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七月十五日上午，曾经送罗斯福去纽芬兰海面与丘吉尔举行有历史意义的会晤以颁布大西洋宪章的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又载着哈里·杜鲁门在安特卫普靠岸。中午一过，他就登上总统座机“圣牛号”，飞往波茨坦参加代号叫“终点站”的会议。
战争迫使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结成别扭的联盟，和平的来临却暴露了隐藏在东西方之间的敌对情绪。在雅尔塔结成的联盟业已开始瓦解。斯大林违反他做出的遵守“解放欧洲宣言”的许诺，企图赤化苏联红军解放的东欧所有地方。他自己也怀疑西方在他背后搞阴谋：杜勒斯小组不久前在意大利北部结束的“反苏”谈判就是证明。
新总统杜鲁门打算怎样去对付俄国人，这是毋庸置疑的。莫洛托夫已经发现他的坦率使人感到不安。“美国准备忠实执行在雅尔塔达成的所有协议，我们只要求苏联政府也这样做，”在华盛顿首次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时，杜鲁门总统这样对他说过，“但是，我要说消楚的是，只能在双方共同遵守协议的基础上才能这样做，而不能在只有一方遵守的基础上。”
“我活这么大年纪还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过话：”莫洛托夫怒气冲冲地大声说。
“你执行协议，别人就不会这样跟你说话了，”杜鲁门说。
杜鲁门要使“终点站”达到什么目标，这是明白不过的。他要的是为占领德国建立公正的政治经济原则，实施“解放欧洲宣言”(特别是有关波兰部分)并解决赔偿问题。所有这些都将列入全会的议程。但是，对结束亚洲的战争也应给予同等注意——虽然是在非正式的场合。在杜鲁门看来，在波茨坦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不能在正式会议上解决，而需要私下会见斯大林。根据马歇尔和麦克阿瑟的要求，他要说服苏联尽早加入对日战争。即使他已经知道很快就要在新墨西哥州试验一颗原子弹的秘密，他还是要这样做。
他来参加会议时，带有一份呼吁日本投降的宣言草案。这份草案是在一个曾经致力于阻止战争爆发的外交家——约瑟夫·格鲁——的怂恿下草拟的。轰炸东京引起大火的报告使格鲁大吃一惊。他于五月二十九日(当斯退丁纽斯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会议时，格鲁任代理国务卿)会见了杜鲁门，请求总统发一文告通知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结束天皇制。他说，如果没有这个保证，日本是不是会投降是很值得怀疑的。国务院的远东问题专家，例如尤金·杜曼·约瑟夫·巴兰坦和乔治·布莱克斯利教授等，支持格鲁。
“我已考虑过这个问题，”杜鲁门回答说，“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他要求格鲁大使，在最后作出决定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海陆两军部长进行磋商。
史汀生和福雷斯特尔两人“颇喜欢这个想法”，马歇尔也是这样，不过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担心“此时公开发表文告，恐怕时机不成熟”。史汀生认为，公告的措词如何应看原子弹试验是否成功而定。这位陆军部长已越来越专心致志于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他领导着一群卓越的文官，即被称为“临时委员会”的机构。这个机构包括三名著名的科学家在内，组成的目的是要向总统提出，原子弹爆炸后在政治、军事和科学各方面将会产生什么问题。他把他的结论提交给了这个委员会。两天后，委员会与马歇尔将军及一个四人顾问团即“科学小组”开会磋商。“诸位，”他说，“我们的责任是建议采取某种可能改变文明方向的行动。我们已有了一种新式武器，不久就可爆炸，其破坏力是空前未有的。今天，首要的事实是战争。我们的重大任务就是要立刻成功地结束战争。我们可以设想，新式武器会使我们握有压倒一切的力量。用我们所能有的最大智慧来运用这个力量是我们的责任。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使用这种新式武器，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会产生什么影响。”
“科学小组”的一个成员、负责原子弹设计和试验的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估计，爆炸一颗原子弹能杀死两万人。这个数字使史汀生大吃一惊。他插话说，目的是摧毁军事目标，不是平民的生命，例如，已列入轰炸目标的城市之一京都就不应该轰炸，因为它是个文化中心，当地的神社颇受人崇敬。他对这个古老城市的知识是偶然获得的——不久前，他的朋友的儿子(研究东方问题)曾把京都的美景详细地告诉了他。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应该使用原子弹，对于这一点，马歇尔将军毫不怀疑，但他却不愿用自己的威望去影响这个委员会。他说，他也希望用不着扔原子弹，因为这样做会过早地把美国拥有的新实力暴露给苏联人，从而降低原子弹在战后的威慑作用。
会议休会大家去进午餐时，另一名咨询科学家阿瑟·霍利·康普顿博士转身问坐在左面的史汀生，是不是能搞某种非军事的示威影响日本人。对这种可能性，饭桌上展开了辩论。如果预先宣布要投在日本某个偏僻地方，携带原子弹的飞机可能被击落。还有，如果示威性的炸弹不爆炸，那又怎么办!可能引起的问题实在太多。如果在中立地带进行试验，日本人可能认为这是假的。结论是，应该尽快使用原子弹“轰炸一个能明确显示其破坏力的目标”而不预先提出警告。
临时委员会的三名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科南特和卡尔·康普顿——同意这一意见。然而，其他一些参加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却被这个意见搞得目瞪口呆，他们为首的是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学家、从德国来避难的詹姆斯·弗兰克博士。他和另外七名著名科学家联名给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报告：
“……如果美国首先将这个毁灭性手段不分青红皂白地加在人类头上，它就会失去世界公众的支持，造成军备竞赛，损害将来达成控制这种武器的国际协议的可能性。”
“如果选择适当的无人居住地区首先向世界显示核弹的威力，那就能为最终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创造更远为有利的条件……”
周末，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试验场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后，阿瑟·康普顿、奥本海默和科学小组的两名成员——欧内斯特·劳伦斯和恩里科·费米——起草了对弗兰克报告的回答。康普顿追溯说，“我们六月十六日把这个报告交给临时委员会时，心情是沉重的。”
“……那些主张来一次纯粹的技术示威的人希望宣布使用原子武器是非法的，生怕我们现在用了它会在将来的谈判中使我们的地位会受到损害。其他人则强调，立即在军事上使用它，就有拯救美国人生命的机会，他们相信这样使用原子武器能改善国际间的前景，因为他们更加关心的是防止战争，而不是消灭这个特种武器。”
“我们觉得我们比较同意后一种意见，技术示威不大可能结束战争，除直接在军事上使用外，我们找不到其它可以接受的替代办法【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在圣母大学所作的一次讲话中，爱德华·特勒博士对这一决定在示遗憾：“我们本来是可以在东京上空在安全的高度爆炸原子弹的，这样做除了震动窗户外不造成其它破坏。我们本来可以用绝妙的方法表明，人类在技术上的聪明才智是可以阻止一场景可怕的战争的。”——作者注】。”
在华盛顿，史汀生和陆军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当时正准备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举行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以便决定是封锁日本炸得它投降呢，还是在日本的主岛登陆。麦克洛伊反对这两种计划。几个星期来，他一直私下与格鲁讨论日本的前途，两人得出同样的结论：应该向它提出体面投降的条件。麦克洛伊答应发挥他对史汀生的影响。现在，他说：“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解决，那我们就得检查检查我们自己的头脑。”美国控制了海洋和天空，另外，它还有原子弹，应该允许日本在立宪的基础上保留天皇，允许它得到，但不是控制重要的原料。
麦克洛伊继续说，总统应该以自己的名义致函天皇或铃木政府，一方面阐明这个条件，一方面威胁它，如果它不接受，那末美国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在日本使用新式武器——原子弹。这样一个程序便有可能在不再造成伤亡的情况下结束战争，如果结束不了，美国不得不使用原子弹的话，在道义上也就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麦克洛伊详细解释了这个建议的形式和内容，史汀生显然是同意的，他说，这样做才是具有政治家的风度。在开会时他会提出这个主张的，然而，在星期天晚上他给麦克洛伊去了个电话。“杰克，”他说，“明天我不能参加那个会了。”他正受着偏头痛的折磨。“我会跟白宫做出安排，请你代我出席。”
六月十八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许，麦克洛伊来到白宫的会议室。到会的有总统的参谋长、海军上将莱希和两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金和马歇尔——但阿诺德却由艾拉·埃克中将代表。史汀生也走了进来，他看来又疲倦又痛苦。原来，他是硬撑着下床的。
从马歇尔开始，杜鲁门一一向众人征求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坚持说，除了入侵主岛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十一月一日开始在九州岛登陆，将出动七十六万六千七百人。损失会是惨重的。但是，他说，光靠空中力量不能征服日本。代表空军发言的埃克证实这种判断，空军没有使德国人屈服。海军上将金也支持马歇尔。
史汀生点头赞成，使麦克洛伊很是生气。但是，史汀生也建议探索其它一些途径。“我确实认为，在日本有一大批潜没在下面不赞成目前这场战争的人物。他们的全部观点和影响目前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点什么措施把他们动员起来，并发挥他们可能有的影响力，以免同他们交手。”但他却只字未提致函天皇一事，而他曾对麦克洛伊说过，他会在会上把这点提出来的。
杜鲁门接着征求莱希的意见。莱希跟往常一样率直生硬，他谴责罗斯福的卡萨布兰卡方案。“有人说除非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否则我们便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即使我们不能成功地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可见的将来，我并不害怕日本有什么威胁。我所担心的是，我们坚持要日本人无条件投降这点，只会使日本更加铤而走险，从而增加我们的伤亡。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必要。”
杜鲁门认为公众对放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思想上还没有作好接受的准备。关于登陆九州行动——麦克洛伊认为总统在这方面有些勉强——他说，他“确信参谋长联席会议会着手进行”。但是在未与他磋商之前，他们不能入侵主岛本州。他也不愿让事态发展到使他除了同意“别无它法”的程度。
杜鲁门说完这番话，会议显然已结束，大家觉得可以退席了，便纷纷站起来。总统却把他们拦住。“要是不表示态度，谁也不准离开这间房。麦克洛伊，你还没有发言。你的观点呢？”
麦克洛伊用询问的眼光瞧了瞧史汀生。史汀生点子点头。于是，麦克洛伊便把他对陆军部长讲过的那番话重复一遍，连“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解决，那我们就得检查检查自己的头脑”这句话也讲了。金上将瞪着他看，但杜鲁门却产生了兴趣。“噢，这正是我要求考虑的，”他说，“把你觉得我们应该发出去的信详细讲一讲。”
麦克洛伊口述了致天皇的信，该信一方面答应让天皇制度保持下去，另一方面在结尾又以使用原子弹相威胁。原子弹三个宇使人吃了一惊。麦克洛伊“感到”听的人“周身打着寒噤，冷入骨髓”。室内每个人都知道那个炸弹，但由于它是高度机密的，除在私下交谈中，人们很少提到它。
杜鲁门说，使用原子弹是“很有可能的”，好象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他参加的正式会议上提出来过似的。他要求所有的人都留在室内，是时候了，该把这件事情摊到桌面上来了。谈话的内容集中在投原子弹。离开会议室时，他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一定要让日本感觉到投降是有现实可能的。在格鲁和福雷斯特尔的协助下，他开始整理归纳主张在使用原子弹前先警告日本的论点。与此同时，麦克洛伊、杜曼和巴兰坦也着手草拟对日宣言，阐明投降条件。该宣言将由美国、英国和中国三国联名发出。宣言的第十二条阐述的是无条件投降的唯一例外，也是对日本人说来至关紧要的——保留天皇的可能性：
“一旦这些目标达到，一旦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建立起和平倾向和负责的政府，盟国占领军就从日本撤出。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确信这样一个政府真正决心奉行和平政策，使日本将来不可能发展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这个政府可以包括现在天皇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
七月二日，星期一上午，杜鲁门大体批准这个宣言，但是新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对十二段最后一句话提出疑问。科德尔·赫尔也有疑问。它听起来“太象姑息迁就了”，他给贝尔纳斯献策说，“必须剥夺天皇以及统治阶级的一切特权，使之在法律面前与其他人平等。”舆论也是这样看。在不久前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三分之一的人主张处决裕仁，百分之三十七的人主张审判他，判处无期徒刑或处决，只有百分之七的人认为不必管他或留作傀儡。
在乘坐“奥古斯塔号”前往波茨坦的途中，总统与贝尔纳斯最终决定把最后一句有争论的话删掉。在此同时，杜鲁门重新检讨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盟国的领导人，包括丘吉尔在内，对于原子弹一旦准备就绪就得投，这一点毫不怀疑。在某种意义上说，杜鲁门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负责曼哈顿计划的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后来写道，“他的决定是个不干涉的决定——基本上是个不打乱现有计划的决定。”尽管如此，总得有人拍板，此人便是总统，而杜鲁门此时便充满信心地承担了责任。他的理由是，这毕竟纯粹是一件军事武器，因此总得使用。【一九五八年，本作者会见杜鲁门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决定是不是绞尽脑什后才做出的?杜鲁门总统回答说：“根本不是，我作那个决定时象”——他弹了弹指头——“这样！”一年以后，即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在哥轮比亚大学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说，“用原子弹并不是什么‘伟大决策’，它是在战争中使用的，可以告诉你们，在东京投下的燃烧弹烧死的人要比两颗原子弹炸死的人多。它不过是正义的武库中另一种强大的武器而已。两颗原子弹结束了战争，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它就同我们方面的大炮一样。拿破仑说过，胜利总是在大炮一边的。它全然是为结束战争而作的纯军事决定。”讨论会结束时，有个学生追问他，“那是不用你去操心的决定，”总统反驳说。“它不过是象使用比对方更大的大炮以取得战争胜利一样，用它的目的也就在于此。它不是别的什么武器，而是一件大炮武器。”——作者】
·２
会议的实际地点是在波茨坦市郊的一个风景怡人的小镇上，周围有树林环绕。这个叫巴贝尔斯贝格的镇几乎完全没有受战争破坏。从前它是避暑胜地，也是德国电影界的活动场所。它使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的团长约翰·迪恩少将想起一个荒凉萧瑟的城市。星期天，七月十五日，杜鲁门住进一栋灰泥墙面三层的楼房。这以前是一个电影制片商的住宅，此人现在在俄国的一个劳工营。它坐落在格里布尼茨明的湖滨，外号称“小白宫”，四周是小树丛，还有一个雅致的花园。花园与房子本身一样，显得无人整修。丘吉尔就住在附近，其寓所也是一样，虽然豪华，但显得破旧。斯大林则住在一英里外。
原定在七月十六日星期一举行的会议，因为斯大林的心脏病轻微发作，只好推迟至次日，原子弹方面还剩下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响？——由星期一晚上七时三十分华盛顿发给史汀生的电报作了回答：
“今天上午动了手术。诊断尚未完毕。结果似乎满意，业已超出预料。在当地发表消息是必要的，因为远近兴趣甚浓。格罗夫斯博士颇为高兴。他明日返(华盛顿)。我将随时报告情况。”
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成功地爆炸了。格罗夫斯及其副手托马斯·法雷尔准将在一万码的距离外观看了爆炸情况。巨大的爆炸使法雷尔肃然敬畏。他不禁喊着：“战争结束了！”“不错，结束了，”格罗夫斯说，“只要在日本扔它一颗两颗，战争就结束了！”
史汀生回电称：“我向博士及其顾问表示最热烈祝贺。”对杜鲁门总统说来，这个时机是再好不过的。第二天中午，斯大林大元帅(他刚得到这个头衔)和莫洛托夫以及斯大林的翻译帕甫洛夫来到“小白宫”。
斯大林与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亲切地交谈片刻后，把总统心中最悬念的问题提了山来：太平洋战争。他说，日本人曾请他出来调停，但他未作肯定答复，因为他们不准备接受无条件投降。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两人对日本人的态度知道得一清二楚——东乡与佐藤来往的电报已被截获和破译——但他们却假装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斯大林未经别人敦促便主动宣布红军准备在八月初进攻，唯一的障碍是要与蒋介石解决一些枝节问题，例如如何处理大连的问题。
杜鲁门说，大连应该继续开放。斯大林很有把握地回答说，如果我们控制了大连，那就一定会继续开放。午宴时，斯大林情绪很高。他称赞酒的味好。这一称赞说来也正合时宜：那时一个菲律宾侍者正迅速地把毛巾从酒瓶上拿走，露出加利福尼亚的商标。
第一次全体会议于五时十分在西席林霍夫宫举行。这个王宫从前是皇太子威廉居住过的地方，不久前改作陆军医院。它是一个宽敞的两层楼建筑，用棕色石块砌成，坐落在湖畔，布置得很漂亮。这一切使迪恩将军不禁想起美国新港或格罗斯角的庄园。
会议在宫中的接待大厅举行，厅内悬挂三国国旗，与会者围绕一张很有气派的栎木制的大桌坐下来，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由杜鲁门(丘吉尔的翻译说，他看上去象个“文质彬彬而很有决心的董事会会议主席”)担任会议主席。最初的讨论集中在战后欧洲的问题上。会后，丘吉尔回到寓所对莫兰勋爵说，“斯大林和蔼可亲，但他的嘴张得很大。”他注意到，这位大元帅已改抽雪茄，可能是心脏病发作后改的。“他说他喜欢雪茄，不愿抽香烟。假如他抽着雪茄跟我一起照相，大家会说那是受了我的影响。我这样对他说了。”莫兰问，首相是否认为杜鲁门有真才实学。“我认为他有。不管如何，他是个有着巨大决心的人。他不顾地面松软，坚定地把脚踩上去。”为了说明这点，他光着双脚牢牢地踩在地板上。
几小时后，史汀生收到临时委员会的第二封电报：
“医生刚刚回来，兴高采烈，相信弟弟定会象哥哥一样健壮结实。从这里到海伊霍尔德(史汀生在长岛的家)都可以看到他眼里放射的光茫，从这里到我的农场都可以听到他的哭声。”
翻译这份阴语电报的军官猜想，七十七岁的史汀生又当了父亲，不知道是否会休会一天以示庆祝。“弟弟”当然是指刚刚在新墨西哥州爆炸的钚弹，而“他的哥哥”则指要扔在日本的未经试验的铀弹。
阿拉莫戈多的成功使几十个参与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更加苦恼。利奥·西拉德博士(与弗兰克博士一样，他也是从纳粹那里逃出来的)给临时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是他自己起草的，有五十七个芝加哥的科学家签名。它力陈给日本人以适当的警告和投降的机会。
星期三午宴时，杜鲁门就是否要把原子弹一事告诉俄国人的问题试探了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建议，如果杜鲁门“已决定要告诉他”，他可以解释说，他一直在等待试验成功。这样他就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早不告诉我们呢?丘吉尔还提出另外一些建议。“无条件投降”这句话使他不安，它可能使美国人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能不能换一种方法来表达，以便既使盟国得到“未来和平和安全的所有不可缺少的条件，又向日本人表明可以保住军事上的名誉，给他们某些民族生存的保证，不过他们要遵守征服者必需的所有保证条款。”
“在珍珠港事件后，我认为，日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名誉可言，”杜鲁门反驳说，“总而言之，他们有某种目的，为此他们准备面对必然要遭受的大量死亡。这个目的对于我们，也许不象对他们那样重要。”
当天下午，杜鲁门会见斯大林。总统没有提到原子弹，但斯大林却向他透露他已知道的秘密。斯大林大元帅把天皇要求把近卫公当作和平使者加以接待的密函交给他看。斯大林问，是不是应该置之不理，因为苏联“最终要向日本宣战”。
杜鲁门不带恶意地让斯大林自行其是。斯大林建议由他“诱使”日本人上钩：是不是可以告诉日本人，关于近卫出访一事，因为电报含糊其词，他无法具体作答?
就这样，莫洛托夫的副手亚历山大·洛佐夫斯基，在莫斯科让佐藤大使坐等了五天后最终给他一封密函：由于天皇的建议含糊不清，近卫公的使命又如此不明确，他的政府觉得无法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肯定答复。佐藤向东京作了汇报，之后又发电请求政府接受任何和平条款，只要能保住天皇在位：
“本人深知这种提法是弥天大罪，因为我知道这些提法与政府的见解相反。但是，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认为，拯救国家的唯一致策必须与这些想法相一致。”
然而，他在国内的上级并没有准备走得这么远。如果他们果真这样做了，关于天皇的问题， 美国人也就不会做出正式保证了。
但在瑞士的雅各布松要为谈判打通渠道的决心比以往更大了。冈本将军不相信美国人的任何不写成书面的保证，雅各布松用诡辩法最终说服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撕毁了书面保证，现在呢，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他们才拒绝做出书面保证。这似乎符合日本的逻辑。冈本将军于是同意向东京发电，“强烈要求”结束战争。
冈本积极行动的结果使艾伦·杜勒斯飞往波茨坦，向史汀生汇报关于日本人的态度的第一手资料。杜勒斯并不指望立刻得到答复，实际上也没有得到。尽管如此，他也感到心满意足，因为他“已及时地、我认为是有效的方法向美国的权威人士”指出了通过冈本进行谈判的现实可能性。但是，美国的领导人因为有了终极武器，下定决心只肯接受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即使最希望和平的日本人找他们商谈，他们也不再能考虑谈判了。
七月二十一日，史汀生向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宣读一份目击者的报告，详尽地描述发生在阿拉莫戈多的可怕情景。两人都“大喜”，杜鲁门更是“精神振奋”。次日早晨，史汀生把这个报告交给丘吉尔。丘吉尔也感到兴奋。首相探身向前， “史汀生，火药算什么呢?”他挥舞着雪茄，抑扬顿挫地问道，“小事一桩。电又算什么?毫无意义。原子弹才是愤怒的基督再临。”猛然间，他好象想起什么有趣的事儿。“我现在才明白昨天杜鲁门是怎么回事了。那时我还不懂。读了这份报告后他去参加会议时，他已经变了。他对俄国人指指点点，把整个会议都给垄断了。”他的激动简直超出科学上的胜利。入侵日本已没有必要了。“现在，所有可怕的景象都完全消失了，”他后来写道，“代替它的是在一两次猛烈打击后结束战争的景象——看来确实是一幅美丽光明的景象……另外呢，我们也不需要俄国人了。”
就丘吉尔和杜鲁门而言，使用原子弹的事已经决定了。但是，美国的三位军事领导人却仍然争论不休。除在道义上有保留意见外，莱希海军上将觉得，参加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以及其他人员之所以会要求使用原子弹，“其理由可能是在这项工程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哈普”·阿诺德将军宣称，常规炸弹轰炸就能结束战争。即使马歇尔一再坚持，要结束战争，不使用原子弹就非付出昂贵的代价进行入侵不可，但阿诺德还这样认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很不同意马歇尔的结论。他私下对史汀生说，日本已经失败了，投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另外，美国也应该避免由于使用这样一种在他看来“对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非必不可少的”武器而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
七月二十三日晚，丘吉尔设宴招待。皇家空军军乐队的乐声淹没了祝酒和讲话声。丘吉尔戏谑地对莱希小声说，这是他对在杜鲁门和斯大林的宴会上“烦得流泪”的古典音乐的报复。
杜鲁门总统说，希望他在这次会议上是公正的，在将来也会努力这样做。斯大林立刻站起来。“诚实为人之本，”他说完后又大大夸奖杜鲁门一番。金把身子歪向莫兰小声说：“你看总统。对他说来，这都是新鲜的，但他能对付。他比罗斯福更象典型的美国人，他不仅能为美国而且能为全世界干出一番事业来。”
祝酒词越来越奔放了。丘吉尔称苏联领袖为斯大林大帝，而斯大林回敬的“为下次在东京见面干杯”一语，使听的人暗暗吃惊。吃过甜食后，斯大林挨个请方桌周围的人在他的菜单上签名。
从社交角度讲，这次宴会是非常成功的，但到第二天上午，“三巨头”之间是否能继续保持团结的疑问重又冒出来了。陆军元帅布鲁克(此时是阿兰布鲁克勋爵)在日记中阴郁地写道：
“一个比任何事情都更加明白不过的事实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三巨头”再也不被共同事业联系在一起了。
一大早，杜鲁门就得到消息说，原子弹在八月四日至五日可以准备就绪，最迟也肯定不会超过八月十日。午膳前，他审阅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送来的最后报告，该报告建议，为了使日本早日投降，要尽快让俄国参战。这个结论反映了他们对那颗未经试验的武器的保守态度。然而，国务卿贝尔纳斯却毫无顾虑。他同丘吉尔一样也把原子弹看作是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从而使俄国没有必要参战——俄国参战必然使战后解决亚洲问题复杂化。午膳时，他能讲善辩，竟然说服杜鲁门同意把原子弹一事通知斯大林，但告诉他的时候却要显得是随便谈起的，不然的话，斯大林大元帅可能会领悟到原子弹的全部意义，比预定时间——“八月初”——提前进兵满洲打日本【不到两小时，联合参谋部听到苏联红军的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将军宣布，“苏联军队正在远东集结，准备于八月下半月开始对日行动。但具体日期却要视与中国代表会晤结果而定，目前会晤尚未结束。”——作者注】。
当天下午全会休会后，杜鲁门找到斯大林，随便地提了一下，说美国现在“具有一种破坏力异乎寻常的新式武器”，却没有提“核”或是“原子”一词。斯大林亦同样随便回答说，听到这个消息他很高兴，希望美国人“好好用它对付日本人”【一九四六年，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苏联陆军记者亚历山大·伍思问莫洛托夫，在波茨坦会议上，是否曾把原子弹一事告诉过苏联人。莫洛托夫好象有点吃惊，沉思片刻后回答说：“这是个微妙的问题。真正的答案既可说‘告诉了’又可说‘没有告诉’。他们说的是一颗‘超级炸弹’，一颗‘从来没有见过的’炸弹。但却投有用‘原子’这个词。”——作者注】。
丘吉尔同贝尔纳斯一样，不想让俄国插手亚洲事务，他侧身向杜鲁门走去。 “事情进行得怎样?”他诡秘地问。
“他连一个问题也没有提。”
不到二十四小时，向新上任的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将军发出了扔第一颗原子弹的命令：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后，一俟天气条件允许目视轰炸，第二十航空队第五o九混合大队将对下列目标之一投第一颗特种炸弹：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为运载陆军部军职及文职科研人员对此炸弹之爆炸情况进行观察和记录，另派飞机随携带炸弹之飞机同行。观察机将呆在炸弹爆心点若干英里外……”
过了一天，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在马里亚纳群岛中的提尼安岛海面下锚。无数小船涌到该舰周围，各军种的高级将领则登上该舰观看其绝密的货物卸船，那是一个直径约十八英寸、高约两英尺的金属圆筒——第一颗实际使用的原子弹的心脏部分。它重好几百磅，装有金属铀的同位素铀235，外边有铅罩着。这个盛大的场面却由于计算上的微小差错而逊色。吊卸原子弹的绞车绳短了六英尺，无法吊到艇上，旁观者——海陆两军人员——对水手们发出嘲笑声。这项不好做的工作最终还是完成了，铀235被安全地运上了岸。“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完成了它的庄严职责【不到四天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中了三枚鱼雷。这三枚鱼雷是日本潜艇“伊—58号”发射的，艇长是桥本以行少佐。该舰在十二分钟后沉没。舰上没有救生艇，只有几个救生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有四天没有人想起“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因此，舰上一千一百九十六人中只有三百一十六人生还。在美国海军史上，这是引起议论最多的海难事件．——作者注】。
七月二十五日，英国反对党工党自开战以来在选举中首次对丘吉尔的领导提出挑战。丘吉尔乘飞机回国。虽然他充满信心他的保守党将在选举中以相当大的多数获胜，但却也有吉凶未卜之感。“我做了个梦，梦见生命已经结束了，”他对莫兰说，“我坐在——非常逼真——我的尸体停放在一个空房间的桌子上，用白布覆盖着，我认出我的从白布下伸出来的光脚丫。确实象真的一样。”然后他又说，“也许这就是末日。”他就寝时还充满着胜利的信心，但一觉醒来，“好象被利刀捅了一下，身上几乎真的感到痛。”他突然相信自己已被击败，他想：“我将得不到塑造未来的权力了。我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从许许多多国家中得到的权威和善意，都将烟消云散。”
到二十六日中午，工党已很明显可以获胜，克莱门特·艾德礼将担任新首相，取代他出席波茨坦会议。午餐时，丘吉尔夫人说，“也许倒是祸中有福。”
“目前来看，确实如此。”
原子弹已运到提尼安岛，使用它的命令也已写好，现在剩下的就是向日本发出最后警告了——波茨坦公告【美国务院把波茨坦公告(七月二十六日的文件， 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和波茨坦宣言(盟国关于欧洲问题的政策声明)区分开来， 但两者通常都被称为“宣言”。——作者注】。在丘吉尔落选的当天，杜鲁门总统下令让华盛顿的战事情报局把这个最后警告公开向日本播发。它威胁日本说，除非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本土全将毁灭”，但却没有提原子弹，也没有关于保留天皇的有争议的一段。它把日本的主权限制在四个主要岛屿上，但确也答应不把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加以奴役，或作为一个国家加以毁灭”，相反，将允许日本“维持其经济所必需的工业”，和可以得到原料。还有，一俟新秩序建立，并有确凿证据证明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已摧毁，占领军立即撤走。
中国和英国同意这个公告，但直到那天晚上才给俄国人看，可以理解，俄国人既惊讶又恼火。莫洛托夫立刻拿起电话，要求推迟几天发表。太晚了，贝尔纳斯抱歉地回答说，已经发表了。他匆忙补充说： “我认为，在你的政府尚未与日本交战时，与苏联磋商这个文件是不合适的。”
日本的监听人员于东京时间七月二十七日早晨收听到这个公告。东乡的第一个反应是，“很明显，这不是无条件投降的命令。”也许盟国已知道天皇本人求和的愿望而放宽了他们的态度。当然，公告仍有某些含糊之处，但显然已能与盟国进行谈判要求澄清和“修改——哪怕是很微小的修改——宣言中对日本的不利之点”。他立刻向天皇报告，并敦请“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应极其慎重地”对待这份最后通牒，他特别担心的是，如果让人发觉日本有意拒绝后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东乡在尔后向“六巨头”、接着又向内阁全体提出的报告中，建议采取他已向天皇建议的同样做法。丰田海军大将反驳说，他们应立刻发表声明，宣布“日本国政府认为这个宣言是荒谬的，不予考虑”。
铃木首相支持东乡，但大家一致同意应在报上发表这个宣言。军方要求，在报上发表这个宣言同时，公开表示拒绝，但铃木建议对此最后通牒不予理睬。最后达成妥协：允许报界删节发表，不予评论或批评。
然而，到了上午，几家报纸不顾上边的指示，竟发表了社论，使外务省坐卧不安。《每日新闻》用大标题称宣言是“可笑的事件”，《朝日新闻》则宣布：“美国、英国和重庆的联合宣言并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能加强我国政府不折不挠地将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
东乡认为军方应为此负责——报纸的主编是不敢自作主张，没有勇气与政府对抗的。军方却对东乡的指责反咬一口，再次坚持要用明确的言词拒绝这个宣言。他们再次达成妥协：由首相宣读一个声明，蔑视盟国的条件但又不加以拒绝。下午四时，铃木对记者们说，“我认为，波茨坦宣言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它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必须‘默杀’。”。顾名思义，“默杀”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沉默杀之”，但铃木对他的儿子说，他用这个词是打算以它来表达英语的“无可评论”，而在日语中却没有对等词。但是，美国人却根据词典的解释理解：“置之不理”，“以沉默鄙视处之”。美国人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七月三十日《纽约时报》采用了这样的大标题：《日本正式拒绝盟国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
使用原子弹已势在必行，但美国人仍然存在着这个疑问：在用原子弹迫使日本迅速投降之前，俄国会不会对日宣战?仅几天前，安东诺夫已把俄国参战时间推迟到“八月下半月”。现在，在发表了波茨坦宣言后，莫洛托夫竭力要求发表一封正式邀请俄国参战的信。杜鲁门故意拖延了四十八小时，最终于七月的最后一天向斯大林发出一个模棱两可的邀请，称“如果苏联表明愿意与代表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大家庭中现在与日本交战的各大国就参与共同行动问题进行协商和合作，将是合适的”。
在企图把主动要求的责任推给苏联的随函中，杜鲁门说，在斯大林与蒋介石达成协议后，他将给他发送一份正式署名的文本。“如果你决定利用它，那很好。然而，如果另搞一个声明，在其它基础或以其它任何理由作为你行动的根据而不愿利用这封信，我也表示满意。请你裁定。”
“终点站”结束。杜鲁门、艾德礼和斯大林都公开表示高兴，但暗地里却隐藏着厌烦和失望。对俄国人的动机不放心的杜鲁门私下决心不让他们参与控制日本，在达成某种控制和监督协议之前不向他们泄露有关原子弹的事情。“从来也没见过象俄国人那样顽固的人，”他在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希望将来再也不同他们开会——但是，我当然还得开。”
莱希对杜鲁门顶住斯大林的方式方法感到自豪，特别是他拒绝“签订必然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的赔偿协议”。但是，苏联人继续反对关于欧洲未来的和平的重要的建议，使莱希“严重怀疑是否能谈成我国政府能够接受的任何和平条约”。贝尔纳斯也不满意。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让步能否兑现还有赖于俄国人是否能履行在这笔交易中的义务，到此时，贝尔纳斯“对他们的保证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终点站”给战争的胜利者们提供了在一个被十年战乱弄得四分五裂的世界上进一步建立秩序和正义的难得机会。然而，它却为战后的世界制造了新的冲突。
·３
在莫斯科，佐藤大使再次试图使东京相信苏联无意代表日本出面：
“……我认为，斯大林觉得绝对没有必要主动与日本签订协议。在这点上，我认为你的看法与现实情况差距很大”。
然而，日本的领导人却不能正视事实，他们似乎摆脱不掉一厢情愿的信念，认为苏联终究是会帮助日本的，连讲求实际的木户也期望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回到莫斯科后会做出有利的答复。东乡继续催促佐藤：
“……务请再作努力，无论如何使苏联对派特使去一事产生些热情……就目前这件事而言，一日之差可能导致千年悔恨，请你即与莫洛托夫进行一次会谈……”
正当日本人满怀希望等待俄国解决他们的问题时，第一颗原子弹已作好运载的准备，只待天气好转。其它原子弹也正在途中，美国领导人非但没有同竭力求和的日本探索和平，反而决心采取断然行动以结束战争——为珍珠港的奇耻大辱雪恨，对日本在整个太平洋犯下的无数暴行实行报复——办法是采用已经引起争论的武器。
原子弹是八月一日于提尼安岛上一个有空气调节设备的炸弹仓库内装配的。它长十英尺，直径二十八英寸，除大小不同外，外形象普通炸弹。
投扔原子弹的人员，即五o九大队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训练的，只有他们的指挥官保罗·蒂贝茨上校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他们所在的地区围有铁丝网，还有机枪保护，即使一个将军也得有通行证才能入内。
虽然保安措施如此严密，五o九大队好象没有什么事可干。偶尔他们也会三架一批飞往敌方地盘扔个把炸弹。岛上的其它部队常讥笑他们。
八月五日上午，天气预报表明午夜后的天气适宜起飞。前一天晚上，负责把炸弹装上飞机的海军军械专家威廉·帕森斯上校曾目击四架b—29轰炸机接连在起飞时坠毁。他对负责此项秘密计划的托马斯·法雷尔将军说，如果装载原子弹的飞机不能安全起飞，原子爆炸可能把整个岛屿变为废墟。
“我们只能祈祷上帝保佑别发生这种事。”
“噢，如果等我们离开这个岛后我再把炸弹最后装好，就不会发生这类事情了。”法雷尔问他从前是否在这样的条件下安装过炸弹。“没有。但我还有一整天时间可以练练。”
“好，那你就练吧。”
黄昏前，原子弹从有空调设备的仓库运到阳光耀眼的室外，装进一架名叫“依诺拉·盖伊”的b—29轰炸机的弹舱，弹身上满是用粗铅笔写的给日本天皇的信。这架飞机的名字是按蒂贝茨母亲的名中命名的。薄暮时，帕森斯爬进闷热的机身。他蹲在炸弹旁边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练习最后一步装配。
“看在上帝份上，伙计，”法雷尔看见帕森斯流血的双手时说，拿我的猪皮手套去用吧，手套是很薄的。”
“我不在乎，我得摸着干才行。”
下午七时十七分，法雷尔发电报给格罗夫斯说：“法官(帕森斯)在起飞后安装炸弹……”晚十时过后不久，六名机组人员被召进一个半圆顶的活动房屋内听取出发前的简令。他们脸容忧郁地看着蒂贝茨大步走上讲台。“今晚是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夜晚，”他说，“几个月来的长期训练效果怎样，今天晚上就要受到考验，成功还是失败很快就可见分晓。我们今天晚上的努力很可能要创造历史。”他们将要投扔的是一颗相当于二万吨梯恩梯破坏力的炸弹。(三天前已告诉机组人员要运载什么。)“由于这颗炸弹威力极大，我们的战术就不同于从前扔普通炸弹的战术。”他解释说，三架气象观察机将先行起飞，侦察已选定的三个城市上空的天气，以便在最后一分钟能够改变目标。一小时后，“依诺拉·盖伊”起飞，与之同行的还有两架载有科学仪器和照相器材的护卫机。三架飞机于黎明后几分钟在硫黄岛上空汇合。
在午夜发布最后一次简令时，向每个机组人员发了一副电焊工用的护目镜，以便在炸弹爆炸产生强烈闪光时保护眼睛。机组人员一个个低着头，仔细地听身材魁梧的二十七岁的路德教牧师威廉。唐尼的祈祷，“……上帝啊，我们向您祷告，愿战争早日结束，和平早日重临人间。上帝保佑今晚飞行的飞行员安全无恙返回……”
凌晨一时三十七分，三架气象观察机飞上夜空，在“依诺拉·盖伊”周围聚集着一群祝愿者和摄影师，几十个闪光灯不断闪烁，有人担心躲在山里的日本游击队会用无线电报告东京说这里正在发生某种异常的情况。
“依诺拉·盏伊”以及两架护卫机滑行到跑道上。当“依诺拉·盖伊”轰鸣着慢慢奔出跑道时，报道这一事件的唯一的新闻记者《纽约时报》的科学主编威廉·劳伦斯正站在法雷尔将军身旁，从北机场的控制塔上全神贯注地观察起飞情况。飞机加速至每小时一百八十英里，但由于额外负重，似乎不能离地。观看的人想起前一天晚上连续四架b—29坠毁，大家都捏一把汗，恨不得能出一把力把飞机提上天空。
蒂贝茨按下机头加速，但副驾驶员罗伯特·刘易斯上尉认为“消耗的跑道太多了一点，”便开始给机轮重新加压。在油光滑亮的珊瑚跑道只剩下几码时，这架巨型轰炸机腾空而起，飞上夜空。
在控制塔内，法雷尔将军转身对一名海军军官说，“我从未见过一架飞机起飞时要用这么长的跑道。我还以为蒂贝茨永远也无法把它拉上空中呢。”
时间刚好是八月六日凌晨二时四十五分。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