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麦克劳格里
他是保守主义核心会议的领导人。这个组织由不满共和党和保守党两大党发展趋势的保守派组成。他们认为应该继续右倾。
“你不确定自己将会做什么，但确定有些事是肯定不会做的。”
他住在佛蒙特州科比地区一座自己造的小木屋里。此刻他正戴着一顶海军杂役小帽，不安地来回走动。
我曾问过自己，我是什么时候变成托马斯·杰斐逊【210】的信徒的。我一直支持广泛分权，从高中起就已如此了。
我母亲去世时，我才出生一个月。十二岁前我是由几个老太太带大的。我祖母的住所附近都住着她那个年纪的人。我是整个街区唯一的小孩。我三岁时，伯祖母就教我认字了。我还记得我刚进小学发现别人都不认字时有多么震惊。
我的生活非常孤独，终日埋头读书。我比班里别的孩子小一岁，看上去特别瘦小，周围也没有小伙伴，平时只好装懂事。我把大量时间花在思考和阅读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
我的外祖母和祖母一个像耶稣，一个像耶和华。她们都是长老会教堂的中坚分子，一个住在伊利诺伊州的帕里斯，一个住在密歇根州的庞蒂亚克。我的外祖母真是耶稣式的人物：自谦、自我牺牲、有理想、虔诚，一个真正可爱的人。她去世多年后，人们依然悼念她。我曾经和祖母在庞蒂亚克过了几个夏天，她固执、正直，强力推行上帝的主张，恪守纪律，注重人格和端正的作风，尊重传统。总之是个坚强的女人。
我是她俩性格的融合体。每年九个月和“耶稣”住，三个月和“耶和华”住。因为我没有朋友圈子，也就不会顾及那些圈子的意见。如果有道理，我就赞成。没道理呢，那很抱歉。
我接受的价值观不是自己这一代的，而是我父母那代的。所以我的观点比本人老三十岁。我现在四十岁，但看法就像七十岁的人一样。
殖民地威廉斯堡【211】在我看来极其迷人，因为我就像一个十八世纪的孩子。我在游客中心看过五遍介绍那地方的电影，每次看都爱得发疯。如果不是要治病，我一定回去重温杰斐逊的时代。
据我所知我家没有任何造反的传统。他们都是你们所谓的体面的小资产阶级，从不闹事，本本分分的。我自己也没有叛逆的想法。人们一直觉得我是模范儿童。
我的生活方式有点不合时宜。我喜欢穿旧衣服，不爱趋炎附势，也不爱去什么鸡尾酒会。但我行事注重合乎礼节。艾伯特·J.诺克【212】曾说：“有些事保守主义者是肯定不会做的。”你不确定自己将会做什么，但你确定有些事自己是肯定不会做的。
我一直深知一个人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不受宗教、政府、同侪或其他什么蠢笨的权威约束的重要性。这种事最容易让我发火了。1976年9月，我大闹共和党州立大会，因为他们公然操纵提名总统人选。我从后排猛冲到前面，对主席大喊大叫，所有人都吓坏了。整个会场局势大为转变，州立主席强烈反对，后来还是被开除了。
我当然担心大企业，但这比不上我对政府的担心。对企业，至少你有的选，不是非买哪家的东西不可，还可以换一家。政府却可以让你陷进去。政府能发表长篇大论强制你执行它的决策。通用公司可不会这样。所以我加入了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他们太喜欢搞集体主义和政府计划了。
我反对消费者协会。它隐含的意思是要别人替你留神。这是一种倒退。抑制了人们自己留神的精气神。而这是保持一个自由的共和政体的唯一方法。我曾为我在大学里办的寄宿俱乐部到杂货店采购。我带了一把计算尺，好看看买什么最合算。
你建议消费者带着计算尺去采购？
哦，是的。另外，那些不愿用计算尺的人可以带便携式计算器。上过四年级的人都学过怎么用计算尺。
一个人，没有别人的帮助，能反抗大人物吗？
不是任何人都能办到。我认为理想的局面是，有足够多的人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和言行，有必要的话，能说出“见鬼去吧！我不干”。我面对社区企业、小企业、合作性组织、小农场和自由职业者时总是很有气势。
我帮忙起草了保守主义核心会议纲领。我认为那份文件相当不错。其中涉及军事至上的部分给我找了一些麻烦，因为这容易被当成国防花销浪费和大型重武器激增的借口。铺展得太大了，但并不是说我看低了苏联的威胁。我对步兵部队抱有同情，但对超级航母和空军轰炸人员就不这么看了。我是“波塞冬-特里同体系”的坚定支持者。我无论如何也不是个和平主义者。
我是在1966年转过来反对越南战争的。我们给予援助的那些人并不值得我们帮助。总而言之，我宁愿西贡政府当权，但还不到派四万美国人去送命的程度。我看不到这场战争的道义所在。任何战争都是非道义的。我的确是一个鹰派。东京湾事件后，我和美国退伍军人团的人一样气得口吐白沫。现在我相信这件事是约翰逊总统捏造的。
我无处可去了，不断地质疑自己的信仰。我欢迎异议和讨论。我寻找能挑战我观点的人。但目前为止还没发现有人能成功挑战我。但我还在找寻。如果不这样，你就滑落到教条主义的模式去了，那里的答案都是现成的。
最近十年是我一生中最沮丧的十年。我很少遇到需要我施展全部天赋的挑战。我在佛蒙特州议会待了四年，从1969年到1972年。那地方是由一个个有钱人组成的。一百五十个人里只有几个律师，其中两个我连交通罚款的案子也不愿雇他们来辩护。我以为我能为州议会带来一些职业精神。但我很快发现在那儿我连能说说话的人也找不到。我的表现越出众，就越被孤立起来。他们坐在棋牌室，打打克里比奇牌，讲讲猎狗逐鹿之类的故事。议会休会时，我就去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很喜欢我，因为我是她多年里见过的唯一不止一次来州立图书馆的读者。我回到家，就打字直到深夜。其他人则到蒙彼利埃酒馆客栈买醉去了。
谁也不知道拿我如何是好。我没有亲戚，谁都搞不清我究竟是什么情况。我就像是坐飞碟“啪嗒”掉到地球上的一样。每个人都认为我很神秘。不过，任何人只要了解杰斐逊，就能立刻了解我。我们两个人没有丝毫的分别。
我和克鲁泡特金、普鲁东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思想上有很多共同之处，都主张打破藩篱、除掉枷锁、重振精神。我有很多朋友是极左派。他们坚持立场，对社会有很激进的看法。自由主义左派却值得鄙视。他们既无规矩，也无准则。右派做事是纯属为了赚钱。即便如此，我对他们的尊敬也比那些脑子不清楚的自由主义蠢货和卖假药的荒唐政客要多。后者才是最低贱的。不过保守党内也没什么乐趣，气氛紧张，所以我始终是个孤独者。
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会写信的怪人。我打字速度飞快，三分钟就能写完一封信。我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想磨砺思想。我最近十年的生活都花在写信上面。在我死掉之前，我真的需要一个机会来发挥我的特长，会是怎样一个机会呢？我还不知道。
卡尔·海丝
他为巴里·戈特华德写过演讲稿，并为他在报纸上代笔写专栏。1972年，他因抗议越南战争在华盛顿被捕。
“美国梦关乎一种观念：我不必非要听从世界上某个人的意见。并不是我不关心别人。它仅仅意味着，我为自己说话。”
我们身处西弗吉尼亚州马丁斯堡。这座房子他是在妻子和两个儿子的帮助下造的。“还有什么比住在一座装满一切记忆的房子里更美妙的呢？哪怕你犯过的错误也在里面。这不仅是一座房子，而是一场奇遇。”
他们养了三只猫，名字分别是莫莉·马吉尔、琼斯妈妈和艾玛·哥德曼。
我是在华盛顿长大的。我母亲嫁了个百万富翁，生下了我。我们到菲律宾居住。我父亲的情妇多得数不清，为此她非常恼火。于是她离开他回到了美国，甚至连抚养费也不要。她当起了电话接线员。
我母亲带我去过很多地方。我们走啊走啊，一边走一边交谈。我们讨论过许多问题。我每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就走到公共图书馆去查找答案。我问她时间，她会说：“咱们去看看钟。”然后我就学会看时间了。我指指某个人，她就给我看格雷的《解剖学》，说：“你研究一下。”我们一本接一本地读啊读。她教会我怎样读书，这样就不用回答我的问题了。（笑）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知道答案。我们过去常常查字典。你想知道一个词是什么意思，就得去查字典。那感觉就像有个当学者的父亲似的。
我十五岁时实在厌倦了上学。她说我不想再去上学也没什么关系。但怎么做到呢？她没说。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而且奏效了。我注册了华盛顿的所有学校，然后办转学。我从学校登记册上消失了。之后我再也没收到过入学通知。
十五岁，我开始为一家广播电台干活。我为博克·卡特和小富尔顿·刘易斯的节目写新闻稿。我还做过一档智力测试节目，叫《双倍还是没有》。
做智力测试节目，你得不停阅读百科全书。做新闻节目，你要读新闻速递。我一直做得挺好，直到有一天我因为无证驾驶被捕。广播电台发现我只有十五岁，解雇了我。我是个未被承认的神童。我又去了《亚历山德里亚报》，之后就如履平地了。我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到，什么想要的都能得到。我能轻易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因为我确实擅长此道。我步步高升，速度惊人。
我小时候就想当个共产党。后来我加入了社会党。我是当不了共产党的。谢天谢地，因为当社会党就够无聊的了。取而代之，我又加入了共和党。我认为这是下一个城里最好玩的游戏。他们那时还很激进。有很多小企业主，他们反对大企业。他们是被孤立的人，也即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他们还没有聪明到能运用后面那个词。我不爱上学，他们也不喜欢学校。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之后不久，我去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工作。那是1944年，杜威刚刚竞选失败。
一个人一旦将某件事作为职业，意识形态就退居第二位了。你变成了一个技术专家治国论者。从那时起，能帮我晋升的政治就成了我所信奉的政治。我会调整自己的政治观点来适应我的工作需要。如果工作需要我偏袒大企业，后来果然很快如此，我就会偏袒大企业。
我遇到很多富人。我认为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穿着考究，有人侍奉。我有种感觉，就像很多报道富人的新闻人一样，我觉得自己真心喜欢他们。
我和巴尼·巴鲁克【213】坐在同一条公园长椅上。好了，我每周赚七十五美元，却和世界首富之一坐在一起。这个人一挥手，就能改变一个帝国的航向。那个下午之后，我有什么想法呢？我认为巴鲁克和我真是一见如故。实际上他根本不记得我，但我记得他，对吗？我希望他能记住我，我也表现得好像他记得我一样。这些大人物总给我这种错误的认同感。这种错觉大大扭转了我生活的方向。
我有时候会开车上街，看看那些劳作的人们，然后开始思考：我不过现在这种生活的话，就得变成他们。他们渴望着我所拥有的、我为之工作的一切。事实上，我纯属靠运气。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那些东西。那是我母亲的馈赠：语言。有段时间我为H.L.亨特【214】工作。我为所有共和党大人物写文章。我还为他们做了几场演讲。我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
那感觉真是无与伦比。当我在白宫工作，在艾森豪威尔手下执行特别任务时，如果我迟到一点，他们会推迟飞机的起飞时间。有几个月，我上飞机从来不走正门，坐火车也一样。在纽约有一辆火车随时为我待命，每个小时都能发车。有一次我乘船外出，特工组织派了一架直升飞机来接我。（笑）这样生活一小段时间，你就会以为自己……（笑）
你坐车出门的时候有摩托护送。你坐在高级轿车里，在喧哗的大街上飞驰而过，透过车窗看到街上的人们都好像冻住了一般。这是有力的一课。我把自己和普通人区别开来了。你坐在豪华轿车里，手放在西班牙皮革垫子上。你望着自己的手。多可爱的一只手啊。你望着自己的袖口。多漂亮的袖口啊。袖扣也特别精致。你的西装不也剪裁得特别得体吗？
现在你常说的词变成了“我们”。（笑）我们想被带到火车站去。“我们”意味着那个袖扣、那件丝绸衬衫、那双鞋子，所有那些东西。你是一首交响乐，而不再是一个人。你变成了帝王般的人物。我告诉你，一旦你产生了那种情绪，就会拼命战斗。
我相信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当之无愧的。如果其他人也想要，按照我的方法做就行。其他人也确实想要。（笑）于是你产生了防卫的想法。我们要对抗他们。
我为戈德华特【215】工作时遇到了泰蕾兹。她曾问过“战争究竟有什么好处？”这样的问题。千真万确，我会说：“如果你知道我所知道的东西，就会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一场战争了。”她会接着说：“也许你该给我说说。”我说：“不能告诉你。”
你的全部生活就是特殊情报、特殊权力、离群索居，哦，多么的虚假。一切完全是人为的、不真实的。也许你以为自己获得了特殊情报，但有十六个人对你撒谎了。也许他们都知道信息，除了你。也许你以为你和巴尼·巴鲁克坐在一起，你就成了他那个阶级的人。绝对是胡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在街上看到你，都会从你身上碾过去的。
我为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曾任海军作战部部长。我为他写过一些演讲稿。我也参与了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16】的建立工作。我们两个的关系相当密切。我退出政界后，有一次骑摩托车外出，身上穿着人们骑摩托车时会穿的装束。我在小巷里等一个人。这时阿利·伯克走进了这条小巷。我没戴头盔，就站在那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阿利·伯克径直朝我走过来，看看我，走了过去。他不知道我是谁。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人”。我总是穿着特定的衣服，说着特定的辞令，那一切都和摩托车、穿着粗蓝布工装裤和黑皮夹克的人没什么关系。如果你以为自己在那些特定的场合里还是一个“人”，那绝对是开玩笑。你只是一个表演者，扮演着一个角色。
一段时间之后，当你变成一个职业保守党人士，你也就成了一个职业反共人士。这意味着你不仅不喜欢苏联，还厌恶、害怕、追捕、骚扰一切自称有左翼思想的人。但你并不真正在乎那是什么东西、他们说了什么。我也陷入了国家的大规模歇斯底里当中。我仍旧认为其中大部分是有道理的。苏联现在和过去都是我们的敌人，或许将来也仍旧是。
我在《新闻周刊》任编辑后，又去给《反击》写时事简讯。这份刊物是由三个前联邦调查局人员创办的。一些大公司帮他们创建刊物，为的是建立搞清楚人们的政治和经济上从属关系的独立消息来源。这些前联邦调查局人员懂得怎样建立档案。他们知道怎样处理很多第一手材料。你每天拿一份《工人日报》，从头到尾读一遍，将出现过的所有名字制成索引。比方说，在一次请愿中，有五百人签了字。请愿的内容可以是任何事，比如保存母乳之类的事。然后你就写一份时事简讯：约翰·琼斯，与共产党的关系人尽皆知。或是某个同路人，他经常在赤色请愿书上签名。好吧，我猜记下这些会对一些人有用。有用的原因就在于，不管是谁在《工人日报》上签名请愿，都该被轰出这个社会。我真的觉得他们是敌人。
让我的思想发生动摇的一件事，是贝托尔德·布莱希特之死。那时我正要写一篇时事简讯特别稿。我搜集到了所有布莱希特的资料。他的童年时代，哎呀，成年以后，啊，这个布莱希特，一个共产党，甚至他自己都承认了！哇，真是个可怕的家伙！我们把关于布莱希特的一切都发表了。不出一个星期，无党派的报道出来了。在布莱希特的最后岁月里，他一直对东德政府持有异议。他也许是共产主义者，但不是独裁主义者。他反对独裁统治。我感到非常不安，好像自己也参加了对这个人的迫害，而他实际上是个英雄。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反击》写稿。
我去了美国普莱伍德冠军纸品公司做总裁助理。为他写演讲稿，做公关工作。那是家很大的公司，在五百强企业里处于中游。我原以为这家公司是造纸的，结果却不是。它只关系到对人员的管理。后来我才明白，那些管理人员只是一群企图保住自己饭碗的家伙。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要给普通人还有那些工程师找麻烦。
其他人都在忙着干活，管理人员却在算计怎样压低人们的工资，怎样降低成本，怎样把职工调来调去。日复一日，他们只知道制订组织计划。
如果你是由一个疯疯癫癫的母亲带大的，她拉着你满城转悠，跟你讨论各种问题，那你很可能会是个好奇心深重的人。你想知道一切是怎么一回事。让我恼火的是，我每天早上很早就来到公司，心里却知道这么做只是为了取悦老板。其实我没什么正事可做。人到中年还要玩这套小把戏，真是特别悲哀。
人们说，一个好经理能管理好任何企业。不管是经营一家焚烧犹太人的工厂还是编花篮的工厂，我看都是一样的。他们才不关心究竟做什么呢。
我回到华盛顿，再入政界。在华盛顿，你看不到任何在工作的人，你和他们没有直接交往。偶尔，你看到一个人在悄无声息地换灯泡。但那不是真实的人，而仅仅是让你的生活更便捷的人。他们不允许你做任何浪费时间的事情，因为你的时间是极其宝贵的。喔！想象一下，只要你在华盛顿浪费五分钟，整个西方文明就轰然瓦解了。我又产生了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是什么特殊人物。1960年总统竞选活动期间，我深信自己已经超凡入圣了。
1960年，我是共和党纲领的主要起草者。当时发生了同洛克菲勒的著名妥协事件。实际上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装点门面而已。双方并没有真正的分歧。如今吉米·卡特是一个洛克菲勒派的共和党人。
1960年到1964年，很多事情都变得模糊起来。1964年大选成了我危机的起点。我那时是戈德华特演讲稿的主要撰写人。选举之后，如果你想继续当共和党人，就要和这个人划清界限，痛斥一番。可我不想这么做。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我之前从没做过什么尊重原则的事，因为我只对前途感兴趣。但我喜欢戈德华特。在我看来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所以我决心忠于戈德华特。我继续为他撰写联合专栏。不过我也确实不得不另谋生路了。一切都乱了套。但我是个乐观主义者。
我仍然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健康的，人民是健康的。的确有一大批人服食安定药片，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是如此。人们依然互相帮助。真正的美国梦存在于小镇中，存在于在城市里熟悉的社区或是城镇会议中。它关乎这样一种观念：涉及我的生活时，我不必非要听从世界上某个人的意见。并不是说我不关心别人。它仅仅意味着，我为自己说话。
城市的社区可以自力更生。居民们可以团结起来，重建社区。我认为这些事在城市内外都在发生。大型农业企业正在面临水、石油化工产品、废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家庭农场则是高产的。如果你居住的那片土地都不归你所有，那我以上说的就都是废话了，一切都行不通。我们必须开始讨论一些重大的改变。比如矿产资源的所有权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西弗吉尼亚的矿工能忍受棕榈滩的人拥有他们为之劳作的那些资源。为什么呢？这说不通。我知道那是合法的（笑），但合法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如果那些矿井是靠手腕操纵获得的，为什么不能通过另一种办法重新得到它们？那些矿井都是由顽强的开拓者建起来的，但企业是由那些一辈子没动手干过活的经理人开办的。
这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我能理解为什么多数美国人一听这个词连脚趾都蜷缩起来了。组织群众政党之类的话全是不切实际的胡扯。他们需要的是社区。如果你想浪漫一点，叫它共产主义也可以。但我不认为它必须得贴上标签。那是美国人一起工作、相互合作的一种方式。建起谷仓之类的什么东西。
我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哪怕对我这种最老派的保守天性而言，这个组织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指出为工资而工作是一种糟糕的处境。为工资而干活，你就永远是半个奴隶。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你必须成为企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