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英国不知道，“讲话”原来兹事体大。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西蒙·库柏（Simon Kuper）撰文说，英国“体制内”的人物最擅长“说漂亮话”，英语说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阶层的人都光鲜。他们夸夸其谈，小心翼翼绕开不懂的东西；又富有幽默感，一开口就令人愉悦。
即便是普通英国人闲聊，三句话不能逗乐对方，也已经是失败的寒暄。一次打车，出租车司机的手机响起来，铃声是一位女士响亮的招呼“Taxi——”我笑着对司机说，这个铃声真适合你啊！司机答：“我还在寻找这位女士。”
“说漂亮话”成了全民追求，想必讲话是社会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国王的演讲》中，乔治六世为人熟知，库柏说，就是因为他为了把话说好，付出极大的努力——国王也不例外。
西敏寺英国议会下院那个布满绿皮长凳的房间，大概是全世界曝光率最高的下院。美国众参两院也经常上电视，但画面一般是议员各自表述，安静投票。英国议会下院简直像个菜市场，发言就是吵架，吵群架，指着鼻子逼供，喋喋不休追问，政治是件直来直去、无所遁形的事情。
英国议会对公众和游客开放。起先最想看的，是每星期三“首相问答”（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现场。一打听，竟是“非卖品”，要找当地议员索取入场券。我只是在剑桥上学的外国学生，没有投票权，剑桥郡议员助理还是很快回复邮件，抱歉说夏季休会前的票派完了，建议在网上登记议会游。在英国，艺术一半靠政府养，博物馆不收门票，政府却得可怜巴巴地养活自己，拿不到议员赠票的话，参观议会得花上10来镑。
Parliament（议会），源于法语的Parlement，意思是“说话的地方”。这个直白的称呼，透露出历史沿革。1236年之前，英国国王跟幕僚开会，叫Council（咨询），幕僚们都是国王的亲信。到了亨利三世时期，跟国王开会改叫“人人说话”，一词之变，王权换了姿态。
引发这个改变的是钱。连年征战，王室名下的地产入不敷出，国王需要更多税收，填补军费开支。亨利三世是第一个要求子民定时纳税的。这时候限制王室权力、保护私有财产的《大宪章》已经签订十几年，亨利三世不得不邀请出钱的人参与政策制定——这些人是庄园主、下层教士，也有各郡各镇的富商。
亨利三世本来对召见“三教九流”不情不愿，后来发现，给有钱人说话的权利，他们就更愿意支持自己，这桩买卖实在值得。到了继任者爱德华一世的时候，“要收税，先开会”，Parliament成了国王绕不开的地方。
亨利三世不得已而为之的变通，维护了王权绵延，但也许没有想过，权力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且继续流失。到英国议会走一圈，你会发现，活生生就是国王声音越来越小和平民声音越来越大的历史。
亨利三世以降，议会的权力逐渐扩展、以法律形式被固定下来。贸然挑战这种权力的，比方查理一世干扰议会活动，终被议会召集的军队抓起来，以叛国罪论绞。到了今天，君主的话语权被彻底剥夺——每年女王亲临上院的讲话，不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念政府写的稿子！往极端了讲，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处死她的决定，女王也得照念不误。
名义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英国君主300年来没有否定过议会做出的决定。普天之下，就算还是王土，我花10英镑进入的下议院，却是女王终身不可踏足的禁地。导游说，如果女王胆敢走过来，下院大门将毫不留情地在她面前狠狠关上。下议院英文是House of Commons，“平民或庶民之所”。国王的归国王，庶民的归庶民。
挑战君权，不仅发生在下院，也发生在个体即兴的性格彰显中。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要在议会塑一座自己的雕像，请来名匠操刀。石雕坐像三四米高，目视远方，姿态伟岸。揭幕当天，女王发现作品太过真实，暴露了自己超大码的脚，还有痴肥的双下巴！女王怒不可遏，派人天涯海角捉雕塑家回来修改。最后钦差在意大利找到他，正喝酒晒太阳。听明来意，雕塑家打了个哈欠说，这里很舒服，不回英国了。天子呼来不上船！堂堂女王居然也就罢手，一点办法没有。巨足肥颊的雕像，至今安放在西敏寺，供游人讪笑。
到了艺术家对王权说不的时候，这权的气数大概也将尽了。彼时，文艺复兴在欧洲已经传播了200多年，个体意识轰轰烈烈地复苏。
终于走进英国政要唇枪舌剑、磨破嘴皮的这个房间，世界上不少国家议会的蓝本。执政党、在野党分坐两厢，每一个人的座位与对方党派主管相同事务的人，直直相对，死死互盯，“别对我撒谎”。古时候议员佩剑出入，搞出过不少人命，主持秩序的议长能活下来已是侥幸。所以，直到今天，每次议长就座，都由几个人架上去，象征性地表示“不是我自愿的”，是为一乐。今天没有了真刀真枪，议员们的发言，时而猛刺时而缠斗，好似隔空舞剑。起哄声、满堂彩此起彼伏，跺地板、拍椅背排山倒海。
在这里，议员们不得不讲得漂亮。除了面对反对党秋风扫落叶般的盘问，电视频道不停直播、重播，他们说的每一句话，直接进入选民的耳朵；他们摇摆身躯、振臂疾呼，又要选民看到自己如何使出浑身解数。
下院每周三有一次“首相问答”。首相汇报工作，接受反对派磁盘扫描般的拷问。某月某日做的减税承诺兑现了吗？去年你是不是说过这句话？失业率升到多少？奥运会要追加预算？首相出国访问花了多少钱？为什么要跟这个国家签那个协议？……
每一次问答，对首相来说，就是过一次鬼门关，不知哪句话说错，就成了隔天报纸头条、下届选举死穴。前首相布莱尔在自传里坦承，最怕周三下午的问答。首相问答不准看小抄，头天晚上和当天上午必须认真备课，布莱尔曾经还为此更改晋见女王的时间，触怒龙颜。为免疲态，午饭不敢多吃，只在首相府到国会的路上，啃一根香蕉。每次问答穿同一双皮鞋，保证手肘撑在圣经木盒上站立发言的时候感到舒服。
首相议员们如此卖力，选民也不见得感恩。跟一个门卫聊天，他说：“那帮‘西敏寺小子’（Westminster boys），自以为聪明，给几张橄榄球球票就搞定我们了，我们可比他们有主意。”英国民众可以直上议会，填一张绿色卡片，要求面见本区议员。只要议会记录上这名大臣或议员没有正在出席的会议，就一定得出来见选民。
国王的声音从下院消失，草根阶层汇入，又变乱了议会的口音——不再是清一色上流社会的贵族腔英语（Poshaccent）。20世纪70年代工党大部分议员出身工人家庭，保守党中也不乏“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从底层晋升者）。教育均等、竞争公平，社会流动性增加。今天，首相卡梅伦出身显贵，却听不出浓重的贵族腔；工党党魁艾德·米利班德家世良好，说话也不端着。
“二战”中议院挨炸，修复完成时，丘吉尔说：“我们建造议会，议会再匡正我们。”说话的空间建好了，政治清明就不是一句空谈。下议院门前诸多首相雕塑，不成文的习俗是，新首相上任之前，要碰一下偶像的脚，求得好运。当然，丘吉尔的鞋子磨得最亮。
也许是议会吵架已够激烈，英国大选到了2010年，才有首相候选人电视辩论，比美国晚了50年。那一年前后，伊朗，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扎堆初试领导人电视辩论。这些地方的人们第一次可以躺在沙发上，收看“官老爷们”使出浑身解数，或肉麻或笨拙或激昂地向自己表白。
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史蒂夫认为，承接古希腊的精神，民主之本质，就是人人能公开大声辩论：“去，去市场，去街头，大声说你的想法！这就是民主最直接的表达！”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说话”于我们不算头等大事。但现实是，很多事情没有说明、没有解释，于是连“行”也变得语焉不详。
伦敦大本钟。2012年为纪念英女王登基60周年，改名为“伊丽莎白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