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铁原之战中让美军万分头痛的志愿军63军军长傅崇碧，也差点儿成了美军飞机的猎物。傅崇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打下议政府后，彭德怀司令员让他到前线去看地形，加强二线纵深配备，结果他带了几个参谋，开着一辆吉普就出发了，途中敌机来袭，他们面前一马平川，敌机高度只有三四百米，并拼命扫射。司机使出浑身解术也无法摆脱敌机。仓促中傅崇碧等人跳车离开公路才逃过一劫。
值得一提的是，美军飞机的猛烈攻击，不但给志愿军的后勤带来极大困难，而且有效地破坏了志愿军前线各部的通讯联络。东线60军180师在撤退中遭到极大损失，只有少数人员得以突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上级联络不畅，对命令有所误判。
志愿军总部的撤退命令，63军军部也没有收到。但是，21日一天的激战，已经让63
军感到了前线的巨大压力。尽管唐满洋抓到的美军俘虏没能带下来，但189师其他部队还是抓到了活口，并把几名美军俘虏送到了位于洪川江北岸的军部。根据审问结果，这些美军属于美陆军第三师，他们的口供证明，美军对志愿军的进攻，并不是局部的战斗，而是地地道道的全线反击。
这时，前线各部向傅崇碧报告，左右两翼的朝鲜人民军和65军部队已经开始后撤。在这种情况下，63军位置突出于两翼友军，但是总部和兵团的命令一直没有等到。是继续固守等待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还是自行承担责任后撤，63军指挥机关意见不一。傅崇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证实，根据战场的形势，他没有继续等待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直接下达了各师后撤的命令。
这个后撤命令，后来被证明非常及时，它不但使63军主力以较小的代价撤退下来，更重要的是从时间上保障了整个行动的井然有序，所以63军的炮兵基本得以随部队一起撤下来。这批险些被作为累赘放弃的大炮，后来成就了后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上将的一世英名。
5月21日，投入五次战役的志愿军各部开始全线后撤，189师也接到了从洪川江向临津江方向后退的命令。但是，奉命断后的566团团长朱彪碰到了麻烦事–他的部队，被敌军粘上了。当撤退命令下达的时候，566团全部在洪川江以南，是整个63军位置最靠南的一个团，自然地承担了为全军断后的任务。
21日一天，美9师，英军28旅和部分韩军向566团阵地连续发起了五次攻击。但是，566团团长朱彪起家的“钢铁第一营”就是打阻击出了名的，这个打法非常合朱老板的胃口。这一仗朱彪亲自上阵，以小理山为核心组织全团顽强抵抗。敌军猛攻一天未能得手。小理山地势险峻，双方只能依靠步兵进行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争夺。平心而论，五次战役前，志愿军部队换装苏式武器的工作已经完成，在近战火力上有了很大进步，所以，美英军要想一口吃掉据险死守的566团，也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但是，566团，也被敌军死死地粘住了。
战斗到21日夜间，566团的军官们心里也有点儿发毛--周围友军的枪声都听不到了，估计均已撤尽，东，南，西三面到处都是敌军的炮声，虽然看来还是在试探志愿军后卫线的位置，但听起来都是口径比大腿粗的东东。同志们都是打老了仗的，心里算算这种炮弹的威力，再看看自己阵地上堆的沙袋，没法不心里发毛。
这个担忧还真有道理--美军在铁原之战前后的炮火之猛烈被写入了世界军事史，被称作“范弗里特弹药量”–这个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中将，在美军疯狂的反击中，所使用的弹药量是美军作战规定允许限额的五倍以上。美国国内的一些议员们因此在战后提出要调查他，让他接受国会的质询，因为他用的弹药太多了，让美国的纳税人无法负担。不过，要是那个时代的美国议员们看到今天美军在阿富汗用二十万发炮弹子弹才能干掉一个敌人，大概要拥抱范弗里特了。
志愿军军官们不会管议员们会和范弗里特拥抱还是接吻，他们想的是如果美国人明白过来只剩一个566团在和他们打，把这些玩意儿全朝朱彪脑瓜顶儿上招呼，别说钢铁第一营了，钻石第一营也不能这个打法阿。部队弹药补给将尽，再不撤很可能就要被敌军包饺子。可是，566团各部都在一线和敌军战斗，而且一部分敌军已经插入到阵地后方，这怎么撤得下来？对此，朱彪却似乎并不在意，有老兵回忆，那天晚上，这个大大咧咧的团长泰然自若地满山一个阵地一个阵地乱转，到处向部下炫耀自己在雪马里缴的一支漂亮的小手枪。据说，那是英军29旅一位副旅长在香港定做的手枪，纯银镀珐琅，漂亮得不象一件武器。566团的老兵颇有人见过这支枪，但这支枪最后的下落，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打铁原打到最后蔡长元师长都就剩下一条短裤了，这种华而不实的武器闹不好扔在朝鲜那个山沟里也说不定。
可惜了！
虽然有老兵几十年后说起来依然笑话团长那一天拿个“娘们儿用的枪”臭显摆，但是对在炮弹爆炸中像皮球一样翻滚着跳进自己战壕来显摆的团长，明显没有半点儿轻慢的意思。翻看志愿军的战斗纪录就会发现，在敌军炮火下巡视阵地，激励士气，是志愿军基层指挥官一项不变的工作，因此而牺牲或重伤的志愿军军官在战史中比比皆是。在“范弗里特弹药量”之下，这简直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情。第五次战役美军的炮火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军飞行员形容空中看到的炮弹爆炸区域–“那里估计不会有任何生物能够生存。”在这种炮火之中巡视阵地，要么是活腻歪了，要么是胆大得没边。朱彪显然两者都不是，他只是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团长的职责。我没有这么多的炮弹给你们，但我们生死与共。
几天前，我曾在日本和几位记者朋友谈起汶川，有一位记者对我大力推崇解放军在救灾中的作用不以为然，说道–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军队都会参加救灾的。我想了想后回答他道：是的，但救灾中可以为之投入自己生命的军队，我还没有见到第二支。一语之后，再无异言。也许，这就是这支军队在朝鲜战场上面对拥有立体化优势的敌人，而打出五十年和平的深层原因。
朱彪和566团政委王致和深入到一线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稳定了军心。那么，怎么突围呢？22日凌晨，朱彪杀出一个回马枪，566团主力甩开逼近的敌军，直追军部而去。
就。。。这样简单？！
对于整个志愿军乃至第五次战役而言，566团的突围，都只是一次不起眼的小战。然而，细细想来，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战斗–已经被美军粘住的566团，用了怎样的一记回马枪，竟然可以让紧紧咬住的美国人松了嘴？
也许由于这次战斗的规模小，战史上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在小理山之战中，朱彪和他的566团怎样脱身而去，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这个谜，直到2008年的冬天才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解答。那一天，笔者和新浪军事频道的文坛一起采访了一位居住在北京北郊的老人。
老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一点，双腿都有一点跛，眉心有一块不显眼的疤痕。他出门骑的是一辆三轮车，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一点汽车票钱。直到他拿出五十年代身穿苏式军官服的照片，我们才能够确认，这个看上去很不起眼的老人，就是照片中那个帅气的小尉官--小理山阻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杨恩起。
杨恩起，辽宁营口人，当时是566团1营1连的通讯员，抗美援朝胜利后入军校学习，此后一直在566团任职，直到退役。
按照杨老的说法，当时和566团交手的敌军中，最能打的并不是美军。“美国人不行，美国兵一打，一见流血他就往后撤，他一看前边有躺倒的了，他就不往上冲了。”倒是抓俘虏的时候颇费力气–“抓住以后他不肯下来，最后咱的兵也狠，拿铁丝把他大鼻子给穿上，拧上跟牵牛似的就给拉下来了--不这样不行啊，敌人一打炮就得把他炸死。我们不敢违反战场纪律，可下来有个兵怕他跑，把人家手腕也给卸了。完了人到团里一告状，那还不受到处分？咱们给人炒面，人也不敢吃，你吃第一口，完了他才敢吃，你给他烟抽，他也不敢抽，你点着了，你抽着了给他，他才抽，他怕毒死。”
杨老抓的这个“牛鼻子俘虏”，是美国王牌军陆战一师的，这个师在美军中以凶悍著称--凶悍到什么地步呢？据陆战二师的人说，一师的家伙洗澡都不用擦澡巾，是用铁刷子的！不能说美国人怕死，或许只是价值观不同，但朝鲜战场上美国步兵的表现的确让中国军人觉得不太好恭维。真正能打的是英国兵。“最能打就是英国兵，英国29旅（实际应为28旅），胡子兵，都是胡子拉碴的，都参加过二战的。”“英国兵枪法好，专往这儿（用手指眉心）打。”可是，这样能打的英国兵，怎么就没能把566团留下呢？
当我迷惘地问起这个问题时，杨老无意中说出的两个字，一下让我感到脑海里闪出了一道灵光--杨老说，他们在守卫小理山的最后阶段，使用了一样特别的武器--“飞雷”。杨老的阵地，只用了两个飞雷，就把当面的英军炸得沉寂了足有半个小时。
飞雷是什么？“飞雷“这个玩艺儿，在世界任何一种兵工厂里，都无法找到，它还有一个更加闻名遐迩的名字–没良心炮。什么也不用说了，仅仅“飞雷”这两个字就能够解释一切。
根据记载，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精锐第十二兵团黄维部在1948年11月落入解放军包围。黄维是国民党军中的一员悍将，组织兵力昼夜构筑工事，试图依靠精良的装备死守待援。12月6日，解放军发动总攻，率先攻击十二兵团第十师坚守的李围子。黄维在李围子放了整整两个团，却被一击而破，国民党军称解放军使用了一种毁灭性的武器，只半个小时就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被称作“固若金汤”的集团工事。李围子成了一片焦土。许多俘虏被炮火吓傻了，不少人的棉衣被炸碎，有的是从炸塌的工事里挖出来的，一个个面色如土，连声惊呼：“打得好惨！打得好惨！”国民党军第十师特务连一个伤兵说：“当你们的大炮排放时，村庄被打得好象一只船，乱摇晃！”敌特务连总共一百来人，至少有八十人死伤在爆炸之下。其实，这根本不是大炮。当时解放军的炮很少，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官兵们创造了一种令人丧胆的土武器–用汽油桶作炮管的炸药包抛射器，埋在地下发射，称为“飞雷”。这种不起眼的兵器威力很大，每发“飞雷”大约有十公斤炸药，像个大西瓜，能打出去一二百米，所到之处，碉堡、人马都会炸飞。许多炸倒的敌人身上往往找不到伤口，却七孔流血，是震死的。弄清情况以后，国民党军把这种东西干脆称做“没良心炮”。
和杨老谈过之后，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八九师师史》，《步兵第五六六团团史》中，都找到了此战中朱彪所部使用“飞雷”的纪录，并提到566团1营某部副班长王文礼在使用飞雷时不幸牺牲。有不同机关在不同时期留下的纪录，说明杨老的描述并非虚妄。
这种武器，毕竟是逼急了没办法的发明，它有很多要命的缺点没法克服，比如射程短，危险性大，所以在朝鲜战场，很少听说曾使用“飞雷”的纪录。苏联提供的喀秋莎火箭炮，有效地替代了它的位置。那么，朱彪怎么又把它用起来了呢？
朱彪对美军使用“飞雷”，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首先，所谓“没良心炮”真正的发明者正是出于华北部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工兵连长聂佩璋和战斗骨干高文魁。聂佩璋是山西人，出身于东北讲武堂，1938年参加八路军，擅长爆破，曾在抗战中多次用炸药抛射地雷的方法炸毁日军汽车。在和阎锡山部作战时，聂高二人利用抗战期间用炸药抛雷炸鬼子的战术研制出了“飞雷”这种武器，1947年9月首先在河南陕县攻城战中使用。此后，高文魁升任中野四纵二十二旅工兵队长，才把这个技术带到了淮海战场。同是出身华北的朱彪，懂得玩“飞雷”很正常。其次，在五次战役和美军的反复交战中，566团缴获了大量美军的空汽油桶，再认真进行坚壁清野的美军也不会想到这个东西可以变成可怕的武器。小理山已经打成了短兵相接，“没良心炮”射程短不再是问题，在朱彪眼里，只怕这种其貌不扬的家伙比喀秋莎更令人满意–喀秋莎BM-13火箭炮的口径只有132毫米，而且根本拖不上山，“没良心炮”呢？口径300毫米，挖个坑就能打。。。
制造“没良心炮”，只要有汽油桶和黄色炸药包就足够了，被敌人死死粘住的朱彪不用它用什么来摆脱追兵呢？
可以想象，当中国军队突然打出一排“没良心炮”这样古怪的东西时，对面的美英韩军是多么的惊讶。
从敌方的资料中我未找到遭到“没良心炮”袭击的相应纪录，但英军第二十八旅上尉参谋诺斯.汉克尔在《1951年朝鲜夏季作战》中，提到当天和志愿军在前线对峙的英军曾遭到中国军队“从纵深打来的准确的大口径炮弹”的攻击。看来，也许是挨了打，还不知道是怎么挨的。
不管怎样，挨了打的敌军暂时沉寂下来，朱彪乘机率部迅速摆脱。断后部队，能够不伤筋骨地撤下来，堪称奇迹。对于这个奇迹，老战友却不屑一顾––朱彪打仗多刁阿，哪有他撤不下来的道理？
也有撤不下来的。566团撤退的时候，还是要留下一支部队执行最后的掩护，至少，需要留下一个连。命令一连控制小理山正面，迅速修复工事，掩护全团撤退。一营的另外两个连游动策应。朱彪下达命令的时候，或许有点儿黯然--一连，是566团的老本钱，这下子，可要豁在这里了。
这个一连，就是前面提到的杨恩起所在的那个连，清一色的铁把冲锋枪，四挺郭留诺夫机关枪，是566团装备最好也最能打的一个连。朱彪也舍不得，可是仗打到这个份儿上，舍不得也得舍了，他能做的，就是把全团所有的弹药集中起来，除了留下自卫的，全都给了一连。一个连，死守，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了谷子地的声音，《集结号》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一闪。。
22日晨这一仗，果然打得血火迸流。
“我们连是志愿军一八九师的尖刀连，我们排是尖刀连里的尖刀排，个顶个的精兵，全排清一色的苏联造巴巴沙冲锋枪，每人四百发子弹。打完五次战役，我们连是大功连，表彰大会，就去了我一个。全连一百八十五个人，还剩下十七个，能走得动的，就剩下我一个了。。。
老杨说到这里，眼睛看着窗外，看不出什么表情，拿杯子，手却有些抖。整个朝鲜战争中，杨老三处负伤，一直也没有离开过一连！
“不是都打死了，”杨老说，“别人负的伤比我重，走不上台。”
杨老回忆，那一战，他最好的一个战友，副班长李凯就战死在他的身边。“英国兵枪法好，打的人抬不起头。来个坦克上不来，远远的打了一炮，正打在我下边机枪阵地上，六个机枪兵，当场阵亡了三个。。。就打了一炮。。。这时候阵地就有点儿动摇。
李凯--我就跟他好--光了膀子，一个一个地甩手榴弹，敌人向上反扑，打了三次反扑，都让他打下去了，尸横遍野，遍山坡都趴的狼哭鬼叫的，打伤的，还有死的。他扔那个手榴弹，我按他，说你低一点，低一点，他说没事，我死不了！我要死不了，你们谁也死不了！接着扔。一下子大伙儿的心就定下来了。最后敌人一发子弹打脑袋上了，他把上衣都扒光了，钢盔也摘了，他要不摘钢盔还牺牲不了，一下子穿脑袋上了。我们那个副班长--趴下，趴下。他冲着我们喊--我死不了你们就都死不了！李凯是这儿（指眉心）中弹的，后半个头都没了。。。英国兵，枪法好啊。。。“
李凯，22岁，山西人，在军史中没有找到对他的记载。
杨恩起自己也中了两弹，一发打在钢盔上，划飞了，另一发打在冲锋枪上，把击发框打断了。还是用杨老五十年后自己的叙述，让我们重温这次战斗的过程吧。他的叙述，或许过于朴素，却真实得让人几乎无法呼吸。“我那个钢盔啊，让子弹给我头顶上穿过去，还有那个打在冲锋枪上的，从我两个手中间插过去，没打着我，两边一点都没打着，低一点打这个手，高一点打这个手，都没打着我，钢盔也是，我要不戴钢盔也死了。”
“我那个炒面口袋里就剩一小碗炒面了，上边还下着雨，都给浇湿了，我也不敢吃，我就准备战斗的时候，战斗以前吃这碗炒面。可是最后，也没舍得。”
“等我那一弹夹子弹打光了，我低下头压子弹。排长在我身后问我，敌人这都三次反扑了吧？他说敌人上到哪儿了？我说你上来看看，离咱们也就20米了。我低头压子弹，他趴我头上向下看，一扭头，让英国人一枪打到动脉上了，牺牲了。他要不死啊，我上完子弹我还在那儿打，我就死了。我那班长就让我向连长请示去，报告去--‘排长牺牲了，副班长也牺牲了，人没有多少了，管他要人，要弹药！’我走小理山后边那个山梁，我滚过去了，把我腿、胳膊都让石头把我扎破了，英国人打我两个点射，没有打着我。我到那儿跟连长一说--我说阵地上没有几个人了，班长让我请示你，能不能给补充点兵，给点子弹，弹药。他说回去告诉你们班长，剩下一个人也要把阵地给我守住，人在阵地在，我上头请示给你们评功！我说好，我就扭头往回走，我刚走有30步，班长也挂花下来了，阵地上就剩三个机枪兵还有排长的通讯员，真正战斗兵就剩我一个了，连长一看，他带我就上去了，班长一看，也不下去了。阵地上我们一排正面，就剩我们6个人，加上连长，子弹？每人还有20多发子弹。连长就下命令，谁也不要打了，把子弹保存好，等敌人上来--对面打！。。。我们排就剩6个兵了，加上连长，真正打仗的战斗兵，步兵，还有何庆吉--他是排长通讯员跟我，就我们俩，就剩6个人，敌人也不知道我们山顶还有多少人，他也不敢上，也不打，我们就那么等着，等敌人上来对面打。‘这个时候停了有半个小时吧，完了后边营里通讯员上来了，说营长命令你们马上撤下去，你们完成战斗任务了，是从早晨9点钟开始打，打到下午4点，打7个小时，我们就撤回来了。这6个人撤到半路上，撤到山半腰下，那3个机枪兵找不着了，我一回头后边没兵，连长说怎么办？我说咱们等一会儿吧，死就死一块儿，活就活一块儿。我们三个人就在山半腰那儿等了有5分钟，我一看在那边山脚下，那三个机枪兵都跑山脚下去了，跟我们三个走的不是一条路。我说不是在那儿么。连长看了，对我们说--跑！这就往下撤。刚跑了有十几步回头一看，敌人已经上山了，占领阵地了，哎，我们三个要不等着他们，我们早就下来了。这一等不要紧，敌人上山了，就拿枪打，火力追击，打的那个脚底下土直冒烟，我在最后，那个排长通讯员何庆吉在中间，他哎呀一声，趴那儿不动了。我心想石头绊倒了呢？我去拉他，我一拉，看见他肚子直往外流血，已经牺牲了。我说他枪给摘下来吧。连长说跑，不管枪！没让我摘，我们两个下来了，那个何庆吉就这么牺牲了。“
听完杨老的叙述，我问了他一句话--杨老，你们当时担心不担心营长不给你们撤退的命令就先跑了？杨老愣了半晌，最后终于一挥手--不可能！死就死一块儿，活就活一块儿。。。因为发生过脑血栓，杨老说话的时候有点儿艰难，但这一句话说得极为坚决。看来，杨老从来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那么，那何庆吉后来遗体给他埋了吗？杨老点点头，答道：“遗体后来派6班半个班，去了有4、5个人吧，把他背下来，背下来在下边挖个坑，拿雨布一包，把何庆吉埋了，脚底下钉个牌子。。。”
忽然想到，杨老曾经提到，此战之前，他们连的二排长刚刚被执行枪决--因为违反了群众纪律。朝鲜女方那边并不希望严惩--经过多年战争，朝鲜女多男少，婚嫁不易，只要这个排长负起责任来，结婚就可以。可是还是给枪毙了，军纪就是军纪。那个排长姓马，杨老回忆。我抬眼向天，谷子地的影子渐渐淡去，似乎，他在消失之前正在微笑。真的有集结号么？真的有！在采访铁原之战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发现，朝鲜战场上，真的曾经有过一次可以被称作“集结号”的事件。
向铁原撤退的过程，许多老兵都不愿回忆，因为那实在不是一段愉快地记忆。没有弹药，没有粮食，前一阶段压着敌人打的部队从凯旋变成了遭到追击，空中是敌人，地面上也到处是敌人。有些部队的建制都被打乱了。官兵们只是依靠长期养成的战术素养执行着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
有很多老兵提到了当时敌军组织的穿插部队，在第五次战役中，李奇威也开始效仿志愿军的战术了。其中美军著名的纽曼挺进队直接突入昭阳江方面，给正在组织就地防御的六十五军带来极大困难。第六十五军奉命在议政府担任全军的阻击任务，但在腹背受敌，侧翼的友军朝鲜第一军团又抵挡不住韩军第一师而被迫撤退的情况下，仅仅打了五天，就不得不放弃议政府再次后退。不过，以当时老兵们的回忆而言，美军的所谓穿插还是比较谨慎的，他们不敢以太小的单位活动。所以，对正在分散撤退中的志愿军官兵来说，威胁并不是很大。威胁最大的，是韩国的特工队。当时的老兵回忆–当时的山上到处是南朝鲜特务！由于熟悉民情，擅长伪装，韩国特工队敢于大胆地插入志愿军后方，攻击落单的战士，袭击医院兵站等设施，危害极大。
而老兵们谈到的一起“集结号”事件，正是韩国特工队的杰作。实际上，这起事件，更应该叫做“集合号”事件，而不是“集结号”，因为我军条例中有集合号，但是并没有集结号。然而，这起事件却和谷子地们的遭遇毫不相干。一名狡诈的韩国特工队长带着他的队伍穿插到了志愿军前线后方，在清平里附近成功突袭了一支落单的志愿军小股部队。这支遭到突然袭击的志愿军部队尽管顽强抵抗，但最终大部牺牲，只有一名小司号员落入了韩军特工的手中。很遗憾的是，这名司号员，在韩军特工的威逼利诱下最终变节，这名韩国特工队长在一个山谷中布置好了机枪阵地，然后，给了司号员一个要求--吹集合号。
集合号吹响了。附近失去建制的志愿军官兵，几乎是凭着本能，立刻向集合号吹响的地点靠拢。
当他们莫名其妙地到达这个无人的山谷时，机枪响了。。。
志愿军的老兵说，有二十多名战士死于这个狡诈的特工队长之手。
这个战例，我在韩国的史料上也看到了，只是韩军把战果扩大了十倍。
这名特工队长因此获得了“敌后猛虎”的美称。
由此可见，这次撤退的过程，是多么的艰难和混乱。
面对韩国特工的猖狂活动，志愿军各部纷纷组织对抗韩国特工的小分队，或者将侦察兵部队派出断后，来减少韩国特工部队带来的危害。
这几乎立刻就获得了立竿见影的结果，那名“敌后猛虎”并没有能够高兴多久，就落入了志愿军的手中。
这名韩国王牌特工的克星，就是志愿军189师的侦察英雄–李子中。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位优秀的中国侦察兵。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我们也有幸近距离接触了这位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副师长。在战友们中间，李子中是一个十分有个性的人物，他有两个特点，第一，聪明，第二，大胆。
他的这两个特点是怎样表现的呢？有位战友举了个例子，或许可以叫做“猪心事件”，李副师长的个性，就在其中跃然欲出。
李子中，北京人，国民党远征军出身--对此，老爷子很诚恳地只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才十七岁啊--这句话我琢磨了半天，怎么琢磨怎么觉得老爷子厉害，看比阿庆嫂。老李在国民党军中后来去了第三军，清风店战役被俘，成为解放战士。朝鲜战场懂英语的人少，是李子中得以大显身手的好机会，老李回国不久就提干了，从军校回来后成了连长。原来的国民党解放战士，成了共产党的连长，会是怎样的一个连长呢？
任劳任怨，随时检讨，夹着尾巴做人？
老李不是这样的--他的连，军事素质绝对过硬，群众纪律绝对过硬，你挑不出他的毛病来。
但是个人呢？那就有意思了。
一次开生活会，上级蹲点，大家说来说去，说不出对连长有啥意见。后来有个兵终于想起来了，说，每次炊事班杀猪，那猪心总是找不着。。。上级看老李，老李拿个笔记本，一板一眼地记下来，说，晚点的时候，我跟全连讲这个事儿。
晚点开始了。李子中往队前一站，全连稍息，讲评。然后，说到生活会上提到连队的问题，最后到了“猪心问题”，但见这位大个子连长不紧不慢地问道“这次有人提意见，说每次杀猪的时候都没看见猪心，你们有人看见过吗？”战士们摇头。“没看见就对了。我问问大家？一个猪有几个猪心啊？”战士们回答--“一个！”“那一个连有几个连长阿？”战士们回答“一个！”“那我不吃这个猪心，谁来吃啊？”战士们哄笑。“解散！”
在操场边看的领导点点头，没说话。后来，有别的单位的人提到这件事，说李子中还没检讨呢，领导说，一个猪就一个猪心，他讲的不对吗？
听的时候感觉有点儿异样--这人明明是解放过来的，怎么不知道夹着尾巴做人呢？可就这样一位，后来还愣是提升到了师级领导职务，上头怎么想的？后来忽然若有所悟--他这个师，几个团长参加解放军的时间都比他早，其中一个还满世界宣言当年就是他在清风店把师座抓回来的。。。
这要是夹着尾巴做人的主儿，管得住么！
聪明人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聪明人，在向铁原撤退的途中，遇到了另一个聪明人--就是那位韩国特工英雄，“敌后猛虎”了。
189师侦察队是在撤退途中接到任务的，师部命令他们暂停侦察任务，改为伴随后卫部队北撤，打击南朝鲜特工队，解决敌特工队对我行军序列的穿插骚扰，以减少其破坏。此时，敌军特工队已经经常深入我军阵地后方，对志愿军各部的转移和集中造成了极大的阻碍。用杨恩起老人的回忆来说：“向铁原撤的时候满山都是南朝鲜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