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1 报复与和解

卢旺达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和那杀人犯做朋友，就别与我们有牵连。

——受害人对修女海伦·培贞所言，出自《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

看看仇恨招致何等苦难，上天竟以爱情断除喜乐。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布鲁塞尔航空1027号班机在夜色中缓缓降落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国际机场，入境队伍短，美国籍旅客无须签证，出去后立刻看见我的行李箱安稳地躺在那里。佩戴高尔夫山丘饭店识别证的男子一下子就找到我，把行李塞进车子以后，车子驶上几乎没有车辆来往的道路，朝市区前进。

饭店如其名位于山丘。涅卢提拉玛（Nyarutirama）区内有七座丘陵，基加利市属高级地段。饭店的住房外观颇具郊区公寓风味，以黄褐色系为主调，但不知是否为了弥补过分单调的景观，许多地方都加上了非洲特有色彩，例如走廊上的长颈鹿和部落传统壁画，房间钥匙绑在非洲大陆形状的皮革上。我要在这里度过六周。

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之所以挑选卢旺达作为监狱之旅的第一站，是因为非洲国家的狱政特别糟：27个国家平均之后，超过收容量达141%，全非洲大陆超过三分之一的监狱人口（至少100万人）尚未受审，换言之，某些国家牢狱内的人可能九成根本无罪。非洲各国政府不够重视司法，贿赂、吸毒、卖淫、强奸十分泛滥。1996年，各国代表团曾在乌干达集会，起草非洲监狱报告书，内容指出监狱对于遏制犯罪几无功效，其后又发表针对监狱环境的“坎帕拉宣言”，明言非洲监狱“不人道”、“管理人员行径恶劣”，结论指出，过度依赖监狱“对司法无正面意义，未保护公众，稀少的公共资源没有好好利用”。

但我来到这里不是要继续感伤，而是希望找到能透进曙光的裂缝。正因为非洲各国司法系统问题严重，所以存在积极改革的空间。危机就是转机。

而我选择卢旺达，其实是因为其他国家听见卢旺达三个字，脑袋里就联想到：种族屠杀。

被害者的国度

1994年卢旺达发生百日大屠杀，胡图族杀害约100万名图西族，手段多为利刃或钝器，这小小东非国家因此在世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卢旺达最近因和平和政治、社会及经济繁荣收获声誉，但人们想起卢旺达，脑子里还是大屠杀。其实事件过后20年，卢旺达已是非洲新生的模范，在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领导下，商业竞争力为全非第三，改革幅度连续六年在世界银行经商环境报告中名列全球第二。2001年起，GDP每年增长都达7个百分点，识字率飞跃提升，国民卫生每人每年负担低于100美元。

卢旺达之所以成绩斐然，部分原因就在于大规模种族和解。文献指出，该国在屠杀事件后设立了“盖卡卡法庭”（gacaca）[1]，属传统聚落的司法制度，由小区居民集结并整理加害与受害者名单，但最终目的并非施以惩罚，而是裁决如何补偿。我也听说卢旺达的司法途径大概是回归了文化根源，鼓励的不是惩罚，而是宽恕与补偿。屠杀事件促使这个国家思考其社会支柱，审视监狱系统，甚至司法本质。

这里有几十万、几百万彼此存在弒亲之仇的受害者与加害者，但他们比邻而居，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相互体谅。以卢旺达为旅程的起点深具意义，因为关于犯罪的对话不应从犯下罪恶行径的人开始，虽然我们总是这样谈论刑事司法：是谁犯案？如何惩治？却忘记将心力放在受害者身上。无论如何关切加害者，都不该淹没我们对于受害者的重视。因此，踏入监狱这个犯罪者的领域前，我必须先浸淫于被害者的国度，踏上其中巅峰，也因此首选卢旺达。

决定以后，第一步是调查卢旺达有哪些非政府组织与我目的一致，能够带我进入监狱。可以寻求的合作对象很多，因为和平、和解及重建是该国当前的精神指标，许多非营利活动以此为主要诉求。浏览过诸多使命宣言后，我锁定其中一个组织，他们的服务对象设定为大学学龄的屠杀幸存者，年纪在25岁以下，很多是孤儿。通过网络与该组织创办人联系后，我很快得知这些幸存者也想探访监狱，因为狱内八成囚犯的罪名与屠杀事件相关。年轻人原本就想发起探视活动，不过迟迟没有实现，眼前有人支持，自然大大欢迎。

前来基加利，我的动机是与年轻幸存者合作，一同进入都是屠杀者的监狱一探究竟。探访行程为何，能有什么作为，甚至如何克服语言障碍等等问题，在旅程之初毫无头绪，但我还是来了，因为首次读到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名字，我就深感震撼：“噩梦到此为止，卢旺达”（Never Again Rwanda，NAR）。

若说有一句话像咒语般贯穿我的童年，贯穿经历大屠杀的犹太人社群，就是这同样一句话：噩梦到此为止。我的族谱上近乎所有先人都在二战屠杀中丧生，或许这是个适合的切入点。

为仇恨埋下和平的种子

“在卡西卢大楼，美国大使馆前面那条路上，一个路口右转。”

为我说明地址的詹姆斯是当地人，身材矮壮，英文说得和卢旺达语一样好，因此成为基加利最多人雇用的出租车司机。

出门之前，旅馆经理塞了一把伞至我手中，奇怪的是外头明明晴空万里。“相信我。”她这么说。

詹姆斯播放着牙买加歌手“良知”（Konshens）的专辑，他在牙买加的舞厅很红，歌词走粗鄙路线。

“卢旺达人喜欢情歌喜欢得过头了，”詹姆斯笑道，“太多爱来爱去，打开电台我就受不了。”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目的地。对面有间挂着红色灯管招牌的美容院，但其实就是一个混凝土箱以蕾丝布做门面，旁边墙壁上用喷漆喷了些图案。我找到NAR组织的招牌，穿过光亮铁栅门走进去。办公室里空空的，四面是褪色的米黄壁纸，只有一两张木桌子和几台过时的计算机，不见任何人影，“良知”的歌声从美容院那头传来。直到走进后面房间，我才找到执行总监艾瑞克·马荷罗，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还系上领带，窝在座位上。见我进来，他腼腆地握了手并开口欢迎。

“要不要见一下计划负责人？”艾瑞克带我回到前面办公室，阿尔伯特·杜库祖穆瑞米已经站在那里。他的外号叫桑托斯，身高一米八，25岁，体型瘦长，动作显得慵懒，与那双锐利的眼睛不相衬。

我们找了张空桌子坐下后，立刻切入正题，不过讨论很吃力，桑托斯英文程度有限，我法文也不灵光，勉强能沟通。卢旺达在1994年以后才将英文课程纳入基本教育，因此屠杀后的世代英文能力参差不齐。有趣的是，卢旺达本身为非洲大陆上少数语言统一的国家，胡图族和图西族使用同种语言，不像邻国肯尼亚数十民族语言各异。

桑托斯和我聊到卢旺达监狱的源流。当年德国殖民者引进监禁制度，1916年比利时接管后拘留所数量大增，形态则有所不同，当地称为单人囚室：非正式但用于拘留的小屋，里头有客厅、客房，甚至厨房，颇具隐私。1962年，卢旺达独立，胡图族政权以流氓或游民的罪名大量逮捕图西族后，将之关进囚室。

换言之，大屠杀事件以后，卢旺达没有足够的基础建设能安置超量的杀人犯，全得将他们塞进有限的空间里。到了1995年，囚犯人数超出容纳量5倍，拥挤的环境带来可怕的结果，数千人感染肺结核与痢疾，犯人真的必须一个叠一个，堆起好几层，他们又渴又饿只能活活等死。1994年的最后六周，基加利中央监狱死了166人。1995年，平均每天死亡7人。卢旺达中部大城吉塔拉马（Gitarama）监狱也在八个月之内死亡900人。犯人多到必须睡厕所，还出现所谓“僵尸”（komeza，原意为“持续”）族群，意指找不到睡觉的地方，入夜后只能走来走去的囚犯。

危机重大，卡加梅总统展现惊人气魄。“让犯人出去。”他直接这么下令。1998年，首先释放年迈的囚犯。2003年，一口气释放了2.4万人，包括重症者、参与政府推动认罪计划者、屠杀事件时未满14岁者。2005年，第二拨释放2.2万人。释放以后，人犯不拘禁在监狱，仍旧要面对控诉，法律依据为1996年针对屠杀行为进行分级认定的立法。

面对惨况，司法正义如何实现？联合国安理会设置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找出要为事件背负最多责任的嫌疑犯加以起诉，程序直到2014年才告一段落，75名被告中65名有罪。卢旺达的法院系统也起诉逾万人，尽管2007年废除死刑，但之前已处决22人。

其余多数人则进入了卢旺达的伟大实验，也就是回归当地传统的司法模式。“盖卡卡”原意为“草”，也就是在大草坪上进行审判和公听，过程完全公开，由社区选出的法官进行审查。听桑托斯描述时我还是难以想象：2006～2012年间，1.2万个“盖卡卡法庭”审判超过120万个案件，除了做出判决，更可以对悔意充分、想复归社会的人提供减刑。

殖民时代之前，“盖卡卡”裁决的多半就是补偿方案，补偿形式可以是物质，也可以是肉体惩罚或死亡。屠杀事件之后，“盖卡卡”的裁判主要是将犯人纳入2005年成立的40个巡回式“公共服务营”（Travaux d'Intérêts Généraux camps，TIG）。大约有5.3万人被送入TIG成为公共服务人员（tigiste），他们以劳动服务作为弥补，造桥铺路、兴建校舍、盖房给无家可归的人，其中当然也包括屠杀的幸存者。公共服务人员每周工作三天，有些必须从家中往返，也必须读书识字，接受建筑技能训练、公民教育、认字学习卢旺达历史，并了解政府政策。TIG为卢旺达政府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又减少监狱人口达53%，囚犯人数减少到5.8万人左右，相较之前已经很低，然而人均受刑人数在全球依旧排名第七。卢旺达矫治署继续努力，并大胆提出将监狱由14座减少到9座。

通过与桑托斯深入对谈，我了解到这么多背景信息。他还表示NAR组织中的年轻人一年前曾经拜访公共服务营，可惜没有成为固定行程，希望他和我合作的监狱探访计划这次能够持续下去。我打量着他那副坚定神情，脱口而出：“桑托斯，你为什么想做这些事情？”

“我想，”他轻声以法语回应，不过很快又改成英语：“你们怎么说的？为卢旺达埋下和平种子。”

若非亲眼见证那诚恳至极的态度，我一定会以为是在演戏。

那天回饭店前，我请詹姆斯带我到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坚强些，”他笑着送我下车，“别哭哦。”这么说的同时他似乎笑了起来。

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

我确实哭得好惨。“卢旺达是个湖光山色、绿意盎然，又充满孩童笑靥的国度。市集里除了熙来攘往的客人，还有鼓手与舞者表演，工匠们手艺精湛。”导览的开场介绍完以后，就进入1994年惨绝人寰大悲剧的细节。虽然不像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那样揪心，但同样精准到位。大屠杀之前已有许多小规模的迫害事件，1959年一连串针对图西族的攻击，迫使数千人迁居邻国布隆迪、刚果、乌干达；35年后妇孺也成为目标，母亲们遭到强暴，还被强迫杀害亲生骨肉，或恶意传染艾滋病毒，也有铁链捆绑和活埋等等。走进儿童室，里面纪念“本该成就未来”的孩子，然而死因令人肠胃翻腾，例如“在母亲怀中被刀砍死”。

走出博物馆，饭店经理预言成真，艳阳高照的天气转为倾盆大雨。路旁牌子写着“请勿踩踏坟墓”，我看了又一阵啜泣。有个十几岁男孩面带笑容，正在为坟墓上铺盖的蓝色帆布清除积水。

“哈啰！你结婚了吗？”他竟然这么大声问。我不知所措，摇了摇头。“从哪里来的呢？”他继续笑着问，心不在焉地继续清理坟墓。

“纽约。”我嗫嚅回答。

“美国人啊！那你应该蛮有钱的。”男孩这么叫道，掀开帆布一角：“你是来看坟墓的吧！”

我耗尽全力忍着没呕吐。底下是个坑洞，里面塞满颅骨，几乎要满出来了。数万颗骷髅头像棒球一样堆在里面，一个个人头，一条条生命。

茫然离开以后，我心绪混乱。刚才的少年是胡图族人，还是图西族人？如果我要对我见到的每个人都猜测其种族，这公平吗？桑托斯忍受的是什么处境？

我究竟该如何面对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

也许该让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发霉腐烂才对。

我晃进纪念品店，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英文、卢旺达文和斯瓦希里文三语对照的语言学习书，另一本是《我们幸存于卢旺达大屠杀：28位见证者》。

“你穿黑色！”为我包装书本的男店员微笑道，“好奇怪，女人不是都喜欢粉红色。”

走出大门，詹姆斯看见我买的书，叫道：“选得好！”接着他说了自己的故事。他也在1994年失去双亲，然后逃到南非，进入肯尼亚医学院，到银行上班，但觉得上班族生活无趣，于是回到卢旺达做出租车司机。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没想到看上去这么乐天的人也是大屠杀受难者，我暗忖哪里还需要手上这本书，史料俯拾即是。

周末我交到一些朋友，通过纽约的人脉认识艾迪，他是演员也是社会运动人士，穿着剪裁合身的黑色牛仔裤、皮夹克，戴了墨镜，来到高尔夫山丘饭店。“欢迎，”他立刻伸手，“你应该认得我吧？”

“认得你？”

“电影啊！”艾迪摆了姿势，双臂交叉，一脸剽悍，之后忽然爆笑。

啊，没错，他在我朋友拍摄的电影《所有卢旺达人》（Kinyarwanda，肯亚旺达，卢旺达的旧名）中饰演狱卒。那是第一部就大屠杀所拍摄的纪录片。

我们开车绕进市区，周边风景有三个主色调：橙红大地，翠绿山峦，奶油色房屋。下过小雨，空气清新，路面还很粗糙，没有多少汽车，只有计程摩托车来回穿梭，险象环生。

艾迪有些事情要办，我就一路跟着，拜访了一个促进和平的社运组织，一个标志上写着“和平、善行、爱国”的年轻人社团和一所学校。他搬了些捐赠书籍进入校园。

“贝兹，你有没有领薪水？”回程时他问起。艾迪有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习惯，就是思绪变换太快，前一分钟嘻嘻哈哈，突然间就神情凝重态度严肃。我回答有。

“我没有，每天就是奉献与捐献。我本职是作家，但是也挺爱演戏的，除了我老婆，我就最爱这两件事。”艾迪写了一本书，是诗集，书名叫做《他们的罪行是我的耻辱》（Their Sin Is My Shame）。艾迪是胡图族。

“很多人为屠杀幸存者写书。”他解释，“不过迟迟没人为犯罪者发声，为没有杀人但因此染上污点的人发声。我们活在耻辱中。”

这番话很深刻，我想起自己在约翰·杰伊学院上课时也会给学生看一部名为《判决之后》（Beyond Conviction）的纪录片，剧情讲述三个犯罪受害者选择与犯人对话。其中一位女子遭到吸食迷幻药的兄长强暴，两人会晤过程令人纠结。她逐步揭开心上疮疤，哥哥也惭愧得忍不住啜泣，根本无法直视妹妹。最后，在妹妹请求下，他终于抬起头。妹妹过去给他一个拥抱。我视线被泪水模糊，画面上那难以想象的大和解太过震撼。妹妹说她已经原谅哥哥，只有宽恕能够治愈伤口，帮她好好活下去，而她希望哥哥能学着原谅自己。

我向学生提出一个残忍但没有真正答案的问题：如果必须选择，你希望是这案子里的哪一边，被害者还是加害者？大家直觉表示，当然是加害者，谁愿意被害？我追问，大家真的确定吗？愿意一辈子背着那个十字架，永远记得自己犯下令人作呕的罪？

承认自己的罪，以余生来背负，这非常沉重，也是自然存在的正义，不假人手的监狱。被害人经历梦魇，但在梦魇中仍能肯定自己的良善；相较之下，有自觉的犯人要终生面对耻辱。

我来卢旺达的时候也带上了一本《判决之后》，以及许多关于被害者、加害者彼此交流的书籍，原本以为参访监狱时能派上用场，却决定下车以后全部送给艾迪。

给他们重生的机会

“你愿意谈谈大屠杀吗？”

今天与监狱参访团体会晤，问题清单上，第一条就列着这个问题。其他包括：“为什么参与？”“对于刑罚有何见解？”我很紧张，当然紧张，因为自己是个白人。尽管以前的工作接触过监狱或年轻族群，但毕竟局限在美国。这里是卢旺达，一个经历种族屠杀历史的国家。

我抵达NAR组织办公室时，学生们尚未露面，柜台有位秘书叫格蕾丝，20岁，每周值班三天。我想和她聊聊天，但显然YouTube比较有吸引力，还好我说出关键词。

“你是作家啊。我也好想当作家。”

很快就敲定了由她为我写几篇短文，一方面她要练习英语写作，另一方面我请她谈谈自己的世代。

“这个世代？”她反问，几秒钟后反应过来，“喔，你是说大屠杀对不对？”格蕾丝的语气像是没当成一回事：“我父母也死了。”

即使语气如此平淡，那句话仍可谓掷地有声。后来我从团体里15个青年口中都得到同样回答，父母双亡这几个字不断翻搅我的思绪。

开始自我介绍。有位NAR人员协助翻译，但听起来五个字变一个字，总觉得自己是不是错过大半内容。我交代了自己在约翰·杰伊学院和“监狱直升班”项目的工作历程，也提到每个月带一批大学生进入监狱里面，与受刑人共处一室上课。这种学习交流活动对双方都造成很大冲击，受刑人开始期许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普通”学生，而普通学生则讶异于受刑人与自己比想象的更相似。卢旺达青年听完后竖起耳朵，我们也想见见受刑人，他们说，干脆申请一个Facebook账户好了。

我接着询问学生，进入监狱以后打算做什么。他们望着我，忽然沉默了。桑托斯跳出来，表示他不打算讨论大屠杀，所有人对这话题已感到疲惫。他们不想停留在罪行上，而是希望释出善意，达到和平与谅解。这个意见在学生间发酵，可是当我进一步询问：那么到底打算做些什么？他们还是沉默。

我说，写下来吧。什么语言都没关系。

这招见效。大家马上动笔列出建议：足球、唱歌、跳舞、辩论会、电影欣赏、短剧表演。我们下一次开会时投票表决，挑选每月一次的参访行程适合安排什么活动。之后也为这个计划取名：“噩梦到此为止，卢旺达”的监狱访问计划（Never Again Rwanda's Prison Visiting Project），英文缩写NAR's PVP。青年团体与和平组织最喜欢很酷的代号。

星期天，桑托斯刚从教堂走出来，服装相当体面，而我只有牛仔裤和球鞋。与学生团体见面前，我们两个坐下来讨论如何遴选参与活动的囚犯。我写下“回归”（reentry）一词，在监狱里面常常有人提，意思是服刑结束，准备回家。桑托斯用力点头。

“对，贝兹，我们应该挑那些要回家的人。”他看着我，眼神有点羞赧：“我可以问一件事吗？ ‘贝兹’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我解释说这只是外号，是小时候姐姐们取的，其实我的本名是出自《圣经》的“芭丝谢芭”（Bathsheba）[2]。

“是个女王！”他叫道。

我开玩笑说那女王的风头总是被大卫王抢走。大家记得大卫，却不记得大卫的妻子、所罗门王的母亲。“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七的女儿’或者‘好运的女儿’的含义。”我又说。

桑托斯听了很高兴，拿了我的笔记本，用大写慢慢拼出一个词：“UMUNYAMAHIRWE”。

“这是你的卢旺达文名字，”他说，“好运的女儿。”

后来学生慢慢到了，也是进教堂的装扮。里头英文说得最好、个性最大方的尤金凑近，他说他母亲在距离基加利市两小时车程的沙隆村一间孤儿院工作。琼与娜塔莉两个人坐在角落有说有笑，娜塔莉和其他许多成员目前都就读于基加利大学，主修商管和经济。

开会了，学生又开始怯场，桑托斯和尤金的翻译也显得零零落落。我们还卡在探访行程要搭配什么余兴节目之中，不久后我完全置身事外；进入民主程序，每个人竭力表达自己的想法，桑托斯只能偶尔抽空告知我共识是什么。访视有一部分是座谈，以小组形式讨论时事，他们挺喜欢我的建议，也就是缩小小组规模，确保囚犯和自由人充分混合。这是我在美国实行的技巧。

气氛活络起来，学生开始为小组讨论设定主题，桑托斯提议“如何维持本国和平”，去年参观过公共服务营的领队马修听了却眯起眼睛。马修之前没空来开会，这天第一次出席，直至此刻发言不多，却忽然吐出一串英文，而且冲着我来：“哪有办法和这些罪犯、这些种族屠杀刽子手探讨如何维持国家和平？”

仿佛有只大象迎面撞来！

“罪犯”。“种族屠杀刽子手”。这些字眼至今都掩埋在漂亮的场面话底下。“和平”。“宽恕”。

所幸桑托斯出声，接着他们继续讨论，也起草一份企划书。事后，桑托斯告诉我他如何一席话镇住冲突。

“我跟他说：‘我们之所以要去监狱探视，是因为我们希望放下恩怨，给他们重生的机会。’他们总有一天会出狱，难道我们希望这些人依旧愤怒、充满仇恨？他们与我们生活在同样的村子里。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是回归。”

我不禁自问：像桑托斯这样的人，只是我想象的幻觉吗？

走过那一段，也活下来见证一切

之后几天，我越来越习惯基加利的生活。“世界迎接基加利”，高尔夫山丘饭店出去的路上有块海尼根广告招牌，广告牌上写着这句标语。没错，世界各地都有人来这里，大半是志愿者，在饭店和市区店家都能遇见。有个医生也是纽约来的，此行目的是要训练卢旺达人使用超音波仪器。荷兰来的新朋友想推动当地女性微型贷款。另一位加拿大籍索马里医师看中房地产的增值潜力。

下午我多半待在NAR，晚上则和朋友出门。早上习惯在饭店房间阳台和电脑约会，享用气味醇烈的卢旺达咖啡并阅读当地报纸。每天都有至少一则屠杀事件的相关报道，例如某人提出反屠杀理念的法律修正案，又或者追踪琼·文肯迪案的后续发展。琼·文肯迪（Jean Uwinkindi）原是牧师，却夺走数千人性命。在卢旺达，1994年仿佛只是昨日。

除了NAR组织，我也试着融入当地文化，主动与音乐工作者接触，或者与每个遇见的人聊聊音乐，否则没有材料能为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做专题。果不其然，音乐是另一条倡议和平与和解的管道，20多岁的年轻人创作的歌曲正向积极，不涉及政治、种族屠杀或者类似的沉重议题。

“爱。我们歌唱的是爱。”外貌和言语一样沉静温和的非洲节奏（Afrobeat）音乐人卡米基说，“我走过那一段，也活下来见证一切，但是该把它放进歌曲里面吗？那样做只会让自己发疯，何况有谁希望动不动就被挑起那段记忆？”

连饶舌歌手也一样。虽说饶舌音乐言人所不敢言，歌手们仍旧表示不希望音乐和政治挂钩。没有任何地方比卢旺达更明白沉默的力量，在这里提及种族议题，说错一句话就是莫大罪过，因为不久以前对其他种族的批判导致了那不可说的惨剧。

“言论自由有可能走火入魔。”卡米基又说，“屠杀事件发生前，大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大约100万人遭到杀害。回顾过去，显然有些话不该挂在嘴边。”

的确，时至今日仍有知名音乐人士因为创作反图西族的歌词而遭到起诉，卢旺达坚持以法律捍卫反种族屠杀的理念。屠杀事件过后，卢旺达成立国家团结与和解委员会（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其下设置国家团结教育营（ingando），获释的囚犯在接受“盖卡卡法庭”审判前得先在那里度过几个月，深入理解卢旺达政府宣扬的和平、团结、和解及反报复的理念。直到现在政府依然鼓励各行各业的百姓，无论学生、政治人物、教会领袖、娼妓、退役军警或屠杀事件的加害者以及“盖卡卡法庭”的仲裁员，大家都可以抽空去团结教育营待上几天，甚至几个月。

有人认为这是洗脑，是政治操弄。我也试着化身怀疑论者，从美国人对言论自由的观点来分析，仔细剖析每个人说的话，想找出思想钳制的蛛丝马迹。然而，我发现在屠杀这脉络下，“洗脑”未必负面，教育和灌输的分界本就模糊。就卢旺达历史而言，对照眼前的和谐宁静，如果他们借此塑造出和平的国家氛围，对言论自由的少许限制和审查是否罪不可恕？

我们的计划有了重大进展。NAR的艾瑞克和桑托斯明天要带着我起草的提案说明前往矫治署。

“不过你别跟着比较好，”艾瑞克说，“承办人员看见你可能会紧张吧。”他迟疑一下，心里在想这个美国教授是谁，到底要干吗之类的。

我点点头，表示无妨，就留在这里等好消息。

后来在波本咖啡厅，也就是卢旺达的星巴克，我和艾迪的死党伊斯梅尔聊了起来。他和艾迪一样从事艺术工作，目前正在制作一部叫做《离异》（The Divorce）的影片，内容述说他和他父母那一辈的隔阂。与艾迪不同，伊斯梅尔同时是伊斯兰教徒和屠杀幸存者。

“我挺喜欢你们的计划。”他点点头，长睫毛底下眼神柔和：“假如是我去监狱，也不想看见一群愤怒苦闷的人。他们迟早要回家，带着愤怒苦闷回到社会不是好事。”

伊斯梅尔解释说，他之所以想制作那部影片，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这一代不能像老一辈那样执着于大屠杀。他说了些童年故事，我的脑海里也满是回忆。十一岁那年的“灾难日”（Yom Ha Shoah），也就是犹太屠杀纪念日的前夕，隔天是希伯来学校的大日子，所有人必须穿上一身黑，普通课程全部暂停，每节课都换成与屠杀事件有关的座谈或影片。整点时，各种活动中断，聆听校长通过广播念出一串名字，是死去的学生亲属，以及他们死前所属的集中营。我们家在整理名单时，父母为了谁在哪里被杀还起了争执。

“不对，不对，雷切尔·苏拉是在奥斯维辛，不是布痕瓦尔德。”

“我要留在家里。”我大声说。

父亲转身瞪我。

“我没有黑色衣服。”我继续说。

“你没衣服？”他咆哮，“你知不知道同胞们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结果你在意的是自己没有黑色衣服？”

我很清楚，太清楚了。600万个鬼魂盘踞我家。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我噩梦里反复出现的场景，因为我小时候母亲一直播放《辛德勒的名单》原声带。我祖父也仿佛无所不在，他在大屠杀中失去整个家族，于是训诫我们千万千万别踏上匈牙利，因为匈牙利人比纳粹还要狠。那个国家的土地里全是你们的血，他这么说。我数得出祖父笑过几次、抱过我几次，却数不清他几度在安息日餐桌上操着意第绪语和父亲大吵，或讲过几次一模一样的故事，也就是匈牙利的纳粹同路人将曾祖父拖出犹太学校，在街上活活打死。祖父的表妹是家族中唯一从集中营生还的人，后来住在我父亲那里。她的故事我也听过太多遍：双胞胎兄弟没逃过一劫，她靠脑袋灵光加上运气好保住一命。长大以后我去欧洲，要进德国还得说谎瞒骗父母。列车穿越边境时有股罪恶感哽住喉咙，那种感受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对大屠杀，我只觉得疲倦。

“疲倦”不足以形容。应该是“精疲力竭”，“阴魂不散”，“遭到奴役”。理智崩坏的氛围充斥在家族间。我将童年记忆说给伊斯梅尔听。从他眼神里，我发现或许他比我自己还清楚那是什么感受。

“好多次我宁愿自己成为受难者，干脆别活下来。”他老实说，“我知道能活着就很幸运了，但并不希望一辈子以这个身份活下去。我是历史事件的幸存者，却不是人生的幸存者。为什么不让我好好享受生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伊斯梅尔的声音缓慢且颤抖：“亲人没办法替换。我当然无法找人取代爸爸妈妈，不可能。但事实就是我已经失去父母，所以谁来代替他们照顾我？是国家。那么，让我好好活在这个国家，让我享受还存在的一切。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可是我也不想总是躲在房间里哭哭啼啼。我想好好活。”

刑罚是回头看，而宽恕是向前看

第二天，我系好iPod出去晨跑，外头风景如画。这片橙黄大地如此丰饶，路旁女性兜售陶器与艺品，搭配色彩鲜艳的狮威啤酒（Skol）广告。但伊斯梅尔那番话萦绕我心头。

他和我祖父两个人都是经历苦难活下来的。我跑着跑着泪流满面，第一次清楚意识到自己多么同情祖父，为他，为我们失去的一切感到悲痛。伊斯梅尔和我祖父同为生还者，却有截然不同的灵魂。

“人对待人是如此不公。”鲍勃·马利的歌声在耳边响起。

我脑袋里又闪过另一段童年记忆，是普珥节（Purim），庆祝古时犹太人逃过亚哈随鲁王（King Ahasuerus）大臣哈曼意图种族屠杀的阴谋。那时家里堆满礼物篮，里面满是食物、红酒、葡萄汁。父亲在客厅读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给大家听，按照犹太传统，每次念到哈曼的名字，我们就要制造噪音盖过去。念到哈曼恶计被揭发，与十个儿子一同被吊死的桥段，父亲得一口气念完，以强调犹太人复仇得胜的光彩。

时至今日，我想问的是：复仇是光彩的事？别人伤害你，于是你伤害回去，这种光彩难道不是伪善、冤冤相报吗？时常有人以“威慑”来诠释司法制度行使暴力，问题是已经将230万人扔进监狱，犯罪问题却迟迟未有改善。司法上的功利观点，以犯行者的人生满足我们的目的（也就是安全），看在犯罪学者戴德丽·格拉什（Deirdre Golash）眼中，完全违反道德伦理。“可以要求犯行者弥补受害者，”她在著作中说，“但不能声称为避免犯人再度加害，于是反过来先加害他们。”

为了解决惩罚概念造成的困境，我研究格拉什的思想好一阵子。关掉iPod，往路旁一坐，我从脑袋里的数据库提取出许许多多与刑罚争议有关的文字。说是争议，正如社会学家戴维·布宁（David Boonin）的精准描述：“国家机关对某人做出的处置手段原本不符合道德标准，但为何因为此人违反所谓公正合理的法律，就会使得国家机关采取的手段变得符合道德标准？”监狱在多数人眼中是报复。然而，若矫治合理，报复是否也合理？另一位思想家塞内加（Seneca）出来发声。“‘报复’是抽离人性的词，糟糕的是多数人视其为正道。报复的本质与犯罪无异，只是先后顺序不同。”他这么解释，“以暴制暴就是犯罪，但比较容易找到借口。”

最后一个登场的是詹姆斯·吉利根（James Gilligan）。他形容刑罚是“社会定义为合法的集体暴力”，而犯罪则是“被定义为非法的个人暴力”。“刑罚不具预防或抑制的功能，反倒会激发未来的暴力。”

总结而言，刑罚永无止境，只会一再反复。刑罚起源于无力感，目的是角色对调后再现痛苦情境。在刑罚过程中，我们迎接罪恶，并赋予它控制心灵的庞大权力。刑罚是回头看着过去，而宽恕是向前看，消弭暴力循环，帮助我们不再受制于加害者造成的影响。因此有一句谚语说：争端止于宽容。

我起身，转头，朝山丘跑回去。

伊斯梅尔和我祖父。一个人浑身散发出放下之后的自由和平静，另一个执着要全世界陪他一起伤痛。许多研究提及宽恕对人有益，心存仇怨则健康受损，现在我亲眼证实了。

后来几天还是没等到NAR组织取得参观监狱的许可，同时我焦急地观望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在一家叫“洗车场”的餐厅里，我和朋友诺琳加入了大选守夜派对。来到卢旺达的第二夜我就与她结识，那天诺琳和一群来协助本地航空公司发展的外籍人士到这儿小聚。才24岁，又是基加利本地人的她，踩着高跟鞋、穿着无袖背心裙在夜色中露面，那模样让人以为自己看见海市蜃楼。

今晚诺琳喝多以后，说起自己的故事：父母信仰基督新教五旬宗，禁止她阅读《圣经》以外的任何书籍，家中也不能有世俗音乐。诺琳一家是图西族人，1994年之前的小规模屠杀事件中就逃往乌干达，还改名换姓假扮胡图族。多年过后，他们与将近50万受迫害的同胞回归，却发现亲族几乎灭绝。

诺琳说起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口吻好像在描述刑期：她常常锁在房间里大哭，盼望自己有个正常的人生。好不容易她获得加拿大一所大学奖学金，兴高采烈地过去了，又讶异得知自己是方圆几里内唯一的黑人。她觉得遭到排挤，孤单寂寞，罹患严重忧郁症，沉溺酒精与药物，最后只好回国，可是依旧不肯与双亲同居，选择在国内大学完成学业。

听诺琳敞开心胸，我却暗自沉思所谓“受害者”三个字是不是太过简略，足以误导思考。想到受害者，我们以为罪行是单一的，但事实上，一桩罪的影响会向外扩散，波及周边每个人，乃至于家庭和小区，伤痛在整个网络中流窜。

“有一段时间，我想杀光所有胡图人。”诺琳自白道，也表示自己还是常常觉得愤怒，即便没有明确原因。有几次，晚上喝得太醉，被人踩到脚就会破口大骂对方是“他妈的死胡图人”，然后被店家找人给架出去。疗愈之路还很漫长。

愿大地永远和平

隔天醒来，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CNN报道美国总统仍是奥巴马，但艾瑞克转述：“卢旺达矫治署说不行，这计划不可能核准。”程序使我们精疲力竭，我们的做法使矫治署官员觉得自己被轻视了。我们不应该吩咐他们应该怎么做。这里他们说了算。我们应该求他们，而非吩咐他们。我听了很沮丧，行前艾瑞克还担保没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这种事情说不准。

“让我和玛丽谈谈看？”我拜托道。玛丽是矫治署署长。艾瑞克表示他试着安排双方下午会面。

关上笔记本电脑，我拿了钱包去拜访一位“上帝的琼”（Jean de Dieu），他领导的组织是“平安：和平教育”（Shalom：Educating for Peace）——从人名到组织名，都在暴露希伯来文化背景。我一开始就担心遇上阻碍，所以持续追踪本地从事监狱改造服务的单位。琼与我在卢旺达随处可见的自助餐厅共进早餐，他笑起来露出大大的齿缝，一边笑一边介绍自己的背景。与许多人相同，琼目前靠这市场为生，至少是有此打算。他在南非取得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司法、和平与反贪腐行动之间的关联，于是成立组织针对这些领域给年轻一代提供课程。后来我得知琼是“混血儿”，母亲是图西族，父亲是胡图族。他妻子同样是两族通婚的孩子，在1994年失去母亲，与兄弟们躲在地下室好几周才幸免于难。

“要不要参观和平村？”琼问。我说好，但压根儿不知道和平村是什么地方。

琼开着1981年的丰田汽车载我上路，车子外观和声音不像能熬过山路，而鲁林多省（Rulindo）距离基加利还有两小时车程。路上接了鲁林多的代表塔西斯先生以后，车子走走停停，最后抛锚。两人连声说无所谓，车子停路边改搭公交车就好。我听了背脊一凉，但他们异口同声表示一定来得及让我回矫治署去见玛丽。

我们上了一辆贴满切·格瓦拉图像的小巴，我差点儿被挤得坐上乘客大腿。路上风景美得令人惊叹，道路往山林高处绵延进入一片碧绿。巴士开进森林空地，周围松木嶙峋，鼓声流泻相迎。

约莫300人聚集于此，他们坐在地上，身着宽大T恤，披着鲜艳布幔。前面几张椅子上坐了三个男人，一身松垮西装，头上却戴着牛仔帽。看来村民们早已等着客人，一看见我们就唱歌鼓掌。我也跟着拍手，然后勉强听得出一个字，“amahoro”，“和平”的意思。琼凑到我耳边翻译：“和平，团结，和解。埋葬种族屠杀思想，将它烧毁。”

“这是村民集会，”他继续耳语，“他们正在计划官方和解周的活动，时间在这个月底，塔西斯过来督导。”我点点头。

“他，”琼指着正在发言的年长村民，“正在说明村子的计划，包括种树、准备食物，还有庆典。”

轮到塔西斯发言，他强调良好治理的价值，讲了很久还没讲完。琼偷偷翻了个白眼：“这些政治人物啊。”

忽然有十几个村民起立，其他人拍手喝彩，之后他们又坐下。

“那些人刚刚正式获得饶恕。”珍解释：“他们已经做完补偿，所以得到原谅，永远受到村子欢迎。”

我听了一愣。19年前这个村子像是屠宰场，胡图族与图西族两方厮杀。如今通过认罪与补偿，加上众人齐心推广和平理念，竟然就能和谐共存。

“接下来换你哦。”珍提醒。连我也要？ “是传统，有外籍人士来村子的话，都得讲讲话。”

对这种活生生的奇迹，要说什么好？先说句murakoze吧，这是感谢的说法。

“这位是琼恩吗？”有个村民大声问。不是，琼代答。

琼恩是另一个白人，上个月来过。

我在心里怀念祖父，真希望他的魂魄可以来这块圣地看看。接着我告诉村民们，从比较遥远的关系来看，我也勉强算是所谓的受难者、幸存者，而来到卢旺达之后，我有许多感悟，因此我对于自己的先人们有了前所未见的同理心。我从小到大的感受都没有此刻这样深刻。宽容、和平、温暖，这才是爱。与我家客厅那种无止境的悲苦哀痛不同。那里传承的伤疤永不能愈合，没有罪人可以像我方才所见，起立接受大家鼓掌。对以前的我来说，那太过奢求。

真希望我自己的国家如这小村子般懂得宽恕之道。美国酷爱刑罚，仇恨心态化作数百万座牢房。监禁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托克维尔及古斯塔夫·博蒙（Gustave Beaumont）1831年到访美国以后，对于监狱人口数大感惊叹，直说监禁已然是美国的国家仪式，被视为“治疗社会败坏的特效药”。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说：“宽恕万能的社会将会冷酷无情。”然而刑罚万能的社会则野蛮残忍。美国文化灌输我们的并非宽恕，而是将报复当作正义。

我感慨自己家乡的社会支柱与此地不同。支柱在这里实实切切：集会结束后，琼和我一起摆姿势，站在村里的和平纪念柱前面拍照。它竖立在集会场中央，上面写着“Amahoro N'aganze Kw'isi Hose”，意思就是“愿大地永远和平”。

傻子才能笑看牢狱

回去的路上尘土漫天。我和塔西斯、琼在公车站附近的自助餐厅用餐，赶回矫治署之前塔西斯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一段话：“Umugabo mbwa aseka umbohe”。

“卢旺达的古谚，”他解释，“意思是‘傻子才能笑看牢狱’。你这段旅途会很辛苦。”

时间有些紧迫，我回到NAR组织与桑托斯会合后，搭乘小巴再度出发。迟到了，所以我们快步登上阶梯冲进混凝土大楼。“正义，矫治，知识，生产”是矫治署门口的题词，我觉得听起来极度先进、追求效率，换句话说就是非常具有当代卢旺达风格。例如BBC曾经报道过，卢旺达有“粪便发电监狱”这类基于创新思维的设计，有些监狱75%的电力依靠人类排泄物。

“没有身份证件不能进去。”门口一位严厉冷漠的女士拦下我。

“拜托通融一下好吗，我们得进去开会。”我哀求道。桑托斯淡淡说了一串卢旺达语，我挤出甜美笑容尽量压低姿态。

那女人终于妥协。又爬了一段楼梯，进入办公室等候。房间里面有一幅大型的卡加梅总统肖像画。

我解释之前通信时就提过的计划动机，可是署长玛丽听完后表示：“这里不是这么做事的。”接着她语气强硬，“这个计划我无法核准。”

桑托斯身子前倾想要讲话，我出面打断。

“没错，您说得对。”我附和。桑托斯看着我，神情不解。“你们有你们的程序，有所逾越是我们的错，很抱歉。”然后我取出约翰·杰伊学院的名片，放在双方中间那张咖啡桌上。

“不过若您有机会到纽约，还是希望您能抽空来我们大学看看，向教职同仁说明贵矫治署惊人的成绩，毕竟您已经是这领域的权威。”

玛丽拿起名片仔细看了看。“约翰·杰伊，”她喃喃自语后望向我，“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对吧？”

“是美国在刑事司法领域的顶尖，因此很希望您也能到纽约参访。”

“约翰·杰伊……”玛丽又自言自语。

其实之前我就说过好几次我的背景，连请求函上也注明了，但显然直到此刻，名片拿在手里，她才真正注意到。玛丽迟疑一会儿，接着奇迹出现。

“让这位教授进去吧。”她对助理说，“无关加害或被害，也不是单一个人的创伤，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的目标也是凝聚社会整体的力量。”玛丽忽然这么说，桑托斯听得瞠目结舌。

“你们的计划也着重在社群重建，十分有意义。好，我们会让教授和学生进去，时间定在星期五。”

“不好意思，有没有可能安排在明天？”我恳求说，“因为非常不巧，我星期五就得搭机返国。”

“可以，没问题。”玛丽带着助理出去，进入另一个房间。桑托斯盯着我，神情夹杂着迷惑和敬仰。

“真是太棒了，贝兹。我觉得很……很感动。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做到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虽说很开心事情有所进展，却不免觉得可悲。关于监狱，关于生死，这些决定可以如此任意。在美国，我也亲眼目睹过无数次，假释通过与否决定了学生未来，但是为何通过或不通过，并没有清楚合理的说明。除了学术地位，我在卢旺达没有任何管道或理由能促成这计划；在纽约的学生西奥也一样，服刑22年期间表现良好，已经确认获释之后会有工作，还能以体保身份进入大学，加上他是三个小孩殷切期盼的父亲，除此之外，确实没有任何理由了。但他的假释案没有通过，再犯记录明确的斯蒂芬却能出狱。“罪行性质考虑”，假释审查委员的决议书上只有冷冰冰的这样一句话。

回来时，玛丽手上拿着主管机关的正式授权书：

根据NAR组织于2012年11月5日送达卢旺达矫治署之请愿书，于此许可贵单位11人团队参访卡萨博（Gasabo）监狱，以期协助全国监狱狱友复归社会。贵单位之代表团可于一般会客时间进入卡萨博监狱。

将他们视为人，人与人才能和睦共处

隔天到了NAR组织办公室，行程已经规划完毕，桑托斯打印分发。学生们开心谈笑，帮忙将一箱箱饮用水搬到车上。

“就是今天。”他向我打招呼，身上穿着白色POLO衫，背面印了NAR组织的标语：“充实青年成为活跃公民。”

40分钟后，我们抵达目的地。卡萨博监狱的外观是方正砖造建筑，围了刮刀式刺网，有一座类似角楼的哨塔，居高临下看着基加利郊区的小巷，整体有种中古欧洲风味，与纽约上州的监狱相仿。我想这并非巧合，非洲监狱本就源于西方殖民，16世纪时沿岸地区的碉堡军营中设有拘留所，提供奴隶交易时的禁锢，以及帝国侵略部队的规训惩戒之用，并且维持到18世纪80年代。

20世纪早期，非洲大陆建置监狱时依旧模仿殖民时代的设计，重心放在控制，还有阶级的塑造强化，所以有许多隔离空间极富戏剧氛围，一具具黑色躯体被关在里面遭到践踏羞辱。监狱外观无声中道尽千言万语，西式高楼整齐排列，用意是教化里头的野蛮土著，因此他们必须被塞进拥挤的牢房。我眼前这座监狱是典型西方霸权的象征，即便殖民时代的主子们离去了，却留下伤口持续发炎溃烂。

穿过正门的路途轻松自在，而且狱方准许我们使用摄影机和移动电话，不过要先在办公室等候进一步通知。学生们依旧活泼谈天，情绪平和。墙壁上有一幅裱框的卡加梅肖像、标示监狱所在位置的地图、说明管理层级的表格，以及黑板上列了好几串数字。艾瑞克和桑托斯与官员交谈，我听见几个英文单词：“到此为止”“种族屠杀”，以及“重建和平”。

一位监狱管理员前来接待，是个很有朝气的女性，进来以后堆满笑脸说：“贝兹教授，非常欢迎。”与我握手以后她指着黑板，解释数字4528是当天狱内的囚犯人数。

接着她带我们走出办公室进入监狱，绕到一栋像工厂或者说车库的楼房。路上遇见一群群囚犯看似在散步，但都没有正眼瞧我们。囚犯身上的制服颜色鲜亮，已判刑者是橘色，等候审判者是棉花糖一样的粉红色。气氛平淡，不像美国监狱仿佛时常从暗处透出鬼祟的视线。

有大约100名囚犯安静坐在木头长凳上，有些看起来才20出头，也有一些过了中年。我们在他们正对面就座，艾瑞克拿起麦克风开始介绍，一直重复“murakozes”（感谢）这个词。

接着是唱歌和鼓掌。一个卷发、英俊、穿着卡其色制服的帅气狱警出面，他先自我介绍叫做罗尔夫，表示今天担任翻译，会一直在我耳边低语。

“我们为爱而来。”桑托斯说完引来一阵拍手：“今天我们想与大家谈谈时事，关于性别这个议题。两性平权究竟是什么意思？”

之后讨论颇为热烈。学生们轮番上阵，但看得出来都在桑托斯指挥之下，而且他表现相当好。我很惊讶原本沉静的他可以变得这样健谈活泼，是个十足的领导者和老师。

“国家可不可以交给女性领导呢？”桑托斯问。

“不行！”有个囚犯大叫，“之前这监狱就是给女人管，换成男人做主以后好多了。”

“女人太情绪化了，怎么治国！”另一个囚犯嚷嚷。

有很多异议。

“胡说八道，男人和女人都会情绪化，”我左边一个囚犯也加入讨论。会场气氛热络，每个人看起来都很自在，能在场见证是种荣幸。学生带领囚犯分小组进行更深入的对话。

“你的枪呢？”我问一旁的狱警。

“我们不带枪。”罗尔夫这么回答。监狱里几乎从未出过暴力事件，秩序倚赖囚犯自治团体维持，他们选出主任与分区管理的小组长。罗尔夫笑说，其中一区被大家戏称是“得克萨斯区”，因为那边的囚犯比较有钱。负责维护安全的小组长的正式职称是监察员，有了他们以后，狱警连进入监狱的次数都降低很多。选举定期举行，小组长通常是种族屠杀事件的犯人，教育程度并不低。事实上，种族屠杀罪犯整体的教育水平较高。

老实说，看着这群囚犯的时候，我仍旧下意识回想到那天看到的头骨。有100万这样的人。接着我脑海闪过：尸体、强奸、砍刀。他们杀了人，这些人是凶手。可是眼前所见的事实是，彼此同为人类，而且面对着逃过自己迫害的幸存者也能表现得如此和善合群；幸存者也大方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我的脑袋和心灵都困惑了。

“美国的监狱比较严苛？”罗尔夫问。我点点头。“听说那边不给囚犯用网络？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确实如此。他听了很惊讶，接着告诉我在卢旺达这边，存在一种监狱经济，囚犯从事诸如洗衣之类的劳务或生产商品，大半接得到外界提供的工作，可以留下收入的一成自用。

“囚犯可以出去工作？”轮到我大吃一惊。

“当然啊，”罗尔夫那表情就像在说你这傻白人，“我们还和他们一起打球，彼此之间没什么分别。”“最大的区隔，”他指着自己上半身，“就是衣服不一样而已。”

“可是，”我忍不住了，“应该也有狱警是屠杀幸存者？要他们和囚犯平起平坐，不会很煎熬？”

他又瞪着我。“不会啊，”罗尔夫语气肯定，“不就是你们所谓的……宽恕？”我可真是个傻白人。

我哪有这么无知？潜藏心中的那个愤世嫉俗的纽约人浮现，我开始寻找卢旺达这套和平假象的瑕疵，认定底下藏着贪婪与自我中心。我找了又找。宽恕？即便尚未看到卢旺达全貌，也许他们的社会依旧分裂，“盖卡卡法庭”有问题待解，政府过度干预言论，每个人都被思想改造了才总将宽恕挂在嘴边——但事实上，我目前所见的成果太过惊人，就算只是表面功夫，仍难以否定其价值。行为心理学告诉我们：说了无数次“宽恕”，我们真的就能将宽恕融入生活，一直提倡刑罚反而会陷入混乱深渊。

小组讨论结束，各自发表心得，又是轮番演讲、握手，双方都笑得开心。意犹未尽，但时间很快到了。

“我们还有很多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告别时罗尔夫和我多聊了几句，他觉得美国的高科技安保措施以及官方监禁程序都很棒：“希望你在这里也有收获。”他可真是太妄自菲薄了。

志愿者团队走出监狱，旁边一群群穿着制服的囚犯没有大惊小怪。一个女学生冲过来挽起我的手臂，看起来乐坏了。她说这次体验很好，十分期待下次机会，也希望能与囚犯有更多相处时间，她觉得他们聪明、有趣，提出很多创意想法。

“这一趟真的……嗯，好棒。”回程车上，另一个学生也笑得开心：“看得出来他们同样很雀跃，小组讨论的时候非常有想法，脑筋都很好，我也跟着兴奋起来。其实我们可以从人犯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回到办公室，桑托斯也有所感慨：“我们要更努力创造美好的世界。这也是重建和平的过程，确保监狱里的囚犯就像外界公民一样是人类，这样等到他们回家，人与人才能和睦共处。”

桑托斯是真实的人，这里的学生都是真实的人。他们是种族屠杀的幸存者，刚刚进监狱探访的是屠杀事件的凶手——说不定杀死学生父母的仇人也在里头。但他们回来以后乐昏头，惊觉“他们”就是“我们”，犯下兽行不代表沦为禽兽。如罗尔夫所言，双方区隔不过是身上的制服。

我怎么说得出这种话？看过大坑里面的头骨，我怎能认同手段残暴的杀人凶手？可悲的是，单就20世纪来看，地球上有超过5000万人死于所谓“文明”的政府手下，其中包括纳粹德国、土耳其对亚美尼亚的种族屠杀等等。这些例子说明了良善的老百姓很容易摇身一变成为刽子手。到了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年代，赤裸战俘被迫叠罗汉，只因为美军想要站在人体积木前面拍照留念；又或者逼他们套上狗链，甚至互相口交，士兵在一旁鼓噪欢呼。

真相是——恶存在于人性，普通人和施暴者的区隔并非恶的有无。恰好相反，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若是机遇不同，双方立场可能就会对调。

我和学生告别时心里满是踏实，知道监狱访问计划交到他们手中一定能够长长久久。毕竟已有基础架构和官方许可，甚至找到赞助单位。后来，桑托斯告知计划扩大到全国各地监狱，时间因此拉长，活动内容加入电影、运动和艺文，相信成果会更加丰硕。

我在基加利国际机场内的波本咖啡厅等候班机时，取出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图图说：“宽恕并非无视已经发生的过去，而是毫无回避认真面对，最后拔除记忆上的刺，防止毒性扩散全身。宽恕代表理解犯行者，发挥同理心，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感受究竟是什么样的外力、压力迫使他们采取那种行动。”

我见证卢旺达实现图图的理想，实践自己一路上接触到的学者、思想家所提出的见解。我亲眼看见何谓同理心，何谓补偿，还有将和解这个概念发挥到淋漓尽致。于是我也可以引用那句流行语告诉大家：不必听信我，但应该听信他们。

虽说最后我在卢旺达只去过监狱一天，实际上我时时刻刻看着当地人对牢狱的体悟。这个国家自身正在服刑，受害者是尚未回归自由的人，由外界公民对他们做出补偿。卢旺达也是个巨大的法庭，进行着巨大的司法实验，它完全转变了我们对于监狱的概念。世人大半还相信惩罚随罪行而来，我却在这里看见截然不同的循环，以治愈、弥补及人性中最崇高的宽容为根基。实验之中，我目睹最悲惨的浩劫生出了崭新理念，相信纵使没有监狱，受害者与幸存者的苦痛仍能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得到平复。

卢旺达为这趟监狱之旅提供了坚实的起点。若要重新审视司法制度，必须长时间与幸存者、受害者相处——他们才是思考犯罪问题时的优先。所以接下来我要进入加害者的世界，也就是位于南非的波尔斯穆尔监狱（Pollsmoor Pr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