没妨碍到我的个性发展。我姐姐比我大四岁。她很悲观，高中时曾经吞掉一瓶巴非林片自杀。她现在是个护士。
她看待人生的态度是消沉的。我的观点则是，上帝给了我生命，让我活下去，我希望为他增光，为他服务，不断成长，从工作中有所领悟，进而去帮助他人。我记得埃米莉·狄金森的一句诗：“假如我此生只帮助过一个人……”
有段时间我认为美国不是一片伟大的土地。现在我确信它是。自从我到欧洲、墨西哥、危地马拉旅行，对其他国家有所了解之后，我才感觉到我们这里拥有真正的自由。瑞典是另一个我非常钦佩的国家，尽管那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年长的人在那里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人们能享受免费医疗。他们所交税款的三分之二都归政府支配，不过他们能享受到很多福利。在美国是不可能做到的。我能肯定那些钱会流进坏人的腰包，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们的国家太大了，政府没法施行社会主义。
对我而言，成功就是去做基督希望我成为的那种人。那跟金钱没有关系。我看到有些人虽然有钱，但人品堕落。我不会因为某人是大人物就去卑躬屈膝。一个人仅仅靠富有是没法赢得我、当我男朋友的，重要的是他的内心。
如果我是男人，我大概会做个出于道德或宗教上的原因拒服兵役的人。我永远不会愿意杀人。最近几年我变得更加激进，我可能上街游行。我不再软弱无力了，因为我具备了自己的是非准则。我更愿意为自己的信仰发表看法了。我要支持自己相信的东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激进的。在他那个年代，敢于宣称自己是上帝之子，真了不起！
这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看到美国正在走下坡路。我看到人们的生活十分艰难。人们谎话连篇。人们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家庭破裂比比皆是。到处有人在离婚。贫民窟的范围在扩大。带来改变的唯一希望就是，人们了解到基督也是一个人。基督改变了历史。古老的先知说：“悔改吧，悔改吧，悔改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话如今仍很有道理。《阿摩司书》曾对那些肥胖而富有的犹太人说——他们简直是巨富，我不想冒犯犹太人，这话只适用于特定情形——你们不关心穷人，不关心身边的人。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人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自己。
我的乐观来源于我知道存在着天堂，那里有永恒的快乐。同时，我愿意帮助穷人和老人。我把收入的10%捐给传教士，看到有人缺钱我也会帮一把。我说不清，也许这个国家创立初期时人们就是这么做的。也许美国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人总归是人，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
潘达里克·达斯（哈罗德·刘易斯）
“潘达里克·达斯是我的教名。潘达里克的意思是‘莲花’，达斯的意思是‘上帝之仆’。我现在的人生目标就是努力搞清楚这几个问题：我究竟是谁？我是个美国人吗？我属于这个社会和我的家庭吗？我死后一切真的就完结了？或者会变成其他什么东西？”
他是国际黑天觉悟会的成员。属于中上阶级。他二十五岁。
我读的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有段时间，我以为自己将来会成为科学家。其他想法我现在都不记得了。上高中以后，我变得对什么事都不满意，整天气冲冲的。社会上针对越南战争的讨论日益激烈起来。大麻和致幻剂渐渐潜入了校园生活。1968年民主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我十五岁。
我的思想相当混乱。不然我也不会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当时我的很多同伴也是那样的。我在寻找某种方法，使生活变得更令人满意。我倒是不能责怪我的朋友们。吸毒、诽谤等等污染我们心灵的事情都是我起的头。
我的家人尽了最大的努力照顾我。但我变得越来越忘恩负义，成了家里的负担。他们花了那么多钱送我上私立学校，我却完全糟蹋了他们的良苦用心。我吸毒，没来由地对他们生气。当时就流行这个：恨父母、恨国家。什么都要恨。
我甚至愤恨到了自杀的地步。1969年，我十六岁时，父母把我送进了医院。我在那儿住了十个月。那是家最好的私立医院，但那里的精神科医生却说不出你会变成什么样，说不出这是为什么。精神科医生不能证明有一种能超越物质的愉悦。他们说会把我变成正常人。但他们是怎么理解正常的？我很清楚他们想从我这里听到什么。所以我告诉了他们。我记不清当时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想做他们希望我做的任何一件事。
1970年，我出院了。那时我十七岁。整个世界都在变，政府也在变，太阳升起又落下，我只想着吸一支大麻烟，让自己快速兴奋起来。我三心二意，尝试上大学。不知道家里为此送出去多少钱。我读了一个学季，全部不及格。我退回到前途未卜的境地。我觉得自己应该换个地方。在新奥尔良法国区的一家便宜旅馆里，我租了一个房间，又厌倦了，跑到达拉斯，差点被人用刀子捅死。
我当时在房顶上，一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好像五分钟之后我的小命就要完结一般。这让我开始思考：如果我每分钟都可能死掉，那我为什么要浪费生命呢？这副躯体灭亡之后，我将往何处去？我开始思索躯体与灵魂，良心与物质之类的事情。
我也开始思考在芝加哥的家。我想改变一下，为他们付出，而不再只是索取。大街上也有国际黑天觉悟会信徒。我接受他们的邀请，星期天过去吃晚饭。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1972年秋天，我搬进了寺庙。
我注意到的第一个征兆是，我的焦虑和欲望减少了。人们总是不开心，因为没法满足自己的欲望和物质追求。接受了享乐主义哲学的人和动物没什么分别。动物不穿衣服到处跑，只要想要就随时随地交配。狗在大街上也会如此。那是狗的生活，不是人类的。那是我能想象的最污秽的一种生活。总想着自己、自己、自己是不可能快乐的。我们屈服于上帝这个“至高无上的我”。我们为上帝服务，也就是为社会服务。
通晓了因果报应，你就不会允许自己做不道德的事情了。我们不会带着手枪到机场去劫持人质。
我们的传道人员似乎不带手枪也能在机场做得挺好。我们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卖书的钱。推销可不需要博士学位。你友善地接近某个人，通常这会由女性来做，在那个人身上别一朵花。有些传道人员确实太鲁莽了。但我们认为强势一点是我们的责任。
看，每个男人、女人、孩子和动物，每一个都要变老和死去。所有这些死亡都不是令人愉快的。上帝安排的物质世界是一片灾难之地。我们过分信任了人类发明创造的能力。
人类有一点点独立性，他们可以试图服务上帝或杀死上帝。当人类滥用自己的智力，企图取代上帝、反抗上帝时，他们就变成了灾难的罪魁祸首。现代文明的失误就在于教给人们，他们68公斤重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要是你真诚地想为越南战争或者罗伯特·泰勒住宅区【245】奔走呼号，请先看看自己是否对其他有生命的实体使用了不必要的暴力，因为这会贬低我们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只要人类继续肆意残杀动物，也就无从摆脱针对人类本身的无理暴行。
我说过很多对上帝傲慢无礼的话，但我还没见过上帝。以我们黑天觉悟会的标准看来，我还只是个野蛮人。我的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真让人兴奋。
你才二十五岁，前面的日子还长着呢。
也许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