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沂蒙
五十七岁的申有周牵着五岁的驴，驴背两边驮着筐子，上坡去到自家刚收获的地里，驮着成袋的地瓜和玉米回来。
地瓜也叫红薯，是这里主要的作物。秋天的阳光下，地瓜收完之后往往立刻切开，晾在田里初晒，以后摊在场院和路面上晒干储存。十月中旬沂水县的乡村公路上，绵延数十里地晾晒着红皮白瓤的地瓜干，空气里有一股烘干的甜丝丝的气息。
田地刚刚刈割过，露着玉米残余的茬子，所有玉米茬子都是倾倒的，原因是六月份的一场台风，席卷了这块田地，倒伏的玉米又慢慢爬起来，结出比往年瘦弱的棒子。这场风灾也袭击了山下申有周的速生杨树林，折断了一百多根树，现在仍然躺在地上。在沂蒙山区，到处是这场风灾的遗迹。
收割后的玉米地不久会种下花生，旁边是冒出新绿的冬小麦。山坡上是一层层这样的棕壤田地，坡顶一排巨大的银白色风车，日夜呜呜转动。
这是政府的新型能源工程，申有周觉得它跟自己完全无关。对于红石峪村的村民们来说，风车的唯一影响，只是惊扰了他们的梦境。这和磙子在碾盘上咿呀转动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不会在天黑后停息。像对待许多变化了的事情一样，他们只能慢慢习惯。
红石峪村是沂蒙山区沂水县最偏远的一个村庄，村里至今保留着家家养驴的习俗。战争年代给村里留下了四位烈属，但支前扭秧歌的场景已经随着独轮车的辙痕远去。
整个沂蒙山区，孟良崮显眼的纪念碑下面，坚固的石头村庄正在消逝，旧日的器物风俗，像砂土一样风化。富裕之后翻建的房屋，没来得及出生下一代又被抛弃，曾经热闹的村庄，只余下井水溢流，和老人微弱的呼吸。诸葛镇的大崮前村原有三百多村民，现在长年在村的只有七名老人。这个据说是由魏忠贤的次子传下来的村庄，数年之内将消失。
“老了还得回来。”村妇朱祥云谈起在上海打工的儿子说，“那边的房子，一辈子买不起。”她自己去年在浦东呆了一年，带孙女。吃不惯大米，念想家里的煎饼和大葱，每旬两次的赶集，还有和丈夫一起种的十亩地。
“哪个村里打工的多，哪个村里就败了。”蒙阴县大山村小学校长刘丙常断言。大山是蒙阴县果园产业的龙头村，没有人出外打工。刘丙常翻建的住房仍旧用石头打墙，却变成了打磨过的大理石砖。屋里装了摄像头，堂屋顶下却仍旧苫有一层秫秸。在人烟稠密的村子里，满园苹果的芳香掩去了风物消逝的苦味。萦绕人心的不是乡愁，而是果园缺水和修路上山的急切。但一季喷洒十二次的农药，和单独居住的老人，也给苹果和炊烟的芳香掺上了某种隐忧。
红薯片遍地铺陈的丰收，背后有世事的荒凉。
县城周边拆迁成为城里人的农民，在单元楼里烧柴火养牲口，在中心广场上抽旱烟，被动地在新的身份中寻觅过去的自己。
砂土仍在流逝，却有坚硬的东西留下来，像这里“崮”的地形暗示的。凭着乡土独特的气息引导，或许在行将荒芜的道路尽头，也能意外找到出口，回归家园。
煎饼 碾盘 毛驴
张兰梅六十岁那年中了一次风，提着叉子去扒粪的路上，腿又阵阵发起麻来。她的三个儿子都在沂水打工，老汉在山上放羊，屋里活只有靠张兰梅自己，头上还有一个九十岁的婆婆，听不见人说话，出不了院子，见天坐在门槛上晒晒太阳。
张兰梅家住的是以前大队的办公房，买下来之后翻修了屋顶，变成眼下一层瓦、一层泥土再衬一层高粱秫秸的样式。起初村子里都是秫秸盖的草屋，草屋消失后，起初是盖水泥屋顶的平房，后来人们发现不保暖隔热，退回到这种三结合方式。三十年来，这个院子开始添了几口人和新东西，后来却一直在走向陈旧。
院子里有一扇磨子，是以前推煎饼用的，中间稍高，四围有凹槽，一边有出汁的槽口。毛驴蒙着眼睛，拉着磨子碾出黏稠的煎饼糊子。现在半边磨扇已破碎，磨盘上积满了尘土。家里已经很多年不自己摊煎饼了，都是到村里小卖部去买。张兰梅家缺钱，就拿玉米去换，二斤半玉米换一斤煎饼，买的话要三块钱。加工玉米煎饼的工厂在乡上，每天送货到小卖部。张兰梅有糖尿病，只能吃蜀黍（高粱）煎饼，她和丈夫、婆婆吃的两样颜色的煎饼分别摊在柜子上两个笸箩里，一天一张，像日子一样渐渐抽去。
远近村里也没有人自己摊煎饼了。老支书申士钦的院子里还保留着一个推煎饼的石磨，逢年过节时想换换口味，才自己磨一回。摊煎饼的铁鏊子也收起来或者卖掉了，从家中长年的位置上消失。
只有玉米垛子依旧显眼。院中心用砖头垒起一个底座，四围打上木桩架起铁丝网，今年收获的玉米都贮在垛子里晒干。下雨天也不收进屋，用一块油布苫起来。金黄色的玉米，给灰扑扑的院子带来温暖色泽，直到入冬日子。另外的乡镇，也有把玉米结成束挂成垛的，像柿子之外的另一种耀眼果实。玉米完全干透之后，脱粒放进大瓮里储存。张兰梅家里有两口大瓮，一口装玉米，一口装小麦。
玉米不耐存放，拿来日常换煎饼。小麦耐放，大瓮里的五百斤小麦是二十年以前自家收的，那时儿子们还没出门打工，家里有劳力。舍不得吃，留着等到老汉也干不了活，挣不来粮食时再吃。
瓮是沂蒙农家的重要物件。往年穷人家没箱没柜，粮食、衣服和全部细软都放在一口大瓮里，免得老鼠咬坏。张兰梅家的柜子是土改时分的，带着大户人家物件镂空的花纹，里面却无物可装。另一件家具是半尺高的矮方桌，用来吃饭。
在沂蒙山区，即使是在县城餐馆里，今天仍旧坐着马扎，在这样的矮桌子上吃饭，有客人时妇女不能上桌。
张兰梅家的屋角还有一座小土灶，带着土砌的烟道，用来炒菜烧水，冬天取暖。这样的土灶已经是改良过的。在高庄镇拐棒村一户戴姓村民的屋里，地上摆着一个手捏的土坯炉子，半边露着进柴的口，后部留着两个烟道的小孔，像一个没有完工的玩具，却燃着火苗架着铁锅，煮着当天的晚饭渣豆腐，飘出粮食和干菜的香味。大山村八十七岁的老人柳启云的屋里，地上摆着同样的土炉子，架着用过的铁锅，炉口上搁着一包火柴。
没有劳力的张家，只有几只卖钱的山羊，这在红石村里是少见的。修了上山的毛路之后，以前通用的独轮车被毛驴取代，多数人家像申有周一样，除了养驴，另外有一条牛。牛耕地，驴驮运肥料、种子和庄稼，老了干不动活时再卖掉。没有牛的地方，有时候还要用人来拉犁，丈夫扶犁妻子拉纤，和以往推过于沉重的独轮车一样。
养驴子的村庄，只剩下山坡地多的红石峪村和邻近一个村。猪也消失了，家里的猪圈都空着，成为人的厕所。在诸葛镇的一处路旁，横卧着六七口石槽，是以前用来喂猪的食槽，被有心的城里人购去做鱼缸。
平坡地区驴子被摩托车和机动三轮车替代。在蒙阴县野店镇的果园区，几乎家家都有面包或三轮车，直接开到果园外。老式的木制独轮车只是偶尔一见。在道托乡的河滩路上，一辆拉地瓜的老式独轮车上装着六袋约一千斤地瓜。推车的人说如果拉石头，可以装到两千斤。这个重量，让人回想起陈毅的名言：“淮海战役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眼下更常见是改良的小铁车，中间不安隔板，拉得没有以前多，但也不需要祖辈那么大的臂力和技巧。
正午的红石峪村路口，还有一架碾盘在转动，两个妇女一人一边推着磙子在磨面，一手扫匀碾盘上的豆面。这是村子里最后一台在用着的碾盘，留有几辈人的碾痕。其他的都废弃了，磨眼里长出青草，磙子弃置在地上。
山顶风车巨大的翅翼，成了这里唯一常在转动之物。
崮 石头房子 老人
大崮前村像它的名字表示的，就在大崮脚下。
大崮根基宽广，顶上露出一圈石头顶子，看上去坚固无比。村庄里的石头房子看上去也很坚固，却大多失去了屋顶，剩下石墙支持着。以前人居的室内，眼下长满了青草。另有一些房屋关门闭户，门锁已生锈。村里的井水以前不够吃，现在却自在地溢出，发出幽幽声响。走进这里的第一刻，会以为这里已无人居住。
适应寂静之后，逐渐发现了村里隐匿的老人。八十四岁的刘成桂，生了六个儿女，其中有三个儿子，现在却只能一个人住着，陪伴她的是一条小狮子狗。自己做饭吃，还要提水，在过于寂静的晚上，她睡不着，患上了耳鸣。白天好容易看见个人，就赶紧迎上去，拉个呱，虽然她已经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村子里人少了，了不得了，混不成了。大人小孩都出去了，怎么混了。”她念叨说，“社会这个发达，我受不了，太冷清了。”看人走开，老年的泪水就出来了。
四十八岁的魏德志在坡地上挖地瓜，切地瓜干。媳妇刘照全在外打工，这两天回来帮收地瓜，活完了就走。“留在村里的，我丈夫就是最年轻的了。”魏德志的父亲魏茂顺单独住在村里，老伴死去多年，两父子时常在一起喝茶看个电视。“以前喜欢打个麻将下个棋，现在找不到人了。”魏茂顺说。村里原来有三百口人，从1980年代开始陆续往外搬，现在还剩下几十口人，大部分在外打工，搬走的有在外买房也有租房的，只是过年回来烧个纸，长年在村里呆的不到十个人了。村子并到了外面一些的大崮峪村，变成了一个组，以前准备修到村里的公路也撂下了。大崮峪村也只剩下了不到一半人，多数人都在外打工，在村里只遇见了一个放牛的老人。
读书声近年也在村子里消失。大山村的支书贺德雨，眼看着村子里的果园兴旺起来，却为村小被撤烦心不已。以前村里曾经有一所完全小学，2004年被撤并，以后经过一再争取，回来了学前班和一年级，今年又争取回来二年级，村里还想争取恢复完全小学，没有批下来。“有个小学，村里的人气会强很多。”
衰落的红石峪村，没有大山村这样的话语权，村里的小学撤了七八年，后来迁到北峪，前一年又迁往徐家庄中心小学，隔着十二里路，又不能包车上学，怕出事故。村里年轻人少，老人会骑摩托车的不多，只能背着领着送过去，下午又接回来，大人小孩都受罪。在山区的公路上，日暮时分不断看见骑摩托车接孩子回家的妇女，带着罩衣给孩子裹上。一位母亲带着小孩步行回家，大人和小孩都无精打采的。冬天来临之后，接送的路程会变得更艰难。
小学撤并之后，村庄的白天失去了孩子们的声音，有的大人进城陪读。村口的碾盘旁边，两个老年人倚着石墙晒太阳，看妇女推碾。这样的场景比起以往农闲时节全村老少在石墙下晒太阳拉呱，已是依稀残景了。村庄老了，剩下的人砌在石头里，停止繁衍，慢慢地这里又只剩下石头了。
春天里在碾盘旁边晒太阳的人，比现在多一个老太太，远道来的摄影师李元奇曾为其拍照。收到寄回的照片后第三天，老人却上吊了，似乎是了结了在世的最后一桩心事。老太太第一门婚姻在几十里外的马岱庄，生了两个女儿换的儿媳妇，老汉过世后却被儿媳妇赶出家门，改嫁到红石峪村，和一个有病的退休老工人同居，尽心侍候了十五六年，老头要吃几顿饭她做几顿，赶集给老头买好吃的。老工人近年的退休工资上涨，一年有几万块钱，在城里居住的儿子眼羡了，把老汉接走，只剩老太太住在村里，生活困难，就在今年夏天上吊了。老太太死后，亲生儿子把她的尸体拉走，葬在了马岱庄那边。老工人被接到城里后，照料不周，也成了植物人。
逝者的坟埋在村落附近，留着过年纸灰。火葬的政府规定已经全面推行，却没有完全取代入土为安的习俗。在这片并不缺乏木材的山地，骨灰盒依旧被殓进棺木入土，虽然石头被用来建了活人的房子，坟墓只是一堆砂土，坟前却也有不少人家立了石碑。申士钦前些年当支书，处理过一件棘手的事务：村里一户人家私自把老人土葬了，公安和民政找上门来，要把死人从坟中刨出来烧掉。申士钦煞费苦心请来人吃饭，烧掉了几件旧衣服掩人耳目，总算把这件事对付过去。
村里没有年轻人，老年人成了主要劳动力。申士钦夫妇二人已经七十多岁，种了四亩地，收了三千斤玉米准备再种花生，养了一头驴一头牛，明年还打算养猪。五十一岁的朱祥云和丈夫种了十亩地，多数都是承包了出外打工家庭的责任田。岱崮镇七十二岁的老人麻白玉，去年老伴刚过世，儿子在外打工，自己住在一边自种自吃，儿子有时帮衬点。这天她正推着一辆小独轮车，把自己地里收的红薯拉回去。
即使在大山村这样富足的村子里，老人也是单独生活，自己照料自己。全家福的照片，都成了过去年代的纪念。
年轻人在村里留守是困难的。岱崮镇集市的电线杆上，新近贴着一张寻人启事，上面有一张年轻女人和孩子的合影，启事人在外地打工期间，妻子带着孩子从家中出走，带走了家里的三条被子和一个红色电饭煲。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能够像村口的老树，在长年的寂寞中安心等待。
村里人口稀少之后，留守的魏德志却对村史产生了兴致。大崮前村里人大多是魏姓，老辈子传说是魏忠贤的后代，魏忠贤的二儿子逃难到这里定居，另一支去了费县。前两年魏德志参加了沂蒙地区魏姓家族的修谱寻访活动，在这本微红色精装的家谱上，有一处提到了他的贡献。魏德志也因此搞清了村子建立的准确年份：1644年，那一年魏忠贤上吊自杀。
麻将打不成之后，魏茂顺迷上了上山捡石头。他一人居住的堂屋里，中堂供桌上收拾得整整齐齐，摆着他捡来的各种石头，他从这些石头上能琢磨出眉眼来。其中一块石头上有三叶虫的化石，另一块则是珊瑚石，都是从大崮顶上捡来的。
据说，这片山区原是海洋，沂蒙七十二崮是露出水平面的礁石，沧海变为桑田之后，山坡的下部风化成为砂土，坚硬的礁石顶部却保留下来，成为崮顶。村庄和人或将消失，大崮却会依旧屹立下去。
王路是沂水县诸葛镇的一个小村，名字已经被淹没在跋山水库水底，但村民们仍旧回到了这里，在消失了一半的故土上栖居。以前王路因为地势平坦受人羡慕，眼下却比周围村落都要凋敝。五十一岁的边玉将睁着一双失明的眼睛，在街头晒太阳。他出生的年月，正赶上水库落成，步步上涨的洪水淹没村庄。
村民们按照政府安置，到了几十里外的许家湖公社，却发现土地没有许诺中那么多，被迫摇船穿过水库回来种地。一次遇上风灾，一船粮食沉没。水库蓄水之后，这边还余下一半的土地，经过这次事故，经受异乡不便之苦的村民们决定回来，其中还有到东北、四川投亲的移民。原有的村落已落在水平面之下，人们在沟坎下搭了地窝子居住，却被政府推倒了窝棚，强行撵回去。到了1980年，一百二十八名村民再次回到王路，建立村落。边玉将在凿石头盖房时双目失明，老婆带着孩子出走了。
移民回流不被政府承认，村民失去了户口，孩子们不能上学，村庄成了黑村。老文书黄元会找关系送了二十多个孩子到一个附近的学校借读，一个星期就被公社撵出了教室。土地也被公社授意周边村落抢走，以挤走回流的王路村民。黄元会领头上访二十多年，三年以前，村民们的户口才得以挂靠在附近的凤落院村，孩子们有了上学的地方，但村落名义并未恢复，村里没有村民小组和党支部，没有合法的村名，年轻人只能出门打工。村里没有独立的低保名额，边玉将今年没有评上低保，只能靠承包地出租的口粮维生。
黄元会多年上访，家徒四壁，屋顶用一根弯曲的树杈顶着，缀满蛛网。养了五只羊，卖掉做路费上济南、北京。多年上访无成，黄元会也失去了村民的支持。说到从迁徙到上访的几十年委屈，黄元会在黑暗的屋子里滴下泪来，“只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得到县政府承认我们是合法村庄。”
蒙阴县岱崮镇附近的一处山坡上，崮顶下的石头村庄已经阒无人迹。一些屋子失去了屋顶，剩下石头的墙壁。有几处石墙已经残损，院墙鼓出来，似乎马上会坍塌。石条清一色暗黄，砌得非常整齐，有一幢屋子粉刷过，看来是几年前刚翻修，却已经被抛弃，院墙坍塌，院内长满荒草，苫草的红瓦屋顶还严实，墙上残存旧日的学生奖状，地上却已冒出牵牛的藤蔓。村口旧日碾盘埋没于荒草，水井填塞干涸。收获过的果树上挂着的假人，是这个废村唯一的居民，看守着旧日家园。无人知道这个村子的人去了哪里，或许是迁入了繁华的集镇，却像一夜间经历了战难和逃亡。
独轮车与集市
集，沂蒙山区特有的名词，保留着热闹和兴旺的地方。
五天一集，每旬两天，各乡镇日期不同，或逢农历一、六，或逢二、七以致三、八，镇里乡里有大集，几个村庄聚集的地方，也会有小集。
在去红石峪村经过的郭庄，阴历逢三这天，一个小集正在开张，几个摊点散落在路边，唯一显眼的是堆在案子上的几把芹菜。近年芹菜量多价贱，正如同苹果桃子一样。这里卖的煎饼只有玉米的，张兰梅吃的蜀黍煎饼，是由老汉在更热闹的圈里乡集上买来，去时空手步行，两小时走上二十里路，回来买了东西才坐车，省下五块路费。这也是不少人的省钱办法。
山区的人们都有赶集的习惯，自家收了花生红豆，晾了几把旱烟，做上几双鞋，都会赶到集市上去卖，也买别人的，平时则足不出村。一些专门卖东西的人，家里并没有门面，货物都在一辆机动三轮车上，按照不同的日子，到附近几个乡镇去赶集，“天天有集赶”，一位卖果品的妇女靠着三轮车说。
一个来赶集的农民，家离镇子五里地，早上走路到集上转转，跟一个卖几双袜子的邻居闲聊，随手买上一两件东西，喝一壶茶摊的茶，到了中午再走回去。有两个卖核桃的农民，从各自山沟里出来，把架着大筐子的摩托车停下，摊开象棋盘摆开马扎对战起来，从上午一直下到集市收摊，全不顾及果品摊无人问津，眼前难得的这一盘棋，才是赶集的真正目的。
十几年以前，集上卖的主要是粮食和种子，还有一些日用的东西及年货。眼下的集却很不一样了。逢七这天是岱崮镇的大集，正街不能堵塞交通，隔河的一条街和附近的树林里，簇拥着来自四乡的人群，似乎集纳了一河两岸剩下的所有人气。
集上的商品无所不包，从花卉奇石到药材种籽，计算器小五金到降氟炉，男女服装占了靠后的两排，外套脖子上都安了帅哥美女塑料板，带着不变的笑容，像是戏场子上最后一排看客，甘当整个集市的背景。树林里的主阵地则是各样的食品和蔬果。有的只是一点点东西，却也郑重其事地叫卖。一个老人住在离镇子十里的地方，早上起来带一捆自家种的旱烟上集，平时则安分在家干农活。“今年不行，卖不起价。”他叹息说。卖旱烟的摊子摆在集市通向街道的路口，打开的旱烟卷子铺在油布上，赶集的人首先闻到一股浓郁经久的气息。穿梭的人群总是要在集上走上几个来回，不急着选货，有人在煎饼摊子上坐下来，吃一碗馄饨，卷上两个煎饼，似乎是进了一次饭店。煎饼摊子有各种颜色的，其中有张兰梅要吃的那种微褐色的蜀黍煎饼。
临河老街是五金的地盘，似乎这里阳光好，金属货品更容易显出光泽。屏幕按键亮晶晶的计算器，和一些瓷碗错落摆在一起。降氟炉和附属的合金烟管道，是最显眼的阵容，铺到了路当中来。街头上卖太阳能热水器的商家，更是用嘎斯车拉来了整体浴室的模型，宣扬着老年人冬天也能洗澡的优点。
闪闪发光的五金摊点对面，却是一排鞋摊，老年人坐在马扎上，背后晒着秋天的太阳，面前摆着补鞋机，手上做着鞋，脚下铺开了成品布鞋，边做边卖边修，布鞋价格一律十元。一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做了四十年鞋，也在集上卖了四十年，眼下已经串不动太远的集，由儿子接班。这样的鞋摊子，一般还兼卖摩托车拴东西用的胶皮带子，和用旧轮胎皮子做成的盆，用来装食水喂羊，摔不破咬不烂。
羊市在集市尽头的一片树林里，三只山羊拴在树上，被三十来个人围着，真正交易的只有几个人，却像是和所有人有关。一些人蹲在石坎上抽烟，偶尔在羊背上按两把，掰开羊嘴看一看牙口，又一言不发地继续吞吐旱烟。其中一只羊已经成交，买主和卖主却未离开，而是加入了围观人群，看下一只羊的行情。
看看集市过午，买卖双方僵持不下，众人着急起来，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说这里我说了算，你们一人再让二十块钱，把羊买卖成了！买羊的男人就此把十几张红票子掏出来，往卖羊的人身上硬塞，卖羊的也似乎无奈开始数钱，仿佛没有众人的强行参与，这桩交易永远也不会成功，和保证价格公平，这才显出了众人在场的必要。买卖完毕，羊的新旧主人眼下变成了众人中的一分子，全体注意力转向最后一只尚未卖出的羊。直到这只羊在众人的共同干预下成交，所有人像完成了一件共同的大事，和牵羊的新主人一起离去，旱烟味和咩咩的叫声一起消散，小树林里只剩下淡淡的落叶气味。
其中一只羊的买主，把羊装在摩托车后座架设的连体大筐一边，另一边放上等量的货物，载回家去。这样自行改装的摩托车在集市上很常见，两边的筐斗深得吓人，思路正是独轮车的翻版，赶集的半径却拉长了许多。
集市上庞大的老式独轮车少了，半边装柴草货物半边推着老伴或小孩的情形难以再现。但一个老汉推着的独轮小铁车上，仍旧在塑料果品箱里装上了自己的孙子，大约到了地方会卸下孩子，装上货品。在沂水县郭庄小集的道路上，一个农妇小铁车上的筐子里装的是几只兔子。小铁车不需要推独轮车的强大手劲，然而它一个轮子的特性仍旧保留着，在沂蒙平缓的丘陵山地，“人去哪，车也能去哪”。在一处崮顶下的村口，推着小铁车赶集归去的男人，车上放着一箱货，为避让女人们下到了沟里，对于从垄沟里也能推车到家，完全没有怀疑。
时近正午，人群略为稀疏，秋风吹过，杨树叶纷纷落下，有些飘进了炸油条的油锅里，摊主一边捞出金黄色的油条，一边也赶忙捞出树叶来。附近卖茶的炉摊，开始退煤熄火。卖茶的老两口，已经在集市上摆摊三十来年，最初的茶炉是鼓肚子的土坯炉子架上生铁大茶壶，烧柴火，拿吹火筒吹火，桌上准备一溜铁茶壶粗瓷茶碗，日久看不出颜色，同样看不出颜色的木头钱箱也摆在地上，标着“日进斗金”，接纳的却是分币和毛票。
后来添上了鼓风机，再后来改装升级，变成眼下的新式金属茶炉。桌上也不再准备以前那样多的茶壶茶碗，换上一套白瓷茶具，更多的人是自带太空杯赶集，到茶炉上接一瓶慢慢喝，大杯子一块，小杯五毛。也有两个老年人在茶摊上坐着喝，一个老人带着的小孙子，临时借给老板娘搂在怀里，找找抱孙子的感觉。一个集日或者半辈子，就这么慢慢过去。
小河桥头上，立着一块“坡里革命旧址”的碑，记载1939年6月，徐向前、朱瑞率领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在这里会师，指挥抗战。纪念碑后身的河堤，刷着“济南名医包治肛裂肛瘘”的大幅广告，对岸赶集的人群川流不息。似乎比起暂时的战争，只有市声和桥下的流水一样久远。
战争 革命 选举
八十七岁的柳启云是大山村里最老的共产党员，多年中却背着“叛徒家属”的身份。
1942年，从新泰出嫁到大山村的柳启云参加了八路军举办的“识字班”，听说入党是“进步”，因为不甘落后入了党，躲在屋后大石头底下填表。入党后时常要晚上出门，在野地里开会，丈夫问起又不敢说，挨了不少打。后来按支部安排，把丈夫也发展成了党员。
到了内战时候，国民党的军队打来了，党员跟着部队转移，丈夫身体有病走不了，乡下要求他必须转移，走到一个山上，丈夫又回家拿一双鞋底子。结果来了一个手枪上挂红绸子的人，把他带走活埋了。
处死柳启云丈夫的人，至今是个谜团。柳启云说是地主还乡团，和丈夫在土改中结下了仇。村中人另外的说法，则是她的丈夫不肯转移，党组织认为他留下来是要勾结国民党，因此把他处决了。建国之后，柳启云一直没有“烈属”名份。到了“文革”时候，丈夫“叛变”的事被人翻出来，柳启云挨了批斗，挂牌戴高帽游街。连番的冤屈让她想到了上吊求死，被女儿硬把绳子解了下来。女儿说：“过去了就好了。”
“文革”之后，柳启云的丈夫由于没有正式打成过叛徒，因此也谈不上平反。以后她找到了县委，得到了老党员生活补助，从最初的一月十块，涨到了现在的五百块，但心里的委屈并未完全消除。近年的不平感来自省上的“沂蒙六姐妹”支前事迹宣传，柳启云认识六姐妹中的一个，她常对女儿贺传英说：
“我那时候干得比她们要多，为什么没人说了？”
柳启云回忆，当时夫妻都入了党，家里自己只吃一顿煎饼，晚上喝稀的，省下了粮食给部队吃。支前的时候，她当着村里的妇女主任，组织大家做棉衣棉裤、用麻线纳鞋底、摊煎饼，夜以继日，六姐妹干的活，她一人也能干了。
解放以后，柳启云没有再成家，自己带大一双儿女，还当过两次省劳模，上济南开过会。那时家里穷，劳模证和衣物一起装在一个大瓮里，贺传英翻出来玩，被人拿走了。柳启云的家里，只剩下一个蒙阴县组织部发的“老党员优待证”。
眼下居住的老屋里，唯一显眼的一套茶具，是前些年县上慰问送的，茶杯的把手已经断了。回忆起一生的遭遇，柳启云的脸紧皱起来，微闭的眼睛里，流出两滴眼泪。
当年的那场战争，在村民们的回忆里，起初是闹土匪，《蒙阴县志》记载的数千人大股土匪，有十多起之多。一次土匪攻破了大山村崮顶上的围子，打死了六个人。沂蒙山区土匪整整闹了十年，各县县志上皆有记载，各处崮顶上多有石头砌的围子，人们日常的生活都在围子里。离岱崮镇最近的一个崮顶上，寨门已经塌陷，石头屋子还保留得好好的，一块平展的大石上，刻出了一副石头棋盘，标示“当兵不犯寨之时，二人对弈，旁人观之，实有神仙之趣”。当初想必这里首当其冲，眼下虽开发为旅游区，却是荒草离离，游人罕至。
日本人来的时候，申士钦的叔叔和三个同伴一块参军，两人死在外头，其中一个是张兰梅的公公，评上烈士之后，家里要求垒了个空坟，用棺材装上几件旧衣服下葬了。叔叔在兖州战役中牺牲，烈士陵园里有他的名字，可是他参军早，没有后人领补助。
抗战时大山子是日本人、国军51军和八路军防区的交界处，51军抗日死的人最多，一次扫荡时司令于学忠到八路军防区躲避。八路军死得也不少，在通向大山村的一处水塘边就打了一次恶仗，八路军寡不敌众，人泡得遍塘都是。大崮前村背后不远是歪头崮，魏茂顺七岁的时候，躲在山上眼见一个连的八路军被日本人围到崮上，手榴弹和机枪的声音震荡了山谷，飞机投瓦斯弹迷住了八路军的眼睛，日本人得以攻上去，八路全军覆没，只剩一个卫生员从死人堆里逃出，村民们将这八十一具遗体安葬在了诸葛镇的张耿村。这是八路军战史上的一次恶战，小时候的魏茂顺并不觉得恐惧，现在想起来，却觉得后怕。
王庄乡拐棒峪抗战时毗邻山东省委驻地，朱英传当年家穷出嫁迟，也是村里“识字班”和支前纳鞋底的一员。眼下八十三岁的朱英传独居在村头，屋子里没有点电灯，半边堆着黑乎乎的柴草，床头和冷灶连在一起。平时一个高桩馒头吃两天，自己拿茶壶提水，靠着一年六百块老年补助金生活。朱英传的丈夫在解放战争中被动员入伍，当了九年的兵，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战场上，整天趴在雪地上，一天一碗饭也吃不上，水没得喝，回来落了一身的病。”二十三年以前老伴去世，待遇也没了。床头箱子里还保存着一张复员证。对于朱英传来说，这张发黄的纸片失去了意义，“还不如人家死了的，待遇好。”
在朱英传床脚下，摆着一包“军嫂”洗衣粉，“是上半年选举发下来的，我洗衣服少，还没用完”。2012年4月拐棒村进行了村委换届选举，一千四百多人的村子，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投票的有八十来人，都是老年人。镇里为了发动人投票，蒸了两锅馒头摆在老银杏树下，招引带小孩的婆姨。登记参加投票，就发一包洗衣粉。朱英传年轻时在识字班里学的几个字，早丢在脑后了，只是请人登记了名字，领了洗衣粉，把选票交给别人，任他们填谁。
以前村里逢年过节，朱英传还能领到点东西，新村委上任以来一直没有动静。选举给朱英传带来的，只有这包军嫂洗衣粉。
庙会 火神 圣母
七十岁的王秀英喜欢赶庙会。
红石峪村后太平山的顶上有一座老母庙，每年三月三和九月九办庙会。老母庙地处一个石头围子当中，平时只是一间石头屋子，里面有两尊神像。屋前空地长满荒草，只有附近养鸡场的鸡偶尔来刨啄。九月九日这天，荒草被烧掉，石头垒的香炉里香火旺盛，地上铺上各人带的红布，摆上了颜色鲜艳的果品点心茶水，供品和人群分为几层，按照年龄大小，由近及远地下跪叩拜，一直延伸到远处的石头围子，最远处是风车的背景。王秀英愿意提着供品篮子，走一个小时山路上去，给老母献上香火。由于供的是女像，赶庙会的基本都是女人。祭献之后，人们在石围子中间坐下来，围成一个圈拉呱，看当中的人抖开红绸子扭秧歌。
秧歌是八路军时候传下来的，为了扭秧歌，村里的姑娘媳妇才放了脚。王秀英从小喜欢跳大秧歌，十六岁演节目，修沙沟水库时，在工地上表演了三年节目。
四月八日，王秀英还去临朐县的沂山赶了东镇庙会，庙里供的是沂山山神，当年显灵帮助宋朝天子赵匡胤打败了对手。这天又是西天佛祖的生日，神佛就合在一块了，又逢大集，各种好吃的好玩的应有尽有，自己有好东西也能提着卖。王秀英提上一篮子供品，穿上节日服装，扎起红绳，到会上烧高香念佛号，看人唱歌跳舞踩高跷，敲锣打鼓撑着红罗伞盖，抬上供品游行送神，老人小孩脖子上都扎着求平安的红领巾，王秀英自己也表演了扭大秧歌。那里的庙修得好，神像最近重塑了金身，人山人海的。去年的庙会，诸葛镇大峪村的京剧团也去了。
大峪村的京剧团是最近几年出名的，行头却是清末留下，日本鬼子来了逃难，村民分头藏到庄稼地里，“文革”当中别的村里戏箱子都没收了，大峪村的又被人藏起来。“玩儿比命根子还厉害呀。”京剧团团长张结高说。
大峪村的演出主要是正月初五送火神上天。这天全村不生火，一早上，表演节目的人群在村委会外集中，这时村里打工的人都还在家过年，人手角色齐全。上妆之后先向火神供献祭拜，而后列队出行，穿过全村一路表演节目。演古戏的人站在高跷上，唐僧师徒西游，猪八戒背媳妇，全是男人，比扭秧歌的妇女高出一截。其他则是舞狮子和表演骑驴骑马，推元宝车的人，还有时新百戏，能想到的都演出来。演员总有上百人，从七十岁的公公，到十二三岁的孙子，轮着来，男女老少人人参与。看戏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一直爬到墙头上。演戏队几乎家家走到，每到一处停下，讨个打赏，就当街开演，这时似乎又与送火神全无关联，只是图个玩儿了。“就是平时不在家，趁过年热闹一下，有个气氛，也给大家找个事干，免得聚赌生事。”村支书刘汉顺说。最近几年，村里人的热闹传出了名声，每到演出，江苏河北的一些网友也慕名前来，长枪短炮对准自娱自乐的村民们。
到了村口的树林空地里，演出达到了高潮，高跷队绕圈疾走，唐僧骑到了狮子背上，此后是摆好了供桌，文武两班“大臣”跪拜，恭送火神爷爷上天，一年村中兴旺平安，风调雨顺。
今年夏天，这一带遭遇了记忆中最厉害的风灾，申有周的地里，收割后的玉米茬子全是倾斜的。玉米在六月份的台风中被全部碾平，又在此后弯曲着爬起来，结下了比往年小的棒子。坡下的速生杨树林则无此幸运，一片片地躺倒折断。村民来不及折价出卖，村中道路也被堵住。整个沂水县，躺倒着一片片这样的树木。大峪村年初送走火神的树林中，台风也掏出了一块空地，会是来年祈拜的一个重头。
这时的火神爷爷已经不只是管火，却是无所不管的大神了，就像火对于农家，并不只是烧饭取暖那么简单。跪拜之后，独轮车推来的元宝被当场焚化，火光冲天，火神爷爷也就随着这一阵火光上天，为村里人祈福去了。
起先送火神的节目是演京剧。张结高的爷爷和三爷会演京剧，自己从小学戏，唱的是花腔，扮武将，拿手的是《辕门斩子》和《蝴蝶碑》。到了“文革”，也唱过样板戏。“文革”之后演出队再开张，张结高演过小戏《四个老汉开荒》，后来当了京剧团长，京剧却很少唱了，因为不好玩，没人爱看，角色又难。小戏就容易得多，各样人都能参与。七十二岁的张继水是村里的京剧台柱子，唱小生，最得意的角色是《穆柯寨》里的杨宗保，扎上装束一身银白，一亮相开声，引来全村女孩子注目。那时候演戏的都是男的，女人不能参与。自从不唱京剧了，张继水就再没开过声。眼下的收秋季节，老哥俩在地里挖地瓜，坐在装地瓜的独轮车把上晒太阳，微风吹动灰白的须发，一句戏也不知从哪里开腔了。
大致与沂山庙会同时，对于道托乡或者夏蔚镇的天主教徒来说，也是圣母升天的隆重节日。在道托乡牛心官庄的山顶上，十一年前建造的圣母堂的尖顶，是方圆百里地平线内外最显眼的标志，在节日和礼拜天，信徒们手捧十字架，打着圣旗，抬着圣母和耶稣像，从山下一步步叩跪祈祷到山顶，模仿耶稣受难的路途。最近的两年圣母升天节，场面盛大，四面八方的基督徒前来礼拜，远至青岛、江苏。夏蔚镇的天主教活动场面，也极为盛大，政府出动众多保安维持秩序。广场上一边是耸立枪支的支前纪念碑，另一边则是耶稣的十字架，圣旗取代了红旗，人们对着更永恒的旗帜敬拜。
教区神父驻在临沂，时常会来巡视讲道，日常的讲道由长老主持，平日在泥土中劳作的农民们，此时在拱顶、彩绘玻璃窗和圣母、耶稣的画像之下，聆听天国的道理，并为日常的过失隔着一块半透明的木板忏悔。听取忏悔的神甫也是乡下装束和口音。
堂外幸存的石碑则说明，这座教堂始于1901年，是前来沂水传教的德国神父建造，村民们叫他黑神父。从那时起牛心官庄全体村民皈依了天主教，至今通常的家庭已经传到六七代，附近的村庄里也有很多天主教徒。看守教堂的侯立进今年七十七岁，出生时受洗，祖上五辈奉教。他每天早晚都会打开教堂大门，在圣母的画像和耶稣的苦像前跪下，用乡音祷告。
在匪祸和战乱中，圣母堂数次被毁。建国后，教堂的神职人员成了间谍，外国人受驱逐，本地人被关，教堂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拆除。“文革”之后，教堂再次建造起来，直到2001年，远近村落的教友们出工出料，用了六十万建起这座堂皇的教堂，教外人难以置信。
侯向强当时也捐了钱，放下生意义务干了两天活。他是第六辈的基督徒，在牛心官庄长大，以后出门打工做生意，最远到过大连，现在县城开印刷公司，对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他特别在意，认为有信仰可以使他在做生意中坚持底线，“不会坑人害人，危害社会”。侯向强的三姐是修女，今年四十七岁了，在南京教区隐修，不久就要发终身侍奉誓愿。
教友们的婚丧嫁娶，都采用了天主教仪式，死后葬在圣母山坡上的信徒墓地。这片墓地也是整个临沂教区的圣职人员墓地，松林之中，掩映着二十二位修女，和几位外国主教、神父的墓碑。
但教堂的创始人黑神父，没有在此长眠的幸运。在1942年的战乱中，八路军地方部队派民兵押送黑神父去乡政府，讯问身份。黑神父已经摘了眼镜脱鞋上床，被来人押走，路上没了眼镜走不快，就被民兵枪杀了，尸体下落不明。打死黑神父的民兵，在村民的记忆中讹成了“还乡团”，据说后代全都疯癫或横死了。
战乱和革命都渐行渐远，在这片坚固又风化流失的土地上，只有神灵的气息经久不灭。大山村的果园之旁立着关帝的祠庙，贴着大红“囍”字。高庄镇傍晚昏暗的道路上，有人燃纸焚香，向道路神献祭还愿。每年正月初一，跑运输开车的人家，把大小车辆停在公路上，焚香献供，人群俯伏跪拜，祈求一年的行路平安。
圣母山下的村庄里，有一座在黑神父旧居地基上建起的耶稣堂，是日常做礼拜的地方。暮色四合的时候，教堂钟声敲响，正在干活或行路的人们低首祈祷，村落笼罩在一片安谧虔诚的气氛中。但在农家的墙上，也刷着“打击无序上访”和“出外打工勿忘计生”的大幅标语。
久远清冷的崮，为一场微雪抚慰。时晓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