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醒来的时候，乌克兰国航屏幕上，飞行路线正划过塔吉克斯坦。从中亚到东欧，飞行线一寸一寸向西爬行，舷窗下云层渐渐亮起，俄罗斯的控制力却越来越黯淡。今日乌克兰正是强弩之末，因此也是必争之地。
转头看到一飞机东倒西歪熟睡中人，忽然为自己在万米高空的宏大叙事感到好笑：飞行线一寸一寸向西爬行，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只是回家。航班从泰国起飞，除了我和摄影师，没有其他亚洲人。乘客大多是度假返家的乌克兰人。
曼谷到基辅，对我而言，也是从广场到广场。曼谷的广场，坐满了红衫军黄衫军。近几年我经历的广场还有：埃及开罗、巴林麦纳麦、利比亚的黎波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世上广场的名字大多相似，好像来自同一批婴儿潮：解放、独立、自由、民主……比广场名字更没有想象力的，大概是政党名字。乌克兰政党的名字有：团结、自由、人民，季莫申科领导的党派叫“祖国”。只有那个拳击手克利钦科的政党有点新意，叫“出拳”。
广场和政党的名字，也是宏大而空洞的叙事。
空姐过来问要不要喝水。她们一律窄脸深目，身形高挑。制服是国旗色，蓝黄搭配，铅笔裙含蓄性感。有了她们，就不会有人抱怨这老旧多事的777客机了。
穿泰式印花衫的尤莉娅坐在我旁边。她从基辅西边一个城市来，首都闹起来的时候，家乡也在示威。“我们游行就跟上教堂一样，太平常了。”她指指趴睡的女儿，“她也去了，5岁。”比基辅幸运，当地没有发生冲突。
飞机降落，全体乘客鼓掌，庆贺平安抵达。这似乎是非常西方的习惯。
第一眼看到的基辅，湛蓝无云的天，秃了皮的白桦林，一下子把我带到10多年前的北京郊外，晴朗肃杀的北方。
第一次知道“基辅”的名字，是不是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尾曲《基辅的大门》呢？灿烂炫目，仿佛太阳的光芒，一触及就熔化。可是13世纪，基辅大门叫蒙古人攻破了。
眼前的基辅更像是建筑展览会。从出租车向外张望，洋葱头教堂、蒙古包式亭子、苏联时期方正庞大毫无个性的政府大楼，还有突然冒出来的老式民居，惊艳到令人尖叫。贝壳、螺旋的树叶和火焰，典型的“新艺术”（Art Nouveau）风格，就出现在马路边。有时这种民居不是一栋，而是一整排。“新艺术”鼎盛时期在1890至1910年间，中心在维也纳，那时候乌克兰的一大片土地属于奥匈帝国。
街上总是有人手捧鲜花，一路牵引我到了Maidan（广场）。乌克兰语里的“广场”，竟然跟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发音相同，源头也许又是蒙古。
基辅独立广场本身不大，但示威人群蔓延到了周围的山头，气势逼人。前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出逃已经17天，广场上的防御工事仍在。每天5点下班之后，人潮不断涌入，遍地献花。宗教祷歌每天唱响，安抚死去的灵魂。神父走在前头，一队人抬着巨大的木制十字架，耶稣受难的身躯蜷曲在上面，一遍一遍绕着广场和周围的山头行走。
2013年11月末，示威刚刚起来的时候，我还在香港做一个图片新闻节目。每天看到大量来自基辅现场的照片，总是有神父高举十字架，站在持枪军警和躁动愤怒的人群中间。军警抓人的时候，一个乌克兰大妈抡圆了十字架，对着钢盔猛敲下去。
到基辅的头一个下午，翻译爽约。广场上不断有人走向我们的摄像机，我却只能指指耳朵摆摆手。一个大伯急了，吼了一嗓子：“普京！”然后比画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一个身形敦厚的大妈，拄着雨伞过来发表演说，铿锵有力，十几分钟不间断，周围聚了一层人。她终于在掌声中谢幕，我红着脸问：“哪位给翻译一下？”一个英语不太流利的年轻人一言概括中心思想：“国家不能分裂。”一个叫尤莉娅的女孩塞过来传单：俄罗斯套娃，咧嘴露出恶魔般锋利的牙齿。
“嘿，我是俄罗斯来的。”伊万自报家门，吓了我一跳：俄罗斯人站在汹涌的反俄情绪中心？他反戴着美式橄榄球联盟帽，两只银耳环叮当。
“别误会，我生在乌克兰，在这里住了20多年，我拿乌克兰护照。”伊万英语说得很好，家乡在基辅以北的切尔尼戈夫省，国际新闻里被划在“亲西方版图”里。伊万的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几年前，他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学习国际关系专业，毕业后留在了那里。
“那你到底算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
“我是一个乌克兰人，长着俄罗斯的灵魂。”
伊万特地回来看看闹出乱子的乌克兰。和我一样，当天下午刚刚到基辅，马上跑到广场上来。
“‘俄罗斯的灵魂’怎么看？”
“这个？F**k up！”他用了F字头脏话，惊讶于城市变成了战场，却又转而称赞，“但是，我为这些人骄傲，他们做到了。亚努科维奇就是个浑蛋。”
他颠覆了国际新闻里的标签：身处“亲西方”板块，心向俄罗斯。可是，他又认同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
我想起一条经典的测试爱国心问题：“如果俄罗斯跟乌克兰踢足球，你希望哪个赢？”
“乌克兰。”他毫不犹豫。
我跟着伊万绕行山头。经常需要打断他的叙述：“等等，你说的‘我们’，指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
光秃秃的树枝上，白纸带翻飞。得时刻留心脚下，绕开鲜花和彩色蜡烛瓶子围起来的小小祭坛。下台阶时，我差点踩到鲜花旁端正放着的一只绒线帽，大概是死者的。
高处回望，山谷里的广场，鼎沸如汤。路障仍在，帐篷仍在，一些人担心局势生变，打算长期驻扎。夜幕降临，他们劈木头，生火做饭，炊烟袅袅。广场，更像是一座城池。反对派对这里也没有绝对控制，独立广场成了独立王国。
花堆成了山，铺成了路。一个纸糊的高塔，好像削去脑袋的圣诞树。亚努科维奇打算装饰这棵树庆祝东正教圣诞节，他发表讲话的时候，把“圣诞树”说成了俄语，还是发音错误的俄语，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都笑了。现在，树外围的脚手架成了标语墙。
“看，俄罗斯的源头。”伊万指了指广场中心雕像，拍拍心口，“基辅是俄罗斯的母亲。”雕像是传说中建立基辅的四兄妹，名字首字连在一起拼成“基辅”的拉丁写法。
古代俄罗斯人的第一个政治活动中心在基辅。13世纪蒙古入侵，俄罗斯人弃守基辅一路向北。先是Vladmimir-na-Kliazam，然后是莫斯科，18世纪终于落脚在圣彼得堡。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打架的历史。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没有历史，它是19世纪德国、奥地利为了削弱俄罗斯捣鼓出来的一个“概念”。可是俄罗斯又把基辅当作自己的“母亲”，说自己的祖先是最早在基辅建都的罗斯国王。罗斯统治的地区也叫瓦良格，就是乌克兰卖给中国那艘航母的名字。
一些乌克兰和西方历史学家，质疑俄罗斯人是“罗斯后裔”。美国乌克兰史专家保罗·罗伯特·毛戈奇（Paul Robert Magosci）引用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话说，就像暴发户总是孜孜考证祖上显赫高贵的出身，14世纪至16世纪，当俄罗斯王朝达到鼎盛后，史官含蓄地嫁接了更加悠远的罗斯国历史。而罗斯国王本人，追根溯源是来自北欧的维京人。
长着“俄罗斯灵魂”的伊万相信，“自古以来”，罗斯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乌克兰）三位一体的共同祖先。乌克兰也确实曾对俄罗斯投怀送抱。今天所谓亲西方的西部乌克兰，曾大量涌入波兰和立陶宛移民，求助莫斯科王国保护，免受外族入侵。但后来，西部比东部更早受到人文主义影响，个体意识渐渐冲淡了王朝权威。
“乌克兰的未来应该跟俄罗斯在一起，美国、欧盟不过是要开几个破坦克过来，拿我们当成基地。”伊万说。广场上的人显然不会赞同他的说法，蓝底黄星星的欧盟旗帜四处飘扬。还有伊万看着刺眼的红黑两色乌克兰反抗军军旗，大大的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画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班杰拉组织乌克兰反抗军，反波兰反苏联。“橙色革命”后上台的前总统尤先科[1]追认他为“国家英雄”，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上台后撤销称号。
“乌克兰从来就没有英雄，也不可能离开俄罗斯独立。”伊万说。
在我出发前，有个骨灰级球迷给我扫盲，说“乌克兰当代最重要的民族英雄”是20世纪80年代培养了3个“欧洲足球先生”的教练洛巴诺夫斯基，这下刚好用上，反驳伊万的“无英雄论”。
“洛巴诺夫斯基？离这儿不远，就是国家体育馆，那里有他的雕像，可是现在都被示威者熏黑啦！”伊万总是试图向我证明，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多么“F**k up”。
山顶是个剧院。一拐弯，缓缓下坡，遇难者相片多了起来，死亡时间都是2014年2月20日。据说狙击手是从旁边13层高的“乌克兰酒店”朝这里射击的。
2013年11月21日，人们开始聚集到广场上，很快自我组织起来，每100人为单位，手臂写上名字、血型，相互拍照。所以死难者的资料很容易找到。缓坡桥下有张照片，属于一个名叫塔钦（Tochin Roman）的死者。他穿着蓝色羽绒服，头上绑着防风镜，来自列维夫——基辅西边大概700公里的地方，紧挨着东欧波兰。在开罗解放广场，我也见过坐几个小时火车从卢克索赶来示威的人。塔钦生于1976年。
“他是个退役军人。”一个中年人悄悄站到我们身边，“我认识他。”凡迪（Vadym Suprunyr）最后一次见到塔钦，是在他就义之前9个小时。2月20日凌晨1点，塔钦说自己太累了，想睡觉。凡迪的家在基辅，于是回家，打算第二天早上再来广场，却在网上看到了死者名单。
“他们没有武器，最多是燃烧瓶。”凡迪说，那天早上，军警从几个方向包抄过来。一名中年妇女走过来，激动地比画着。伊凡快速翻译。妇女说，军警开枪，但桥下这些人反扑过去，成功地把军警逼退。当然，很快他们就失守了。军队却因此受到震动，抛弃了亚努科维奇。“这些人是英雄！英雄！他们保住了广场。”妇女渐渐走远。我向伊万重复“英雄”这个词。他朝我挤挤眼睛：“待会儿告诉你真相。”
凡迪手里拿着碎裂的砖头。他来清理通道，给行人让路。一个小男孩肩披乌克兰国旗，踩着单脚滑车，沿着空出来的通道上，唰地冲下去。
塔钦知不知道自己可能承受这么大的风险？究竟为了什么而战斗？“我想我们是为这个国家感到担忧，过去20年，俄罗斯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我相信伊凡是在如实翻译。
“很多人说，你们为了民主斗争？”我小心抛出这个近年来名声很不好的词。凡迪做了个苦涩的表情，“民主可以用来做对的事情，但也可能走上歧途，‘橙色革命’领导人让我们失望，现在的过渡政府也不干净……我们斗争，是希望国家变得干净、变得公平，没有腐败。”
亚努科维奇出逃后，办公室内搜出计划屠杀清场的路线图，但是伊万认为“真相”是反对派自己开的枪。“这些示威者，当然有人给钱，你看看广场边那么多流动厕所，不用花钱雇人打扫吗？钱哪里来的？”
遇见伊万之前，广场上我遇到一对来献花的夫妇，能说一点英语。丈夫说自己是现役军人，清场时他不在基辅。他憎恨亚努科维奇向民众开枪：“这么多人，上万人都是恐怖分子？怎么可能？！”
凡迪说没有收到过钱。塔钦也没有，只是有些“专家”过来教大家怎么组织，怎么战斗，也许有人支持。另一个加入对话的女孩说，广场的工事还不肯撤去，恰恰说明就连反对派都没有能力控制示威者。
入夜，广场渐渐有了些嘉年华的味道。好多人排队，等着在一个木制雕像上凿一下。“我们在创造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主办者拿着本子过来，邀我参加。木雕是乌克兰诗人、艺术家舍甫琴科，很快将是他200周年诞辰。舍甫琴科生在基辅郊外，长在圣彼得堡，目睹乌克兰农奴的艰辛后，组织他们起来反抗，后被俄罗斯逮捕，成为重囚。舍甫琴科的遗言诗其中一句是：“以暴君们的鲜血，喷洒在自由的种子上。”
“一个人对未来做出选择的时候，更看重什么：强大的国家，还是幸福的生活？个人自由？”我问伊万。
“强大的国家。”
“对每一个个体来说，不是幸福和自由更重要吗？”
“幸福自由是什么？美国人所谓‘幸福’就是嗑药……”
“俄罗斯没有人吸毒？”
“有，没有美国多。”本·拉登的精神导师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当年留学美国，也把吸毒嫖娼当作西方精神来反对。
“你要是有孩子，希望他们在哪里接受教育呢？”
“当然是俄罗斯。我们的考试叫考试，美国那种只能叫测验，太简单了……听我说，俄罗斯有油，中国有钱，我们应该联合起来，西方就不敢这么横了。”
“告诉我，到底什么是俄罗斯的灵魂？”
“就是谁也压不垮我们，谁也不能叫我们屈服。”
跟伊万道别后，我边往地铁走，边试图梳理他的思路：在乌克兰长大的半个俄罗斯人，对乌克兰有感情，但归根结底又把乌克兰与俄罗斯看作一个共同体：个体的价值，必须依靠强大的共同体去实现。
突然，广场上空烟花绽放，所有人仰头欢呼。
英雄，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祖国。吃饱穿暖以后，细小的词语满足不了我们，而这些宏大的，又面目模糊、含义不清。
一个声音朝我喊：“毛泽东？中国？”
同事提醒过我，这里酒鬼多。广场曾经有真正的斗士，前总统出逃后，不知要往哪里去的广场，也成了醉鬼流浪汉的归宿。果然，这名酒气冲天，摇晃着手中一升装矿泉水瓶里的透明液体，拍拍胸脯：“我是格鲁吉亚来的！F**k普京！”
前总统落跑，有人带着孩子来广场庆祝胜利。
基辅街头。
二
迪马走进餐厅的时候，惊魂未定。他刚刚从克里米亚跟随美联社拍摄回来。此时距离公投还剩下5天。
“我们一下火车就被盯上了。”他说，走出车站的时候，已经有两三个身份不明的人接近他们，问：“来干什么？”
“你们是谁？”迪马反问。那些人穿着便装。俄罗斯军人出现在克里米亚不是秘密，但还用不着“小绿人们”亲自动手。“小绿人”是乌克兰人对克里米亚俄军的称呼，因为他们穿绿色军装却一律不佩戴标识，并不显示职业军人身份。
“自卫队的。”对方回答。克里米亚亲俄武装组成了民兵队伍。
迪马说，在克里米亚拍摄期间，不断碰到有民兵过来“打招呼”。有一次，他去商店买饼干，一出来就遇到几个身形彪悍、喷着酒气的人。“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枪，而且是冲锋枪。”那些人上来就抢走了所有饼干。
丢几包饼干算什么。在克里米亚采访的记者，有的摄影器材整箱被拖走，直播都受干扰。自3月初起，乌克兰国营电视台的节目在克里米亚就已经不能看了。
“可是，那些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人欢天喜地总是真的吧。有些人应该真的是想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我说。
“是有，不过并不全是。我们采访到的许多克里米亚俄罗斯人反而不希望归俄罗斯。”迪马说，“因为岛上靠旅游业，而大部分来旅游、来租车的都是乌克兰人，俄罗斯沿黑海还有其他旅游胜地嘛，不是那么多人来克里米亚。所以将来他们的生意会受影响。”但是由于“自卫队”加上“小绿人”在克里米亚的存在，这些并不心向俄罗斯的人不敢出声，他们悄悄向迪马表达看法，但没有人愿意对着镜头诉说。“到时候公投，大家都知道结果会是100%，至少99%赞同！”
迪马只是个20出头的学生，因为最近局势变化，会讲几句英语的都干起了“fixer”，给外国记者做翻译兼陪同。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月平均收入500美元~700美元，而美联社给迪马去克里米亚的报酬是每天250欧元。“但是，我下次不想再去了，给多少钱都不去了，那里太可怕了。”
就在见到迪马之前，我在这家叫“克里米亚”的餐厅，采访来自克里米亚的另一群人，当地的少数族群鞑靼人。山蒂科夫和另外3个同伴，代表在基辅的200个鞑靼人，打着鞑靼族旗帜，到广场示威，要求关注克里米亚26万鞑靼同胞的命运。“这才20多年啊，难道我们又要无家可归？”
当全世界的眼光聚焦克里米亚，谈论东西方阵营角力时，很少提及当地人口中只占到13%的鞑靼人。1944年，斯大林把全部克里米亚鞑靼人驱逐到中亚，惩罚他们“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山蒂科夫一家就这么一直在乌兹别克斯坦流亡，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回到克里米亚故土。20多年后，苏联长长的阴影再次投射到克里米亚。鞑靼人议事会首领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来的时候，克里米亚一片荒芜，现在盖起了像样的葡萄酒庄，难道又要连根拔起？”
鞑靼人在克里米亚的不同城市都有自己的聚居地，所以特别好认，容易受到攻击。公投前，鞑靼人组织了自己的民兵组织，守护聚居地。一名鞑靼男子本打算火线参军，但在去往乌克兰军营的路上，却遭到袭击身亡。
“外人很难理解鞑靼人对俄罗斯的恐惧和仇恨。”山蒂科夫说。一旦克里米亚正式并入俄罗斯，鞑靼人就要面对选择：合作还是离开。支持俄罗斯，升官发财都有可能；否则的话，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这些在过去已经发生，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力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俄罗斯许多大型企业在克里米亚投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承诺，将建成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同俄罗斯本土的跨海大桥。
大概是我问“害不害怕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一个在旁边默默抽烟的鞑靼小伙子突然过来，绷起脸说：“听着，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懂‘害怕’的，我只能说到这里。”他做了一个劈掌的动作。
“如果俄罗斯真的占领克里米亚，有些鞑靼组织可能会不受控制。当然我希望他们受控制。”山蒂科夫的回答有些闪烁。议事会正在向乌克兰议会申请，承认鞑靼人为“克里米亚原住民”，通过的话，就有可能依据联合国相关规定，成立鞑靼人自治区，并受到国际法保护。但很多乌克兰人相信，克里米亚鞑靼穆斯林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一定会“干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