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
人和人之间的犯罪，受害一方不应怀恨在心却不发一语。他有义务告知犯行者，询问：“你为何如此对我？为何如此伤害我？”因此《圣经》说：“总要指摘你的邻舍。”若犯行者悔悟并祈求宽恕，就应当饶过他，饶恕之后也不应冷酷。
——犹太神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
一开始我以为自己降落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或许因为前一站是卢旺达，所以这种感受更强烈。背景是云雾缭绕的群山，前方排列着18世纪风格的房屋，广阔草坪上还有山鸡漫步。我入住斯蒂伯格酒店，房间像是以前的皇家驿站，有嘎嘎响的红木地板以及四柱大床。连呼吸的空气也特别浓重，斜阳照耀下，环绕着开普敦的一座座平顶山仿佛雄伟堡垒。
这趟旅程的资金来源亦属旅游专栏。康斯坦提亚区（Constantia）是开普敦市郊，以酿酒闻名，而且很巧地与波尔斯穆尔监狱比邻。那是全非洲最大的监狱，里面男女老幼合计约7500人，1982～1988年间，曼德拉也囚禁于此。
换句话说，不进监狱的时候，我处在颇为奢华的环境。或许讽刺，却是个极有效率的体验模式，我不断切换于社会的两极，不仅是财富差距的黑白对比，也是一般大众和金字塔顶层呈现的扭曲平衡。南非之旅使我摆荡于种族、社会、经济三面向的光谱两端，我预期将面对许多丑恶真相。
两极化来自殖民历史和种族隔离。几百年的不平等造就难以横越的贫穷和犯罪之海，从数据来看就非常吓人。南非男性死于暴力的比例极高，2012年官方接获大约1.6万个案例，是全球平均的8倍，即便换成女性仍旧是全球平均的6倍。超过四成南非男性曾对伴侣行使暴力，超过四分之一的男性有强奸前科，犯案当时未满20岁的比例高于四分之三。同样是2012年，警方处理了约6.4万件强奸案，就连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也一度被控犯下强奸罪行，而他已经有四位妻子、至少20个儿女。据信与世界各大都会区相比，开普敦也是持刀杀人最盛行的地方。
不过一如卢旺达之旅，我的立足点是前瞻，希望深入研究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这个理念。社会面对犯罪可以有别的模式，不必局限于毁坏秩序就施以刑罚的僵硬规则，或许能够视为一种对人造成损害后进行疗愈重建的过程。如果说卢旺达让我看到何谓大规模宽恕与和解，我来到南非以一周时间观察修复式正义行之有效的波尔斯穆尔监狱，深深领悟到疗愈力量也存在于个人对个人的层级——无须族群呐喊口号，个人口中的那句“对不起”就弥足珍贵。我希望在这里能够更近距离观察人性，找到存在于卢旺达人民心底那个奇妙宏伟、名为宽恕的力量。
为了要他们放下暴力，那个地方充满暴力
原本早上计划步行到监狱，因为从酒店前面出去几码就到了。那片土地原本属于富裕的阿非利卡（Afrikaner）农民，后来卖给开普敦地方政府改建为二次大战军营，慢慢演变成今日所见的监狱。不过酒店接待人员坚持要我搭乘一辆有他们标志的奔驰车过去。
“我猜我是你第一个送到波尔斯穆尔监狱去的客人。”我问酒店安排的司机威尔伯特，他始终不敢放下对待宾客的礼节。
“对，女士，您是第一位。”他回答起来态度沉稳。眼前招牌上写着：“欢迎来到新生之地，波尔斯穆尔监狱。”车子停在大门边，一名狱警满不在乎地朝我瞥了瞥，挥手示意可以进去。因为提早到达，预定要会晤的人都还没来。
“女士，您确定自己留下来没关系吗？”威尔伯特神情有点担忧。波尔斯穆尔监狱里面的重度暴力犯比例很高，主因是囚犯集结成所谓数字帮：代号26的群体掌控赌博、走私之类有收入的工作，代号28则管理帮派成员的性伴侣并负责武力镇压，代号27维持组织秩序和清算行动。我听说波尔斯穆尔监狱内每天都有人被刺杀，数据也显示2011年监狱内至少有47件自杀和他杀案件。狱内的攻击事件或强奸案导致相关单位积欠数十亿该给狱友或前狱友的赔偿金，政府至今仍未提出杜绝狱内性侵事件的政策。据闻传染艾滋病被帮派用作惩戒手段，而肺结核感染风险高达九成，南非还有32%的监狱没有配置医护人员。
我向威尔伯特表示没问题，一个人坐在大门警卫庭旁边的塑料长凳上等候，同时观察环境。这所监狱原始收容目标仅4500人，现在人数已经接近两倍，外观如同军事要塞，除了刮刀刺网还有堡垒模样的建筑。狱方改装一间餐馆让狱友经营，颇为出名，好奇的人可以来品尝蓝带鸡排或者炸牛排。监狱后面山峦层叠，景色优美却也更加震撼，仿佛此处是从伊甸园里丢出的废弃物。
另一位美国籍志愿者抵达，他来自加州，手上拿了一本《圣经》。“上帝召我前来。”他的语气简单得好像熬夜加班就会有黑眼圈那样自然。我们两个沿铁丝网走了十分钟，前面就是中段B栋，本周工作的据点，入口在一条栅栏走道的尽头。志愿者进入不必通过金属探测器，没有衣着规范，看来他们也不打算收走我的移动电话。里面空间类似体育馆，空气里飘着霉味和淡淡腐臭，我鼻子有点过敏。里面挂着旗帜，上面写着：“修复式正义：朝社会和解、社会复归迈进”。
接着我所见景象与美国监狱相似得令人沮丧：制服衣领上面是一张张黑色或褐色面孔。南非监狱人口中，白人不到一成。囚犯制服是橘色，印有“矫治”（CORRECTIONS）图样。不少人的制服经过修改，剪裁成时髦的背心或夹克，还加上拉链、扣子，甚至有人自己缝上耐克的商标。狱友大半有刺青，不少人缺门牙，这是数字帮喜欢的造型风格。看见我们，囚犯上前用力握手。这场景我同样熟悉，囚犯与志愿者努力打好关系，看似乐观美好的友谊，实则建立在各自不同的想象上，双方都期望从中获益。他们和管理人员之间也有说有笑、互相调侃，我怀疑只是为了粉饰弥漫内心深处的焦虑。
七张桌子铺上花纹桌布，上头分别以英语、阿非利卡语以及非洲南部班图人（Bantu）的语言题字，每桌都取了名：“承担”“诚实”“责任”“悔悟”“革新”“宽恕”“清廉”。
有个非常瘦、看来六十出头、留着杂乱灰胡的囚犯客气地与我寒暄。他说自己几十年前因为争取自由人权而在罗本岛（Robben Island）服刑，种族隔离结束以后回到家乡觉得改变不大，就业率依旧低落，反倒毒品更泛滥。走投无路的他成了真正的罪犯，又被判了15年。
乔纳森·克莱顿牧师走上讲台，其余人就座。我的位置在房间后侧的非狱友专区。
“很抱歉迟到了。”牧师问候大家，声音洪亮：“昨天有一起逃狱事件，所以今天警备比较严格。”“不过，”他伸手拨拨后梳的花白油头，“总之，终于进来了。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见面。”
他穿着鲜蓝色的衬衫，系了象牙白领带，配上剪裁帅气宽松的裤子，整个人显得十分利落。美国人可能会说他看来带有印度血统，但在开普敦这里化约为“有色人种”，偏偏这个词对来自美国的我极不顺耳。有色人种囊括所有非黑非白的肤色，混血儿以及所有来自印度、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或其他地方的人都算。
“在这里，我们总共有三种语言。”乔纳森继续说，“我会说英语和阿非利卡语。”“然后彼得，”他指向一个留着圣诞老公公胡子的人，坐在写着“承担”二字那一桌，左右都是黑人，“他会为大家翻译成班图语，所以人人都能听懂，而且都是听母语，好吗？还有一些小原则，比方说大家都是自愿过来的，对不对？”
场子安静了一下。
“我们绝不强迫参与修复式正义的活动哦。”
没有人提出异议，于是他进入正题。
“虽然活动是根据基督教理念设计的，不过我们欢迎各宗教的信徒参加。穆斯林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也没关系。各位在这里的发言，原则上不会公开，有什么想法随时提出，好吗？绝对不会传出去。但例外是，如果你坦承杀人，分享的故事里面有犯罪细节，像是尸体藏在哪里，那么我们必须找出来，因为这么做你们和受害者才能得到疗愈，对他们、他们的家属而言，那是很难过的经历。了解吗？”乔纳森以阿非利卡语再说明一遍后，才进入下一个主题。
“过程会带来很大的内心煎熬。各位是否有心理准备？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会无法承受？现在提出，我们不过问原因，就送你们回去。请大家记住，这是自愿、自由的选择，绝不强迫。”他看看场内，没有什么回应。
“修复式正义活动周，最后一个规则。”他声音越来越响亮：“大家别把自己看成罪犯、囚犯或者加害人。你们是人，是上帝疼爱的孩子。现在你们不是狱友，而是矫治部咨商服务的当事人。”
活动正式开始。
“那么，修复式正义活动周起跑了！”乔纳森的语气像是要放马出栅。他们开始唱歌。
因为你，失明的人会看见，
因为你，哑巴会开口唱歌，
因为你，死人复活；
因为你，万民颂赞；
因为你，黑暗遁逃，而我全心呼喊：
我自由，是的，我自由。
乔纳森再度站上讲台，发下今天的讲义。上面写道：“发掘你的自我：审视伤害、痛苦、愤怒对你的影响。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是谁伤害了我？谁要为我受到的伤害痛苦负责？”
“有没有人愿意分享自己的家庭故事？”乔纳森问。
“已经没和家人联络了。”一个人这么回应，很多人附和点头。
“为什么不联络呢？”
“他们不愿意听我讲话。”有一个人说。
“我没有家人。”还有人这么回答。
“我觉得惭愧。”
“明天开始，我们会打电话到各位家里。”乔纳森说，“有人愿意授权我们这样做吗？明天就可以听到你家人的感受。有没有人愿意？愿意的人请站起来，告诉大家你的名字。”
杰罗姆从椅子上跳起来，他穿着棕色靴子，动作像是嘻哈舞者一样灵活。他看上去应该才二十出头，制服是连身裤造型，前襟打开到腰间，露出白色内衣。在贴着“诚实”两字那一桌，格什温也站起来，后脑上的刺青是哥特风字体的“艾尔·卡彭”（Al Capone）。最后是二十几岁的亚希亚，属于“责任”那一桌，他站在椅子上，拉拉白色的南非风衬衫，头上挂着一副雷朋墨镜。
“你们很勇敢。明天就可以听见家人的声音。谢谢你们，请坐。”乔纳森微微鞠躬。
“接着请大家告诉我，”他继续问，“希望这周活动有什么成果？”
很多人回答。“疗愈。”“改变。”“做一个更好的人。”“负起责任。”“和受害者和解。”“重回社会。”
“我想做孩子的父亲。”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个瘦小年迈、气质沉稳的老先生，脸上满布皱纹与刺青，眼角沾着一滴泪。
“再来说说你们害怕什么。”乔纳森大声问。
一样回应热烈。“孩子不认得我。”“孩子和我一样坐牢。”
乔纳森从牧师摇身一变成为教授，逐步解释修复式正义的原则，借助PPT幻灯片，引述运动发起人，也就是现居明尼苏达州的霍华德·泽尔（Howard Zehr）教授的理念。核心概念在于：犯罪是不尊重他人、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我们需要的并非更多刑罚，而是修补损坏的关系。乔纳森又发下讲义，上面是一首短诗，道尽了司法制度以监禁为主轴有多么不符逻辑。
为了要他们负责，
我们夺走一切职责。
为了要他们正向积极，
我们污蔑轻视、弃如敝屣。
为了要他们放下暴力，
那个地方充满暴力。
为了要他们不再逞强，
那个地方胜者为王。
是阶级不平等引发了犯罪与入狱
传统的司法主要追究违犯什么法条和犯行者的身份，据此施以惩罚。但修复式正义不同，拥戴此理念的美国组织，如得克萨斯州的“生命桥梁”（Bridges to Life）组织和纽约州的“普遍正义”（Common Justice）组织，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谁受了伤？他们需要什么？如何协助？有些修复式正义团体在小区教堂运作，2007年宾州大学研究发现，这种模式比起传统监狱更有效地降低了再犯率。修复式正义机制包含“小圈子”的概念，也就是被害人和加害人面对面，就罪行展开对话，参与者很高比例是基督徒。这样的机制最重要目的是给予受害者力量，而传统司法系统十分忽视这点。许多研究显示，即便审判是公开仪式，受害者得到的疗愈却有限，甚至会增加他们生命的苦痛。
乔纳森问我能否帮个忙，去“诚实”那桌协助格什温填写自我评估量表。有很多人和他一样不识字。
我坐到格什温旁边，先握手问候。他打量着我，我则注意到他两眼间有个星形刺青。
“你是否有过以下经验——”我大声念出问卷内容，“愤怒？”
“有。”他回答。
帮派生活？有。童年遭人施暴？有。毒瘾？有。忧郁？有。多少岁？二十六。认识自己生父吗？
“不认识。十几岁的时候见过一次而已，他喝醉了，我妈要赶他走，他动手打人，场面弄得血淋淋的，后来我还帮我妈擦干净。”我全写下来。
“和生父见面时是什么情况？”
“我，”格什温迟疑了一下，“我想杀了他。其实我差一点就动手了。”我继续把他的回答写在问卷上。
“上一次和家人讲话是什么时候？”
“三年前。”他面无表情，继续解释自己过去只是个普通小鬼，身上三个弹孔可以作证；现在呢？格什温仍旧只是监狱数字帮的普通成员。故事不特别，看得出来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填好表格以后，还得等其他人写完，我们大眼瞪小眼。后来午餐时间，腌腊肠和白面包发下来，我使出一贯的破冰伎俩。
“你听不听嘻哈？”果然换来一个微笑。
“听啊，美国嘻哈也听。”格什温拉起上衣，秀出一个常见刺青，是发行专辑《流氓生涯》（Thug Life）那时候的图派克·夏库尔（Tupac Shakur）。我说自己还没机会与图派克见面，但曾经跟着“史努比狗狗”巡回。听到这儿他脸就亮了，粉丝的反应总是像小朋友。
“那你有没有见过李尔·韦恩（Lil Wayne）？”他满口腊肠凑过来问我。
罗恩牧师开口打断我们的对话。他是这桌的辅导员，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下午我得离开，”他忽然说，还直接收拾眼镜和午餐，“不如你接手吧。”
我突如其来接下新任务，在本周活动期间为“诚实”小组提供协助。小组内有格什温、易卜拉欣、安东尼三人，加上心情好就会出现的罗恩牧师和他的助手丹尼斯。丹尼斯老是像块石头不出声，我也不知道他原本的功能是什么。三个狱友都是黑道，正好属于开普敦不同世代。格什温是数字帮28那群。易卜拉欣三十几岁，有双深邃绿眸，脸型狭窄，蓄着短胡，属于27那组。安东尼年过五十，曾经是开普敦大帮派里美国帮的人，后来皈依基督洗心革面。
辅导人员仅有两名非白人，这样的比例反映出一种我很熟悉却让人沮丧的“白人救星挽救黑人灵魂”的文化潜规则，不过这星期我得忍住。
“我有四个小孩，”安东尼念出自己的问卷内容，“几年前亲手为其中一个下葬。然后有个女儿也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她是因为身上带着男友的毒品被逮到。我之前在这里看见她才得知她也进来了。”接着是一颗震撼弹：“我强暴过继女。那时用了药，脑袋不清楚，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没发现眼前是谁。”
那天后来的时间，整个会场充满类似的苦痛回忆。“我还是婴儿时，母亲酗酒用药一直神智不清。”“我中弹过七次。”“我看着黑道杀死父亲。”“我爸死于艾滋。”贫穷、犯罪、枪战、药瘾和暴虐，是他们生命历程的共同点，舞台搬到纽约布鲁克林或芝加哥南区也一样，差别大概只是这里的情节更夸张。美国监狱的故事大同小异，但南非版本更胜一筹：更多暴力，更多毒品，更多虐待，更多伤口。“我杀死自己的继父。他虐待我和我妈太多次了，我不得已只好拿刀捅他。”这是彼得·约翰（Peter John）的故事，大家叫他PJ，虽然现在是辅导员，但以前也蹲过牢。
乔纳森试着让参与者意识到自己也是暴力循环的受害者。这一点很重要，世上很多人忘记所谓加害者多半自身也是受害者。好比说，2015年波士顿社会复归研究访问了出狱者，发现他们极高比例有童年心理创伤，超过四成目睹过他杀案件，半数遭受父母的肉体虐待。不过我仍有些怀疑，比方说有人哭着表示从事钻石走私并非为赚钱，而是渴望父爱。真的吗？
“今天先到此为止，”乔纳森总结说，“相信大家已经明白，自己同样受了伤，不单单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而且伤口很深。”
当天活动告一段落，我和格什温、安东尼、易卜拉欣告别，离开监狱，穿过刮刀式刺网，酒店派来的车已经在外头等着。上车之后我深深惭愧。
这是工作，我这么告诉自己。车子不是我的，而是职务所需。但我处在优势地位才能有这份工作，这事实不因为今天穿过比较多铁丝网或铁闸门就改变。甚至该说，我越想否认，就越显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我重复告诫着自己。
天色渐暗，街道路树、康斯坦提亚区殖民风味的豪宅赏心悦目。晚餐很豪华，但我左顾右盼，除了服务生以外全是白人面孔。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了，有些现象依旧不变，很难想象那个年代是怎样一番光景。白天的体验侵蚀美丽的夜晚，眼前仿佛浮现格什温瞪着鹅肝酱皱眉头的表情。我身处的奢华社会塑造出他们，阶级不平等引发犯罪和入狱。从荷兰殖民时代就是如此，那时监狱用来囚禁违反“证件法”的人，所有人必须出示证明所属种族的护照。19世纪晚期，英国殖民扩张，将囚犯转为劳动力，于是自1916至1986年种族隔离结束，共计1700万名黑人或有色人口被关进监狱，除了接受肉体酷刑，也被迫为大企业如德比尔斯（De Beers）挖掘钻石和黄金。波尔斯穆尔监狱的诞生并非基于司法需求，而是资本主义。二战以后，本地农庄需要劳工，于是顺理成章设置监狱。
其实监狱历史不外如是。几百年来，监狱和资本主义就像是孪生兄弟，一边说需要更多干活的人，另一边就予以回应。做法则是扭曲法条，逼“别人”犯法，最后统统关起来做奴工。以美国而言，囚犯本来为北方的联邦军生产货物，解放黑奴以后却依旧是南方主要的劳动力；针对黑人，法律规定游荡和失业都是犯罪，所以到了1870年，南方黑人入狱比例已是白人3倍。至于欧洲，几世纪以来的趋势是，失业率高峰期的监禁人口也最高，因为就业市场饱和之后，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吸收多余劳力为政府服务。调出过去的监狱数据来看，不难察觉重点放在如何极尽所能腾出空间多塞一些人，设计与贩奴船没两样。奴隶、监狱、资本主义与种族问题，自古以来即混合成剧毒。监狱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压榨各地原住民或以前为奴的人，一切只是满足白人经济体系的利益。
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工作坊主轴，是面对自身选择，并加以改变。但回顾历史，再看看开普敦现状依旧极端，我不禁觉得所谓选择是个讽刺的概念。在监狱和奴工、种族和社会隔离的脉络下，个人选择是否真实存在？强调自己对自己负责，鼓励开口道歉，是否模糊了真相是社会制度故意要某些族群失败，以便提高其他阶级的成就？资本主义的根基是个人，社会因素不应掺杂在内；美国梦也一样，重点是“我”而不是“我们”。“自己穿鞋向前走。”（Pull yourself up by the bootstraps.）大家信了这句话，却没想过是否有些人一开始就没领到鞋。许多人呼吁给囚犯新生机会，为何对他们原本的人生视而不见？只看例外当然简单，总有人能跨越种族、阶级的重重困境出人头地，锦上添花总是光鲜亮丽，为困在陋规的人雪中送炭，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脑海闪过“替罪羊”这个词。阅读与监狱有关的文献时，一篇经济学家格伦·劳里（Glenn Loury）的文章令我深深着迷。“我们的社会，大家一起塑造的社会，先容许都市贫民区这类激发犯罪行为的环境存在，接着却又施以刑罚。这就好比活人献祭。”替罪羊最原始的形象浮现：人类以为可以将社会整体的罪恶塞进一头羊的身体里，将羊推下悬崖就能得到赦免。16世纪哲学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其著作《乌托邦》里面也提到：“如果你任由别人无法得到良好教育，从孩提时代就学坏，却又因为他从小习得的言行而施惩，结论不就是你在自己创造坏人却又处罚他们？”
“请帮我结账。”我对服务生说。他鞠躬行礼。
“对不起”的力量
“和解是从真相到正义的旅程。”隔天早上，开普敦新闻一篇报道出现了这个标题。报上很多篇幅描述在曼德拉之后，国家沉沦了多少，不过奥尔加·马辛韦恩（Olga Macingwane）还是登上版面。她荣获正义与和解机构（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颁发的奖项，身为1996年种族攻击爆炸案的受害人，马辛韦恩女士公开表示愿意原谅害自己残废的白人凶手。
片刻后我又进入监狱。今天我注意到这里采光良好，因为种族隔离时期波尔斯穆尔监狱将白人也关在这里，因此窗户比起黑人或有色人种的牢房来得多。基于同样理由，走廊分成两条，不同种族不能混杂。换言之，殖民时代就存在的非洲监狱，从建筑结构就能凸显种族优势的问题。
到了体育馆里，安东尼亲切与我握手，咧着缺了门牙的嘴笑，易卜拉欣和格什温朝我点点头，其他辅导员静静坐着读《圣经》。
“目标：理解犯罪导致的危机、伤害、痛苦，”乔纳森发下来的讲义上这么写，“狱友要深入了解自己的错误决定带来什么后果，而其他人因为这个决定面对什么危机。”“我自由。”我随着狱友们轻声哼唱。乔纳森开始今日活动，他非常有经验，很快抓住大家的注意力。
“25年40天又35分钟之前，我也和各位一样，住在波尔斯穆尔监狱里面，”他说，“今天我开诚布公告诉各位，我也曾经是囚犯，被关了三年。我偷窃，我撒谎，我犯错。可是现在，站在各位面前的是个改头换面的人。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刚进监狱的时候，我完全不会英文，只会说阿非利卡语。进了监狱以后，我下定决心要改变，于是慢慢学习。过程和你们一样，首先要对自己诚实，承认自己的错误，懂吗？唯有这么做，你们才能得到自由。”
他又发下一些纸张。
“每次都有人坦承尚未侦破的罪案。每次都有。”乔纳森趁着囚犯写下自白书时悄悄告诉我：“有一回连狱警都认罪了，说他偷偷经营一个走私集团。”他环视全场，眼神锐利如鹰。
“七年前我开办这个活动。我一个人，没有辅导员，场子里有五六十个囚犯。”他继续说，“那时候的手册才14页，现在增加到85页。我称呼囚犯‘先生’，头几年管理人员还觉得奇怪，不懂为什么要将他们当成普通人看待。还有你看到的白桌巾，狱方也一样不了解。我告诉他们，只不过是要让囚犯坐在干净的桌子旁，像个正常人一样，好好吃一餐。”他握拳朝桌面敲了一下，接着说明计划的大概流程。六天的工作坊结束以后，每周还要与参与者联络一次，后面几个月设法找到受害者，安排双方对话。
囚犯们不停动笔，乔纳森也打开话匣子，简单介绍工作坊的历史沿革与他成立的“监狱希望牧师团队”（Hope Prison Ministries），目前共在九所监狱举办活动。1994年，曼德拉选上总统，为种族隔离政策正式画下句点。1999年，乔纳森成为监狱特遣牧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在南非起了巨大影响力。“透过种族对话、认罪及和解，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开始了，国家逐渐得到疗愈。”于是乔纳森投入修复式正义，特地到美国佛蒙特州的相关机构取得证照，回来以后积极联络监狱主管机关，提议为波尔斯穆尔引入修复式正义：将最麻烦的囚犯交给我，我来和他们沟通，若有志愿者就请他们一起参与。
他提案的时间很恰当。种族隔离废除后，南非监狱体系进行大幅改革，波尔斯穆尔在1991年取消种族分区。不久之后，监狱法修正案通过，监狱部改制为矫治部，废止所有单人监禁和体罚，矫治部宣誓尊重狱友基本人权。1997年，已有高知名度的典狱长约翰尼·詹森（Johnny Jansen）接管波尔斯穆尔，监狱首次敞开大门接受许多非政府组织入内，在人性化管理上快步前进。目前受害者与加害者双方对话的活动依旧是矫治部网站的重点宣传，内容充斥修复式正义的专门词汇。
根据乔纳森的说法，后来南非政府大量召开假释公听会，鼓励囚犯主动联系受害者。他进一步解释：事实上，不参与对话的囚犯，得到假释的机会少之又少。由于波尔斯穆尔预算不足，始终只有乔纳森提供修复式正义相关服务，所以他的地位更加吃重。官方立场希望囚犯尽量得到假释，原因并非慈悲为怀，而是监狱系统人满为患。
以波尔斯穆尔来看，大约每300个囚犯只有一个社工辅导，于是管理单位只好大量转介个案给乔纳森。但他并非来者不拒，而且无法保证成果，尤其未必愿意开立提高假释成功率的推荐函。即使如此，乔纳森还是觉得自己常常化身赏金猎人，穿梭于大街小巷，逢人就问：你有没有看过外号叫“北方人”的这位先生？你认不认识两年前这儿一位死者的母亲？七个月之前在外头遭强暴的女孩去哪儿了？他努力搜寻，希望说服被害人出席假释公听会，与加害人对话，参与能证明囚犯真心悔改的活动，如此一来他才相信犯人适合回归社会，不必昧着良心为假释案背书。
问题是如何判断囚犯真心忏悔？开口道歉，这是修复式正义概念中的“bête noire”（字面意义为“黑色野兽”，引申为“棘手的人事物”）。其中存在模糊地带，也就是哲学家约翰·德拉宾斯基（John Drabinski）所谓的“执拗自恋”（obstinate narcissism）：我们匆匆穿越另一人的伤痛，只因为“我们（宣称）从自己造成的伤害中学习成长了，于是积极地，姑且说是想要‘展现’全新的自我”。乔纳森的任务就本质而言几近不可能——他必须扮演上帝，窥探囚犯内心，判断他们的悔改是不是假象。
“很多人跟我说：‘我想告诉对方，我很抱歉，我做错了，真的很对不起。’可是我会回答：‘这跟你没有关系！重点是被害人的需求，不是你的需求。’
“有一次假释委员会要我调解案子，是关于某人杀死黑道大哥的儿子。委员会表示‘要尽快！越快越好！’可是我回答：‘缓一缓！这种事情太敏感，处理不好很危险，我需要半年时间。’后来我和帮派成员聊过，也在那一带调查，最后亲自找上黑道大哥了解——这些都是必要程序。最后呢，双方终于坐下来握手，那个犯人也取得假释，之后并没有寻仇事件。”乔纳森用力摇头：“办起来很麻烦。”
他回到讲台，收回自白书。
“大家有什么感觉？写下自白是不是很像在餐桌上诉说往事？”
“感觉说出以前没办法说的话。”杰罗姆叫道。他的口吻很像是渴求老师赞赏的学生。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人可以跟我聊一聊自己到底是什么感受。”亚希亚说，雷朋眼镜仍旧挂在白衣服上：“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人生也不只是一团屎。”
乔纳森问：“所以你们知道自己的人生没有那么惨，是吗？”
格什温起身：“我想坦白。我曾对家人发誓绝对不再被关，可是他们让我很难过。我受不了，才故意做坏事，所以又进了监狱。”
杰罗姆也开口：“我也要坦白。我还偷过东西，因为要养女朋友。”
“养女朋友？”乔纳森追问。
“唔，一部分用在她身上，一部分拿去玩了。”杰罗姆老实招认。
“还有没有？”乔纳森似乎看透他心思。
“呃，毒品吧。”安非他命在这里太常见了，与各种犯罪密不可分。
“你现在和当初那个女朋友还在一起吗？”
杰罗姆摇头。
“大家注意一下。”乔纳森隔空指着杰罗姆，杰罗姆神情很尴尬。“这就是我们先前说过的认知谬误。还记得吗？他将责任归咎于别人，可是真正该怪的是谁？是自己。你偷东西是因为要买毒品。那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自己。”
接下来是昨天预告过的电话时间。
“杰罗姆，你还希望我打这通电话吗？”乔纳森问，“确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真的准备好了？”
杰罗姆点头，表情明显不自在。乔纳森还是拿出了黑莓手机。
“哈罗！请问是玛莉亚吗？”
“是我妈！”杰罗姆大叫，身子摇来摇去，右腿一直抖动。
乔纳森改用阿非利卡语说了几句话。“好，好。”他点点头，又说了几句话以后挂断。
乔纳森转头说：“她说‘我最近睡得很好’，还有‘他在的时候我反而失眠，一直担心自己的安全。那孩子老是闯祸，爱跟人斗。我想星期六应该不会过去了。他自己明白原因’。杰罗姆，你妈妈还说：‘我爱你，可是不想和你一起生活。’她希望你留在监狱里，因为你出狱了她反而惶恐，害怕全家人跟着丧命。”
母亲的话语冷冷划过全场。杰罗姆将脸埋进手掌。
“有什么感觉？”乔纳森问。
杰罗姆没讲话，脸还是埋在手掌里。他没有抬起头，只是轻声说：“我想放弃。回去以前那种生活，继续干坏事算了。”
乔纳森伸手搭在他肩膀上。
“你并不孤单。”他说，“我们会陪着你，我们相信你可以改变。”改变，需要有面对被害人的勇气。修复式正义活动时常运用替身的概念，以一位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来代表所有受到犯行影响的人。这一天波尔斯穆尔的代言人是罗宾·克劳福德，他身材矮小、头发斑白，看起来是个好爷爷，说起话来声音缥缈。
“‘我们要传染艾滋给你，他妈的死白人’，他们这么对我吼，”罗宾的语气无力，“他们把我的裤子扯到脚踝，强奸我。我尖叫，身上每个有洞的地方都在流血。后来我住进创伤病房四周，脚踝上有个大洞，是他们拿混凝土块凿出来的。原本对准的是脑袋。我一直无法入睡，太恐惧了，身体抖个不停，连排尿或排便都办不到，也不敢照镜子。朋友来探视以后，说我那张脸看起来像是生肝脏。”
众人屏息。
“有人想响应吗？”乔纳森问。罗宾看来依旧凄凉，穿着橘色制服的囚犯们都无言以对。
“我对自己国家发生这种事情感到恶心。”一个辅导员开口。
“假如这位是你们的被害人，你们会说什么呢？”乔纳森又问。大家一动也不动。“没人有勇气说句话吗？”
“对不起。”杰罗姆的声音有点模糊。
“这样不够！”乔纳森中气十足。
终于此起彼落有了响应：“你很勇敢。”“愿上帝保佑你。”“很抱歉，请原谅我，我很想改变自己的人生。”
接着大家得写下一封信给罗宾，内容是对他，还有对于自己加害的人想要说什么。我到了“诚实”那一桌，将格什温口述内容化为文字。
“亲爱的罗宾，”格什温准备好以后滔滔不绝，“希望你还愿意通过自己的痛楚给予我们力量。谢谢你愿意分享那段经历。我非常遗憾。”写好以后，信折起来，等待活动下一个阶段。
格什温瞥了我一眼，开口聊起天。起初说到监狱生活，他和多数狱友一样住在30多人共享的牢房，里面当然很拥挤。每天下午四点狱警离开，牢房就无法无天，但直到早上六点都得待在里面。接着又说起在外面的生活，他以前在街上持刀杀人，到底杀过多少人已经记不清楚。再来谈到监狱里的数字帮：“一开始这个帮派还不错，主要是想对抗种族隔离。”根据外传的说法，数字帮的起源是两个祖鲁人，一个叫做“波”（Po），一个叫做“农戈洛萨”（Nongoloza），他们聚众洗劫殖民政府据点，将财富分给贫民；种族隔离时代，他们则在监狱内为囚犯权利奋斗，要求每个人都能有床，有基本伙食，并且开放囚犯戴表，否则无法妥善管理时间。
格什温说自己进监狱的次数数不清，他知道外头有人要取自己性命，为此干脆拒绝上次假释机会，免得立刻回到以前的生活模式。
午餐来了，格什温要易卜拉欣帮他拿一份穆斯林餐。“半年前开始信教，”他解释，“有些人觉得我是玩假的。怎么说来着？就演戏，装的。反正我自己知道就好。”他指指自己胸口。
格什温一边啃着火腿三明治，一边说自己打算下个月申请假释。他一度沉迷毒品，彻底受到药物控制。放下三明治以后，他直视我的眼睛，我看见眉心那个星形刺青下面的疤痕，好像化不开的皱纹。“贝兹，我想要毒品的时候，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要我直接朝克莱顿牧师脸上开枪也没问题。”我相信。但这到底算是自白，还是炫耀？
“如果我们打电话给你母亲，你觉得会如何？”
“她的反应会比杰罗姆的妈妈还糟吧。我刚才也这么告诉他，换做我妈肯定会狠狠数落我。”
“但是你有什么感觉？”
他耸耸肩：“习惯了。”
“真的吗？”
他点点头，一脸漠然。
“有时候，”我说，“我们以为自己习惯了，但其实不断受到影响，只是自己没意识到。”
他耸耸肩，一直抖脚。
罗宾开始念出收到的信。念了四封以后，他抬起头。
“我真的感动得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他轻声告诉大家。之后继续念完，当天稍晚罗宾表示自己也想参与活动，担任辅导员。霎时我喘不过气，脑袋闪过在卢旺达的所见所闻。这是许多人认为不可能达成的宽恕与和解。
而我很清楚，数据显示这完全有可能，心理学研究也证明了“对不起”的力量有多强大。我们应当重新思考被害人的实际需求。修复式正义的文献探讨被害人的四种需求：答案必须真实，必须赋予他们力量（empowerment），通过反复诉说受害故事达成自信重建，借由负起责任或以牙还牙来实践补偿。为了达成这些目的，最好的做法不是审判和刑罚，而是双方对话。审判或刑罚里，受害者被边缘化，沦为不相关的旁观者。智利的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1991年做过一份调查，主题是皮诺切特（Pinochet）独裁时期的人权损害，结果几乎没有受害人想报复，他们渴望的是真相和正义，借以悼念死去的亲友，并期望不会再有下次悲剧。受难者参与双边对话之后，心中恐惧一次比一次减轻，后来对司法系统表达了高满意度。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描述宽恕是“唯一一种出乎预料、开创新局的响应方式，因为宽恕不受制于激发它的行动”。宽恕是奇迹，这个奇迹使生命更好。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临床心理学从20世纪90年代就试图了解这个奇迹的运转机制，后来将其定义为受害者不再消极逃避加害者或试图报复，改以更具建设性、有利社会的心理动力为行为准则，并制作出“宽恕量表”（Forgiveness Inventory）、“宽恕他人量表”（Forgiveness of Others scale）来测量慈悲心与报复心。其中一项研究发现自认受害的心态会导致消极，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则是效率低下和容易放弃。1998年两位心理学家对童年性侵受害人进行调查，结论是宽恕程度高的人后来婚姻较为美满，并据此推论宽恕这种态度可以在不同的生活层面起作用。2008年发表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的研究则指出，复仇并不会为受害者带来认知闭合（closure），也就是对于外界信息或事件得到可以理解的诠释，反而因为焦点集中在犯行者而导致情绪不稳并表现出侵略性。
另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回想自己受害的特定情境，然后进行四种不同想象：聚焦伤痛、心怀怨恨、强调加害者也有人性品质，或者专注于宽恕。而受试者专注于宽恕时，效果反应在生理上，无论收缩压还是舒张压的上升幅度都较低，回想事件经过时脉搏也较慢。2002年，在一组分三次进行的研究中，受试者想象自己遭到抢劫，而事件隔天转折分成四种，分别为获得对方道歉、获得对方补偿、获得对方道歉并补偿，以及什么都没有获得。结论显示，得到诚心道歉者感受较少的复仇心态、愤怒和恐惧，宽恕的想法强烈，而若同时得到道歉和补偿，效果更是接近两倍。
总结来说，报复对自己造成更多伤害。1999年一项实验引导男性大学生认为自己无意间损坏实验室器材，之后实验员们分别表达宽恕、仇恨，或者两者都有，或者两者都没有四种态度，并要求大学生协助将一些对象送到校园其他地方。得到宽恕的受试者最愿意配合要求，遭到仇视的大学生则最不愿意协助。宽恕本身带有馈赠性质，犯行者感受到的不对等非常明确，于是他们也会积极弥补，使双方关系得以对等。也就是说惩罚罪犯就是增加仇恨，导致他们有更多伤人的行为和犯罪率更高，而宽恕却对社会秩序与和谐具有正面效益。
接着要打电话给格什温的母亲。她有空说话也愿意说话，并激动地说了一串阿非利卡语。挂上电话以后，乔纳森与我们分享。
“那边还有人在找你，”他语气沉重，“你两个妹妹每天提心吊胆，怕你跟黑道的牵连会给她们惹祸上身。不过你妹妹还是叫你大哥。我想这代表她们还是很敬爱你吧？而且她们很想念你。”
格什温脸色一白，腿抖得更厉害。乔纳森继续说下去。
“你表哥被子弹打过10次，你另一个朋友被子弹打过11次，所以你母亲的意思是，她希望你回家，却又觉得你好像不应该回家。她说你妹妹需要人照顾，但是你回去的话她们未必安全。”
“我努力过，”格什温脱口而出，十分焦急，“我试着联络，可是她会找借口不见我，不和我说话。”
“多久？”乔纳森问，“你尝试了多久时间？”
“上次见面到现在三年。”
“明天我会带你母亲和妹妹来。我派车去接她们，让你们在这里面对面。”乔纳森走过去，伸手搭着他的肩膀：“你的内心正在哭泣，为你母亲难过。我明天就带她过来。”
格什温看起来几近崩溃，情绪翻涌。那神情像是拿着工具，却不懂得该怎么做。
“贝兹，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子和人说话的机会。”他不断喘息，好像松了一口气。
“现在是什么感觉？”我问。
“很棒。”他精神一振：“这样子我妈妈就不能躲起来了，她得见我，不能逃避。明天终于可以见到她了。”
每天都是新的机会，可以弥补过去的错误
那天离开波尔斯穆尔以后，我沉浸在回忆中。2005年，我二十出头，深陷一段感情中。对方刚从加勒比海地区来到美国一年多，人很好，其实也有很多缺点。他叫乔恩，我们交往原本很开心，直到某一天我接到他太太打来的电话，还谈到他儿子。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妻小，所以受到很大打击。后来我走出情伤，其实只要跳脱全世界都对不起我、都针对我的情绪，每个人都能从伤痛中痊愈。乔恩和我分分合合好几年，他总是将问题归因于乍听合理却又叫人生厌的借口，像是种族问题、学历不高、经济不景气、绿卡很难拿之类。有好几年时间，我心底真正渴望的很简单，就只是乔恩的一句对不起。两人感情随他时好时坏，而我一再容忍，消磨到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为什么我会在波尔斯穆尔监狱这儿想到过去的心碎？或许不该将自己的小情小爱和囚犯的人生相提并论，但格什温使我想起乔恩，他们两人都是社会制度压迫下的产物，也都不得不慢慢肩负起责任；可惜的是他们振作得了一时，硬撑不了一世，最后结局通常令人气馁。社会赋予他们的生活模式有瑕疵，两人已经融入制度、拥抱缺陷。我很幸运没有成为重案受害者，也无权比较生命经验，但我知道情感上的伤痛是怎么回事。
每个人都有过同样的体会，都见过活生生的罪人——说不定他们还犯下重罪或者损害你的权益，然后努力想改变。不只是改变，甚至想从头来过，那种自我改造无论多优秀的心理治疗也难以比拟。所以可以称，他们是现代的圣奥古斯丁、马尔科姆·艾克斯，或者抹大拉的玛利亚——不难理解为什么宗教或传奇故事里面会有那么多例子是罪人变圣人，有缺陷的灵魂经过最崇高的奉献后脱胎换骨。因此，无论一个人在现实和心理上与监狱距离多么遥远，都能明白要与自己的错误对抗、得到宽恕与宽恕他人是什么感受。换言之，监狱不如大家以为的那么陌生，所有人理论上都能想象和理解囚犯的生命是什么滋味。
《信实主》这首圣歌在每天早上的歌单上，我压抑着自己的偏见，一方面觉得宗教在监狱里面容易导致囚犯自我满足而变得消极，却也明白信仰可以带来正面力量。美国人很懂这道理，所以2003年佛罗里达州带头推行，将以宗教为基础的运作模型套用在一所矫治机构，并成为现有的四所宗教性人格矫治所的领头羊。四所机构加起来大约3300人每天进行宗教仪式，包括祷告、读经、生命导师的指引，以及接受如亲职教育、愤怒管理之类人格发展课程。管理人员和志愿者认为狱友们的态度和行为大有改善，而狱友也描述在这种机构内压力较小，对于自我成长的帮助比传统监狱来得大。
我收起质疑，看看今日活动目标。“灌输正直、尊重、信任、清廉的核心价值”。罗恩牧师戴着墨镜出现，丹尼斯也在。
格什温和亚希亚一样穿着白色衬衫出现。我过去坐下，他郑重其事与我握手。安东尼露出招牌的无牙笑容，易卜拉欣一样淡淡点头示意。
问到对自己加害过的对象有什么想法，格什温若无其事说：“唉，罗恩牧师，我觉得很糟糕。”我是不是听见一丝嘲讽？
“我不想谈这个。”易卜拉欣回答。
牧师伸手捧着易卜拉欣的脸，叹道：“孩子，你很快就会恢复。”
他又将手轻轻放在格什温心窝：“孩子，你也一样。”
“你们两个是穆斯林？”他问。两人点头。“你们的内心其实是真正的基督徒。”牧师又轻捧两人脸颊：“我看得出来，是基督徒，你们灵魂深处敬爱耶稣基督。”他把手放在脸上，又把手放在胸前。
“我们一起为格什温祈祷。”丹尼斯低头闭眼。我忍住不耐烦照着做，大家为格什温那迷失但并非基督徒的灵魂安静片刻。
接着我们抬起头。“格什温，你准备好放弃数字帮的身份，不再混黑道了吗？”
“还没有，罗恩牧师。”
“还是打算随身带枪？”
“牧师，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不过我并不打算开枪，回去以后会尽力做个好人。”
牧师很快将注意力转移到易卜拉欣：“你愿意放弃数字帮了吗？”
易卜拉欣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绿色眼珠里有股淘气，但始终没有讲话。罗恩牧师嘀咕说了几句耶稣基督会拯救谁，然后继续：“易卜拉欣，你离开这里以后，会不会屈服于同侪压力？”
“不会。”
“格什温，你回去以后，要住在哪里？”
“老家那边，有朋友，不过也有仇家。也好，他们看到我的改变，会明白怎样过日子才对。”
“好主意！”
糟透了。我快要按捺不住。
休息时间，其他人冲进厕所，只有我和格什温留在原位。我单刀直入地问他刚才是不是在演戏，是不是故意说牧师想听的话。他用力摇头否认。我们对于他要回老家的计划起了争辩。我告诉他美国监狱里的学生回家以后对旧环境避之唯恐不及，因为怕自己陷入同样处境；其中不少人协助即将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分享付出惨痛代价后的过来人智慧，但同时很清楚一定要确定自己先得救，才有余力帮助他人。可是格什温坚持说自己可以抵抗诱惑，能够引导别人走上正途。
我们双方僵持不下，后来他问我愿不愿意留到下午，他要与母亲见面，乔纳森请人接送她，此刻正在路上。于是下午我和乔纳森到入口处迎接格什温的母亲和妹妹。其实他母亲年纪只比我大几岁，见面时生硬地打招呼，然后看似不情愿地在接待室坐下。妹妹19岁，穿着牛仔裤、红上衣，绑了头带，突如其来一阵啜泣。我赶紧坐到她身边。
“其实我不想来。”妹妹涨红的脸上挂着两行泪水，妈妈则一脸茫然盯着墙壁。我拿了面纸给女孩，问她是不是还在上学。没有。有工作吗？她还是摇头。
“我就……你知道的，到处晃……”她擤着鼻子说。
乔纳森回来带大家去志愿者办公室。女志愿者很客气，蹦出一连串阿非利卡语，身上制服是军装风格，还套着战斗靴，看来跟狱警没两样。今天早上她才听说有这次和解面谈，但表示会尽力协助。
格什温进来时，大家一动不动，看着他走到妈妈和妹妹中间的位置坐下。三年没见了，但他面无表情，直视前方。
“拥抱吧！”社工吩咐，格什温听话地和母亲拥抱，但是动作僵硬。与妹妹拥抱之后，女孩再度啜泣。哥哥跟着情绪激动，所以没放手。母亲还是盯着墙壁，妹妹的眼泪在囚服上留下一大块水渍。格什温握着妹妹的手，妹妹手里握着面纸。志愿者开始引导对话，乔纳森在旁边间断地为我翻译。
这是一场情绪的乒乓球赛。原来有天晚上，母亲在非法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家，丈夫在一起，然后，她差一点拿刀捅死了自己儿子。儿子10岁就开始为非作歹，将母亲买给他上学要穿的新衣服当掉换毒品。母亲自己也有酒瘾和毒瘾，她15岁就生小孩，让她怀孕的男人连婚礼那天都是醉醺醺出场的。
“可是他都26岁了！”母亲指着他，越说越大声：“还有个8岁的女儿。女儿有危险，我们也有危险！”办公室里怒气冲天，格什温露出我从未见过的神情，阴沉、混乱、痛苦、迷惘。
“你带男人回家，让他们毒打我的时候，你出面阻止过吗！”格什温将妹妹的手握得更紧：“你也没有保护过她！”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继续留在这里，所以示意乔纳森我要出去，让专业人员和他们自家人私下解决。我对格什温挤出笑容表示支持，然后窜出大门。
我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每时每刻都沉浸在囚犯的故事和哀痛中。后来安东尼说了自己与妻子的过去：“虽然结了婚，但我宁愿去玩橄榄球也懒得出席婚礼或其他聚会。”他不断摇头，慢慢说出更大的过错：我忙着外遇，忙着赚钱。我强暴了继女。
与母亲见面后，格什温的情绪平静了，也吐露心声。“我觉得，怎么说呢？很矛盾。我知道我母亲也是受害者，还有我想见见妹妹，她很在乎我，但是我伤害到了她。我知道自己的行为、自己犯的罪会起涟漪。”我听了一惊，这是修复式正义用于说明的词汇，看样子活动内容已经渗入他们心中。
“可是，贝兹，我还是很生气。而且我不懂，为什么不准我做那些事情？后来我终于想通了，原来终究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想要一个爸爸，我很嫉妒那些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我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毒品。”
这几天活动结束以后，下午我也会到咖啡店坐坐，有机会就问乔纳森的心路历程，为何他把生命贡献给了修复式正义的领域。
他在开普敦郊外的酒乡地区帕阿尔镇（Paarl）长大，祖父的农地在种族隔离时代被强制征收，乔纳森小时候只有在教会里见得到白人。教会规矩严谨，但始终不愿承认种族隔离政策违背道德良知。大人教他要尊敬白人。“那时假如有个白人对我微笑，我会以为是上帝通过他来赐福。”他自己大笑起来。
乔纳森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邻居也怀孕了——生父居然是同一个。之后爸爸又与管家有染，最后抛下妻子和七个小孩远走高飞。他才十年级就得去工厂赚钱养母亲，而且乔纳森发现，自己和父亲其实一个样儿。
“我喜欢女人，爱逗她们，和她们腻在一块儿。为了这个目的，我需要钱。”所以乔纳森使尽手段，比如盗刷信用卡、当扒手，或抢劫。
“后来当然就被抓了。我妈到警局的时候说：‘孩子，我会为你祷告。’有个表哥也来了，还带了《圣经》，我差点儿往他脸上吐口水。那时候我没办法接受宗教信仰。”乔纳森被判六年徒刑，送进波尔斯穆尔监狱的最高戒护牢房，因为有色人种区只剩那边有床位。服刑期间，他学会了英文。
由于表现良好，1990年就假释出狱，当天有位女士在大门口等待，是那段时间乔纳森唯一有联络的对象。两人从小认识，她叫做珍妮。“珍妮说，那天有两件事要做。”他笑得很开心，感觉是美好回忆：“第一是因为我母亲每天早上都为我祷告，所以她要我也照做。第二，她要带我去见我父亲。我听了以后说，‘珍妮，你疯了吗！’那时候我对我爸恨之入骨，因为他根本没回家看过我。我是真的恨他，但结果我被珍妮说服，去了我爸家。才刚进去，一个五岁大的小男孩跑过来，搂着我脖子叫大哥。31岁的我抱着他，牵着我爸的手。虽然我不知道，但其实那就是我对修复式正义的第一次体验。”
“大家见见我太太！”有一天我走进监狱后，听到乔纳森这么嚷嚷。珍妮擦了粉红色唇膏，穿着时髦的黑白套装，乌黑秀发扎成利落的马尾。珍妮的正式头衔是克莱顿牧师，她的职业和丈夫一样，而且就在隔壁女子监狱开同样的工作坊。乔纳森将两人交往过程交代得巨细靡遗，他还年少轻狂、风流倜傥的时候就认识珍妮。“我在我女友家遇见她，一直对她抛媚眼，但是她不为所动。幸好我们还是变成朋友。”
两人保持联系，即使乔纳森入狱了关系也没有断过。1989年1月1日，他被关了将近一年，珍妮忽然亲自探视，让人感到惊讶。他们还是继续写着很长的信，乔纳森将珍妮每次的探视都牢牢记在心底。母亲过世后，他每封信开头都变成“我亲爱的珍妮”，可是其实乔纳森始终怀疑自己只是一厢情愿，以为珍妮不会答应，毕竟她将心力都奉献在教会了。之后乔纳森只能一直暗示，出狱以后希望也保持这种关系。他找到了工作，为烘焙坊开卡车，每天工时很长，但两人仍天天见面。渐渐地，乔纳森的手放在珍妮腿上，她也没有抗拒。不过，乔纳森约她晚餐，在点心里面藏好戒指的时候，还是没勇气开口求婚。直到1991年的某天，珍妮望着他说了句：“答案是‘我愿意’，但是你还记得该问什么吗？”
场内，囚犯们目不转睛看着珍妮。她播放幻灯片，主题是克莱顿家族。艾米·乔伊18岁、卡拉·克洛艾15岁。“我没有要女儿跟着信上帝，但她们自己也觉得这样生活比较好。”屏幕上是女孩参加高中舞会的画面，打扮得好像红色天鹅绒蛋糕；然后换成上教堂的正式穿着，一家人堆满笑脸气质优雅。杰罗姆和格什温张大眼睛看着自己未曾有过的完美家庭，事实上在场的囚犯全部与其无缘。
“两个小丫头，”珍妮笑道，“完全不觉得自己爸爸进过监狱是羞于启齿的事情。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囚犯们看得很着迷，几乎大喊着问。
“因为人的今天比过去重要。各位朋友，这就是我想要说的。每天都是新的机会，可以弥补过去的错误。”
每桩罪行都必须通过双方主动对话才能确认意义
矫治的最后一天终于来临，这是期盼已久的时刻，穿着囚服的男人们用一周时间寻找灵魂，最后难关则是面对因自己所作所为受害最深的家人。
安东尼与我寒暄，表示自己假释案再次被驳回。我告诉他美国那边给了同样消息，监狱直升班上最出色、最有前途的学生，从18岁就待在监牢，已经过了23年，结果那些基于政治因素遴选出来的委员竟认为这还不够，要他继续留在里面。“受害者希望你付出更多时间悔改。”委员会这么对我学生说。还好我不在场，否则一定破口大骂：“干脆割他的肉，称斤称两拿去也罢？究竟司法制度出了什么毛病，要持续深化仇恨到这个地步？”
“其实对我这种人来说，”安东尼指着窗外铁丝网和山丘，耸耸肩说，“外头也没什么好奢望的，说不定真的比较适合留在监狱里，反正我都这把岁数了，可能就老死在这儿。”
安东尼的家人今天没有来，其他很多人的亲属都到了现场，妻子、父母，甚至奶奶、长大成人的儿女，鱼贯而入坐在中间长凳上。尽管是大团圆，一开始每个人互相握手打量，气氛依旧尴尬，没有人来个大拥抱。杰罗姆还因为几天前那通电话焦躁不安，一直东张西望，搓着生了浅浅胡须的下巴，他的母亲究竟会不会露脸？
“欢迎！”乔纳森声音洪亮，“你们彼此的关系破裂了，今天就是修补的机会。主角是你们，由你们上台说话，告诉他们自己有什么感受，比方说‘很难过’‘很生气’，又或者你们也许有疑问，‘为什么’ ‘刑期到底多久’等等。这是你们得到答案的机会，不管想知道什么都可以，为的不是互相埋怨，而是重建关系。来吧。”
亲属们反应踊跃。亚希亚的姐姐首先呼应，在她面前，帮派弟弟双手搁在腰后一副局促模样。整个星期下来，亚希亚总说自己与家人决裂，所有人都讨厌他。他也发表过感触，认为亲属关系造成他内心充满怨怼。
“其实我不认识你，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一起长大。以前我也觉得自己根本不想认识你，因为你是个罪犯。”姐姐打量着他，“可是今天我想跟你说，其实还是有人爱你。”
这位黑帮大哥忽然啜泣起来，脸埋进手里哭得不能自已。“你是我弟弟，我们可以想办法重建这个关系，试试看吧。”说到这儿姊弟俩都落泪，经过乔纳森鼓励，他们好好地拥抱了。
有个白人囚犯已经五年没见到母亲。得知母亲几周前成了寡妇，也不禁啜泣。“儿子，看着我的眼睛，”母亲说，“我会无条件地爱你。”孩子泪眼汪汪钻进妈妈怀中。
看着这些故事一幕幕在眼前上演，我几乎没法呼吸。与格什温母子坐下来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英语里“道歉”（apology）这个词的语源是希腊文“apologos”，原意就是“故事”。整个星期我一直在听故事，他们的童年、犯下的罪、如何与家人断绝关系。可是加害与受害双方团圆以后，故事忽然进入全新阶段，连亲人也成为主角。班图语、阿非利卡语、英语……囚犯们一个接着一个面对家人的真心话。
“告诉我真相。”
“教不好孩子，我觉得自己很没用。”
“怎么有人会偷自己老婆的钱？”
“憎恨是种讲述故事的激烈情绪。”哲学家查尔斯·格里斯伍德（Charles Griswold）在著作中这么说过。修复式正义就是放大叙事过程，使其更广更深，涵盖犯错那方不再逃避的清楚解释。建立修复式正义的两大功臣巴布·特福斯与霍华·泽尔提出见解：每桩罪行都必须通过双方主动对话才能确认意义，而司法仅在“被害者和加害者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洒落现场的泪水仿佛都泛红。字字血泪，不断回荡，一声比一声响亮。“对不起。”
看似冷酷的帮派分子一个个卸下心防在母亲怀中号啕大哭，父亲也终于对自己不了解的孩子表达以往说不出口的爱。一张张带着刺青的面孔涨红泪湿，时间在满满的歉意中流逝，家属们却还有好多想说想问。有些性质敏感的对话，例如妻子面对强暴自己的丈夫，就由辅导员带到其他地方私下进行。留在现场的我，体验前所未见的心灵净化。
“老爸，之后买一辆脚踏车给我吧。我们像以前那样一起出去玩？”
乔纳森喊了暂停。“今天我们在这里待一整天，”他说，“我很乐意一辈子看着大家好好团圆，但是我希望每个人能和家人相处一小时，好好彼此陪伴。别再聊天气了！这段时间对你们很重要，请继续加油。”
杰罗姆的母亲终究没有来。事后乔纳森私下告诉我，车子已经到她家门口，但是她醉得乱七八糟没法上车。杰罗姆瘫在桌上，失落不已。我坐在格什温旁边，他开始聊天。
“贝兹，我想清楚了，还是不要假释。”他嚼着肉饼说，“我还没准备好，现在回去会有很糟糕的下场，我得先学会控制脾气，多和家人沟通。太早回去会出乱子。”
我问他有没有听过马尔科姆·艾克斯。
“是饶舌歌手吗？”
我大概告诉了他马尔科姆·艾克斯的生平，解释一个人怎么在美国监狱里面读书学习，从为非作歹变成社会运动领导者。
“贝兹，我向你保证，”他回答，“我会开始念书，去上识字班。我一定会……贝兹，我真的好难过，对不起家人，对不起自己的人生。”
所有的道歉都是承诺，是语言，也是行为，其真实意义存在于未来。犹太哲人迈蒙尼德给真正的悔改下了定义：“当罪人再次面对同样的诱惑却不再犯错，可以抗拒，就是真的懂了。”我相信格什温是真心歉疚，会好好履行诺言。我也相信这周从每个囚犯口中听到的道歉。然而，宽恕也不能躁进，一步一步慢慢来。他们能否说到做到，以后见分晓。
活动收尾有个戏剧性的高潮。原来在第一天，乔纳森就请狱警帮忙买了三条巧克力，分别交给格什温、亚希亚、杰罗姆三个人。巧克力在监狱可是很难得的，所以在七天以后，他们是否还得出来？会不会自己吃掉，或者偷偷卖给其他狱友？格什温一脸得意站上椅子，亮出巧克力给大家看，用阿非利卡语沉稳地告诉大家：“以前我没办法让别人信任，但是现在已经知道那种个性会伤害很多人。我手上的东西不只是一条巧克力，它对我而言格外有意义。”之后说了英语：“我终于可以感受自己，看清楚自己，然后相信自己。”全场热烈拍手叫好，他们三个站在椅子上挥舞巧克力棒的样子好像荣获最佳球员奖。
那位曾经被关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辅导员PJ，为大家做了一段阿非利卡语的饶舌演出，接着又冷静地分享了自己以前犯下虐待和谋杀案、被关以后在宗教中得到救赎的心路历程。乔纳森上前拥抱，转身对所有参与的亲属致辞。
“请各位认真看看他，”牧师高声呼吁，“然后再看看你们的孩子。他是个好人。他是你的孩子。”
下午威尔伯特又开车来监狱接我。
“女士，您明天就不会再过来了，对吧？”他问。
“嗯，活动今天结束了。”
“希望您不介意我这么说，不过其实我每天载您过来还挺开心的。”
“谢谢你，威尔伯特。”
“每天看着女士您平安抵达，平安回去，我很欣慰。”他迟疑一阵，轻咳之后解释：“事实上我也只差这么一点就要进监狱了。幸好法官说他愿意给我一次机会，所以我尽力做好。这份工作我才做第二个月，但不会再犯法了，要改头换面。”
两个世界在此刻交会。
工作坊结束之后我没马上走，在开普敦多待了一星期。看过监狱，看过白人都会区康斯坦提亚，却没有走得更远，于是决定到比起波尔斯穆尔还恶名昭彰的罗本岛监狱看看，曼德拉在那里关了18年之久。旅游无法掩盖那地方的历史地位。搭上观光巴士，我还是哼着在波尔斯穆尔听见的歌，旋律缭绕心头。“我自由。主，我自由。”
最后一天我又回到康斯坦提亚区，来到一扇办公室的玻璃门前面轻轻敲了两下。招牌很小，上面写着“非洲监狱牧师：专门服务被遗忘的非洲狱友”。
“好，走吧！”乔纳森冲出来，他想带我看看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全貌，不要局限在工作坊的地点，所以就开了五分钟的车过去绕一整圈。里面的景况依然令人沮丧，虽然修复式正义极具潜力，监狱本身却无法提供救赎。将近1/3的囚犯等待审判，南非再犯率又高达80%。我们经过一个被狱友戏称为“阿富汗”的区块，乔纳森解释说那里斗殴滋事特别频繁。又穿过一条双排走廊后，他告诉我：“之前我就在这里楼下待了九个月。”
行经中段B栋，乔纳森请狱警找安东尼和易卜拉欣出来，他们微笑道谢，我也祝两人平安顺心。格什温呢？
“跟我来。”狱警说。我们缓步穿过气氛苍凉的走廊，脚步声不断回响，拥挤的牢狱里许多眼珠子望过来。下午一点钟，格什温躺在上铺午睡，44个室友之中的某人过去戳醒他。
格什温睁开眼睛之后立刻跳下来，扣好扣子跑到铁栅前面与我握手。“我会记住我说过的话，不会忘记的。也不会忘记你，贝兹。”
回美国途中我就收到乔纳森的电子邮件：星期四出现了令人欣喜、极具意义的后续发展。我们花了两小时的时间重新整理周六的活动心得，亚希亚站起来说：“我跟监狱里面数字帮走得太近了。经过上周六，我开始低调，结果受到很多压力。我很想出狱，可是——”大家都以为他要找借口，没想到亚希亚说，“要是我真的能出去，还需要你们多帮忙，支持我走下去。”哈，所有人都呆了。
隔着飞机窗户，我回忆安东尼、易卜拉欣、亚希亚、杰罗姆、格什温的模样，他们活在一潭死水的南非监狱系统中的某处，从波尔斯穆尔监狱换到可以待更久的地方，可能调动不止一次。随着每次转移，岁月如梭，他们那几周的修复式正义成果和情感进步会逐渐消散。被卢旺达和南非鼓舞之后，我问自己，同时也是静默祈祷：倘若修复式正义并不只是司法系统的辅助工具，而是司法系统的核心，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