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D-Day是“二战”盟军登陆诺曼底的日子。这一天改变了战场形势，但距离“二战”全面结束、欧亚法西斯相继投降的胜利日V-Day，还剩一年三个月。也有人认为，至今我们仍然生活在“二战”和它开启的冷战格局下，“最后的胜利”远远没有到来。
转过香奈儿专卖店，不远处汽车轮胎堆积如山，正是基辅独立广场的入口。两个星期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去莫斯科，但眼前的广场仍然鼎沸如汤。这跟大多数地方的广场斗争不太一样。在埃及首都开罗，穆巴拉克出走的第二天，人们就到广场撤路障、扫垃圾、画斑马线，迎接新世界。但后来才发现，他们必须一次次重回广场。
在2004年“橙色革命”里浸染了一回的乌克兰人，似乎学到了什么。26岁的卓雅给我讲“从D-Day到V-Day”的比喻。她脑后梳着金黄色的辫子，胸前垂着白底红花传统图案围巾。“抗议示威的最初目的还没有达到。”身为乌克兰民主联盟在基辅的负责人之一，她说话带点小政客派头，“亚努科维奇出逃只是D-Day，而为了V-Day，必须留守。V-Day就是还权于民。”
“民主联盟”成立才两年，由一些既不满亚努科维奇也讨厌“橙色革命”政客的年轻人组成。最近这次大规模抗议前，全国党员不超过500人。“但是，抗争期间我们收到近1000份入党申请。”卓雅展颜一笑，党员们留在广场上，也为了继续做广告。
卓雅觉得这种政治技巧，丝毫不需要隐晦。就跟民主联盟接受捐款一样，坦坦荡荡。通过募捐箱、银行汇款等途径，3个月内共收到17万美元，其中不包括民联为广场死伤者家庭另设的基金。收入支出全部晒在网站上，做成图表一目了然。近期花销多用于购买宣传纸张、制作招贴画；示威期间主要花在自卫装备上。
走进民主联盟帐篷区，你会以为这是个菜市场仓库：成堆的土豆、卷心菜，各种食品罐头。“广场上总是供大于求，各团体在脸书上一呼吁，人们什么都送来了。”革命，要是能请客吃饭就更美好了。
一个小伙子包着深蓝色T恤当头巾，在一口汽油桶改装的炉灶上，用木棍搅和乌克兰国菜“红菜汤”，200人份。他说自己的工作是季节性的，冬天赋闲就出来帮忙，从2013年12月以来，一直在广场上当厨子。梳着季莫申科式盘头辫的女孩正在切土豆，她说这发型不是那位公主的专利，季莫申科头上是假发接的。笑闹几句之后，她不愿面对摄像机，转身又忙去了。
很多人捐物：防弹背心、扩音器、头盔。一个小伙子给我展示他的绿色头盔。苏联红军式，装上两只牛角，好像是去万圣节派对的样子。他被指派去筹集头盔，没想到遇到“豪主”，有人一次捐了300个。小伙子说起来十分兴奋，突如其来的慷慨大大鼓舞了他们。
“那个人有什么要求吗？会影响你们的行动吗？”
“300个头盔能有什么影响？他只是想保护生命，连名字都没留下。”他重新武装起来：戴上头盔，手拿扩音器，胸前背后贴着防弹背心，标准抗议者形象。
民盟网站上公开所有捐款捐物信息，但隐去了捐款人姓名。因为政治风向还不确定，资助示威仍有可能在将来成为罪证。
一些媒体散播这样的说法：抗议者是收了“西方势力”的钱，才站出来反对亚努科维奇。很难想象，“西方势力”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置于俄罗斯侵吞克里米亚、陈兵乌克兰东部的窘境。而“收钱”本身，在广场上是公开正当的事情。
真正的问题是，民主联盟这样一个小政党，如何能够摆脱被金钱或者更大权势操纵的命运？卓雅说接受募捐有三个原则：一是收受款项有上限；二是资金不能涉及贪腐或践踏人权；三是不收寡头们的钱。原则上民盟希望资金“来自大多数，来自普通人，不为极少数控制”。
一个瘦高的男人往家属募捐箱里投放纸钞。他的朋友在广场上受了重伤。“我肯定他没收什么钱，他是为了乌克兰的自由。外人也许不懂。”那男人对我的问题狠狠摇头，面色悲伤。
广场边缘是一个地下商场。推开通向商场的一道玻璃门，卓雅叫我看。地上一个挨一个，十几床棉被，两张破沙发。一个年轻人靠在那里读书，兀自偷笑。那是一本斯大林笑话集。示威期间，商家停业，却悄悄打开了这道玻璃门，允许示威者进来避寒。
从D-Day到V-Day，敌人是谁？过渡政府并不是敌人，但显然没有获得民间的充分信任。亚努科维奇出逃当天，前总理季莫申科从监狱获释来到广场，迎接人潮人海的欢呼。但是在民盟的年轻人看来，她不过是劫持了这个舞台。2013年11月开始的大规模抗议，始于学生，市民迅速加入，季莫申科政党一开始却犹豫着要不要参与。反对党不再是群众运动的发起者，而是滞后的跟随者，这种状况近年在埃及等地都已经发生。传统的政党政治、代议制民主，遭遇了草根力量的逆袭。
在有的地方，主要反对党一旦加入，就会显示出它们无可比拟的动员能力，抢过抗争主导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一开始不知该不该参与示威，但一加入动员，就在第一次选举中拿下总统职位。季莫申科政党把她的巨幅海报糊在广场最高最醒目的木架子上，不由分说往历史的脸上盖戳。
“尤先科呢？”我问起这个2004年“橙色革命”领导者。
“谁知道他在哪儿？谁在乎他在哪儿？他要是来广场，准被大家嘘回去！”当年千万人簇拥上台的悲情英雄，转瞬遭到抛弃。尤先科第一次当选的得票率是52%，5年后仅仅获得5%的人支持，黯然退出政坛。这与乌克兰邻国波兰的情况相似。工会领袖瓦文萨领导群情，却治国无方，革命领袖也很快遭到革命群众厌恶。但这恰恰是国家由狂热走向正常的必经之路。2013年年底以来的动荡中，没有听到尤先科发出任何声音。
卓雅在大学念的是英语文学，其他党员也没什么政治经验。但是她认为，“尤先科、季莫申科失败了，亚努科维奇失败了，这就是最好的教科书”。
卓雅们能怎样改变世界？
乌克兰政府颁布一项优惠医疗措施，社区里的老年人不知如何登记。民主联盟党员们上门帮助他们逐一登记。
他们收到举报，一名当地官员购买豪华汽车，过分招摇引致民怨。民盟组织了五六个人，每天到他门前抗议，直到官员把豪车退回去，继续使用旧车。
我好奇，乌克兰没有纪检委或廉政公署吗？要靠几个年轻人以民情为标准反贪腐？幸或不幸，乌克兰在强邻之间，从不出产强势政府。公民社会的空间挤挤就有了，人们对自我组织并不陌生——整个抗议期间基辅没有发生打砸抢。
卓雅回忆说，乌克兰人平时有一点点“粗鲁”，但革命召唤起圣洁之感，广场上人们碰到一下都互相说“对不起”。抗议期间，民盟发起一项倡议，不准带酒入广场，防止醉鬼滋事。香烟是允许的。于是出现香烟募捐箱，透明纯净水桶，切开一个宽口子，写着“请捐一支烟，让我继续下去”。
等待捐款的箱子到处都是。极端组织的人脖子上也挂着，看到我们拍摄，狠狠射过来一眼。不远处，一个男人满面伤悲，坐在纸箱前。他只为一个人筹款：他的侄子死于抗议。
二
“乌克兰万岁！”“英雄万岁！”13岁的卡鲁娃在地铁隧道长长的电梯上一蹦一跳，见到外国记者就对同伴说，不去上课了，非要跟我去广场。她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两句口号，说这是抗议成功后，乌克兰人的接头暗号，所有人心灵相通。“不信，你听着——”她生脆的嗓音喊起来，“乌克兰万岁！英雄万岁——”果然有人应合。四面八方，男声女声，年轻的，浑厚的。卡鲁娃高兴得转圈。她说，在最接近欧洲的乌克兰西部城市列维夫，不喊这两句口号不让进餐馆。
突然，一个中年男人从身后走来，冲她低吼了一句。卡鲁娃满脸通红：“他说我什么都不懂……不理他！”她又蹦跳着走开。
广场上，女孩子们拿手机自拍。身后，是巨大的花冢。
广场仍然帐篷遍地。外围有穿迷彩的人把守，检查证件。他们不是军人，基辅很容易买到仿制军装。D-Day与V-Day之间，看守松懈，每次挥挥手，不加盘问就允我进入。
真正的军人，“阿富汗100”老兵们却穿着便服。谢耶科夫给我看军功章：“从前为苏联卖命，现在反普京。”
苏联时期这些人被派到过阿富汗战场。现在，老兵走出来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孩子来了。父亲们大放余热，当年勇都用上了。不过，这次他们没有枪炮，耍的是自制木剑，再用两块铁片对串成防弹背心，就这样站在对峙军警的最前沿。谢耶科夫说，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好事之徒混进来制造暴力。
亚努科维奇走了，军警忏悔了，老兵们却不肯走。他们并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革命的命运会怎样。唯一确定的，就是脚下的广场，仿如攻陷的城堡，是他们的了。谢耶科夫还不清楚几个月之后的大选要把票投给谁。过渡政府“不就是原来那帮人”，又多了几个寡头吗？不管选谁，怎么选，谢耶科夫觉得，只要人还在广场上，乌克兰就坏不到哪里去。
广场是一个奇怪的情感交汇处。车胎成山，鲜花成河。花太多了，一枝枝一簇簇摞上去，凝固的颜色，溪流般流淌在熏得焦黑的大楼前面，触目惊心。黑色、金色……五颜六色，气味却是焦糊血腥。冬日阳光，万物安宁，我却总是听见广场上有声音呼啸而过。随便去跟一个广场上的人交谈，都像是凿开一个小孔，情感决堤而出。
一个身材矮小的白发女人站在广场地铁站的水泥台顶上打出横幅，上面有一个年轻人的照片，镶着黑边，还有一个手机号码。我猜她失去了儿子，看懂文字的人告诉我，儿子并不是示威死难者，是在此前一件土地纠纷中，被执法人员打死的。
示威者营地，饮水桶上写着：“请捐一支香烟，让我继续下去。”
花太多了，一枝枝一簇簇摞上去，凝固的颜色，溪水般流淌在烧焦的大楼前。
我在广场上兜了几个圈，她还在那里一动不动。委屈无助，像风里的一朵纸花。中午时分，我把刚买的卷饼递给她，她满脸的皱纹突然被打湿了，用英语说“I love you”。
广场像一个大吸盘，吸进来所有的悲情。而收留这些情感的，是陌生人的相互抱团，也是宗教的传统功能。神父每天在广场布道，或带领信徒抬着巨型十字架绕场，十字架上的耶稣四肢蜿蜒。广场上还搭起帐篷教堂，不断有人走进去点一支蜡烛。透过掀起的门帘，我看到有人跪地。
广场不远处，闻名世界的索菲亚大教堂，没有置身事外。冲突骤起，一队抗议者受军警追打，退到教堂门前。门开了，放进抗议者，又在军警面前关上。神父亚历山大·特福林克（Olexandek Trofimliuk）挡在门前，要求军警离开。
军警不愿放过近在眼前的猎物。特福林克指指教堂一角的钟楼：“你们知道，如果我拉响这个钟，全基辅的人都会跑来这里。”教堂钟楼通常很高，古时候用来观测城市火警，现在只在危急时刻响起。一旦钟声大作，人们就知道出事了，会火速聚集。
失去儿子的母亲，委屈无助，像风里的一朵纸花。我把刚买的卷饼递给她，她满脸的皱纹突然被打湿，用英语说“I love you”。
军警们商量、请示，终于退下。300多个抗议者在索菲亚教堂后院落脚喘息。我来到索菲亚的时候，他们正准备撤离。其中一个告诉我，他们得到了食物和医疗。现在，该重回广场了。
特福林克神父从办公楼的拱门里走出来。黑袍黑帽，从暗影里一下子迈入落满阳光的中庭。中庭建筑白得耀眼。他走过来时，像国际象棋里的黑马，一步拱向前。采访很难开始，因为不断有信众过来亲吻他的手，要求祝福。特福林克始终微笑。
他说自己不算英雄。一些教士挥别家人，抱着一死的信念踏入广场。抗议期间，基辅现场发出的照片常见这番景象：雪地，鲜血，浓烟，庄重披挂的神父高举十字架，站在抗议者和全副武装的军警中间。
“神父是站在抗议者一方，还是居中调停？”
“我们保护受害者，但同时制止示威者队伍中出现暴力，你知道，个别人会扔燃烧瓶挑衅。”
特福林克解释“入世”，是宗教扶弱匡正的天命使然。然而，东正教从来都跟政治紧密结合，乌克兰甚至有很长一段政教合一的历史，直到列宁强行把它们拆开才结束。不过，直到今天，过渡政府总统、季莫申科前助手图尔奇诺夫（Oleksandr Turchynov）还是一名浸信会教徒。
700年前，两股宗教势力在乌克兰并生：隶属拜占庭教皇的东正教和听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乌克兰脱离苏联以来，两个教区更是楚河汉界。索菲亚教堂同情示威者，而“莫斯科教堂”，拒绝庇护他们。
何来立在军警面前的勇气？特福林克有索菲亚大教堂的尊贵做底气。平时，索菲亚在军警部队里有自己的代表，二者建立了正式关系。但这一次，军警们上阵就不相认，“他们都知道我们走上去想说什么，我们变得不受欢迎了”。
可是，亚努科维奇一跑，神父又收到邀请，到军警部队服务，接受忏悔，给予宽恕。“一些军警说，自己被利用了，变得邪恶，用完了又被当作垃圾扔掉。”
我亲眼见过一个埃及警察当众流泪悔过，可不久之后，开罗又传来暴力镇压的消息。这样的忏悔可信吗？对我的疑惑，特福林克神父坚持告解的可贵。更重要的是，索菲亚教堂和其他支持抗议民众的教堂，准备跟莫斯科教堂和谈。他本人已经召集会议，对方也乐于会面，“这是上帝创造的千载良机”。
离开索菲亚教堂的时候，一队信众正抬着圣像进入。教堂门前花环又添新，纪念碑却不是为了最近的牺牲，而是1933年的大饥荒，乌克兰人的集体伤痛。乌克兰黑土地广袤，是出了名的“粮仓”，但当时为了向苏联中央政府缴纳“粮食指标”，竟饿殍遍地。当天晚上，我读到俄裔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在乌克兰的亲历：
谷物统统被没收，仿佛它们不是谷物，而是炸弹和机关枪。土地被刺刀划遍，地窖搜遍，楼梯都砸开，菜园底朝天。他们从人家中的瓦罐里搜出粮食，从一个女人手里抢走还在烤的面包，统统装车送到区政府。仓库里堆满了吃的，装不下了溢出来……他们任由粮食四处散落，但派兵看守，不许百姓靠近……我于是明白了，对苏维埃政府来说，重要的只是“完成计划”！交粮！国家为先，个人只是大大的零……
乌克兰饥荒死亡人数在300万到700万之间。
如果说摆脱苏联统治，是乌克兰上一个D-Day，对应的V-Day却遥遥无期。独立之后，乌克兰经济迅速衰落，今天，仍要在俄罗斯之手的拉扯中，几乎身首异处。
三
不问不知道，乌克兰居然有1万多名中国留学生。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他们来学习什么呢？走进首都最高学府，基辅舍甫琴科大学，在当地华人媒体的帮助下，找到3名中国学生。两个学语言，一个学经济。
他们怎么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首都发生了连续3个月的抗议示威，总统被赶走，100多名示威者被打死，俄罗斯出兵这个国家的东南部半岛，西方与俄罗斯剑拔弩张——冷战以来，最严重的东西方对峙，就发生在他们门口。
“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出门在外，最重要的是安全，是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戴眼镜的男生马先念经济学硕士，成熟老练。示威刚开始的时候，他跟当地人去过一次广场，“闲逛了一圈，去他们营地里吃了点东西”。没跟示威者交谈。
白净的女生小可和敦实腼腆的男生董佳都没有在示威期间去广场。董佳在示威发生前不久，坐地铁从广场站出来，看见黑色绒线帽套头的人，手里拎着木棍，“感到特别害怕”。现在想起来，他脸上还现出一丝紧张。
小可在大规模示威结束以后去过一次广场。“变化太大了，全都围起来了！真糟糕。”她没有跟身边的乌克兰学生交流过对示威的看法。
“人家乌克兰人有选择的权利。”她话锋一转，“但我个人不喜欢美国和欧盟。”
“为什么？”
“就觉得，美国什么事情都要插一脚，他怎么就代表了乌克兰的反对派，要制裁俄罗斯呢？就连最近搜救马航客机，他也要去，当然这是需要国际救援的，但美国就是什么都要管……”
董佳倒是跟很多乌克兰人聊过。来自军队的学生跟他说“不喜欢俄罗斯”，加入欧盟的话，乌克兰人可以自由地在其他欧盟成员国间旅行、工作和学习。
“所以你理解乌克兰人为什么要加入欧盟？”
“不！我认为应该跟俄罗斯在一起！”这个转折有些突然，但他非常肯定，说“不”的时候直起了脖子，“俄罗斯那么强大，肯定不会同意乌克兰加入欧盟，俄罗斯许给了乌克兰很多经济上的好处！”
马先来乌克兰的时间比较长，他说，起初对安全的担忧很快就消散了。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广场，整个城市还是安宁的。“实际上吧，这个地方越乱，对我们越有利。”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急着听他解释。“我们快考试了，越乱呢，老师对外国学生的要求也就越松，更容易拿到毕业证书。”
“越乱越有利”这个说法不是第一次听到，在风云诡谲的国际局势当中，持这种看法的大有人在。马先补充道：“当然，要辩证地来看，乱了，老师也不好好教课了。”
原以为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来自东北，学习俄语或邻近的乌克兰语。实际上，马先来自兰州，女生小可来自四川。只有董佳是哈尔滨人。
“到乌克兰留学比去欧美便宜很多，生活费也没那么贵。”马先介绍，一年学费大概两万多元人民币，生活费平均每月2500元。这个价格适合中等收入家庭送孩子到国外留学，回去也算“拿洋文凭的”。
中国留学生住在条件最好的两栋宿舍楼。马先指着其中一栋，打开的窗户里传出热烈的舞曲。“以前这两栋全是中国人，2005年、2006年中国人来的少了，现在才有什么……哈萨克斯坦人！”
“为什么中国人来得少了呢？”
“中国人现在有钱了呀，谁来这里啊？”根据他的说法，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并不富裕。但这段留学经历，对他们开阔眼界、未来找工作同样有帮助。
采访结束，望着他们捧着书本远去的身影，忽然想起我在英国剑桥遇到的中国留学生。许多人不问时事，缺席公共生活，但在某一个时刻，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在他们身上投下的影子。若干年后，这些由不同世界塑造的中国留学生，又会塑造一个怎样的中国？拿中国作比，我想不出哪个是D-Day或者V-Day，一切都像是一锅慢腾腾煮沸的红菜汤。
[1]Viktor Yushchenko，尤申科于2005至2010年担任乌克兰总统，争取连任时败给亚努科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