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板
华莱士·拉斯穆森
芝加哥比阿特丽斯食品公司总经理。他魁梧健壮，双手长满老茧，有着老工人的典型外貌。
“如果你不懂得磨难，也就识别不出幸福。得到任何东西都要付出代价。”
我只是个乡下小子，在内布拉斯加州出生，正赶上了大萧条时代。我深信经济衰退总是会卷土重来，也许这对国家有好处。对没过过苦日子的人们来说，这是段艰难岁月，但你总能熬过来，着实让人惊讶。你一无所有，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历史和大自然总有办法让人们更加务实。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争抢。人们总要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种天性。雄麋鹿在山坡上叫唤，没有其他目的，只是要警告其他麋鹿：离我的雌鹿远点。雄性并非为打架而打架，而是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你能轻易分辨出谁会是幸存者，因为他们总在斗争，像拳击手一样难被打倒，非常灵活。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生存下去。
早上七点钟。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芝加哥比阿特丽斯食品公司行政部长长的走廊里空荡荡的，你仿佛行走在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梦幻场景中；你走进一个大房间，在长桌的尽头独自坐着的那个人，正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他掏出怀表瞥了一眼。两杯咖啡放在桌上，一杯是他的，一杯是为客人准备的。他魁梧健壮，双手长满老茧，有着老工人的典型外貌，身着礼服，待人直率、友好。他得过霍雷肖·阿尔杰奖【47】。
有人问过我，你曾梦想过从事现在这份职业吗？我说没有。我对生活的唯一抱负就是今天比昨天更好一点，比昨天多学一点。我常常读书。孩童时代我读过能弄到的每一期《大众机械》杂志。甚至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有人拿东西让我帮忙修理了。
在那个年代，农民们总是互相帮忙。十二岁时，我跟着一伙人干活，拖起成捆的干草，把它们扔上打谷机。有一次我转弯太快，把一车干草弄翻了，我只好跨过沟去。你认为那些农民会帮我吗？先看看他能否自己搞定吧。这给我上了一课，从此我再没翻过车。
我懂得了人性的特点。你能从大自然中了解到人们的行为及其动机。我指的是那些野生动物。我一生都在打猎，不只是为了那些餐桌上的必需品。你了解到今天的动物和人类的种种习性，两千年来其实一直没改变过。
我从来不想当失败者。我总要当第一个下飞机的人。我有个理论，当你从机场的人群中穿过，不管现场有多拥挤，只要你望向前方十五米开外的地方，人们就会为你让路。别只盯着某个人，人们便会为你闪出一条路。多年前有次我带太太去塔尔萨，马上要登机时，有人问：“你不是带太太一起来的吗？”我答道：“天啊，带了。”我居然把她给忘了。（笑）人们常说在街上看到我了，我却没打招呼。我当时在想着其他事。表现出友善并不是我的天性。
我认为要过上好日子，经历些磨难是必须的。如果你不懂得磨难，也就识别不出幸福。如今，有些父母不愿让孩子尝自己过去吃过的苦。我对此不以为然。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十岁，一个三十六岁。我仍会对他们说：“这是你该做的。”他们照做了。我坚信，他们得知道事情不会总是那么容易。得到任何东西都要付出代价。
人们现在过于习惯不劳而获。他们认为这没什么，但其实是有代价的。他们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谋生的能力。这就像笼中的动物一样。不管一头动物曾经多么野性十足，假如你圈养它足够长的时间，它就会忘记怎么谋生。人类也是如此。忘记怎样捕食的狮子只能猎杀其他动物，那些跑得慢的，因为它们追不上那些跑得快的。这就是如今有些失业的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他们不知道怎样养家糊口，只好去有这种能力的人那里剥夺。经济衰退，或是革命，又使一切重获平衡。这样的情况贯穿了整个历史。这是我读历史书学到的。
问题的根本在于：谁会成为幸存者？这将考验许多人的实力。你不可能静止不动。如果不能成长，就只能灭亡。
我离开家，去了加利福尼亚，找了份发传单的临时工作。啊，我可好好学到了一课。我不懂为啥有些人几小时就能发出一千份，而我要用一整天。我跟踪了其中一个人，看到他正把大部分传单扔到下水沟里去。我去找雇主质问，他怎么能允许工人把传单塞进下水沟。我可是把传单一份份发出去的，鞋都磨烂了。每天才赚十美分。用这十美分买一篮子葡萄，够我吃的了。他说：“我们早想到工人会这么做。”我说：“这不对。”他说：“我们不会多付你工钱的。”所以我辞了那份工作。辞掉每天只赚十美分的工作也需要点勇气。（笑）我觉得他在敲竹杠。那时人人都知道，在加利福尼亚，你不先骑在别人头上，别人就会骑到你头上。
我在苜蓿农场工作了三个月，每月挣十美元，包食宿。早中晚三顿，全是黑豆，牛奶总是酸掉的。他们给了我一封信，证明欠我二十美元，让我找农场主去讨。我真是个笨蛋，信给了农场主，二十美元却没拿到。这是个教训。对任何人都不能太信任。
我回到了内布拉斯加州，帮人给玉米剥皮。一蒲式耳【48】玉米卖十美分，剩下的烧掉了事。之后我找到一份组合香柏木箱的活儿。我从不对别人说我不能做什么。这家公司倒闭了，我又找了份切割拼图玩具的工作。每做一副我赚十美分。
我读了很多成功人士的传记，想看看他们是怎样成功，怎样开拓局面的。我那时只读这些书。我下定决心，如果日后进了一家大公司，就永远不离开。我舅舅是林肯市比阿特丽斯公司的工程师。我在那儿得到了一份工作，当时我十九岁。我的工作是把冰从一个大池子里拉出来。你要用电动起重机把近两百公斤的罐子拉起来。很有挑战性——我能拉多重？上限是一百吨。我总想超越这个数字。倒是工程师常常要提醒我：“慢点啊。”（笑）
我自己维修所有的设备，不想让其他人乱掺和。总工程师发现了我了解机械，对我说：“你觉得你能维修乳品车间的机器吗？”我回答：“当然了。”（笑）我知道乳品车间什么样，我从那儿经过了几次，但仅此而已。我之前并没见过低温消毒设备。但没多久我就学会了。我想做的事一定能做成，这点我从没怀疑过。
六个月之后，我跑到总经理那儿说：“这点活儿不够我干的。”他说其他人得一刻不停地干才能完成呢。我说：“我不管。反正你再给我找点活儿做。”我想让自己保持忙碌。于是我去了乳品车间旁边的灌装车间。我从那边的机械师兼冷藏工那儿学到不少东西。不管是谁掌握着知识和技术，我总要像海绵一样拼命吸收过来。
就这样，我负责了乳品车间和灌装车间的维修工作。我又跑去找他：“活儿不够干。”他说：“你为什么不去管管冰淇淋车间？”于是我开始照管三个部门。我还嫌这不够有挑战，又找了份夜班兼职，负责一家酒店的空调系统，我还帮人家做室内电线安装。我每天只要睡两三个小时。
比阿特丽斯公司安排我到印第安纳州文森斯当总工程师。那里有国内最大的牛奶车间。我当时二十二岁。那里的工人都已经四五十岁了，还有些六十多岁的。我想，我的年龄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我努力容忍着人们的弱点，我知道，只有尊重他们，才能让他们产出最大的工作成果。
对于这份工作来说，那个我要接替的人有些不称职。他在设备方面是个天才，做事却拖拖拉拉。比如，现在有个人躺在桌子上，快要失血致死了，而我们这位医生却还要分析一下。结果他身边总有四五个游手好闲的人。我的理论则是：先修好机器，再分析故障原因。
最终我去找管理层说，他应该离开。这是我第一次采取冒险政策。我需要那个工作，就跟你在严寒中需要穿鞋一样。我知道他们需要我，而且比我需要他们更为迫切。我两个星期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闭门不出，直到他们告诉我：“他走了，你回来吧。”从此以后，我们让工厂重新步入了正轨。
我需要走出芝加哥那间办公室来制订未来规划。这方面我毫无经验。我买了书研读，并且弄到了设备。我对工程师们说，我们今天得大干一场，我能穿着西装拆卸制冷设备，身上一点油污也沾不上。他们自己都没拆卸过。要是你想领导别人，你自己必须掌握这个领域的知识。如果有人跑来说某个事情怎样怎样，我立刻就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实情。做决定之前掌握事实真相，这是幸存者策略的一部分。
我想说的另一个经验是：不管你为谁工作，都要确保他成功。否则你就要超过他。现在，我超过了……（声音淡出）
我一直把这视为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世界。社会要保持强大，需要强大的领袖。和过去的人相比，现在华盛顿这帮人太不顶事了。
他讽刺地看了一眼《福布斯》杂志上他的侧面照。“唯一写得不公平的是他们的最后一句：‘他是个冷酷决绝的人。即使快到六十五岁了，还是不允许别人用华莱士·拉斯穆森对待别人的那套来对待他自己。’”
你做某些事时可能看上去冷酷无情。但一些人在公司里甚至家庭中不作为时，并不能意识到自己阻碍了工作，你要替他们作出决定。如果你想获得成功，就不能让任何人站在那里挡路。公司有100万雇员，50万持股人。我们对至少150万人负有道德责任。150再乘以每个家庭的平均人口数3.5，就是500万人。我们对这些信赖我们的人负有责任。
一百五十万人敬重你，是不是也害怕你？
（长时间的停顿）最好别用“害怕”这个词，但确实有这种感觉。我也没什么办法。可能是种敬畏吧。还有99%是敬重。三种情况都有。我有个习惯，和办公室里的最低级职员谈话。总能比和高级职员谈话了解更多信息。（笑）高级职员试图掩饰他们的失误，可怜的小职员不知道他们正在犯错误，于是我能发现更多问题。
公司有43亿美元资产时，我不是董事长，也不是总裁或执行副总裁。我那时是高级副总裁，拥有公司四分之三的股份。这是1968年或1967年的事。
1976年7月1日起，我开始担任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之后两年我们的资产从52亿增至74亿。不行，不行，你完全不能停止增长势头。你必须让人们对投资你的公司保持足够的兴趣。
很多人问：你什么时候退休？接任时我说过，等公司价值80亿之后就退休。现在我要说，要到100亿我再走人。
P.S. 他于1979年从比阿特丽斯食品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位子上退休了。当时，公司市值达到了78亿美元。
吉罗德·弗雷曼
1975年的某个清晨。他是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董事会主席。这是他在任的最后一年，他已经选好了接班人。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的世界变得狭小了。一个年轻人走出校园，对一切都感兴趣。然后他有了工作，世界变狭小了一点。他结婚了。工作、家、家人，世界又狭小了一点。终于他变老了，随着事业的结束，家人的离去，他最后关心的不过是每天清早大便是否通畅。我们的国家现在正经历着这个过程。”
他的领带图案是银行的标志：名字和铸币。“我让我们银行的一个小伙子设计的。工作日我没戴过别的领带。戴这条领带是对团队的暗示，表示我在乎这家银行。”
这是一间扩建后的办公室，前厅和正室都陈列着艺术品，旁边一间是他的私人餐厅。五十七层有一个巨大的宴会厅，今天中午他的继任者将在那儿为日本大使举行午餐会。午餐会有近千名嘉宾出席，包括城里多位顶尖实业家，以及市长理查德·达利。
我1934年来到这家银行，1975年退休，在这儿待了超过四十一年。眼下我感到那些退休征兆了吗？（他淡淡一笑）有个朋友给我讲过她父亲爱德华·瑞尔森【49】的事，他退休以后就再没人请他吃午饭了。他必须找个他妈的没事可做的人陪着自己。我也感受到这种气氛了。我刚把鲍勃指定为继任者，果然就有人说：“吉尔【50】·弗雷曼这家伙不错，可如今有事我们得找鲍勃谈了。”
现在大约两周我才有一个午餐饭局。我觉得挺有意思，并没有什么不高兴的。我有点自嘲地想：退休以后我去哪儿吃午饭呢？现在我有一间阔气的私人餐厅，以后就得去俱乐部了。过去三十年我一直是“正午俱乐部”的会员，却从没在那儿吃过饭。以后我倒是有地方可去了。
再没人需要我了。以后多半是我来找公司，而不是公司来找我。只要你能想通就行了。我其实特别幸运。我得到了一切希望得到的东西。虽然不是特别富有，但我生活得很舒适。我没有什么未竟之志，不觉得自己抄了近路，也不对自己失望。我从生意世界全身而退，拿到了不错的成绩报告。我不像以前那么争强好胜了。让别人接过这份声誉吧。我不用再去争夺这些了。
觉悟得早是件好事。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生意上非常强势。退休时他说：“城里没人喜欢我。从现在起，我要让自己讨人喜欢。”但太晚了。成见已经形成，习惯又根深蒂固，他没能让一切发生变化。他死前很不开心，和孩子们关系紧张。诀窍是（笑）有必要让你的生活富于竞争力，但也要用爱心和谦逊加以中和。
我的好朋友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对商人来讲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觉得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他说那都是瞎扯淡，有违商人的真正使命。他这种观点颇为傲慢。我不能认同，尽管在其他方面我很钦佩米尔顿这个人。
这是种基督教思想吗？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商业社会屹立不倒。在这个以盈利为目标的社会里没有什么神圣性可言。《圣经》或是宪法里都没有明文确保你能拥有私人财产。如果我们仍有这些机会，只不过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没有去修改法律来禁止它。
我工作很努力。早上七点一刻就到这里了，一直工作到下午五点半或六点。我三十年没打过桥牌，二十年没打过高尔夫，因为比起高尔夫球，我更喜欢工作。我不喜欢同事们在衣帽间营造的那种虚假的亲密氛围，就像是四五杯酒下肚，醉醺醺地回到家睡一大觉。该死的，一整天都给毁了。
你是想游历欧洲各国，拜访各国财政部长和州长呢，还是和最近二十年都没想出过一个新点子的人一起打桥牌？这是退休后我将面临的问题。思想上缺乏刺激。
三年后。1978年某个清晨。
我们坐在另一楼层一间略小的办公室。周围没有艺术品。
我没觉得自己牺牲过任何东西。年轻时，我错过了和孩子们共度亲密时光的机会。但年岁更大以后发现这其实也算不上牺牲。我有两个孙子，一个十八岁，一个十六岁，过去几天一直陪在我身边。这是很理想的情形。
我在董事会或更衣室遇到的那个企业家，天啊，他可真是百分之百拥护“美国道路”的那号人，认为任何背离这条道路的人都是该死的共产主义佬。我问他：“你说的‘美国道路’究竟是什么意思？”“嗯，大家都知道的嘛。”我说：“指导创立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理念是什么？”他很窘迫，不想谈下去了，因为首先他从没好好思考过这些问题，其次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为一个允许收入上存在如此大悬殊的体制辩护。所以他想避而不谈。
我的感觉是，不存在完美的体制。但相比于其他体制，我们的体制做到了更多，不只为富人，也为穷人谋得了更多福利。我们不应为这个体制感到窘迫，而是要增进对它的了解。如果我当初没有怀疑，也不会在事业上争取到那般境地。
我想我们的国家已经衰老了，衰老的速度很快。我们在这个梦里失去了很多。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的世界变得狭小了。一个年轻人走出校园，对一切都感兴趣。然后他有了工作，世界变狭小了一点。他结婚了。工作、家、家人，世界又狭小了一点。最后他变老了，随着事业的破灭，家庭的破产，他最后关心的不过是每天清早大便是否通畅。我们的国家现在正经历着这个过程。
今年一月，有一天下午我坐下来开始读一本小说。这是我1934年离开学校后读的第一本小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可以浪费一分钟时间。那是作弊。我觉得自己对银行、对社会都负有巨大的责任。工作花费了我太多时间。人有时候可真傻。我不像过去一样精明强干了，身体不那么强壮了，头脑也不再犀利。我得花好长时间来记住人名。所以我不再觉得自己要履行从前那种义务了，从前我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
机器？
（他轻轻一笑）我知道，我不该说那个词。
要是你当过头儿，情况就更糟糕。和没当过老板的人比起来，退休这事儿对我们更为艰难。（他忽然变得尖刻）商业世界该死的竞争！商界领袖从始至终和每一个人竞争，而非只和同行竞争。你和你在其他领域的朋友竞争，那可是你最亲近的朋友啊。这极大地影响了你的人生，而且不是什么好影响。（笑）商业友谊称不上真正的友谊。
那个家伙一生都在和别人进行激烈竞争，然后——咔嗒！他退休了，他很难带着愉悦的心情去欣赏继任者和朋友们的成功。他很难不觉得这是以他自己为代价而获得的成功。当然了，其实不是。他不再属于那个联盟了。这一点，很多人觉得难以承受。
我退休一年半了。关于所思所感我写了点诗：
我们的名字未曾改变。我们的容颜从未转换。我们的太太还是一样体贴。我们的感觉却已地覆天翻。年轻人并非静止不动，如同我们的期许。老朋友露出微笑，转而依靠年轻人，只在顷刻之间。多么公平啊。我们和过去一样是忠贞的朋友，但重要性已不似当年。不似当年。但，更有智慧？
S.B.富勒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一脸严峻，戴着眼镜，就像一幅不苟言笑的高中校长的肖像画。
“我一直相信，不管人们对你做了什么，都是出于胆怯，出于不理解。”
窗外，列车在高架铁路上呼啸而过，大卡车的轰鸣和小汽车疾驶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是芝加哥黑人聚居区里一条繁忙的干道。楼里，一条狭长的走廊通向他的办公室。此处很安静，几位年轻的女士在柜台后办公，旁边有两个孩子在玩耍。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一脸严峻，戴着眼镜，就像一幅不苟言笑的高中校长的肖像画（我们的第一次对话就这样被打断了：“你喝了酒。”午餐时，我的确喝了杯威士忌苏打。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他七十三岁。
九岁时，我开始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门罗叫卖克劳福灵药膏。我想变成大人。成年以后，我想生产和当年我卖过的商品类似的东西。这就是如今我在做的事。
我来自佃农家庭。十岁时，我家租下一块地，买了头驴，开始自己耕种。十五岁时，我家搬到了孟菲斯。我父亲离家出走了。两年后，母亲去世了，留下七个孩子。临终前，她嘱咐我照顾好弟妹们。我那时十七岁。我出去帮人干活、倒卖东西，养活了孩子们。五年后，我们在芝加哥找到了父亲。他再婚了，和新任老婆回到孟菲斯找那几个小孩。虽然不是她亲生的，但她把他们都接走了。
我只受过六年教育，母亲去世前对我说过：“那些体面的白人每年九个月都在学校里，而只让你待三个月。”每年我们只上三个月学，剩下的时间都在农田里干活。她说：“不是他们不公正，只因为他们相信你用三个月就能掌握他们花九个月学的东西。以后无论你做什么，儿子，别让那些体面的白人失望啊。”
我发现读书人是治人者。我开始买书自学。我读一切能搞到手的书。你知道自己多无知，于是只能读书。我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要寻求见识。我发现1912年的美国有4043个百万富翁。其中只有89%拥有高中学历。有些人小学都没念完。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了解到有些美国白人没接受正式教育也取得了成功，我大受鼓舞。
我离开孟菲斯往北边去，那里有更多买家。我一路搭车去芝加哥，1928年5月20日到达。那时我已经结婚了，有五个孩子。我在煤场找了份工作，把工钱寄回家。煤场主似乎挺喜欢我，说他要帮我教育孩子。我告诉他我不需要任何人来操心我的生活，然后辞掉了这份工。
这之后我开始挨家挨户兜售丧葬保险。有份杂志刊登了收入超过一万五千美元的人物名单，大都会生活保险公司的主席1934年的年薪是五万美元。“莱弗兄弟”肥皂公司主席收入为四十八万五千美元。我辞掉了卖保险的工作，开始卖肥皂。
我花二十五美元弄到些肥皂，开始上门兜售。那是大萧条时期，1935年。但劣势能变成优势。人们失业在家，什么活都不愁雇不到人。但销售业一片愁云惨雾，因为他们觉得没人有钱买东西。可每块肥皂只要十美分，没这点小钱的人还真是难找。
我工作起来没有时间概念。只要人们让我进家门，我就继续卖。他们说没钱买，我就接受订货，等他们有钱买了我再送过去。重复是知识之母。兜售的过程中我学到不少东西。你得撩拨起人们的好奇心。你得说服他们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一旦被说服了，他们就想买你的东西了。
我学了一些心理学，因为我知道一切的关键在于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是自己灵魂的统帅。我知道，能影响我的东西也能影响别人。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大家都是普通人。我懂得所有人都生来平等。富家子弟有钱但没有进取心，穷小子没钱却勇往直前。勇往直前的人总会赚到钱的。这个道理应该告诉每个初次来美国的年轻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出生在美国。只有在美国，如果你能找来吃的，就能随便吃，找不到，就得挨饿。在美国，他们不会让你饿死，但饿死也比领救济金强。依靠救济金过活，你的肉体不会死亡，但精神上已经完蛋了。
如今，我能让我们组织里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做我年轻时做的事：兜售。现在有这么多人失业，就是因为销售人员不够多。经营方面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销售。挨家挨户推销是每个人的机会。可以上门推销的商品有真空吸尘器、渗漏式咖啡壶、地毯，等等。你随便说一件东西，它就能挨家挨户地卖。
如今伤害着年轻人的是那些镇静剂和麻醉剂。大自然赋予你的能量，你不该轻易虚耗掉。你理应利用那份能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因为你就生活在其中。我知道大自然从来不造废物，每个人都生来具有某种天赋。
1935年，怀揣二十五美元的我开始贩卖博野国家实验工厂的货品。他们不愿意赊账给我，于是我告诉他们将来我要把这家工厂买下来。十多年后的1947年，我买下了博野。我曾发誓要炒了那个不肯赊账给我的经理，但他那时已经不在了。我留下了所有员工。现在博野工厂仍然归我所有。
1939年，我组织了芝加哥商会。完全是为黑人服务的。我们有句口号：为了在经济上得解放，要和自己人做生意。结果从中走出了不少少数族裔企业家。我培训的很多年轻人后来都获得了成功【51】。
1965年，我买下了一座百货商场。我想启发黑人同胞在我们的社区内部发展零售业。对那些领救济金的人，我是第一个给他们赊账的。现在所有大百货商场都允许人们赊账了。
我一度同时拥有十三家企业：箱子工厂、报纸【52】、农场，等等。我想教人们自己做生意，但他们还没准备好，因此我损失惨重。我那时有八百万资产、三百万负债、一千万现金流，却不能通过白人的渠道贷到款。
银行拒绝贷款给我，因为他们没听说过哪个黑人能经营百货商场，也没听过哪个黑人能拥有剧院。而其实整个街区都归我所有。金融机构感到害怕，因为觉得这很新鲜，而这是我一直尝试让人们理解的事。柏拉图曾说，让缺乏判断力的人去依靠直觉。理智源于观察。如果你记住些什么，就能拥有判断力。这些银行家的记忆仓库中缺乏黑人在我所在的领域取得成功的印象。正因为如此，他们胆怯了。
我决定找我们黑人寻求帮助。政府调查人员发现我们这样做不合法，于是我们必须放弃。这导致了我商业帝国的崩塌。1968年，我们彻底破产了。情况非常艰难，因为我已经六十五岁了。所有人都说我太老了，没法从头再来了。但我东山再起，用的还是我只有二十五美元时的那套办法。我对这样的成功从不怀疑。对此质疑的人只有政府和没见识过这套方法的人。
他们置我于破产境地后，希望免除我的一切债务。我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我想走出破产局面，百分之百偿还我的债务。由于在技术上违反了一项我完全不了解的法律，我被起诉了。我在法庭上表示自己会还清所有欠债，他们认为我不可能做得到，因为我太老了。他们给了我五年缓刑期。大约一年前，缓刑期已满。我在行动上多少受到限制，如不事先汇报行程就不能出行。差不多再过一年，我就能还清所有债务了。我从没怨恨过。我一直相信，不管人们对你做了什么，都是出于胆怯，出于不理解。
我也雇用白人。我只知道人类这么一个种族。我雇用一切来我这儿找工作的人。我因为他们的优点而接纳他们。
我们面向所有人出售商品。有一种H.A.品牌卷发剂，现在我们仍在卖。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白人居民委员发现我们在这样做，就打击了我们的上门推销，让我们做不成生意。如今他们没法再这样对我了。
民权运动影响了你们的化妆品销量吗？比如直发剂？因为埃弗罗卷发【53】开始流行了？
这不只影响了我们的生意，黑人的生意总体上都受到了影响。以往黑人最大的买卖就是开理发店和美容院。埃弗罗卷发一开始流行，黑人们就不去理发店和美容院了。现在他们刚开始重回这些地方，但也不像从前那样打扮自己了。对富勒公司的影响就是，原来能当推销员的人可以靠领救济金过日子了。
你得去说服他们，政府不是他们的管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伤害了我们。他是富人家的孩子，拥有的东西都是别人给的，所以他认为给予是正确的。他不明白，你给别人东西的时候，其实伤害了他们。我们有赊粥棚和大萧条，就是因为人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胡佛总统告诉美国人民，繁荣就在眼前，但你得自己跑过去争取。人们不想跑，于是选举罗斯福上台。
福利能残杀人的精神。它使人的身体得到维生素，变得肥胖，心情可能也会快乐。但他不会有进取精神。有人喂养的狗不会打猎。要是你想要一条打猎的狗，就得饿着它。要是你希望让某人找到出路，就要让他面对生活的衰败。有钱买食物你就能尽情享用，没有足够的钱，你可以尽情挨饿。
一个人保持原地不动是违反自然法则的。要么向前行进，要么被不断行进的队伍推到后面。这是黑人没能理解的道理。他们以为是不平等的现状让他们落后，但这不是实际情况，缺乏进取心才是主要原因。1953年，黑人的收入是白人的57%。1962年更倒退到53%。主要原因就在于黑人不了解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懂得竞争。
黑人每年光买车就要花费30亿美元，却仍旧意识不到黑人社区内部的机遇所在。如今在美国有多少黑人汽车制造商？每天晚上，一些富裕的公民离开黑人社区回到他们自己的社区，这其实致使黑人社区更加贫穷，这里零售业产生的财富都白白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马丁·路德·金博士认为通过人权立法可以解决黑人的困境。我比他更清楚这个问题。抵制蒙哥马利公交线路时我和他谈过。我对他说，我们要做的就是买下那条公交线，然后公交怎么跑全听我们的，因为那是我们的公交线。他不想这么做。
他们当时陷入麻烦，不得不出售那条公交线。搭那条线路的人本来绝大多数是黑人，因为要抵制，他们不再乘坐了。公交公司已经准备好出售这条线路了。
无知是不幸的根源。甘地在牛津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金拥有博士学位。安德鲁·卡内基【54】来到这儿，作为移民，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去世时却拥有三百万美元的财富。这其中有着无知和没有文化之间的差异问题。你可以当一个没文化但不无知的人，也可以当一个有文化但无知的人。
我母亲生来是奴隶，她了解这一点，并且向我指出：“你是我的第一个儿子，我想让你知道真相。”她告诉我，白人害怕黑人，是因为不了解他们。她想让自己的大儿子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一片立足之地，为自己，也是为了帮助弟妹。“他们不能像你有这样一个妈妈了，你要照顾他们。你要了解这些他们不知道的事。”
吉姆·维图斯
他戴着老式赛璐珞护眼罩，伏在办公桌前看账本。他四十九岁。
“我需要新的挑战，让车轮不断向前。这就是美国梦。得让一切运转起来。”
这家超级市场坐落在芝加哥北边。从城东过来采购的常客很多，这里也是年轻人往来南北进行非法买卖的通道。我们所在的新城中心位置是最最繁忙的地段。西边住着工人和中下阶层，他们购物一般去别处。
他所在的办公室位于商店上方，二楼。他戴着老式赛璐珞护眼罩，伏在办公桌前看账本。他四十九岁。
那是1975年。
自我满意比什么都重要。有时候，我坐在楼下那间办公室中，看着收银过道五台现金出纳机忙个不停，小运货车往来穿梭。我就对自己说：“他娘的！运转正常！运转正常！”（笑）可能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坐在那间办公室里，看着五台现金出纳机进进出出，看着人们推着购物车在货架间挑选商品。简直是音乐啊。
大约两周前，有一台现金出纳机坏了。（笑）我急疯了，恼火得直想扔东西。后来现金出纳机都恢复了正常，我长舒了一口气。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很美好。（笑）
我现在希望拥有三家超级市场。那些连锁经营者别想吞并我，想都别想。我觉得政府应该制订规则保护小本生意人不被吃掉。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让那些大家伙守住底线。真见鬼，看看汽车制造业。只有三四家。几个狗杂种每年坐在一起一次，净商量着要怎么涨价。
要是有连锁企业企图收购我的商场，我就跟他们说：见你的鬼去！好价钱也不行。我不喜欢听人指挥，还是自力更生比较好，不依靠什么联合大企业和所谓大人物。他们说这能让你赚多少多少钱。但我觉得钱并不能衡量一切。重要的是那种知道自己有所成就的满足感。（笑）
三年后的回访。1978年。
（笑）我年轻时总是想象当大人物有多么爽。我想当老板。（笑）你去看电影，看到那个人嘴里叼着根雪茄，把腿搭在桌上，指挥别人做这做那。你心想：嗬！真棒。你想当个大人物，这样生活会轻松很多。现在呢，我是大人物了，工作却比从前更辛苦。有时我生气了就说：“该死！下次再做生意，我要自己一个人弄。其他人都他妈见鬼去！”（笑）
我需要新的挑战，让车轮不断向前。这就是美国梦。得让一切运转起来。这才是我真正在乎的。一旦我看到事情正常地运转，就想看到这好势头继续下去。
我太太也在这儿工作。我们的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都和生意密切相关。有些家庭会说：“啊，我们去野餐吧。”然后就去公园了。我对此不感兴趣。我对电影不感兴趣。伟大的“美国城市”【55】，管他妈的别人怎么叫它，我也丝毫不感兴趣。这类东西抓不住我的心。只有我的商场能让我高兴。
你要想继续干下去，就得不停地赚钱。游戏就是这样。要是在账单上看不出你的盈利成果，银行是不会理你的。银行可不像社会福利机构，让你能上门要捐助。
我们刚刚买了一套公寓，就在商店的街对面。我小时候住在一家餐馆楼上。我们是高等希腊人：住在别人头上而不是身后。（笑）
我本来希望看到我儿子成为某个领域的专业人才，比如注册会计师、律师、医生、牙医什么的。我想错了。我那时太自私了，也太势利。我认识一些人，受教育过度了，脑子简直有病。我把这种人叫作“受过教育的白痴”。我认为受教育相当重要，但我说的那些哈佛毕业生受教育过量，变笨了。（笑）我们这儿有过两个这样的人当头儿，但并不像吹嘘的那样厉害。我们是做苦工的人，但并不是笨蛋。
丹·欧布莱恩
他的脸上挂着一种有点悲哀的笑容。他今年五十七岁。
他结婚了，有六个孩子。一个大块头男人，讲话语速很慢，小心地遣词造句，好像回忆往事让他很痛苦似的。
“你真正期待什么？你生活的目标是什么？”
“下一季。”
这个社会把成功的机会留给了年轻人，年老的……（声音淡出）
我父亲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年轻时是个极其成功的地产商人。他把所有钱都投给了房地产，然后在大萧条中赔了个精光，却又卷土重来成为一家啤酒厂的董事长，后来又当起了政治家。去世时他三十九岁，没有人寿保险。我那时十八岁。
爱尔兰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是看死后别人为他守灵的情况。三天两夜，我家楼梯的上上下下都挤满了人。我的母亲婚后没有工作过，这时却突然要加入政治这行。守灵时，那些政治家说：“罗兹，以后有的是时间谈这事。”她说：“我现在就要谈！”然后她就开始了。
我们都出去工作了，同时我还去学校上学。我们像夫妻一样经营这个家。她有次对我说：“丹从来不像个年轻人，他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是个老头。”我妻子常和我说，母亲和我讲话时就像是两个生意人在对话。
我那时工作到精疲力竭，晚上还要去法学院上课。二战爆发时我二十一岁。我是为了服满一年兵役才报名入伍的，最终却在军队里待了四年零十个月。
在军队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一些重要人物。我那时是一名步兵军官，被指派给驻西西里岛的新任将军做副官。和我们同桌的还有奥马尔·布雷德利、艾森豪威尔和巴顿。我也为蒙哥马利将军做过联络工作。
盟军诺曼底登陆那天是我经历过最痛苦的日子。我们乘坐小艇跨越英吉利海峡。那真是最艰难的一天。我晕船晕得厉害，但一直没法忘记黑压压一片飞机遮天蔽日的壮丽景象。
那天我负伤了。我所在候补军官学校那个班的一百来人里只有五个幸存者，我是其中之一。我至今认为自己拥有化险为夷的本事。退伍后，我去管理学校上课，学会了怎么操作工厂里那些事。
我成了一家公司的副总裁，那家公司的年营业额为两千五百万美元。我被许诺了总裁的职位却没兑现，我渴望升职，于是离开了那家公司。我在另一家公司当上了总裁，然后赶上了公司合并。
我新加入的那家公司前一年亏损了一百万美元，我上任后第二年就盈利一百万美元。我为那家公司在很多方面带来了奇迹。
他们有全国最难缠的工会。七个月的谈判之后，我们敲定了一项解决方案。工会主席说：“你是把我们搞定了，但我们没法和工人们交代啊。”我说：“交给我吧。”在走廊里我就听到工会成员们沸反盈天的议论了——我的办公室就在旁边。他们呐喊叫嚷着，都是些难搞的家伙：大多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爱尔兰、波兰、意大利移民。我就是在这群人中间长大的。我站上讲台，讲了点小故事，把他们都逗笑了，然后解释了我们的一揽子计划。我把我的讲话录了音。演讲结束，大家为我鼓起掌来。一揽子计划也一致通过了。嗬，我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赞扬。真是一次历史性的谈判。每个人都在听我的讲话录音。我真是春风得意啊。我正朝着自己的宏伟梦想迈进。我怀疑这家公司是不是有点配不上我。我还要寻找一个更大的目标。
（停顿良久）美国商业生活最大的悲剧之一，是一些有才华的管理人员的遭遇。他们全心全意地把一生奉献给公司，取得了成功，却无法不为糟糕的公司制度所累。把公司从百万亏损扭转成百万盈利的过程中，我不是没伤害过一些人。当时我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就是裁减了35%的行政人员。其中很多人都为公司服务了二十多年。你对别人做的事有时会反过来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我就像是带队参加世界大赛的棒球队经理，要是没赢球，惹得上头某个人失望，一个心血来潮就把你炒了。
尽管我把这看作我一生中做过的最残忍、最该死的事，结果却是卓有成效的。相比裁员前，公司能更高效地运转了。
我想庆祝一番这个大好成果，请我的核心部门经理们去一家私人俱乐部吃晚饭。我说：“我们找个星期五去吃晚饭吧，对大家都方便。咱们去吃鱼，都没问题吧。”于是办公室里就开始有了流言蜚语，说我想知道这些人和他们的太太都有什么宗教信仰。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
（长久的沉默）我有个患癫痫病的女儿，必须每天开车送她上私立学校。那所学校是天主教教会办的，所以车里常有些学校发的小圣像和标语。有一次泊车时我占用的车位是公司某个销售经理常用的，但我并不知情。他跑去董事会主席那里说：“有个宗教疯子占了我的地盘。”我说：“恐怕我就是那个宗教疯子。”过了一会儿，主席对我说：“丹，今晚我们一起去喝两杯，吃点东西怎么样？”我说：“不行啊，今晚我得遵守宗教斋戒。”没想到……
一天早上，我在桌上发现了自己的辞职报告。半点原因都没透露。我几乎没法思考，心想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可怕的误会。我把车开得特别快，却一个人影也没找到。所有的主管都不见了，他们有意避开我。三个月里我找不到一个我要找的人。难道我的职业生涯就这样终结了？
我立刻走人了。这是当初协议中的一部分。他们用了同样的招数来对待我。你对别人做的事，最终也会落在自己头上。现在我真是自食恶果。可是我解雇别人的时候，会给他们一张两万五或一万八的解雇补贴支票，告诉他们有困难可以来找我，而且给他们写很好的推荐信。到了我走的时候，这些却都没有。
我的履历中产生了一个缺口。我成了招聘人员眼中所谓的“争议人物”。意思是你离开上家公司是因为某个不为人知的理由，你这家伙肯定有点问题。可能你到处惹是生非，不然就是离经叛道。而且这些事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这会极大地降低你的市场价值。
回想起来，我那时并不愤怒。并没有我要打那人一拳，或是有枪就崩了他之类的念头。我觉得凄凉、沮丧，极其孤独。我不想回家告诉妻子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的照片曾三次出现在《华尔街日报》金融版，现在却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开始怀疑自己曾经信仰的资本主义和一切靠利益驱动的原则。我以前告诉过年轻的经理们，整套游戏都是以利益的名义在进行。你开始怀疑这究竟是谁的游戏。我只知道不称职的人应该被逐级降职，直到他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为止，而表现好的人应该得到升职机会。我是这么被教导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人生的这个当口，我感到心灰意冷。我想赚足够多的钱购买我想要的东西。为迎来一场激动人心的挑战，我能不惜一切代价，拿掉我一条胳膊都行。但这很难。我有一个邻居是某家大公司的会计，他曾经试图说服那些人雇我，让我参与管理。我可兴奋了。他后来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嫌你太老了。”
我们赖以生存的利润体制，在将来准备成为经理的年轻人那儿呈现为一场趣味游戏。如果你能缩减做某件事的时间，你就能增加利润。增长和投资者的好心情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也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因此美国是一片富足之地。我真为这个体制骄傲啊。创造出这么多东西可真好，电视啦，汽车啦，污染啦，一切一切，我们什么都有。再没有这样的地方了。
但资本主义到底是个啥？看看它对自己最坚定的支持者做了什么吧！我遭受了当头一棒，在街上无助地游荡，快要喘不上气了。
电影《救虎记》【56】里有句很棒的台词。杰克·莱蒙问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你真正期待什么？你生活的目标是什么？”那人一脸纯真地看着他说：“下一季。”我正在寻找下一季。我只知道不久之后事情会好起来。
我从自己的家庭获得了不少力量。我的大女儿事业极其成功，还有个同样兴旺发达的丈夫。我的两个儿子在商界打拼，他们的公司都发展得很顺利。我还有个长得像电影明星的女儿，漂亮得什么似的，在大学里的成绩全是A。机会对年轻人来讲是很多的——真是越年轻越好。
他们都喜欢我，但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还是孩子时，我是一家公司的总裁，每个人都谈论我。现在呢，老家伙到底怎么了？其实我也特别关心他们，想看看他们将怎样与这个让人困惑的世界相处，这个我正在撤出的世界。（笑）是啊，让我们再来一季吧。
比尔·维克
他是芝加哥白袜棒球队主席。今年六十四岁。
“要是你没赚到大把的钱，你就什么都没有。快乐并不算数。我在挑战这种看法，而且得到了不少乐趣。”
他在“诗人屋”一张桌子前慢悠悠地喝着啤酒，这是家平平常常的餐厅，就在考米斯基球场的看台下面。他周围环绕着记者、朋友、朋友的朋友、偶然经过的陌生人，还有不时过来占小便宜的人。
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们都是失败者。这是个只要你获胜了人们就觉得你伟大、漂亮、道德高尚的国家，而我们都是失败者。如果你没造出大笔的财富，就是失败者。庞大、机器、建设，这些观念深深影响了我们，要是你没赚到大把的钱，你就什么都没有。快乐并不算数。我在挑战这种看法，而且得到了不少乐趣。
现在我们这支队伍在赛场上表现挺差劲的，但看台上助威的歌声不断。我们可能是全国最糟糕的棒球俱乐部，球场也差不多是全国最旧的。在考米斯基球场，我们有个霹雳记分牌。一开始，他们宣称这是非法的、不道德的、腐败的、蹩脚的，简直烂透了。（笑）想到这主意的过程说来好笑。读萨洛扬【57】《你这一辈子》的剧本的时候我有了这个念头。故事都发生在一家沙龙里。那儿有一台弹球机，一个年轻人。他找招待买了很多游戏币。玩了一局又一局，完全没运气，正准备不玩了的时候，他赢了。铃声大作，升起一面旗子，《迪克西》战歌奏起，还有各种别的花样儿。这就是我们霹雳记分牌的作用。萨洛扬没有明说：你一遍又一遍地尝试，最终成为胜利者。你希望着，梦想着，那家伙能来个本垒打。忽然间，他击中了。火箭升天，炮弹齐鸣。（笑）失败者也有光耀之日。
我们每个人都有竞争精神，但争胜已经变成某种殊死搏斗了。我们没看出这只是一场游戏。这是一场令人愉悦的游戏，偶尔有技艺高超的人参与进来。菲尔·莱格利【58】说过，要是有一支常胜俱乐部就好了。这评论糟透了。大家都喜欢胜利者，但没有欢乐的胜利不值得赞颂。我讨厌失败，但输了也不是世界末日嘛。明天也许会更好。（笑）我就是弹球机旁边那小子，等待着霹雳火箭。
我猜这是我被丢出棒球组织的原因之一。我更愿意称之为“从容的全身而退”。他们同意，说要是我退出，就让圣路易布朗队搬到巴尔的摩去。他们和我解除关系是在1953年。十三年后我回到白袜队，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因为我没表现出太多虚情假意的客套。
我的结论是，我和这个时代不合拍。妻子和我又创造出另外一些和时代不合拍的人：我们的儿子们。对此我挺满意。
P.S. 我在1954年遇到了艾迪·盖德尔。他是个侏儒，只有一米高，靠替人送信为生。1951年，维克雇他当圣路易布朗队的球员，让他尝试上场击球。“他上垒了，”维克回忆道，“他有个独特的击球区域。要是我有足够的胆量，早该签下八名侏儒队员，那样我们可能就是1951年的冠军了。”
盖德尔带着沉抑、遗憾的神情回忆道：“那年我击出一千次好球，每次击球都能上垒。我对维克先生很失望。我本来确定他会继续用我的。可是……”他露出一个天使般的笑容，“只要还活着，我就忘不了那一天。粉丝们都快激动疯了。我觉得我现在还能做到。”这是他一生中的荣耀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