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斯莱堡
他是时代之石公司的总裁，这是一家采石加工公司，坐落于佛蒙特州巴里市。
“美国梦就是超越你自己。你必须去争取更多——更快，更好。要是你没变得更快、更好，你就是变糟了。”
“公司备忘录里记载了很多我们做成的大事。”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悬挂着旧金山全景图，以及罗纳德·里根的签名肖像画，“他当州长时，我在他的私人班子里工作。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有时觉得自己就是个雇佣枪手。我去一家公司，消灭麻烦，然后去另一家公司。我担任过两家企业的总裁，两次在时代之石公司任职，还在另外两家公司做过执行副总裁。不管去哪儿，不管做什么，雇用枪手向来听命于人。啥地方都得去。
我生长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中间的一个小镇，那儿盛产奶牛和石油，附近是大片荒漠。我父亲是个农民，他更喜欢别人称他农场主。我们有大约三百亩地，其实不算多。
我祖父人很特别。他一度颇能在当地呼风唤雨，而且帮助了一个佐治亚州来的穷小子，那人叫J.G.博斯威尔。他教会了我祖父喝酒取乐泡聚会。我祖父不胜酒力，后来什么事都由J.G.博斯威尔代劳。如今“J.G.博斯威尔”是全国最大的农产品企业之一了，他儿子吉米·博斯威尔是通用电气的董事会成员。我祖父最后却一事无成。抓到过什么却没拿住，这能怪别人吗？
因为缺钱，我们很小就见识到了这世界的真面目。这是如今的孩子们没法得到的好处。我十二岁那年，男人们都出去打仗了，我找到一份开拖拉机的活儿。每天干十二小时，每周六天，我恨透了这工作。我当即决定，以后绝不能这样生活。孩子们现在不做这种活儿了。等他们意识到这个世界多么冷酷肮脏，他们已经三十岁了，想改变也来不及了。
我在普华永道做了一段时间的咨询工作。后来又到华沃思阀门公司供职，差不多一年后，他们把我派到圣路易斯。不管我被派到全国哪个地方，我妻子都做好了跟我一块儿去的准备。
我后来离开那家公司，回到旧金山做咨询业。我有个老朋友是华沃思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希望我去管理达拉斯的一家小公司，我以为是去做咨询呢，他想的却是雇我过去经营那家公司。他果然那么做了。我跑到那儿经营起来，使那家公司增长迅速。他后来因为公司的内部政策离职了。之后不久，我也离开了。那家叫德尔塔·皮的公司在我们的经营之下股价涨到了每股十五美元。我们走后，又跌回每股两美元了。我回到纽约州尤蒂卡市的国际供热公司工作，那里的股价第一年涨了七倍，第二年又翻了一番。
我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听取了很多意见。公司里的人知道应该做什么。要是需要除掉某个人，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并不直接说，可你若是愿意听、会听，就能听出他们的弦外之音。有时候必须要拿掉一些人，不过这是万不得已时的最后一招。
有时他们会说：“别炒掉这个人啊，你会把其他人也弄疯的。”如果有个家伙总犯错，每个人都知道他总犯错，然后你炒了他，其他人会说：“早就该这么办。”他们会更尊重你。他们心想：“哈，这家伙现在知道我工作表现好了，因为他把表现不好的给开除了。”
要是不干活的人和干活的赚的一样多，那就没人干活了。你可以用其他办法激励人，但最有效的就是变冷酷点，威胁着要开除他们。在我看来，世界上最有益的事就是让一个人完成他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你让他对自己刮目相看，家人对他刮目相看，公司对他刮目相看。再没有人能帮他这么一个大忙啦，可他会记恨你一辈子，就因为你给他的那些压力。就算如此，我还是觉得这是很值得的。
我和某些上层人士深入讨论过关于激励的问题。有个人说，在军队时他佩有一把枪。他从不掏出来，但枪就在那儿。他说：“我从不刻意给人们制造恐怖气氛，但我带着枪啊。”
我对公司有认同感，但不在乎职位。我总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我觉得人们要想客观考虑问题，就应该抱有局外人心态。这样你才能做出理智的决定。如果你感情用事地卷进某件事，最后只能是一团糟。任何人都知道，要是对一个女人动了真感情，你会有多狼狈。教育孩子也是一样，太感情用事是教不好的。如果你保持彻底的客观——怎样对孩子最好？你就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可如果你太动感情，太爱孩子，他们就永远跟小婴儿似的。你不能对什么事都情绪化，而要冷静理智地思考，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有利于公司的事就有利于每个人。有利于每个职员、消费者、供货商，还有上帝。（笑）
我到时代之石公司的第一年，员工的税后工资增长了250%，销量增加了25%。后来我离开那儿去了惠特尼·布莱克公司和美国弹性管道公司。等我回来时，时代之石已然一落千丈，不能盈利，甚至可能在亏损。而去年，我们的年度报告显示公司盈利近两百万美元。
我并非一直这么成功。我曾经被时代之石的母公司诺塔克解雇过。我们是一个联合大企业的附属企业。他们的要求多到我没法满足，尽管我认为自己做得很成功。
除了持续增长，人们还想要得更多，这也是必然的事情。诺塔克的执行副总裁买进了惠特尼·布莱克公司。这是一次糟糕的购买：买的是一家电缆公司啊。那是1975年，业内没有哪家电缆公司是盈利的。我去了那家公司，替他把公司推上正轨，却没意识到这个行业真正的问题所在。那时铜价低到了五十美分。一旦铜价继续下降，电缆企业就遭殃了。诺塔克不懂这个道理。我刚到时，那儿正在亏损，等我们回来时它已经收支平衡了。母公司却以为那里能赚大把的钱。根本就没门儿。那个副总裁违背了诺塔克总裁的意愿买下了这个公司，又不肯承认是他的过失，于是总裁说：“我们做点什么来纠正这个错误吧。”他做了。我被开除了。我觉得很不公平。我离开的第二年，公司亏损了将近两百万美元。
你还记得被开除时的感觉吗？
（他停顿了一下）我记得那感觉，但不想谈论。
我接到诺塔克公司的电话，说是让我回到时代之石。他们说:“我们搞错了。”诺塔克是一家强势的联合管理大企业。销售额仅比一个亿低一点点。
你必须要强势。我总觉得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你要么变得更好、更强，要么反之。
我感觉在商界，每个人都在和你作对，世界上每个人都会和你作对。你手下的人和你作对，因为他们想要更多薪水和更少工时，让你付不起。供应商和你作对，因为他们想要你高价进货，让你买不起。消费者和你作对，因为他们想低价买你的商品，让你卖不起。市政府和你作对，因为他们想收你更多税。联邦政府和你作对，因为他们想对你加强控制。母公司和你作对，因为他们想抽走你更多运营资金，又不想增加现金投入。当人人都在阻碍你成为一股重要的、有发展的经济力量时，他们也在伤害自己和周围每个人。
我们来面对现实吧。如果我们不增长，就没有钱给员工加薪和升职。如果不增长，你就不能从供货商那里进更多货，你没有新机器，就不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也没有更多的收入让政府收税。我可以举个上帝都受害的例子，因为捐款盘里的钱都会少。
美国梦就是超越你自己。多少钱是“足够多”呢？“足够多”总是比你现有的再多一点。什么东西都没有足够的时候。因此人们继续奋斗。如果足够了，人们就会停下脚步。你前方大约一百米处总有个明晃晃的戒指引你前进。就像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总在你前方一百米以外的地方。
如果我有更多钱，如果公司有更多钱，我就能成就更多。我能做更多对经济有益的事。你必须去争取更多——更快，更好。要是你没变得更快、更好，你就是变糟了。
（若有所思地）增长——更好——更快。我猜这是我的一大怪癖。我有种强烈的压迫感、急迫感。每当我钻进汽车时都有这种感觉。我开车速度特别快。我总在前进着。
罗莎莉·索雷尔斯
她是一位四处游历的民谣歌手。
“用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就是有钱人搞出来的把戏。我没有屈服的打算。我要按自己的节奏敲自己的鼓。”
我们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实在太大了。你能轻易地逃离一些事。我常常这么做。就因为你可以轻易换个地方，脚下的土地好像随时都能坍塌似的。想换个地方待待这种想法，每年都会以更快的速度冒出来。
我时常回想我长大的地方——爱达荷州的博伊西，回想我的家族曾经怎样抵达那里，还有我自己对那个地方的感觉。我热爱托马斯·沃尔夫那样的作家笔下描写的这个国家的气氛。
我的祖父母是深具冒险精神的那种人。我的祖父是位牧师，他想在印第安人聚居区生活，于是成了克劳族和苏族【59】的传教士。他去了蒙大拿【60】，独自一人穿越大片不毛之地。那是1900年。对我而言他是个神秘人物，我只从祖母和我父母口中听到过一点他的故事。
我父亲出生在蒙大拿。他们那时住在帐篷和平房里。我父亲有兄弟四人。我祖母是一名真正技艺高超的摄影师。她到今天仍保存着一些当年的摄影作品。其中有些照片记录了他们的第一段旅程，这是一次伟大的长途跋涉，马匹们驮着行李翻山越岭，队伍拉得很长。他们全部骑马行进。
后来他们又乘船涉水而行，没碰到任何一个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他们和印第安人的所有接触都是宗教性的。不过当时在那样的条件下，生存本身已然充满了危险。比如在野外临产生孩子之类的事情。这次旅行用了七八年时间。
我祖父成了艾奥瓦州海利一座教堂的牧师。他常穿着雪地靴一路走到凯琼的一座教堂布道。后来人们把那儿改成了一间酒吧。我还在那儿唱过歌呢。酒吧的名字叫埃斯普雷索小屋。
我的外祖父是个思想过激的探险家。我觉得连他的妻子都有点怕他。（笑）我一直和他合不来。他是那种真正的南方人。不喜欢黑人，不喜欢日本人。认识没超过一百年的人他统统不喜欢。（笑）但我对外祖父的记忆比其他任何人都深。他在我九岁那年去世。他参加过美西战争【61】，淘金热那会儿去过阿拉斯加，还在西雅图做过组织劳工的工作。他老对我说个没完没了。他教我《哈姆雷特》的所有独白，我当时还只是个小女孩呢。他说那些词句就像音乐一样，以后我会明白的。他常用莎士比亚式的语言咒骂他驱赶着的马匹。我对他的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他待我那种方式就好像我什么都能做到。我才丁点儿大的时候，他就让我驾驭那辆四匹马拉的干草车。而且他从没表现出我不应该爬上那棵大树的样子。（笑）
我一直觉得父亲是个年轻人，直到他去世那天也是一样。他长得很漂亮，留着两撇小胡子，身材有些瘦削。他生性活跃，一想到他我就有种愉悦的感觉。他也喜欢看书，热爱巴尔扎克和拉伯雷的作品。就是他让我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他喜欢玩文字游戏，总爱讲些故事。
结婚后，我把唱民谣作为一项爱好。我收集旧时的歌曲。所以相比于歌手，我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只是把听到的老歌唱出来的人。我开始写作，把犹他州到爱达荷州大量不为人知的曲目记录下来。1966年我收到一份到新港演出的邀请。之前我还从没去过丹佛以东的地方呢。那天清晨七点，我开车驶进了纽约，感觉就像登陆火星。前方是一座座摩天大楼在天空中的剪影，真让我着迷。我简直要心脏病发作了。我太激动啦。（笑）我们来到城里，我弟弟和我在一起，还有一大帮朋友。时间还太早，不能把别人吵醒。我们来到一间酒吧。那儿早上8点就开门了。我可从没见过早上8点就开门的地方。我们开了瓶香槟庆祝最终来到纽约这个事实，我们还登上了帝国大厦的顶层。（笑）人人对我说我一定会讨厌纽约的，因为它冷漠恐怖，简直糟糕透顶。但我恰恰热爱纽约，每分每秒都能感觉到。现在依旧是这样。（笑）我对城市上瘾，我想弄明白，是什么东西使每个地方如此与众不同。
博伊西对我而言已经不复存在。一切能唤起我愉快回忆的地方都被拆掉了，重新盖上了丑陋恶心的建筑。他们想建一个步行商业区。用我母亲的话讲，为消费人群准备的那种类似牲口通道的东西已经把博伊西的闹市区覆盖得严严实实。一切都是为了买卖和消费。我记忆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全部荡然无存了。博伊西这名字本是法语单词“树木”的误读。这里过去仿佛是一个盛满了树木的小茶杯，还有一条河流从正中穿过。视线之内你很难看到两三座以上的建筑。除了州政府和博伊西旅馆，就只剩下树木和这条小河。啊，完全是一条绿色走廊。在这儿射杀松鼠是违法的，于是到处都是这种小小的棕色松鼠。你能看到非常古老的房子，感受到友好的社区气氛。如今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砍倒了树木，拆了旧房子。现在那是一座真正的消费型小镇。我记忆中那些可爱的东西都不在了。
我始终是个不合群的人，比如说在学校我就没留下什么美好回忆。我和那些孩子相处得不咋样，因为我读书比他们快。三年级时我们做了个阅读测验，我得了高分。我倒没觉得自己比他们聪明到哪儿去，只不过是我从很小就开始读书罢了。1949年，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如果你是个女孩，就不应该表现出聪明的样子。你不该让别人发觉你知道些什么。（笑）
有一天，我一出校门就看到四五个五六年级的大块头女生在那儿等着我呢。她们拖我进了一条小巷，把我打倒在地，对我说我得爬着回家了。她们告诉我，以后再也不许考那么高的分了。就跟儿童黑手党似的。（笑）她们还用棍子戳我。我气坏了，彻底被激怒了，把其中几个伤得不轻。我飞起一脚踢向其中一个的喉咙，结果她一个星期没法上学。我还给了某人胯下一脚，她当场就没法走路了。然后我一路跑回家。我记得自己呕吐了一个半小时，就在那场可怕的暴怒之后。我仍然时常想起这件事。我没法接受的是，有些人仅仅因为别人获得了成功，就对那人痛下黑手。他们觉得我赢了。我却从没想要和谁竞争。
我没有试图打败谁，只是在我行我素。有些人一辈子都争强好胜，甚至因此赌上自己的整个人生，让我觉得好可怕。我一直喜欢玛尔维娜·雷诺兹的一首歌【62】，她唱道：
我不在意自己衣衫褴褛
只因成功都是狗娘养的
在如此世间我不怕失败
还有这么两句，
我会留下来和穷弟兄们一起
如果只有踩着你才能往上爬
我从没感觉到真正的贫困，因为我们有一所房子。我们一点钱也没有，可我还是觉得很满足，我们有那么多书，还有一个安居之所。弟弟比我小十岁。很久以来我都是个孤零零的小孩。我那时不知道怎么交朋友。
我丈夫的家庭和我的大相径庭，他本人也跟我很不一样。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反叛自己的特权阶层中产家庭。他们的价值观似乎就在于占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他们家非常富有。永远物资丰富。在大萧条中也没有遭罪。我家的男人们则在大萧条中吃尽了苦头。他们从来不知道怎么赚钱，怎么变得成功。我却总觉得父亲是个成功的人，因为他这人很妙。我上高中时他喝酒喝得很凶，让我很困扰。但回想起父亲我总是觉得愉快，因为他如此与众不同，和别人都不一样。
父亲去世以后，我记得，我家来了个在殡仪馆工作的浑蛋（笑）——原谅我用这个词。弟弟和我不想让母亲和这些事打交道。首先，他暗示说，我们真小气，因为没买昂贵的棺材。反正那时我们要火化父亲，把他的骨灰收集起来安放在他一直住的那间小屋。那人问：“你们要我们叫哪位花匠？”我说：“我们自己从小木屋带松枝和干草过来。”他说：“那好吧，你们要我请哪位风琴师？”“我自己为父亲唱歌。”然后他说：“好（清了清嗓子），我们有一项写讣告的服务。跟我说说瓦尔特的事吧。”我说：“呃，我们叫他沃特。”（笑）我看着他，什么也想不起来。那人问：“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说：“你瞧，他不太信教。”他又问：“嗯哼，他以什么为生？”我说：“他很久没工作了。”“退休了？”我想：算了，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他的。然后那人又问：“他属于哪个兄弟互助会吗？”我看着他，心想：我父亲能倒立着走两个街区。他过去常那样做。人们从旁边经过，他会说早上好，仿佛是在平平常常地走路一样。
他每年过生日时都会并着脚跳过一张牌桌。我想是五十六岁那年吧，他没跳过去。（笑）他拥有这片土地。他盖了这座漂亮的房子。每块木头都是他自己砍的，每块砖都是他自己烧的。房子就像凭空从地里长出来的。而且他一直在打猎。他喜欢一边踏过树林一边吟诵那种五行打油诗。他了解每种鸟和每种花的名字。他痛恨美国医学学会和那时站在我面前说话的这种浑蛋。（笑）所以我什么都没告诉那人。我只说：“我想不起来你想听的那些关于我父亲的事了。”（笑）于是他随便写了点什么登在了报上。你怎么描述那样一个人呢？他和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同。
1966年之后，我开始独立生活了。拥有那些朋友是我的幸运，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全国有了名气。我认为自己的成功不可思议。我没有钱，却得到了一些人的尊重，而我又渴求着他们的尊重。我把爱奉献给观众，而且赚到的钱能够维持生计。我希望生活得更宽裕一点，但也得按自己的方式来做事啊。
我这个人不能生活在绝望情绪中。我不想带着“以后要走下坡路了”这种想法生活。我不相信这一套。我没有绝望的感觉，因为我还活着。当我死了，也就不再有什么感觉了。（笑）
可一看到我的孩子，我就会有一种绝望感。我的大儿子自杀了。他花了些力气让我知道这并不是冲着我来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没能教会他在生存中感受快乐。
看着其他孩子，我也为他们难过。他们生活得很乏味。我不记得自己何时觉得乏味过。他们没有好奇心。他们游离于生活之外，好像本该如此似的。我想这其中有个巨大的阴谋，谁是幕后指使者呢？是ITT【63】，还是那些有钱的、有权的或善于操纵别人的家伙呢？他们使我们都变成了一个样。确保我们看许多电视节目，确保我们都有信用卡、汽车、房子和各种乱七八糟的事物。我们害怕失去这些，我们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来保住这些东西。用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就是有钱人搞出来的把戏。对我来说，那些踢打着、叫嚷着不肯跟他们走的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他们坚持独立人格。他们拒绝同流合污。
我没有屈服的打算。我要按自己的节奏敲自己的鼓。
安·班克斯
她是一位记者，目前在写一本关于军人妻子的书。
“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长大。你可能从未意识到自己成长的环境是与别人不同的。”
如果你想知道某个人是不是军人子女，只需要问他“你是哪里人？”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他们沉默，那么就是了。我曾训练自己回答说佛罗里达，我的老家和我出生的地方。但我不是在那儿长大的，不太觉得自己是那里人。通常我会沉默片刻，然后鼓足勇气说：“哦，其实哪儿的人也不是。”
我是在军队驻地的庇护中长大的。你得穿越警卫才能进入其中。我就生活在美国中心被保护的孤岛上，周围环绕着醉人的公主气氛。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军队驻地全都长得一个样。全部经过了精心安排。即使在俄克拉荷马州中部沙漠驻地也是一样，住宅区放眼望去是一片绿色，有着精心修剪的草坪，绿树成荫。从某种角度看，在这种地方长大真是美好。就像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孩子们可以非常安全地跑来跑去。我很清楚，这里并不是真正的美国。
学校也在军队驻地内，因此你的周围世界是自成一体的。走出驻地，就是那些酒吧啦，嘈杂的商店啦，随处乱扔的汽车配件啦什么的。你从极有条理的环境一下子转入一片彻底的低级混乱中。
当军人子女意味着你周围的整个生存环境都被安排好了，比你父亲能做的要多得多。你在一整套制度中成长。我常觉得自己像在马戏团长大的小孩，周围有很多二代、三代军人家庭。你的每一个需求都得到了充分考虑，没有人以为你会离开。如果你是女孩，你就是预备的军人妻子。如果你是男孩，人们会期待你上西点军校。
父亲一直希望我嫁给一位军官。（笑）要是我说自己愿意参军，加入陆军妇女队，他一定会非常惊诧。我想他会吓晕过去的。（笑）他对陆军妇女队很有看法，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加入。
父亲会对我们说：“你们要去拜访表亲了。他们是可怜人啊，一辈子只能住在同一个地方。够无聊的吧？我们四海为家，什么经历都有。还是我们这样比较有趣吧？”我们会说：“当然了！”我们确实有这种感觉。很显然他对拖着我们到处走这件事有些愧疚。奇怪的是，直到去上大学我才知道别人可能对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存在异议。
我父亲曾在驻伯恩大使馆工作，于是那时我在法兰克福一家为军人和外交人员子女准备的寄宿学校上学。第一周我结识了某个同学，他从小在迈阿密长大。“你搬过几次家？”他问。“十四五次。”我告诉他。“啊，你真可怜。”他说。我回答：“你才可怜呢，一辈子就住在那一个地方。”（笑）
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长大。你可能从未意识到自己成长的环境是与别人不同的。大约五年前我顿悟了这个道理。那时我在加利福尼亚，开车沿着一号公路行驶，那条路有一段从奥德驻地中间穿过。忽然你听到了什么，一种你还没意识到究竟是什么，却感到极其亲切而熟悉的声音。你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心中却已经有一股强烈的感情在奔涌了。我听到了这个声音。那么抚慰人心，仿佛是一支摇篮曲。然后我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回事了。那是一次炮兵演习。我听到的是远处传来的枪炮声。
我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炮兵之歌：越过山峰，越过峡谷。还有升降旗仪式，同样非常动人。每天下午五点，他们会把旗子“啪嗒啪嗒”降下来。那时不管身处驻地哪个角落，你都要停下车，面向旗子的方向。你怎么知道旗子在哪儿？我不知道，但每个人都这样做。
六岁时，我们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军营，然后我们搬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希尔驻地。那是一座被围墙圈起来的城市。我想军方希望它看起来像一座小城。那里有杂货商店、影剧院、保龄球球房、马厩、泳池——许许多多座泳池。没人敢开快车，要是车速超过每小时十五公里，他们就会把你送进牢房。还有那些房子。中尉们的房子都一个样，上校们的房子也都一个样。草坪都得按一种方式修剪，否则你就会从军需下士那儿收到一封提意见的信。就是从这段时间我开始理解，其实还有其他一些生活方式。我那时在学习阅读。
我四年级的时候，父亲被派往朝鲜了。母亲决定让我们生活在萨拉索塔海岸的安娜玛丽亚岛。我心想，这可是我了解真正的美国人生活的一个机会！什么事我都要仔细观察一番。我们住的那条街道尽头的一个家庭有六个小孩。我想：好家伙，可让我抓住这么一个典型的美国式家庭了！我是个十岁的小小人类学家。那家的母亲在试着让孩子们种鳄梨树或者养金鱼。她也想引起我对这些建设性项目的兴趣，我却想：我的任务就是观察你们啊！（笑）
我认为安娜玛丽亚岛代表了典型的美国生活。有趣的是，这个地方是如此怪诞。（笑）就像一个古怪的大联盟，浪游者和逃避者都跑到这个气候温暖的地方来了。这儿酒鬼也很多。到处是流浪汉和游手好闲的人，如果这个国家稍微倾斜，这些人就都滑荡到加利福尼亚州或者佛罗里达州，全是些漂泊无根的人。我很爱这儿。他们在海边有些破烂的小房子。每当风暴来临，他们就齐心协力堆沙袋。我记得自己曾经偷偷溜出去观看。他们都在那儿，在彻夜咆哮的暴风雨中醉得无以复加。有趣的是，我那时确信，这里便是我们国家的心脏。
我记得某一年我读了《星期六晚邮报》和《生活》杂志。其中刊有贝尔电话公司的商业广告。那是一幅士兵的木炭画。旁边写着：丈夫、父亲、兄弟、恋人，他们每分钟都可能丧命。反正就是类似的一大堆话。我之前从未想过父亲可能被杀。从来都没想过。我心想：他们告诉我这些是想干吗？我不该知道的。之前没人告诉过我。他们把孩子们保护在一个田园牧歌般的环境中。
作为一个整体性机构，这里其实有一些问题。如果你青春年少，惹上些年轻人的麻烦，事情就会被记入档案，而且会影响你父亲的前程。确实很有问题。我们在德国使馆时，姐姐告诉我有些孩子属于一个叫“默西迪斯俱乐部”的组织。入伙的方法就是弄坏小汽车上的银星标志，默西迪斯发动机罩上的那种装饰。这就是他们莽撞的英勇事迹，典型的少年过失行为。一旦被发现，全家人就得打包回老家。
我十六岁那年发生了两件事。为了写一篇关于匈牙利革命的学期论文，我到美国使馆图书馆查阅资料，而且阅读了联合国记录报告。关于美国的角色，美国之声和欧洲自由电台给了匈牙利反叛分子虚假的希望。我认识一些匈牙利难民，采访了其中一人。我认为这件事是一种暴行。
另一件事是，我那时在意大利北部的利沃诺，一天晚上，我和两个意大利男人出去跳舞。我十六岁，风华正茂的年纪。我们在城中一路嬉闹畅游，大约在午夜12点半或12点吧。我们经过了一家小小的修鞋铺。一个很漂亮的年轻男人正在钉鞋。他看上去如此精力充沛、生机勃勃，却又如此愤怒。他似乎把这世间每一个人的愤怒都击打到他正在钉的那只鞋底里去了。而我刚刚还站在世界的顶峰，和伙伴们一边喝着香槟一边跳舞。我被那个情景迷住了。世界那么美好。下一个瞬间我看到了这个满腔怒火的钉鞋青年。我仍记得那个画面。如照片一样明晰。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真正觉醒过来。在布拉格驻地，我是一家军官俱乐部泳池的救生员。我十九岁，那时正是六十年代早期。一些人接受训练，准备被派往越南当顾问。我记得有个年轻人从HALO学校毕业。这学校的名字由几个首字母缩写组成，意思是“高空跳伞，低空开伞”。你从高海拔飞行的飞机上跳下来，做自由落体运动，然后在靠近地面的地方打开降落伞。他学习丛林生存技巧，然后又被送去学缅甸语。不难猜到他即将被空投到缅甸丛林。我觉得，这些人将要去统治别人，就是因为他们敢从飞机上跳下去，颇有大丈夫气概。我唯一的武器就是取笑他们。我试图唤回自己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感情，但已经荡然无存了。很多军人子女最后都反对战争。
我有个高中同学，他也是军人子弟。人很聪明、自大，性格粗暴。他上了西点军校，进了所谓的越南班。他毕了业，而且得了个罗兹奖学金，总之是聪明的疯子。他在越南被杀了。他为自己写了篇讣告登在《纽约时报》专栏版。他认为这场战争是完全正义的，不想让他的死成为任何一个人的政治资本。我一边读一边想：讨厌的亚历克斯，又在玩这套把戏了，就和过去一个样。（笑）还是关于道德影响力的那套玩意儿，一个人写了点东西，知道只有在自己死后刊登出来，才会无可辩驳。他在谈论一个我所了解的生命，一个军人子女的生命。我想：这不公平，是种不公平的优势。（笑）我的反应很古怪。不公平之处就在于，他不得不到那里，让自己白白送命。
有趣的是，尽管我有七年不在国内生活，却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美国人。虽然我反对我们在全球的政治行动，在情感和文化上我还是十分认同美国风味的。我喜欢这里的爵士乐、乡村和民谣音乐，宽阔的公路、荒漠和广阔的空间。
军队试图营造一种集体感，建立一种超越个体家庭的共同目标。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种相当令人愉悦的东西。我想，对主妇们而言这却是种沉闷可怕的生活。这里有全套的传统和繁琐的礼仪。不过那些仪式性的东西倒颇受孩子们的喜爱。
然而，所谓的共同目标是虚伪而邪恶的。对此，我丝毫不能认同。
怀恩·德罗里亚
他是苏族印第安人，正在图森到华盛顿的旅途中。《卡斯特死于你的罪恶》是他最著名的一本书。他在亚利桑那大学教授政治学，今年四十五岁。
“也许美国梦是关乎过去的，帮你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
在我们的国家，一旦旅行的速度得以加快，地理的重要性就不见了。我如果在荒漠中搭上一架飞机，三小时后就能抵达湖区。我并不是真的在旅行。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阴冷的雨天清晨。芝加哥奥哈拉国际机场。
我们的对话偶尔被一位年长侍者语气尖酸地打断，她一次次给我们的咖啡续杯，碰巧听到我们的谈话。“美国梦？得了吧，你们这些家伙。”我们何时续杯全由她来决定，其间她絮絮叨叨讲述了自己被一个奸猾的律师诓骗了上千美元钱财的经历。“美国梦？你们开玩笑吧？”
我知道不少美国各地印第安人的故事。圣安东尼大瀑布曾经是苏族印第安人的圣地。你到了那里，整个人惊奇不已：这地方当年归我们所有时是什么样子？在电视机、快速汽车和喷气式飞机出现之前是什么样子？
我常想到唐纳一伙人。那是1846年，他们被围困在山口，以像野人一样互相残食告终。我记得自己曾开着我的奥尔兹98型汽车在那片盐碱地按照同样的路线行驶。沿着丹佛到夏延的州际公路，我只用了四十五分钟就开过了那片盐碱地。在拓荒时期，越过这片盐碱地要花上三十六个小时。要是你稍有耽搁，就会在一年中最危险的时间到达内华达山脉。唐纳那伙人用了六天。我则以时速七十五公里开过了那个地方。“嗖”一下就过去了！曾有各种各样的人在那儿丧命。你会想到很多关于白人和印第安人冲突的问题。
任何时候，这些部落都没把白人视为危险。如果一个五百人规模的部落盘踞在山坡上，看到一支两百人的白人马车队经过，他们是不会感到任何威胁的。有好多传统故事说印第安人害怕白人，因为觉得白人都是疯子。你读过那些拓荒者穿越中央大平原，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描述。你想象着自己的族人坐在山坡上，熟悉附近千里之内的每一条溪流、每一块岩石。他们俯视着下面那群因走在高草中而恐惧不已的人们。两拨人不能互相理解。如果唐纳那伙人和印第安人交了朋友，如果他们不惧怕这些熟悉地形的“敌人”，也许本有脱险的机会。你必须以新的眼光打量美国历史，然后才能判断它将往何处去。
我在南达科他州的松岭印第安人居留地长大。那里距离“伤膝地【64】”约三十五里。那个小镇约有四个街区长，三个街区宽，远离主路。真的差不多只有两条街有建筑。我还记得没铺马路的时候，街道就和牧场一样。一下雨，你好多天都寸步难行。几乎没有白人住在那儿。
我所在的小学，学生一半是白人，另一半是混血印第安人。他们教我们拉迪亚德·吉普林那套世界观。那套理论很简单，什么社会在往工业化发展，科学造福于人；我们都是美国人，没有人曾对国家不忠诚；美国在任何问题上都未曾站错队；政府从不对人民撒谎；联邦调查局的存在是为帮助人民，要是你发现任何可疑的事情，就快点报告给他们。总之有强烈的旧式英国殖民地调调。没人提到奴隶制。少数族裔的历史并不存在。不知怎么回事，世界变成了白人的乐园，其他人找个地方栖身就得了。这种栖身并不有辱身份，因为是上帝的旨意。没有人轻视你，西方文明为你找到了一席之地。
这全是在二三十年代阵亡士兵纪念会上背诵的那种虚伪历史。我记得六岁时参加过这种集会，那些老牛仔和老酋长们聚在一起。盛大的烤肉会之后，衰老的高音歌手唱起《古老的忠诚》《马车轮》这样的歌曲。他们为封锁的边疆悲叹呜咽，一边打着手鼓。很久以后你才发现，这些场景并不真实。
我的父亲是一位居留地圣公会牧师，他的父亲也是。我猜我家是最早从古老生活方式转变为白人生活方式的一批人。情况着实窘迫，简直有些精神分裂。转投基督教之前，我的祖辈就是宗教领袖了，那是种古老的印第安宗教。我不光是牧师的儿子，我家还有祖传的医药知识。人们总来找我父亲请教各式各样的事情。他知道各种医药口诀和传奇故事。
他在两种文化间周旋，一直没遇到什么冲突，直到六十年代晚期。民权运动带给他猛然的转变。教会对印第安人的归化施加了很大压力。他说：“我们不是非这样不可。离开那个大熔炉，我们能够保持自己的本色。”有成千上万的印第安基督徒是以古老的印第安方式看待基督教的。耶稣的启示并没有那么了不起。不过很多印第安人最终有所改变，什么宗教信仰都不再相信。我父亲只是放弃了基督教。
也许我这一代人是受印第安价值观影响的最后一代人了。我四十五岁了。现在我看到有些比我小七八岁的人去参加会议，一到场就立刻摆出一副想控制一切的架势。我五六岁时，年长的亲戚告诉我在聚会中不能出声，因为除非是长辈，其他人都不该讲话。我这个年龄的人现在仍受这些社会规则的制约。但再往下七八岁，看看那些在战后粗鲁无礼年代长大的人吧，只知道吵闹争抢。越年轻的越糟糕。年轻人把你死我活的竞争视为必然。他们脑袋里只有这么一件事。我这代人则把这想法深藏在心底。
年青一代印第安人也和年轻的白人一样，一点历史感也没有。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曾经造就过历史感。很久以来，历史是被欧洲人主导的。美国经历过二战，成为一个强国。忽然间我们有了责任。我们以往的历史观念为偏狭的地方主义所局限。美国被海洋与外界隔开，我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反共偏执狂接管了国家。没人想要征服这个国家，上帝可以作证。如果我们毁灭了，一定是自取灭亡的。
一位苏族老酋长“立熊”曾说，白人来到这片大陆，从最开始就带着恐惧。他们畏惧动物，畏惧自然，畏惧大地。这种恐惧投射给土地和动物，使它们也害怕白人。随着白人的迁入，动物们逃跑了。我本以为有句话出自一位有智慧的印第安人之口，但去年重读托克维尔【65】的著作时发现原来是他说的：一片遍布动物的土地上，可以生活一千个印第安人。两三个殖民者来到这里，动物和印第安人就都走了。
你不得不问自己：来这儿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了扎根，简直彻底发了狂。这不只是征服土地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为了获得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权利，他们该死地投入了太多。
也许美国梦是关乎过去的，帮你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而非放眼未来。我不是单单在怀旧。我是说，要找到熟悉的路标。也许已经到了我们需要反思的阶段。
去年二月，一些医学界人士和耶稣会会士举行某个集会。一位医学人士站起来发言，表示美国的全部问题在于人人都想当年轻人。他说：“在印第安人社会里，你们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年龄行事。如果每个人都想当年轻人，就不存在睿智的老人了。如果你是祖父，你最好表现得像个祖父的样子。如果你是父亲，你最好表现得像个父亲的样子。别学白人。永远别来那一套。”
我想未来会出现一批人，比例不会太大，他们能想方设法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而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只会更加单调乏味，他们的情感会在种种社会局限下变得麻木不仁。这想法颇为阴郁黯淡。但许多人也在奋力回击。
在某些地方，美国永远拖延着不肯成熟起来。但我并未真正绝望。你不得不成长起来，对此你不能放弃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