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 治
詹姆士·阿布雷兹克
他是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他已经决定不再竞选连任。
“我对美国梦的看法十分悲观。只要少数人拥有压制多数人的权力，这个梦就不会实现。”
这是一个星期六下午，1977年万圣节的前两天。我们身处他在华盛顿的参议院办公室内。他和俄亥俄州议员霍华德·梅岑鲍姆为反对撤销控制油价的法案已经举行了十三天阻挠议事活动。
如萨姆·雷伯恩【192】所说，如果你想勉强过活，就得随大流。这是此地多数人的生存哲学。这里很少有人坚定地支持某样东西。他们很把民意测验当回事。民意测验没什么错，但一旦你开始算计那些小问题时，事情就变味了——我做这件事会讨人喜欢吗？我怎样耍个小花招躲回家避开麻烦呢？这里几乎没有人不害怕卷入麻烦，任何麻烦都算在内。
他们害怕全身心投入，因为外面总好像有个人形怪兽给他们找各种麻烦。对他们来说，任职本身比任职期间有何作为更重要。与其说是政客，他们更像是技术专家治国论者，不管走到哪儿都要了解民意测验的动向。
他们身居高位，算计得如此精细，技术上如此巧妙，以至于忘记了公众真正需要什么。公众才不需要听那些废话。卡特【193】跑到国家电视台说：我们必须作出牺牲，因为有一天我们的资源将会耗尽。见鬼，这谁都知道啊。资源是有限的。为什么总是那两亿人民作出牺牲，而不是最上层的五万人牺牲？公众不了解能源计划的细节。那太复杂了，不过他们能感觉到其中有问题。
公众并不是野蛮疯狂的。公众欣赏独立的头脑。去过南达科他州的每个人都会说：“像麦戈文和阿布雷兹克那样的两个人怎么能在那个保守的州当选呢？”事实上，人们了解政客的个性。我们站起来说：“也许你们不喜欢这样，但良心告诉我们要这样投票。”你知道吗？对此，他们是欣赏的。
参议员和他们的选民之间的双向对话已不复存在。那些家伙参加民意调查，上电视，按照民意调查的结果利用媒体展开竞选活动。他们不去真的倾听选民的心声，不去了解选民深层次的感受。
如今，我认为在议会内能完成的事并不比在议会外能完成的更多。你唯一有机会获胜的只是些无关紧要的事。那些事没有他妈的一丁点意义。人们说：“你得留下来，你是代表反石油公司的群体发声的人。”他们以为我是无可取代的。真该死，我们其实都是小兵。一个倒下了，另一个就去接替他的位置。这里有些人却以为我们是指挥官而非前线小兵。
在某种意义上，霍华德·梅岑鲍姆和我组织的十三天阻挠议事活动是小兵的一次反叛和接管行为。我们像其他接管者一样失败了，但这个问题引起了国家的注意。这就是阻挠活动的意义所在。我了解我的同事和外界对我们的压力。《华盛顿邮报》谴责了我们。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的行政助理皮特·斯塔夫里亚诺斯将了我一军：“我劝你竞选时，你说不管有没有你都没什么所谓。如果你能阻止那帮浑蛋对放开天然气价格限制的企图，那份成就真比你过去八年在国会里做的所有事都大。”所以我说：“那为什么不试试呢？”
我收到成百上千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电报和电话。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与白宫合作。阻挠活动的最后一天，副总统来了，他和大多数领导人一起密谋搞垮了这次行动。
天然气问题辩论期间，我注意到一件事——埃克森在电视上进行了猛烈的广告宣传。你知道广告投放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吗？是华盛顿。比全国其他地方更无孔不入。参议员们坐在那里想：好家伙，我的选民都在看这玩意儿。这想法开始渗入观众的潜意识了，他们却毫不自知。他们中了广告的圈套。
我父亲是从黎巴嫩来的。1898年他来到南达科他州，对美国相当感激。他本是黎巴嫩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农民。所以他离开了那里。那国家很美，但穷得可怕。
到了1910年，存够了买轻便马车和马的钱之后，他买下一个商店。1920年，他又开了另一家商店。大萧条期间，他经历了两三次破产。印第安人也好，非印第安人也罢，他一直为住在那儿的人赊账。但只有印第安人会把欠的钱还回来。白人从来不还。（笑）他总说：“得确保没有人挨饿。”
作为一个小孩，谁有梦想呢？我只知道吃。一天三顿。我希望像爸爸那样当个店铺老板。我父母都没受过教育。他们不会读写英语，不过他们能读写阿拉伯语。我父亲是个相当成功的小镇商人。他最后拥有了两三家店铺和一座牧场。地点是在罗斯巴德的印第安人居留地。不过不知怎的我还是受到了蒙蔽，尽管我和那里的人们关系紧密。我想我小时候多少是个种族主义者。我把自己看成印第安人的恩人，用俯视的姿态和他们讲话。我那时觉得印第安人比浅肤色的人要低等。直到后来我上了大学，才发现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我们一直听说美国梦是存在的，人们有权得到平等的对待。可我知道那不可能发生。按照那些竞选宣传中的说法，只要你让那些大权在握的人管理这个国家，你就能尝尝美国梦的滋味。如果你让掌权的人为所欲为，你就不会进监狱、不会惹上麻烦。我觉得美国梦根本就不存在。特权阶层能设法通过某项法律来让他们的需求合法化。他们从别人手里夺走财产或权利，却有办法免受牢狱之苦。不管在城市还是农场，情况都是一样的。
我很清楚那些石油公司想通过取消天然气价格管制得到什么。他们想洗劫公众的钱包。如果我是石油公司总裁，可能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我无法理解的是，那些名义上代表公众的人，我的那些参议员同事们，竟然会坐视不管。表面上我们的政府是由人民的意愿经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政府是由权力集团经营的，为权力集团的利益服务。如果能落下一星半点好处给老百姓，那就相当不错了。最多只是零星的好处。
有一天，那些资源都会耗尽的。富足的日子将到此为止。从现在算起的五十年后，你将看到美国与不发达国家不会有什么区别，只能艰难度日。你将看到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都发生了改变。我们现在的体制仅仅是在贪婪的基础上运营的。物质充足的时候，这个体制能运转得不错。可一旦资源耗尽，灾难就要发生了。暴力政治动乱将会发生。我们的体制将发生改变，也许会转向社会主义。厌恶这个词和这个想法的人，如果他们的眼光没有被贪婪遮蔽的话，是能够改变现存的体制，让权利分配更加均等，以避免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制度的发生的。否则出现法西斯主义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对美国梦的看法十分悲观。只要少数人拥有压制多数人的权力，这个梦就不会实现。
掌控这个国家的是跨国公司、银行和五百强企业。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追求利润。它们连合谋都不需要。有多少家银行需要坐下来讨论收多少利息？有多少家石油公司需要坐下来讨论如何分配石油、如何收费？它们不需要。
如果美国人真的了解真相，他们就能作出更加公平的判断。你要信任他们，但报纸和广播展现的只是最表面的事情。在电视上，你很难听到讲两三分钟以上的故事。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能展示清楚一个问题呢？
门铃响了。他要在十五分钟内回到议员席去发言。他叹了一口气。
我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美国，它的巨大权力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那里人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待遇。权力集团想得到不均等的机会。他们在扑克牌上打记号，就算已经比别人更会打牌，他们还是要靠作弊来确保自己不会输。
也许印第安人一直就了解这些。他们早就察觉到了。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卡斯特是自食恶果【194】。（笑）
杰西·赫尔姆斯
他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关于他的政治漫画，画中的内容并非全是恭维性的。他的桌上放着一本巨大的《圣经》。
我们每个人都把童年时代看作过去的美好日子。其实不都是那么好。只是在我们的记忆中很美好罢了。我怀念我的父母和他们过去的简单生活。我知道他们的生活可能也不那么简单，但我就是情愿这么想。
我猜过去我父亲一年能挣的钱不会超过七千美元。他是个警察，后来当上了警察局长。有一段时间，他是我们小镇的警察局长和消防局长。我家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门罗，我们常说它是在七十四号公路的右侧。他不太在乎钱，他家里人也是如此。我从没听他说过他嫉妒哪个更有钱的人。我们都没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有些事比这更重要。如今人们的个人责任感没有过去那么强烈了，至少和我的记忆中的过去不同。
哦，我还能记得高中时的校长。他对我的影响比我父亲还要大。毕业前夕的一天早晨，他叫了一些学生去办公室。那时正是大萧条时代。他说：“我希望你们知道，只要你们愿意刻苦工作，就能成为任何你们想成为的人。我能预见你们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房子，至少有一辆车，或许是两辆。”我们都笑了，因为那时没有人有两辆车，也很少有人有自己的房子。我想，如果没有他轻轻推这一把，我是不会去上大学的。
“如果你离开这里，尽最大努力工作，就会取得成功。如果没成功，肯定是没有尽力。别回来跟我哭哭啼啼的。”我们那个四十三个人的班里出了一个福莱斯特号舰长，他现在在五角大楼任职，还出了芝加哥商会会长、总统行政助理、雷克索尔医药公司总裁，还出了几个，外科医生和口腔医生，以及一两个牧师。这些人都是从那么小一个班里出来的。这不是什么意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校长坚持给我们班每个男生写信，每月一封。
出发去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我为农村电气化管理局挖坑，每小时赚二十五美分，一星期收入十美元。他们扣除十美分交社会保险。我得到九十九美分。
农村电气化管理局——那不是“新政”的产物吗？
嗯。我认为生活在今天的美国人几乎没有不愿意回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时代的。当时有许多人找他哲学上的毛病。罗斯福先生自己从未想到，政府的概念、规模、花费和控制力等能达到如此地步。在艰难的三十年代，政府的公共事业振兴署【195】为失业者提供数百万份工作，如今却又有数百万失业者……（他的声音淡出）
人们叫我保守人士、极端保守人士、主要的保守人士和极端保守反动派。我不知道这些标签是什么意思。它们都很有误导性。如果我把谁称之为极端自由派——虽然我不会这么做，也是一样的糟糕。我认为我们应该停止这么做，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来考量。吉姆·阿布雷兹克【196】——如果真有“极端自由派”的话，我想那就是吉姆。我像喜欢我遇到的其他人一样喜欢吉姆。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也许吉姆和我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不一样，不同的并不是那个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而是怎样达成。
我对自由企业制度抱有不变的信念。我从多方了解得出判断，我们这个国家真的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如果我们相信自由企业制度，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作用。这就是我和吉姆在撤销政府监管这个问题上站在对立面的原因。但这不会影响到我对吉姆的个人感情。
我不太清楚怎么表述这个问题才能听起来不那么像是在布道。这个国家的创建者们对上帝有着独一无二的信仰。对我自己而言，日子变艰难之后，我知道该转向哪里寻求帮助。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我在过去的五年里去过四十三个州。我看到我小时候人们所重视的个人信仰正在得到强调。我知道我父母是多么的虔诚。我们会在家里举行祈祷会。现在国内这种活动很多，年轻男女都喜欢参加。我们每星期三早上举行祈祷会。我第一次到华盛顿时，只有七位参议员参加，如今已经有二十五位到三十位了。
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越来越关心这个国家，是我之前从没见过的。我抱有很大的希望。每天都有四五拨年轻人来到这里。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十年前的人没有的个性和品质。十年前我听到的都是睡大觉、喝酒、闹事这类事情。现在我看到这些孩子都在渴求一些他们可以真正依赖的东西。这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觉醒。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是十年前的人所不曾有的。
在谢尔比法院大楼的一次小型会议中，最低工资问题得到了讨论。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你对最低工资问题怎么看？”我说：“希望在不引起通货膨胀、不伤害商业的情况下，出台一项法律使每人每小时都能赚三十美元。”他说：“我同意。但是，对那些更急需工作的人来说，不是每一次提高最低工资，梯子最下面的踏板都被撤掉一个吗？”我认为他说出的这些话非常深刻。
我想现在的年轻人懂得什么是资产负债表。他们了解利润动机。曾几何时，这些在学术界是不会得到讨论的。如今，看看学生们对待企业制造的利润的态度吧。很多人认为企业能有50%到60%的利润。实际上利润却只有3%或4%。学生们开始了解这些了。他们也了解国家债务。他们知道社会保险是指望不上的，他们对政府可能做到什么和不可能做到什么有着实际的认识。他们给了我很大希望。
在北卡罗来纳州，我曾经以为我会被那些年轻人从台上轰下来。可他们只是对我说：“上帝保佑你。”
丹尼斯·库辛尼奇
进行这次对话时，他是克利夫兰市市长。
他三十二岁，但看上去就像二十二岁。
“我相信人应当有职业操守。卖力干、向前看，我的美国梦就是这样。”
他家是一座独栋平房，他的太太桑迪正在煮咖啡。除了一架自动钢琴之外，他家的简单布置和这个工人阶级社区的任何一家人无异。“我的一些邻居十年内就要退休了。”墙上有点阴暗的地方挂着一幅杰斐逊的画像。
我年轻时做梦也没想过会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我家人口很多，每添一个孩子，就不得不搬家。因为我们需要更大的空间。我们老是租房子住。我父母从来没真正拥有过自己的房子。我们每次搬家都是被房东踢出来的。并不是因为我们交不起租金，而是因为我们家人口实在太多了。有时候，我们为了找到住处，要把一个孩子藏到壁橱里。（笑）
我们搬家的次数太频繁了，所以从来没法和邻居们建立亲密的联系。我们总住在铁道旁边，工业噪音不绝于耳。有时候我们起床时能听到拖船的声音，长长的洪亮的汽笛声。如今我们听到的都是飞机飞过房子上空的声音。
我是七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日子过得相当艰苦。我父亲有十三个兄弟姐妹，我母亲则有十二个。我们家的故事就像是一部少数族裔的《飘》。（笑）
我的整个青春期都用在体验聚居区生活上了。在这里长大是艰难的，也是荒诞的。我有大把的时间在大街上度过。五岁时我就自己出去乱逛了。为此没少挨我父母的骂。我会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去城里看棒球比赛。只要跟着一个成年人进场，就不用买票了。我溜进去白看过好多次。
也有好多次我被人拦住，问：“你和谁一块儿来的？”我是混街头的，我的教育都从那里得来的。我和各式各样的人交朋友，有黑人，也有白人。还有那些开商店的邻居，我总是停下来和他们说几句话，替他们跑跑腿。
我父亲从海军退役后就当了卡车司机。他颇有雄心壮志。他的梦想就是让儿子们都去当海军。我弟弟弗兰克在海军服役四年，其中有两年半是在越南过的。我弟弟加里服役五年，多数时间都待在夏威夷。我父亲从来不会顶撞上级。他的上级就是经营卡车公司的那个家伙。
我一直都受到“要尊重权威”的教育，可不知怎么的，我总比同龄人更喜欢独立。我常和老师发生争执。我是父母两边亲戚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的。我热爱文学。三岁起母亲就教我读书了。
六十年代晚期，我没有高中一毕业就去上大学。我工作了两年半。十七岁那年，我从家里搬出来，在钢铁厂附近租了一套公寓。电影《猎鹿人》【197】就是在那个地区取景的。（笑）我住的那座框架结构的房子正好能俯瞰钢铁厂。那景象无比壮观。一座座烟囱伫立在星空之下的景象，真是叹为观止。
上小学时，我必须靠擦地板和帮看门人干活来赚学费。上高中以后，从1959年到1964年，我都在乡村俱乐部当高尔夫球童。我给医生、律师、保险推销员和房地产商人当过球童。我背两个装球杆的袋子。他们把这叫作“干双份”。一天跑四十五个球洞，一星期干六天。在夏天，我有时一个星期能挣一百美元。
我相信人应当有职业操守。工作中自有无限的尊严，不管工作内容是什么。某些人看来不体面的工作，在我看来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那时，我总是尽力做好每一份工作。卖力干、向前看，我的美国梦就是这样。
我很早就意识到，相比其他社区的人，我和邻居们有更多的共同点。我们家隔壁住的是黑人。那里是混居区。很多贫穷的工人阶级少数族裔不得不挣扎着在这个国家的体制中立足，这和黑人的抗争是一样的。我试图向双方证明，他们的敌人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也许是绿种人吧。（笑）
这座城市是被“五月花号”式贵族统治的。人民却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直到最近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通过投票箱获得了决策权。黑人谈论着他们的汤姆叔叔【198】，其他各个种族中也都有类似的人物。如果黑人运动真的有一项成就，那就是创造了种族自豪感。
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试图改变社会，而真正的改变却不大。环顾四周，我发现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些人都陷入了困境，无法实现他们的愿望。我开始奇怪：这该死的是怎么回事？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工作，总是没法成功。看到这些人被工作累得都要断气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国家的体制有问题。
起初，我没有去质疑社会制度。我没从全局把事情连起来看。我认为是越南战争的问题。我看到有些人从中获利，同时却有数以万计的人为之送命。我的一些朋友也上了战场，并且阵亡了。这些人是我小时候一起坐校车去上学的老友啊。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有肮脏的目的。我最好着手更多地了解这件事。
我开始研究城市政治。1967年，我参加了市政务会竞选活动。当时我准备好去支持任何能真正代表我们那一带的人，结果我却是唯一一个挑战者。我那时二十一岁。
我挨家挨户拜访，了解人民的想法。每次我组织的竞选活动都是靠挨家走访完成的。我花了几个月和人们谈话。他们的要求并不多，但一样都没有实现。他们的问题可能仅仅是街灯坏了，路面塌方，消防栓漏了，地下室进水了，没有人扫雪，等等。（笑）
过去那些年里我拜访过上万户人家。我就是这样获得了真正的教育。靠挨家挨户拜访。
1969年，我当选了市政务会委员。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我的选区由波兰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希腊人、斯洛伐克人、阿巴拉契亚山区人、波多黎各人和黑人组成。不仅是克利夫兰有这样的人口剖面图，而是整个美国都有。他们在这里的工厂上班。有些人已经在这个社区住了六十年。同样的一些家庭，同样的教堂仍旧在这里。他们仍旧用波兰语、斯洛伐克语和俄语做弥撒。有了他们，这个社区才如此生机勃勃。我很喜欢这一点。
人们很奇怪我究竟是怎么当选委员的。没有人相信那个老的委员可以被击败。他的地位看上去特别稳固。起初，人们怀疑是银行，或者是公共事业公司、大型房地产利益集团把我送进去的。总之是所有那些收买候选人的传统赞助者。
我只有很少的钱用于竞选。竞选用的所有钱我差不多都是自掏腰包，取自我那点不多的存款。（笑）我把对现状不满和被忽视的那部分人都团结起来了。
首先，一些年长的家伙过来找到我说：“你现在成功了，孩子，你要做的就是坐在那个席位上，把嘴巴闭严。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做，有一天你会成为城里的大人物。”（笑）
我惹恼了一些人，自己却还没有意识到。我仅仅是代表把我送进市政务会的人。我不知道我对除此之外的人还有什么义务。我很快发现有些特别利益集团把市政厅变成了他们的私人领地。一共有三十三个委员，常常是三十二比一。
报纸上全是些矫揉造作的报道。有时他们把我比作毛泽东、斯大林或麦卡锡，（笑）或者希特勒、吉姆·琼斯。我们的组织被比作红色高棉或统一教。我们谈论的是这个时代的中心议题——财富分配不均问题。但富裕的人不愿意听这一套。
我当选市长之后，正如我进入市政务会一样，有些人希望我能听命于体制。一旦我开始挑战现存体制，克利夫兰的巨头们就开始充满恶意地动用他们在媒体的门路来诋毁当局。我了解到大企业都对城市有一套封建的看法，市政厅不过是受他们控制的世袭地盘而已。
1977年11月8日，我当选市长。我发现之前的政府浪费了数千万美元的债券型基金。他们没法交代清楚。市政府试图和几家本地银行谈判，试图继续它们持有的一万四千美元期票。有家银行从中作梗，那就是克利夫兰信托公司。在面临违约的那天早上，我和市政务会主席，也即克利夫兰信托公司董事会主席进行了会面，他是个当地商人，也是我的老友。谈话立刻转入了市政府发电厂的问题【199】。克利夫兰信托公司董事会主席明确指出，如果我把市政府发电厂出售给克利夫兰电力照明公司，他就可以延长信贷期限，让市政摆脱违约的困境。克利夫兰电力照明的最大持股人就是克利夫兰信托公司。克利夫兰信托公司有四名成员在克利夫兰电力照明公司担任主管。如果我不同意，就别想从他的银行得到任何帮助。
市政府发电厂在克利夫兰有4.6万消费者。市政府发电厂与克利夫兰电力照明公司在多数社区都是竞争关系，每条街、每户人家都要争抢一番。市政府发电厂的产品价格最近十年比克利夫兰电力照明公司便宜20%至60%，但近年来由于克利夫兰电力照明公司在管理上的干涉，市政府发电厂的竞争优势下降了。
自从维尔先生【200】告诉我他的价格，我就下定决心，宁可在财政上违约，也不能在道德上有所亏欠。如果我跟他们合作，把市政府发电厂卖给私营企业，家家户户的电费就会自动上涨，而且是永无止境地上涨。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放弃市政电力系统的权力后，就是同样的结果。
布洛克·维尔和乔治·福布斯【201】交谈时，我在一旁听着，心里祈祷着我坚守阵地是正确的做法。我必须告诉他们这不可以。我觉得他们是想出卖这座城市，正在对我进行敲诈。他们说得很清楚，如果我按他们的意思走，事情就会很简单。维尔先生说他会给市里五千万美元的新的信贷。这样财政问题就能解决了。我的市长任期会变得轻轻松松，并且会为未来我个人与商界的合作打好基础。
媒体开始煽风点火：你为什么不把市政府发电厂脱手？在一次电视直播节目中我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回答说市政府发电厂的问题是个假命题。它并没有亏损。它的麻烦可能是由克利夫兰电力照明公司的干涉引起的。我上任不过一年多，是从上一任手里接过这个烂摊子的。市政府制订了计划来避免违约，五六家银行已经同意增加所得税，严格控制市政府的开支经费。这就是我当选的原因之一。
我知道，我在拿自己的全部政治生涯冒险。但是你必须立场明确。
公民复决投票在2月27日举行。投票针对两项议题：增加所得税和市政府发电厂出售问题。
我们把志愿者组织起来。人们冒着冻雨、严寒，在零度以下的气温和纷飞的大雪中挨家挨户拜访。（笑）我们把严酷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我们没有许下新的诺言。我们告诉人们，除非所得税增加提案通过了，否则州里会派来一个行政官员，取消我们的自治权。另外一个市政府发电厂的议题就更复杂了。我们面对着企业想掌控城市的企图。我们给人们的选择是：你们想要一个有责任心的民选政府，还是一个不可靠的傀儡政府？
我们本来以1∶2.5落后，但我们创造出一个气氛，让人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局势。最后，我们在两个议题上都以2∶1取胜。
这在克利夫兰历史上是第一次，黑人和白人、穷人和中产阶级在经济问题上团结了起来。而以往他们总是在某些人的操纵下互相为敌。这次却不一样。
我对美国梦的看法？这里不是IBM公司的美国，也不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埃克森公司的美国。这里是佩恩、杰弗逊和萨缪尔·亚当斯的美国。如今两个美国的界限越来越清晰：一个美国是受各跨国公司发号施令的华盛顿政府，一个美国是城市和乡村里感到被排挤的人们。我能预料未来的大变革：人民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对抗对群众的需求毫不在意的经济界精英。这种冲突已经在成形过程中了。
美国革命永远不会真的结束。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认为一场希望的革命正在到来。我们这个类型的国家能使之成为现实，前提是人们通过投票箱保住政府的控制权，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这个理想。
进入政界前，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有所影响。现在我懂了。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影响力。我认为所有人都了解这一点。关键在于，你要无所畏惧。
P.S. 1979年11月，克利夫兰的报纸、电视、广播电台和企业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他选举失败，未能连任。
维托·马苏略
他是民主党的芝加哥市议员，每届任期四年，这已是他的第七个任期了。
“干活去！你个游手好闲的家伙。”
“我参加竞选公职二十年，总能获胜。我七次竞选立法机关职务，六次竞选选区委员会成员，只有一次遇到了对手。1967年，我以一万五千票比一千票击败了对手。十九年来从没有人玷污我的名声，连那些公害人物也不例外。（笑）从1919年起，我真的是唯选民之命是从。”
在他市政厅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他的家庭合影、他手下市议员合影，当然了，也有他和前市长理查德·J.戴利的合影。“他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重视家庭，有坚定的宗教信仰。”
他西装左右翻领上各别着一枚莱茵石做的国旗小徽章。“只要我活着，我就戴着它。你敢跟我打赌吗？我不光把它别在袖子上，不管走到哪儿，全身上下都想别着这种徽章。我为自己在意大利出生感到自豪，但我毕竟来到了这个国家当美国人。如果我想当意大利人，我会待在意大利。我想对任何一个来到美国的外国人说：‘要是你对这个国家不满意，你为什么不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呢？’”
我八十一岁了。十二岁半时，我从意大利来到了这里，之后一直没离开过。我上学上到四年级就去工厂干活了，一星期赚四美元。同时，我去上了五年夜校，学习机械。
1918年，他们让我这个新手竞选民主党选区区长。一开始我是闹着玩的。第一场竞选，我作为民主党人得了31票，对手共和党人得了347票。那个选区的政党领袖对我说，这是我们在这个选区取得过的最好成绩了。之前民主党人最多只得过11票。1922年，我结了婚。最了不起的结婚礼物就是，我以80票的领先优势使那个选区成了民主党的天下。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能与我争锋。
已故的戴利市长曾说，我做的事比其他哪个库克县选举出来的官员都要多。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回答：“我爱人民。”我感激这个国家为我所做的一切，而且我不是喜欢蓄意阻挠的人。在这方面，我还是常常教育我那些结了婚的孩子和孙辈们。我有六个已婚子女和十九个曾孙。
我每星期有五天来这里，有两个晚上去总部。每一场社交活动和每一件公民事务我都参加。我甚至还去哈佛大学演讲。他们想要我去，因为他们知道我讲的都是肺腑之言。我们这个国家的问题，自总统到下级，就是不肯告诉人民实情。他们害怕伤害人民的感情。我却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这挺糟糕的。
美国已经变了，而且改变还会更大。我希望他们不会为了满足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和吵吵嚷嚷的暴民去作出改变。我刚从意大利来到这里时，每四五个街区就有一个族群：犹太人、波兰人、波西米亚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国人等等。我们都必须挣扎着学习美国的生存方式。我们谁也不会来到这里，然后对美国人说：学学我们在意大利、德国或爱尔兰是怎么生活的吧！现在这个阶段的社会上却有了学习外语的迹象。我们要学西班牙语和意第绪语——不，不学意第绪语，也不学意大利语或爱尔兰语，而仅仅是拉丁美洲的语言。他们不要求拉美人学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告诉拉美人要学会读写西班牙语。如今要雇用的人太多了，不管那些人是否足够合格都给招了进去。他们没有让很多人去上学，学习美国的语言。我可不喜欢这样。
我对“要求”这个词极其反感。我更喜欢“需求”这个词。如果人们像太太和绅士那样行事，我也会以礼相待。但如果他们张牙舞爪，我也会像对待动物那样对待他们。我才不在乎他们是谁哩！我要一再地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的厉害。这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黑人、德国人或拉美人。所有人我都喜欢。但是我不会走进公共机构和企业里去要这要那、取笑讥讽、藐视法律、发号施令，摧残人们的生命和财物。我不喜欢这样。所以我们要奋力抗争，让国家文明起来。我们干得不错。我们要回到革命时期去吗？不，我不愿回去。我信仰上帝，我喜欢从容友善的方式。
他们请了一个血统高贵的爱尔兰牧师来到我的选区。他还带来了一个十六岁的爱尔兰姑娘和十个黑人、十个爱尔兰人。我看了一眼这些人，就像二十个魔鬼似的。他们一走进来，我就看懂了他们脸上的表情。一个和牧师一起过来的黑人说：“市议员，我们有一些要求要提。”说着还摇摇胳膊。这个黑人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我往四周看了看，说：“先生，在你继续说下去之前，我要告诉你，你别想在我这个市议员面前提什么该死的要求，懂了吗？”那个爱尔兰牧师说：“市议员，你就这么和我们讲话吗？”我看着他说：“你闭嘴。你不仅玷污了我的宗教，还玷污了所有的宗教。你和这些畜生来这里干什么？从这里滚出去！不许再回来。”我大发雷霆，南欧拉丁人的血性又流露出来了。因为牧师在那儿，小女孩也在那儿，惹得我很生气。我说：“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东西，狗娘养的。如果我是靠你们当上的市议员，我宁愿不当。但是我会一直当市议员，亲眼看着你们死掉、入土。滚吧！别再回来，如果你们回来了，就别想再活着出去。”
他们想修一座公园。好吧，附近的居民并不想要。所以我也不会赞成。很自然，我让他们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把他们撵走了。
如果有人像太太和绅士那样走进来，不管他们是谁，我都会像带着丝绸手套那样接待他们。如果有意大利人像那伙人那副德行走进来，我也照撵不误。
在我的选区，只有5%是意大利人。还有波兰人、黑人、墨西哥人、立陶宛人等族裔。1975年，我还没决定是否竞选连任，消息却不胫而走。有天晚上，二十个人来到总部。其中有混血人种、黑人和墨西哥人，等等。老天，我以为他们要搞突袭呢。我说：“怎么了，先生们？有什么问题吗？”他们说：“我们就是想来告诉您，市议员先生，如果您不竞选连任，我们就每天在您家门前抗议二十四个小时。不会让您睡觉的。我们不想让别人在这里当市议员。”
1919年，我当上了选区区长，同时还当着机械工。1921年，我在县财务部门找了份工作，因为一旦当上选区区长，是没法在工厂干活的。你在政治上要活跃。你要去别人家里拜访，要参加社交活动。这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和空想社会改良家不喜欢从政的原因。他们喜欢通过新闻媒体来操纵一切。
他们就会哇啦哇啦瞎扯。没有人搭腔。他们自然无往不胜。让他们来找我，我会骑在他们背上，讲话毫不含糊。他们说我们是民主机器。他们不知道靠石油和电力驱动的机器和靠人操作的机器有什么不同。我和他们过招之后，他们就不再称之为机器了。
一个靠五六百张选票、三四个街区的居民支持而生存的人知道利害关系是怎样的。他要确保选民们都注册登记。他去参加婚礼，参加守灵，哪儿哪儿都要去到。人们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不会去找美国总统，甚至不会去找市议员，而是去找当地的人，找选区区长。而那些知识分子和万事通呢，给他们十美元，他们连怎么把狗从狗栅栏里弄出来都不会。
如今，我们通过了平等住房法令。第二天《论坛报》上就登满了这方面的消息。原来的法令上写着：“任何房地产不得例外，任何人不得例外。”我们通过这项法令前，戴利市长派人去找我。我说我不会投赞成票。要把“任何人”这一条拿出去。只用于房地产业就行了，他们有执照。但别把“任何人”写进去，因为这里面也包含了你和我。法令因此做了修正。
我们开了会。一个大个子波兰人站起来说：“能讲讲你们这些绅士通过的公开法令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吗？”我说：“先生，这不是公开占地，是公开住房。”我读了修正案。他站起来说：“哦，感谢上帝，我们有一个能看清怎么回事的市议员。”我又对牧师们说：“好心的宗教领袖们，听我说几句吧。如果你们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看不到那些不良分子正在摧残人们的生命、财产、教堂和墓地，那就太糟糕了。这个县也就要被毁灭殆尽了。”举座哗然，屋顶似乎都要塌下来了。结果首先过来和我握手的就是那些牧师。
“不良分子”就是非美国人、摧残生命和财产的人、蔑视法律和秩序的人。我不喜欢他们。但我接触过的很多黑人都是绝对的大好人。相信我，我对他们完全信任，敢把一切托付给他们。我有个秘书是墨西哥人，他是个忠于家庭的好男人。有些意大利人我却也会称之为不良分子。
我这个人不爱抖机灵。我去给学生演讲时说：“只有上帝知道，你们的父母牺牲了多少才把你们送到这里学习。你们以后回了家，要靠那张文凭吃饭。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么做肯定错不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们。要是你回家说‘我有文凭了，这个世界欠我一口饭吃’，那我得告诉你，你将游手好闲、一事无成。如果你不学以致用，文凭也就成了厕纸。”在哈佛大学，他们全都起立欢呼。我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么说的。
我给你讲个意大利人的小故事好吗？意大利人隔一段时间要回意大利待上些日子，花点钱。有人问：“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呢？”他回答：“哦，在美国，点石成金，想赚钱的话真是左右逢源。”所以那家伙说：“天啊，我也要去美国！我要多赚点钱再回来。”于是他去了美国，在那儿待了两星期、一个月、两个月，回来了。他一毛钱也赚不着。于是他每天早上去教堂祈祷：“哦，上帝，帮我找到发财的办法吧。”有人告诉他得去忏悔室祈求上帝显灵。上帝会告诉你怎么办。结果在他祈求的时候，藏在忏悔室里的牧师朝他吼道：“干活去！你个游手好闲的家伙。”那人说：“该死，要是我想干活，我就留在意大利干了。我去美国是为了干活吗？”（笑）
问题就在于此。很多人觉得这世界欠他们一口饭吃，就是这样。他们想靠福利金，靠别人的血汗钱度日。我不喜欢这样。
看看我自己吧。我从没想过自己能走到这一步。1968年竞选后，我和妻子回到了意大利。我们在罗马一家酒店办理入住时，接待员看到我的名字，问：“戴利市长怎么样？”他拿出一张意大利报纸，上面有我和戴利的合影。你能想象吗？当初那个十二岁离开意大利的孩子走到今天这地步？
我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百万富翁或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像刚从意大利来到美国时一样，是个普普通通的门外汉，所走的路也没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起初是上帝，后来连公众也待我不薄。
科尔曼·扬
他是底特律市市长。
“人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为了理想中的乌托邦。如果你懂得这一点，就能理解什么是联合——人人都能得利。这是一切的出发点。”
我父亲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据退伍军人安置法案，他成了一个裁缝。他此前当过理发师和侍者。当时军队受到种族隔离法的严格控制。他在一战期间是一名水牛战士【202】，属于370步兵团。
“内战之后，有四个骑兵团被派往西部。第七团和第八团全是白人。第七团赫赫有名，是卡斯特的队伍。第九团和第十团全是黑人。
“他们的声望也很好。印第安人把他们叫作‘水牛战士’，因为他们的卷发都剪得短短的。第十步兵团是和西奥多·罗斯福一起冲上圣胡安山【203】的。是第十步兵团救了他一命，这件事没有写进史书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成了水牛师的一员。
“这种事我多是从我父亲那儿听来的。黑人注重保护历史的连续性，外界对这一点普遍认识不足。记得我六岁时，祖母有一本大书，里面记载了黑人的历史。我读过黑人历史中的每一件事。关于劳工的书我也读。”
像很多二十世纪的黑人一样，我父亲是个共和党人。1929年大萧条时，他成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狂热支持者。他把能搞到手的书全看了。我母亲是教师。我父亲激进好斗，我母亲则相当沉稳。她总担心我，因为我很像父亲。他总是和别人争论。他个子不大，但我见过他抄起瓶子、剪刀或任何能够到的东西痛打体型比他大两倍的家伙。他一直憎恨白人，直到他遇到一个待他如朋友的白人。那人是个天主教徒。我们都改信了天主教。
我母亲在生活中注重整洁，并且要求我们说标准的英语。我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大，因而成了帮她看管弟妹的助手。我成了纪律委员，告密的狗腿子。（笑）我是母亲的小打手。（笑）
我们是12月23日那天从亚拉巴马州来到底特律的。我们住在下东区，那里是当时的主要贫民区。我学习很好，颇为自大。在圣玛丽学校，我成了童子军的队长。有一次我们出去远足，到一座小岛时，我被命令返回，因为我是黑人。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愤怒。在此之后，我变得很警觉。这也许是我变成激进派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我这辈子受过的冷落和拒绝太多了。
从圣玛丽学校毕业后，我的成绩排在全市前十，获得了奖学金。有个兄弟会修士走过来，困惑地看着我问：“你到底是什么人？是日本人还是……”我说：“不，修士，我是黑人。”他拿过我的证书，撕碎了扔到我脸上。我回到了公立学校，从此和天主教分道扬镳。
1928年是大繁荣的一年，对我影响很大。我那时十岁，给一个裁缝干活。我一放学就过去，星期六也去，我扫地、送衣服。那条街和你知道的任何一条都不一样。街坊邻居都要做些见不得人的事。那个裁缝很不错，他的里屋却在赌骰子。隔壁是擦皮鞋的，是东区最大的扑克牌赌场。沿街走下去有一家佐治亚皮革店，兼赌二十一点。糖果店老板拉蒂默先生则非法酿酒。
我每星期赚三美元，外加小费。人们那时很慷慨，钱袋鼓鼓的。洗一套西装一美元五十美分。我拿到两美元，那人说：“不用找零了，小鬼。”酿造私酒的拉蒂默先生回收旧酒瓶，我跑了十五、二十个地方捡空瓶子，以每个两美分的价格卖给他。老天爷，光靠卖瓶子我一个星期就能赚九到十美元。只要我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就能看他们掷骰子。才十岁而已，我就知道掷骰子的奥秘了。（笑）那些人玩得太好了，受到从南方来的黑人的崇拜。从前南方黑人尊敬的成功典范可是双手纤细、身着华服的奴隶主。如今那些人也穿得华华丽丽的，有“狡猾萨姆”“快手老黑”这类奇特的名字。有很多人我至今不知道他们的真名。（笑）
所以我听到的全是这些废话。那些家伙看不起工人，把在福特公司上班的人称为福特的毛驴。这些人会谈起工人上班时自己怎么跟他们的老婆鬼混。这些人给福特公司的工人编了句顺口溜：你们养她们，我们睡她们。我学会了他们的某些习气，但日后又都摒弃了，因为街对面有一家叫威廉斯的人开的理发店，他有点像马克思主义者。直到我十二三岁，那些理发师一直把我当成他们的宠儿，原因就在于我敢说话。他们鼓励我说话。到我十五岁时，他们已经把我当自己人了。
后来我去上东部高中，是成绩全A的好学生。1935年，我毕业了，那年我十七岁。我想当律师。我以为当了律师，就能和种族歧视作斗争了。我个人很在意这件事。我读了很多狄更斯的书。那时我也发现了杜波依斯写的《黑人的灵魂》。当时所有黑人写的和关于黑人的书我都看。
毕业前一星期，校长把我叫去说：“我们有四个奖学金名额，两个去密歇根大学，两个去城市学院。你可以选择。”我说，当然要去密歇根大学。他说：“你有工作吗？有钱付住宿费吗？”我说：“没有，我以为有奖学金就有工作了。”他说：“不是的。”我说：“这样的话，我去城市学院好了。”“太晚了，”他说，“名额已经被人占了。”我发现去年也有黑人孩子有同样遭遇。我被骗了，怀恨在心。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始对社会抱敌对态度。
1935年和1936年，我在福特公司当学徒。我每天晚上都去夜校学习电压和电流之类的知识。代数是基础知识，我已经在学校学过所有的数学课程了，所以我的数学很厉害。所有考试我都得一百分。出现了一个工作机会，我和另一个人一起竞争。当时我是学徒班里唯一的黑人。我那个对手的平均分只有六十二分。但他父亲是个工头，所以他得到了那份工作。
我仍旧去上夜校，幻想未来成为一名熟练的电工。福特公司一个黑人电工也没有。他们派我去了电机大楼，在那里我听说了工会。我常去威廉斯的理发店理发，那里也是美国联合汽车工会的黑人组织者们常去的地方。他们常在那里谈论哲学，展开大讨论，比如：布克·T.华盛顿【204】、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205】和杜波依斯【206】，究竟谁更伟大。
这类思想交流和回击方式深深吸引了我，影响了我一辈子。这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我并没有立刻抛弃小阿飞的作风。我继续到赌博的地方鬼混，做点小手脚。不过我已经处在转变的过程中。小偷小摸和胡搞乱搞的事都少了。（笑）
我了解三类黑人的生活。一类是工人阶级黑人，另外两类是骗子和赌徒。还有一部分中产阶级，我后来和他们疏远了。我父母的肤色都比较浅。在早期，南方黑人的价值是由白人决定的。有一条劝告是这样的：找个肤色比自己更浅的人结婚，你就能更白一点。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我反对这种做法，因为我有些最好的朋友肤色很黑。他们是我认识了快一辈子的朋友。我家很穷，不是中产阶级，但就因为我肤色淡一点，我本可以被人们接受。有一些黑人教堂，如果你肤色太黑，就不让你加入。
我进入福特公司和工人混在一起前，以为自己能上大学的，就在那段日子，我加入了一个黑人兄弟会。那是一个势利而排外的社团，里面都是些浅肤色的黑人。他们在大学生团体的社交活动中相当专横。我有一次受邀参加他们的舞会，这标志着莫大的荣誉。我带了一个朋友一同过去跳舞，他的肤色很黑。那个黑人社团的成员，我们所谓的精英们，处处采纳白人的礼仪。他们跳舞时的动作很僵硬，一点也不自然。现在人们跳舞倒都很自然了。（笑）我朋友在其中跳得最好，玩得痛快。其他家伙对他却很反感，为我把他带来感到极其恼火。他的肤色太黑了。最终我和他们打了一架。我和黑人社团的交往也走到了尽头。
如果这些人都进了大学，把那里搞得乌烟瘴气，我可不愿意也进去当个赌徒，一辈子掷骰子过活。所以我参加了工人运动，并且第一次听说了对我而言很在理的一套哲学：黑人和白人要团结起来。
我那时差不多过着一种双重生活。我走进弹子房，不管靠什么骗术赢几美元。下一分钟，我又穿过马路到理发店去大谈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件事我都感兴趣。但逐渐后者占了上风。二者不可兼得，对不对？
1937年，我成了一名工会会员，在地下秘密活动。那时福特公司弄了个打手队。他们称之为服务人员。他们看上去和普通员工并无二致，无从分辨。这个工厂的工会组建后，我们做的头几件事情之一就是让那些人穿上制服，这样就能把他们认出来了。
他们穿着沾满油污的旧工作服，在外面数着你去了几分钟厕所。工作特别艰苦，工人们都未老先衰，能干到四十五岁就算幸运的了，一旦你在生产线上慢下来，你就得走人。工人们走进厕所，不是要拉屎，而是为了休息。厕所是没有门的，没有隐私。我见过有工人进了那该死的厕所，只为睡五分钟觉。方法是拿一张报纸假装在看，睡觉时一只脚点着地。服务人员走过时看到他在读报，一只脚还点着地，以为他醒着。为了活命，人们什么都做得出来，真是好笑。
我遇到的第一个联合汽车工会成员是个南方白人。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南方白人和黑人在文化上有太多共同点了。他们讲话的方式一样，吃的东西也一样，来自同一个地方。一旦克服了种族主义，彼此的交流就会十分顺畅。
主要的紧张因素来自黑人和波兰人之间。波兰人是最晚移居到底特律的族裔，因而处在社会底层。黑人和波兰人在底层为了生存打得不可开交，为了一份脏活累活争个你死我活。
即便在黑人社区已经被推土机铲平之后，波兰人依然没有搬走。对他们而言，家就是家。哈姆特拉米克还是一座波兰人之城，随处可见的是粉刷得很整洁的木头房子，无比老旧但保存完好。那真是一座城中城。
贝内特【207】雇用的那些人过去都是暴徒、摔跤手和拳击手——越粗暴越好。他们把一个家伙安排在我对面，一个狗娘养的大个子，体重肯定有一百三十公斤，身高有260厘米。他知道我是工会的，总找我麻烦。我们俩的滚轧机之间有一条传送带。我有一根钢管，机器塞住时就拿它清理。有一次那家伙朝我猛冲过来，如果他抓住我，我他妈的肯定活不了了。我能看到他越过那条传送带过来了，就抄起那根该死的钢管横挡在他头上。我把他拉到那该死的传送带上，传送带一路拉着他，把他扔进一辆货车。（笑）他伤得不重，缝了五六针，包扎了几处伤口。他们因此叫我滚蛋了。（笑）官方的理由是我因为打架被开除。真实的原因则是我从事工会活动。
我去了邮政局工作，开始组织工会。试用期六个月，狗娘养的让我干了五个月零二十九天，把我开除了。我成了联合汽车工会的志愿组织者。我还在索杰纳·特鲁斯【208】住房工程干过一段时间。为了有口饭吃，我进进出出干过好多份工作。1942年春天，我参了军。
“他们在塔斯克基建了一所吉姆·克劳式推行种族隔离的空军学校。他们把标准要求定得极高，我们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精英团队。我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筛选，无疑是全国头脑最聪明、身体最棒的黑人青年。因为荒谬的各式吉姆·克劳法【209】，我们变得更厉害了。你不可能把那么多聪明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训练他们战斗，同时又希望欺负他们的时候他们能俯首帖耳，对不对？这怎么可能呢？他们这是自讨苦吃。（笑）
“他们取消了我当战斗机驾驶员的资格，说这是因为联邦调查局的干预。1942年10月，我已经从班宁堡的军官学校毕业了。他们简直是把我们从台上硬拽下来，就因为伯明翰的联邦调查局指控我们搞颠覆活动，而实际上我们仅仅是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反歧视活动而已。
“当时军队是由南方的将军控制的，多数位置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被占据了，从一战起就没变过。要么全是白人，要么全是黑人。空军却想出个新点子，完全另起炉灶。
“我给检察长写了一封信。我学会了军队的全套规章，就好像成了个糟糕的律师，目的则是保护自己。在这里，我们这些军官被隔离在军官俱乐部之外。检察长坐飞机过来，做了一些变更。那是1944年，军队刚刚开始取消种族隔离。
“我们又从那里去了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的炮兵军事学校。我们五个人占据了全部访问军官的住处，每个人两间套房，但仍为不能进入军官俱乐部愤愤不平。我们又写信给检察长。驻地指挥官是得克萨斯人，一个地道的军人。这是欧战胜利日之后的事情了。他把驻地的军官召集在一起，用典型的军队作风说：‘可能我不喜欢这样，你们也不喜欢这样，但命令就是命令。这些军官将享受军官的待遇，享有全部的特权，任何人不许找他们的麻烦，清楚了吗？’（笑）我们这些老兵已经取得两次斗争胜利了，但等等，事情还没有结束。
“我们四十五个人又来到附属于诺克斯堡的戈德曼基地。吉姆·克劳那套东西又把我们困住了。白人军官能到诺克斯堡军官俱乐部当座上宾。我们却没有收到邀请。我猜是因为我把厌恶情绪表现得太明显了，所以他们把我调离本师，放进了预备役部队，爱惹麻烦的家伙都以送到那里告终。我们开始听到流言，说是他们要让戈德曼军官俱乐部只接纳白人，黑人军官都要去军士俱乐部。真是往伤口上撒盐，我们在军官俱乐部还存了好几千美元呢。我们发誓不接受这个待遇。好，他们把我们遣送走了，一次一个中队，去往印第安纳州靠近西摩的弗里曼基地。
“那边的人已经准备好接驾，知道麻烦就要来了。我们到达的当晚，有军警把守俱乐部，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决定八九个人一起进去。我们准备一进去就分散开，玩弹子，喝饮料，买香烟。我是第一波。有个白人军官说：‘你不能进去。’我们越过他，分散开了。指挥官勃然大怒，将我们就地拘捕。
“我的任务就是说服其他人，他们就该进去，并且受到逮捕。（笑）最初的九个人之后，再进去就难了。但是我们破冰前进，又闯进去两批人，他们也被逮捕了。他们不得不关了那个狗娘养的俱乐部，否则全驻地的人都要被逮捕了。他们想给我们安上不服从驻地指挥官命令的罪名。
“指挥官宣读了那该死的玩意儿，命令我们每个人都上去签字。如果你上去了又不签字，他们就处分你。驻地指挥官说：‘你们知道根据战争法第六十条，战争期间如不服从直接命令可被判处死刑吗？好吧，给他下一道命令，我特此命令你签字。’他就这样制服了很多小伙子。我很走运。他们是按名字的字母顺序点名的，对吧？（笑）我有了片刻喘息的机会。我记得战争法有一项条款大体类似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我们想了一个对策。我们全按那套形式走一遍，然后规规矩矩地敬个礼，说：‘是的，长官。’他给你直接下达命令后，你说：‘抱歉，长官，根据战争法第六十六条，这样做恐怕会牵连我自己。我拒绝签字。’一百零一个小伙子一个个站上去用了这一招。我们全都被逮捕了。
“消息传了出去，当兵的黑人都怒了，他们不给飞机加油了。局势一片混乱。他们找了五六架C-47型飞机想把我们送走，因为我们就是骚乱的源头。他们把军官住处用铁丝网围起来，白人军警在那里巡逻。聚光灯也架了起来。可又一次，他们吃了种族主义的亏。他们想隔离我们，但有一条军规不容忽视：军官们是‘绅士’，因此要有仆从为之服务，对不对？要有人来给我们铺床、擦鞋和做饭。他们不能忍受派白人士兵来为黑人军官做这些事，于是派了些黑人过来。（笑）真走运，我恰好和来我们这儿的那个中士在底特律玩过弹子。这些人是我们联系外界的关键。他们替我们把信息传了出去。我们成了整个诺克斯堡的英雄。‘将军’詹姆士那哥们儿也是被拘留者之一。
“他们把詹姆士放了，因为他得驾驶我们的C-47型通讯飞机。每天他都带着命令飞到华盛顿去，他同时也带着我们写的新闻稿以及给罗斯福夫人、哈斯汀法官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信件。我们那里还有位老兄，他的打字速度能和我讲话的速度一样快。于是我的口述新闻稿交给那个中士，再由他交给詹姆士，詹姆士开飞机把信带走。（笑）
“他们派了调查人员过来，但没法让一百零一个小伙子开口说出谁是领头的。这一点，我认为，真是非常了不起。
“一个月之后，是战胜日本日。我们选择在那天入侵在门罗的白人军官俱乐部。还是该死的老一套。我们被告知，第二天早上要作出选择，要么签字再服役三年，要么立刻滚蛋。当然，我选择立刻走人。
“这件事的结果是，他们发表了450-50号战争部备忘录，那是军队中取消种族隔离的开始。所有的军官俱乐部、士兵俱乐部和娱乐设施面向全体军事人员开放，不论种族。不久之后，杜鲁门在陆军取消了种族隔离。哦，450-50号备忘录我记得非常清楚。相当来之不易。”
回到底特律，我当上了联合公用事业工人工会的国际代表，这个公会后来被产联以有颠覆性为由消灭了。其中包括垃圾工人、医院工人和市政工人。如今我还是和这些人打交道。（笑）
我们举行了一次罢工，是一次垃圾工人罢工，抗争的目标是提高收入。争论是没完没了的。所以我们弄来了二十辆垃圾车，把它们装满。全是敞篷垃圾车，上面只盖着层油布。当时是夏天，垃圾车臭气熏天，而冬天是从来不会有垃圾工人罢工的。我们让垃圾发酵了四天，把那些该死的卡车开到市政厅旁边，把他妈的车钥匙扔进了下水道。（笑）不用说，罢工立刻以胜利告终。
1947年，我当选韦恩县产联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我是第一个当选的黑人。有很多年轻人是从军队退伍回来的，黑人和白人都有，为我们增添了活力。他们知道我不是汤姆叔叔那种逆来顺受的人物，但我也不会有什么大动静，白人们能够接受我。为此我看得很透彻。我是在正确的时间处在了正确的位置。历史往往就是这样。
我成了市里的活跃分子。有两家黑人搬到了如今已是贫民窟的老虎体育场附近。三K党的人常跑来恐吓他们。我们派了一组既有白人也有黑人的工会会员带着枪去保护他们。之后又让白人建筑工人和工会领袖去油漆房屋，换掉碎了的玻璃窗，修好篱笆。弄完之后，他们的房子比刚搬来时增值了四千美元。那些当地白人工会主席一露面，情况就缓和下来了。此后我就在黑人社区里出了名。
我是从东城来的，所以底特律的所有人我都认识。底特律本是个小地方，之后突然发展得很快。多数后来成为领袖的人曾经都是我的邻居。还有一件事让我更为出名。当时正在抓赤色分子进行政治迫害。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来了。那些人来到市里，制造恐怖，找一个该死的线人来作证。他匆匆列一个单子，上面提到的人就被开除了，名声遭毁，上了黑名单。
我被委员会叫过去了。我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那鬼地方的主席是从佐治亚来的。我心想：我为什么要让从佐治亚州来的狗娘养的在我头上拉屎？他怎么能质疑我对美国是否忠诚？我费力做了些调查。他的选区90%是黑人，所以这个狗娘养的是那里不到百分之十的人选出来的。然后他却要谈谈反美主义！
我的律师建议我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我本以为用第一修正案就够用了。但他说服我，第五条也有用。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谈反美主义，我愿意奉陪。私刑、选举税等等，我们都提到了。（笑）这些该死的话都广播出来了，市里人人都听见了。这件事就像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一样轰动。我们把全国黑人委员会和联合汽车工会地方六百分会的人都请来了。我们是发动进攻的第一分队。第二站是芝加哥，在那儿又好好踢了踢那些人的屁股。他们从这里开始走下坡路了。事情全登在了报纸头版上。他们说我这个目击者很不友好。但这件事让我成了黑人们拥戴的知心人。我奋勇回击，说出了他们一辈子想对南方白人说的话。
1955年到1960年的五年间，我一直在黑名单上。因此我没法到任何工厂车间上班。我开起了出租车，觉得挺有意思。我还干了三年做清洁和去油污的活。我一贫如洗。开出租、搬牛肉、当油漆工和装饰工，什么活我都干过。然后我决定尝试一下政治。
我竞选进入市议会。我知道自己肯定赢不了，但我要试试政治这滩水。我发现自己在东区颇有优势，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我竞选了宪法大会代表。这是一次重量级的较量，因为半个世纪以来宪法第一次被修改。有几项重大的议题亟待解决。大会产生了一批全新的政治领袖。我从左翼赢得了提名，这让民主党和工会组织大为惊讶。民主党不承认我，另找了一个很难搞的候选人和我作对。我仍旧被视为危险的赤色分子。我赢了那该死的竞选。在大会上，我们成功落实了几件事。我起草了第一版密歇根州民权委员会条款。这是将人权条款加入州宪法的唯一一个州。
我又竞选了州代表。工人是中立的。有三个我曾经击败过的黑人再次参加了竞选，分散了选票。我以四票之差落败。1964年，我当选州参议员，之后次次当选，一直连任至今。
我感到一位黑人市长横空出世的时机已到。我相信我们很快会变成一个军事国家。这一局面是随着警察局局长当选市长的趋势形成的。“向犯罪宣战”实际上是一句反黑人的暗号。我深切地感到，除非黑人在政府机构里得到平等的机会，否则警察将会统治我们的城市。
1973年，我成了五位市长候选人之一。候选人中有另外两个黑人、一个自由派白人，还有一个叫约翰·尼科尔斯的警察局局长。我入围得晚，被排在第五位。如果没有人赢得多数票，前两名就再展开竞争。我仅次于尼科尔斯。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面对面的辩论，这是一种典型的对抗方式。不幸的是，这成了黑人群体和白人群体的对抗，尽管这场比拼是公平的。尼科尔斯和我达成了共识，不让辩论掉入种族主义的陷阱，我们都遵守了诺言。为这一点，我一直很尊敬他。
当时的主要议题之一是STRESS问题，这是“制止抢劫，享受安全的街道”这句话的首字母缩写。他们使用了圈套诱捕的方法。本来是可以奏效的，但底特律的野小子们却把它变成了一场可恶的枪战。我记不清有多少市民被杀了。人数在二十人以上，其中至少有六到七名警察。警察报纸上不断地将黑人称作“丛林兔”。
另一个主要议题是居住问题。我坚持认为，作为市长，我要取消STRESS，建立一个一半黑人一半白人、能真正代表底特律的警察局。警察与人民要互相尊重。我希望看到所有市政部门都能有一半黑人一半白人，而且要多雇用女性。很多人对我这个想法感到惊异。他们以为我会用95%的黑人和5%的白人。但那是愚蠢的。我保留了一位白人警察局长，直到后来我不得不辞退他，他在任时我找了一个黑人当执行副局长。现在的警察局长是黑人，我就找了一个白人当执行官。
我们建立了新的警察工作机制：小型警察站。有五十个站点设在犯罪率高的地方，那里的受害人多是老人。街坊邻居来当志愿者，发养狗证，做点其他小事情，警察就能解放出来去街上巡逻了。我们总共有至少两组警察同时巡逻。
底层黑人社区居住着老人和享受贫困儿童补助计划、布鲁斯特尔住房计划的人们。我们在那儿建立了第一座小型警察站。我当选时，只有15%的警察是黑人。因此看到姑娘们给警察送来多纳圈和咖啡表示欢迎的场景，心里总是暖暖的。白人警察们十分惊讶：老年黑人妇女和孩子们给他们送来了咖啡，一开始他们中很多人竟感到挺害怕。市里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气。警察不再被视为一支外来的占领军了。
我想，警察本以为我会报复。他们那个世界的处世之道就是：给人当头一棒。他们期待我也给他们的脑袋来那么一下。我的目的可不是惩罚警察。我只要求他们称职和公平。
我当上市长的前两个月，至少参加了三次警察葬礼，而且似乎都是冒着冬日的严寒参加的。死者都是年轻人。这是极其可怕和让人心痛的事情。但自1974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底特律警察因公殉职。这在本市是前所未有的记录。不可能只是运气问题。它反映出人民和警察之间一种新的互相尊重。
有一件事，我认为是个转折点。那是1974年夏天，我上任不过六个月。一个白人酒吧老板杀了一个黑人青年。类似的事件曾经引发过暴乱。常见的谣言是：他背后中了一枪。人群令人不安地聚集起来了。我冲到了现场。我站在一辆汽车车顶上，劝阻那些想冲到酒吧里去的年轻人。他们想把那地方烧了，把那个老板抓住。这种煽动闹事的人我这辈子见得多了。我告诉手下的警察局长，把所有的黑人警官都派到这条街上来。他说：“我怎么知道谁是黑人？”我说：“你他妈的当然知道谁是。快把他们叫来。”一小时之内，他们都来了。我们有大量新任黑人指挥官帮忙控制人群。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和人民建立起了联系。牧师和街道俱乐部的老板也加入进来了。我们走在警察前面，把人们挡在后面，疏散人群，劝他们回家。
让情况更糟糕的是，一个当面包师的无辜波兰移民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了闹事地区。人们拦住了他的车子，把他拉了出来，用石块把他砸死了。你能想象会发生什么事吧。我立刻召集了克拉夫丘克主教和其他波兰人领袖，表达我的同情，请求他们的合作。他们和其他黑人牧师聚到了一起。我去拜访了那个波兰人的寡妇，她所住那个地区的人们对我们抱有敌意。我也拜访了被杀的那个黑人青年的母亲。我认为正是我去的这两趟扭转了局势。
第二天，我说，这次警察在极端的挑衅面前表现极为称职，即使有砖头或者什么东西扔过来，他们也一枪未发。警察们全副防爆武装，其中很多是身材娇小的女性，手里拿着大号警棍站在那里。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
警察和我仍有一个很大的分歧。我认为他们的工资过高。他们是全国收入最高的警察。他们从一个能制服市政府的决策者那里得到了这样的好处。一个非选举出来的决策者能在市民身上征税，这样的体制一定是存在问题的。
哦，市长先生，记得吗，你就是老牌劳工代表啊。（笑）
是的，但我宁愿让那些该死的事件发展成罢工，也不愿意人为地草草解决了事。同样，这是因为我对人民抱有信任。如果警察有合理的委屈，人民也会支持他们的。如果他们没有，该死的，那人民就不会支持他们。工人运动就是这样教育我的，对吗？你要到街头去解决问题。我就是从街头走出来的。我为此感到骄傲。我认为只要你注意倾听，就能在那里得到许多的教育。
我只从一位企业家那里得到过支持——亨利·福特。他给了我三千美元。他也给了尼科尔斯三千美元。我对他说：“你应该把钱多给获胜者啊，我是获胜者。”他笑了。（笑）
我认为他们有点担心尼科尔斯。他是严肃认真、毫不留情的警察，容易引起更多的冲突。他们担心自己在市里的投资。我邀请他们合作，这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
最近四年，他们相信了我不是野蛮人。预算非砍不可时，我就狠心砍。这是很痛心的。我们有些法律是关于给予本市企业税收优惠的，鼓励它们留在这里，不要搬走。为此引发了很多争议。有人说这是给企业津贴。我要说，这恰恰是关键啊！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挑动密西西比工人反对密歇根工人的社会里，就要作出这种让步来保护我们的工厂。我们要提高市民的就业率。
你和亨利·福特共进午餐时觉不觉得有点好笑和讽刺？
是有些讽刺意味。这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我并没做什么与众不同的事。我一直觉得，人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为了理想中的乌托邦。如果你懂得这一点，就能理解什么是联合——人人都能得利。这是一切的出发点。
哈利·贝内特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当然，反动的极端保守主义还是经常抬头，让人不安。我们仍然受到种族主义的困扰。但我一直对人民的智慧抱有坚定的信心——前提是你能去接近他们。有些人相信，只要把一套胡扯的废话包起来，系上绸缎带子，就能兜售给人民。对此我毫不赞同。
我现在六十岁了，我愿意培养一批青年干部，其中有黑人也有白人，而他们能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这是没有保证的事情。如果某些人相信美国梦是一个苹果派，肯定有快乐的结局，那真是大错特错。不一定有这么好。整套该死的玩意可能会烟消云散。重建计划已经教会你这一点了，对吗？挣扎和抗争将持续存在。哪怕忘记半刻，你的小命就要了结了。
我知道，是利润在驱动着美国的一切运转。如果底特律不想衰败，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能让商人盈利的环境。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我们的利益则是就业。他们在底特律投资得越多，我们就越能让他们的利益转化成我们的利益。如今美国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我不认为明天会爆发革命。年轻时我本以为会有革命的，而现在我觉得那是别人的事。
（他轻轻笑了，忽然回忆起往事）如果当初我留在天主教学校，我可能会当神父做弥撒时的助手。我倒挺愿意这样的。圣玛丽是座美丽、古老的德国教堂，一座真正的建筑瑰宝。我十四岁时离开了那里。我作为市长回来，参加圣名姐妹175周年纪念活动。那祭坛还是老样子。修女们为我在祭坛上准备了一张大椅子，好像国王的宝座一样。（笑）我在上面坐下来。那是我作为市长最辉煌的一刻。这让我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比跟亨利·福特或卡特总统坐在一起还要让我印象深刻。（笑）这就是我的美国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