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约在珍珠港事件前一年，日本政府已下令百姓组织“邻里会”，目的在于控制粮食配给和防空计划。每个“邻里会”约由十余户人家组成。到此时，这种组织已使日本的传统家庭结构发生剧烈变化。艰苦的生活迫使日本的家庭更多地依靠邻居而不是依靠亲友，因为亲友可能住在许多英里外。每个人，不论出身贵贱，都得参加集体防空演习，演习传递水桶和抬担架，扛木头和运沙包。民主风气已延伸至食物和其它定量配给的日用必需品方面。以衣服为例：女人穿的是麻袋式的又宽又松的衣服，男人则一律穿单调的卡叽“国民服”。孩子自然而然地知道要分享一切，成人则晓得只有依靠互助合作才能活下去。
有一个口号叫做“我们人人平等”。一九四四年底，由于美国的轰炸强化，这个口号有了新的含义。夜间空袭的目标通常都在居民区，这出日间空袭带来更大的恐惧。三岛太太有一次到农村买食品，还敢停下来观看渐渐飞来的“蜜蜂”——老百姓把“超级空中堡垒”称为“蜜蜂”。她说：“在东方天际，出现一群又一群的b—29型飞机……屁股后拖着长长的白烟，在碧蓝的晴空排着整齐的队形……象一群群珍珠色的鱼在海洋中游动。”然而，这种美学上的构思在这些优美的鱼下蛋时就被打破了。“象有节奏的大洋激浪的隆隆声一样，一阵阵烧夷弹雨点般地泼下来，接着投下重磅炸弹，每个都炸入土内很深。每一群飞机都重复这个过程。在每次空袭中，我们觉得，美国飞机都带有新型炸弹，它们的爆炸声都与上次使用过的炸弹不同，没有听见过的声音，使每一次空袭都增加了恐怖和紧张。”
这年冬天，气候异常寒冷。有些家庭的水管破裂，几个月得不到修理，人们叫苦连天。小说家高见顺在日记中写道，有些家庭，“由于楼上厕所水管破裂，水漏到楼下，人们在家里都得打雨伞。水结了冰，地板上可以滑冰。”
恐惧产生了新的迷信：如果吃裹着大葱的米饭团，或者同赤豆一起煮来吃，炸弹就决不会落到头上。更妙的是，如果早饭时只吃葱，就肯定不会挨炸弹。但是，过不了多久，人们便添油加醋，必须让别人知道这个办法——用链锁通信的方式——否则就不灵。还有一种迷信更有意思，它源出于一对夫妇，一次，一颗炸弹就在这对夫妇附近爆炸，他们两人都奇迹般地安然无恙。他们发现附近有两条死金鱼，认为是金鱼替他们死了。于是他们便把金鱼放在家中神坛上供奉起来。这个说法一传开，市面上便很难买到活金鱼。陶瓷金鱼应运而生，大量生产，高价出售。
虽然空袭给日本本土人民的生活带来剧烈的变化，但是，空袭的首要目标——毁灭所有生产设施——却没有达到。“这支部队被吹得神乎其神，但实际上却没有真正取得多大的轰炸效果。”三月六日，柯蒂斯·李梅对他的公共关系官员圣克莱尔·麦克尔韦中校抱怨说。六个星期以前，李梅已接任马里亚纳群岛 b—29的作战指挥。能够离开中国他感到高兴，因为在中国有着不可克服的供应困难，但他们为作战不顺利和效果有限而伤脑筋。战略轰炸计划主要是利用高爆炸药，对工业集中的德国曾起到摧毁作用，但却没有使日本的生产放慢多少，因为日本工业的三分之二都分散在家庭作坊以及只有三十个工人或不到三十人的小工厂里。
李梅为他的飞机想出一个激进办法：晚上低飞袭击，把飞机上大部分武器拆下以增加炸弹携带量，并对广大地区的易燃目标投掷烧夷弹。两天后，他未与华盛顿磋商就发出b—29出击命令。在次日(三月九日)上午出发前给飞行员的指示中，机组人员获悉将于是晚低空——从五千到八千英尺——袭击东京。可以听见飞行员发出的抗议声。除尾炮外其余全部武器都得拆除，命令一宣布，大家吃了一惊，全场鸦雀无声。这等于是自杀。
下午五时三十六分，第一架b—29轰炸机从关岛的北机场飞上了闷热的天空。五十秒钟后，第二架飞机腾空而起，接着一一起飞。有一架飞机不能达到足够的速度，它的制动器松不开。摩擦使降落装置发热，制动器液油起火。由于轮子熔化，降落架垮掉。飞机擦着肚皮降落，火星四射。它冲出跑道，撞在珊瑚礁上，一声巨响炸得粉碎。
晚六时十五分，从提尼安和塞班起飞的b—29轰炸机开始加入这个庞大的空中行列。三百三十三架轰炸机嗡嗡地向北面飞去。在前方漆黑的天边可以看到迸发出爆炸的火光——那是硫黄岛，千田将军即将率领第二混成旅团及海军各部残部进行徒劳的总攻。这些巨型飞机在低空的空气湍流中颠簸着前进，但快到东京时，天气转好。乘员们象骑士穿上盔甲似的穿上鼓鼓的防火服，戴上沉重的钢盔。他们注视着前方，探视领航机不时闪出的白光。
在关岛，李梅将军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如果这次袭击取得他所希望的后果，战争就能缩短，那他就立即对日本全国各地进行一系列类似的空袭。屠杀的平民将是史无前例的，但必须摧毁日本的工业，不然，就得入侵日本本土结束这场冲突，这可能要牺牲五十万甚至一百万美国人的生命。
新月放射出昏暗的光芒，但东京上空满天星斗。午夜，领航机找到了目标，准备用m47燃烧弹显出东京的心脏地区。这个三英里长四英里阔的闹市区原是东方最热闹、最活跃的地区，现在已没有什么来往车辆行人，大部分商店和戏院都上了门板。尽管如此，七十五万收入微薄的工人却住在这个永远不眠的市中之市里。数以千计的家庭作坊始终开业。
东京有大量木屋，从它还是叫江户的时代起，历来是大火的受害者。这些火灾成了城市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有人给这些火灾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称“江户之花”。尽管最终实行了现代化的消防制度，但还是没有办法预防火灾。一九二三年大地震后，大火几乎席卷全市。两年后，东京又被焚毁。第三次大火则发生在一九三二年。
此时已有八千一百名经过训练的消防队员和一千一百一十七件救火器材， 分散在全市，各处还储有灭火用水，以备急时之需。即使如此，这支消防大军还是不足以对付这个二百一十三平方英里的大都市，特别是在战时。闹市区依然是最脆弱的，在鳞次栉比的建筑物之间没有什么消防车通路，市政官员曾答应在一两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三月九日午夜前后，空袭警报器声划破夜空，接着几十个警报器一齐响了起来。因为先前对东京的空袭造成的破坏甚小，人们觉得没有理由大惊小怪，东京电台报告说，敌机仍在首都东北五十英里的镜子港上空盘旋，眼前没有危险。
领航机以每小时三百多英里的速度低空飞向这个麻痹大意的城市时，还没有被发现。凌晨零时十五分，最前面的两架飞机交叉飞过目标上空，一齐投下一串炸弹。在离地面一百英尺时，m47火箭爆裂，射出一根根两英尺长的燃烧棒，接触到东西就爆炸，把粘胶似的火种散开去。霎时间东京闹市区便出现了两条交叉火线。又有十架领航机飞来，朝这两条交叉火线投下燃烧弹。后边跟上来的是主力，三个联队，井井有序，但队形不一律，高度是四千九百至九千二百英尺不等。 探照灯疯狂地朝袭击者照射，高射炮弹一个接一个开花，却没有效果。没有战斗机起飞迎击。
风助火势，烈火迅速蔓延开来，与此同时，轰炸机向居民区展开，倾泻下数以千计的燃烧弹。火越烧越旺，成了范围广大的大火。巨大的火球以暴风骤雨之势从这幢建筑物跃至另一幢建筑物，构成白热的浪潮，温度竟达华氏一千八百余度。
令人望而生畏的机群，象巨龙似的铺天盖地而来，使地面上的人顿时呆愣。在探照灯照射下，飞机呈绿色，但在地面火光的映照下却又呈红色。从俯瞰大火中心的文京居民区望去，十七岁的高桥进看着一串串炸弹——不久这些炸弹得到一个绰号叫做“莫洛托夫面包篮”——在东京帝国大学上空开花。他是昭和医大的学生，空袭警报响过后，家人都躲进防空洞，但他还留在家里温习功课准备考试。从暗红色的空中，一块块冒着火焰的碎片在他四周落下，其中一块落到他的房顶，他连忙操起“灭火拍”——长棍的一端捆着许多破布条——上房拍打。邻居的房子象煤气炉 爆炸似的爆炸了，烧起熊熊大火。他跑进房内捡起三本书——他还准备明天去考试——然后便去佛坛寻找祖宗牌位。祖宗牌位已不在，一定是母亲先拿走了。他操起一个金银佛像，仔细地挑选了一些最宝贵的古玩——人像牙雕。出于习惯，他关上门，把古玩埋在家里的防空洞内(洞是空的，人都跑光了)，然后上街。右面，一切都在燃烧。他跑到左边的一条大道上，一辆救火车停在那里，毫无办法，四周是冒着大火的建筑物，水龙带是瘪的，没有水。
唯一通向安全地点的道路是神田川上的那座桥，但中间又隔着一道“火墙”。一群人挤在街上，好象中了催眠术，眼睁睁地望着烈火。烧焦的树和电话线杆象火柴棍似的横七竖八地倒在路上。消防队员喊叫他们往桥上跑——要不就得烧死。年轻的高桥一马当先，跳过了一条条象在火炉中燃烧的木头一样的树干。其他人排成单行跟上来。强烈的火光使他难于睁眼，他不得不张开大嘴呼吸。他实在吃不消，跌倒了。然后，透过滚滚浓烟，他看见了那座桥，桥上挤满人群，全蹲在那里。他安全了。
高桥是贴着大火的边缘穿过来的。关村一家人住在离交叉火线中心不到两英里的地方。当他们看到东京火车站附近起火时，连忙用棉被做的防火斗篷把四个孩子包起来，跟着人群朝隅田川的一条支流跑去。大火烧过后的瓦片变得很脆， 象黑雪那样落下，关村太太走过时不由想起一九二三年大地震后的火灾，那时她才十二岁。头上，象“一串串香蕉似的”炸弹爆炸的情景不但没有把她吓倒，反而使她看得着迷。
为了逃避“象一头野兽似的”追逐着他们的烈火，他们推推搡搡地过了桥。烈火引起的大风卷起地面的小石子，打在脸上。他们连忙把脸转过去，背对着大风，慢慢地离开烈火。一家电缆工厂的油桶象火箭似的穿过房顶，在一百英尺的空中爆炸，形成一团团火球，使他们看得出了神。
东京市中心燃烧得犹如太阳一样炽烈。阵阵浓烟卷向空中，下面则被火光映成橙色。成千上万的人缩在木建的防空洞里，吓得面无人色，他们会被活活烤死，但在这个注定要死的地区里的大多数人都试图逃出——逃到浅草的大庙去。其实，那座大庙却成了他们的坟墓；或者，象关村一家人那样，逃往隅田川上的十一座大铁桥。暂时说来，这些桥梁还是逃生之路，可是过了不久，烈火也过了河，这样，落在后边的便断了生路。
“东南天边的红光很快就扩大，填满整个天空，”三岛太太说， “我们在城市的另一边。即使在这里，可怕的淡红色火光也照亮了地面，把人们受惊的脸孔照得清清楚楚，连脸上深深的皱纹都看得出来。大火好象烧了整整一晚上。”
巨大的热浪也冲击着空中的b—29轰炸机，把一些飞机抛上去几千英尺。在高空，李梅的参谋长托马斯·鲍尔斯准将所乘的那架飞机在来回巡弋。他拍摄了大火的场面，并向李梅报告说，东京已成了地狱。最后一批飞机的机组人员竟能闻到烧焦的人肉味，有些人禁不住呕吐。在欧洲进行轰炸时，空气似乎还有防腐作用，在这里却是令人作呕的现实。
天亮时，年轻的高桥从地势较高的东京牙科医学院观看了仍在冒烟的东京市。除了石像、水泥柱和墙、铁框架，以及稀稀拉拉的电话线杆外，首都的中心已夷为废墟。电话线杆还象小蜡烛一样在冒烟。他想，东京已经完了。
关村太太背着孩子，试图回去把她埋在地下的东西找回来。桥上已被无法逃脱的人的尸体所堵塞，就连河本身也几乎蒸发干了，塞满肿胀的尸体和家用杂物。河对岸，地面还在散发热气，使清新的三月热得象初夏。她一生中熟悉的地方全消失了，唯一还能认出来的就是那家电缆厂，但它已歪七扭八，象一块熔化的糖一样。到处是死尸，有些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全身漆黑，有些双手合十在祈祷，有些则奇形怪状地站着，似乎要跑似的，有些则坐在那里似乎冥想着什么。有一具尸体的头已缩小到柚子一般大小。小学校的院子里尸体堆得高高的，上面盖着稻草。空气中充满死尸臭味。
她最终找到了她的已化为灰烬的家，但是地面太烫无法挖掘。由于几乎一张纸或一双筷子都买不到，她在四周仔细地寻找家用物品，如果说丢失一把茶壶是很大的不幸，失去家用杂物就意味着要过动物的生活。她只找到一个烧饭的小锅，为了不致烫手，她用棍子把它挑了起来。奇怪的是，这么多死人的惨象却使她无动于衷。她机械地从邻居的尸体旁走过，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尸体中有住在街对面的母女两人。她们除眼眶是白的外，全身都焦黑；先前，她们总是很整洁的。她茫然地走过医院及其紧急蓄水池。水池内堆了一层又一层四肢伸开的尸体。有个男人拦住她，对她说，他是从那尸堆里爬出来的．“大家都死了，”他用一种毫无语调的声音说，“我却奇迹般地甚至连一点伤也没有。”
人们用长杆子挑开一层层尸体寻找自己的亲友。有个老太太的尸体怀中露出钱，紧贴着她的湿漉漉的身躯。谁也没有去拿这个钱。从一家艺妓馆的毁坏的墙中露出数以百计五光十色的丝绸衣服，关村太太轻手轻脚地把又软又薄的衣服拿在手中；这些都是很贵的衣服。把这些东西都毁了，真可惜。在不远的地方，瓦砾中伸出人腿，实在难看。她每到一处，都看到在痛苦姿势中死去的尸体——母亲们试图保护孩子，却成了焦炭，夫妻们在最后一次拥抱中被酷热溶化在一起。活着回来的人们则用焦炭在墙上和人行道上留言，寻找亲人。
有十六平方英里的东京市区被烧为平地，市政官员后来估计，死去十三万人，几乎与德累斯顿遇到的屠杀中死去的人数一样。【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计算，死亡人数是七万二千四百八十九人。——作者注】
次晚，李梅派出三百一十三架轰炸机，带着燃烧弹飞往日本帝国第三大城市名古屋。紧接着又相继对大阪和神户进行大规模燃烧弹空袭，不到一个星期，就有四十五平方英里面积的重要工业地区化为瓦砾。毫无疑问，李梅的新战术不久就能粉碎日本发动有效战事的能力。但他所破坏的还不只是日本的军事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也被杀害。
过去，美国曾真诚地反对在西班牙各城市和在中国毫无区别地屠杀平民，此时，它对轰炸所采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欧战爆发时，罗斯福给各交战国发出电报，敦促各交战国不要做出轰炸平民的“非人道野蛮行为”，反映了他同胞的人道伦理。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航空部队领导人仍然强调在白天进行精确轰炸，摧毁有选择的军事目标。可是，这个计划的效验逐渐消失，轰炸地区被扩大到包括摧毁能支持敌方进行战争活动的一切。必要的话，甚至包括平民本身。这个政策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记载，但是似乎很明显，敌方的全部人口，不管是在前线还是在国内，都要受到残酷对待才能迫使他们投降。
舆论已接受这种变态，只是偶尔爆发一下道义上的关切。到一九四五年，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同意，落在日本和德国土地上的炸弹，都是他们罪有应得。例如， 《时代》杂志就称李梅用燃烧弹轰炸东京是“梦想实现了”，证明是“该烧的，把日本的城市象秋天的落叶那样烧掉”。
美国人尤其不同情敌人，因为敌人偷袭了珍珠港，制造了象“巴丹死亡行军”那样的暴行。因此，敢于公开用人道的名义出来为成千上万被炸断四肢和烧成灰烬的平民辩护的声音，是很少听见的。耶稣会周刊《美国》认为，大规模空袭“与上帝的法律或我们事业的崇高性”是不大相称的。有人在美国散发过一本英文小册子，名叫《死亡屠杀》，这本小册子的引言，由二十八名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牧师签署赞同，包括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和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在内；引言要求读者们对于参加“死亡狂欢节”作一番“良心上的检讨”。美国，包括大多数教士，拒绝这个规劝。有个牧师在《纽约时报》读者来信栏里反驳说，“上帝给了我们武器，我们就用吧。”在考文垂、鹿特丹、华沙和伦敦是罪恶的事情，到了汉堡、德累斯顿、大阪和东京却变成英雄行为了。
·２
日本在菲律宾和缅甸进行最后抵抗的重要前哨阵地告急。在吕宋，麦克阿瑟的部队已收复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对这个小小的蝌蚪形岛屿的防御更能说明两个仇敌之间的不同了。当初，美国人只抵抗了十二个小时，温赖特就觉得再抵抗已毫无意义。三年后，日本五千名守军与来势汹汹、人数占压倒优势的伞兵和两栖部队打了十一天，除二十人外，其余全部战死。从战略上说，他们打了十一天或十一个小时，都没有多大差别。
当麦克阿瑟乘鱼雷艇到该岛时，他伤感地说：“诸位，回来的路程真是漫长。”他下令在这个前哨阵地的废墟上升起美国国旗。“升旗!再也不让敌人把它降下。”升旗礼毕，他视察了废墟，“这是报应，”他说。
与科雷吉多尔不同，马尼拉本来是不准备防守的。除留下一点治安部队外，山下已把所有军队开出该市。但是，他们一走，海军少将岩渊三次带了一万六千名水兵又重新占领马尼拉。岩渊奉上级大河内传七海军中将的命令，要把港口设施和海军仓库全部毁灭。岩渊一到就违反山下的命令，强令三千七百五十名治安部队听他指挥，把马尼拉市变成了战场。到三月四日美军占领该市时，市内已是大片大片瓦砾，死了数以千计的平民，许多人是死于日军的暴行。【与本间将军一样，山下也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受到审判，被定罪并处决。尽管山下曾下令全部军队撤出马尼拉，日本在那里所犯的暴行却对他大大不利。对他的审判，如同对本间一样，也是匆匆进行的。麦克阿瑟从东京来电说，他怀疑辩护是否有必要“拖长一些时间”，并“敦促”法庭迅速终结。判决有罪是毫无疑问的，麦克阿瑟在审阅此案时也找不到有什么“酌情从轻之处”。“审判完全是在司法目的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弄清全部真相，不受任何人为的狭隘的方法或技术上的武断束缚。结论是毋容异议的。”
但是，最高法院的两位陪审法官却谴责调查结果，弗兰克·墨菲宣称，“为达到解决业已失败的敌方将领的目的而用正式法律程序掩盖报仇雪恨思想的做法，比之于引起报仇雪恨思想的全部暴行，能产生历时更久的害处。”威利·拉特利奇说，这是“不符合习惯法和宪法传统的审判，”他还引用托马斯·佩因的话说：“凡欲确保自身自由者，即使是敌人也要保护他不受压迫，因为如果违反此职责，就开创了先例，终将自食其果。”
杜鲁门总统拒绝将判决减为无期徒刑，山下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马尼拉南二十五英里的城市洛斯巴诺斯被处绞刑。受刑时，山下“沉着冷静”。他的遗言是：“我祝天皇万岁，永远弥荣！”“我们是不公正的，伪善而带有复仇心的，”山下的首席辩护人阿道夫·里尔上校说，“我们在战场上打败了敌人，却让敌人时精神在我们心中赢得了胜利。”——作者注】
然而，菲律宾群岛的扫荡战远未结束。山下仍有十七万粮草充足、武器精良的军队。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大部分部队固守在北部据点。但也有大批部队在马尼拉东面和东北面的山区以及克拉克机场附近的三描礼示山里。他们打的并不是谋求已久的“决战”，而是一场消耗战。山下的任务是拖住麦克阿瑟，并在这一过程中，尽量杀伤美国人。
圣托马斯监狱里的美国军民的悲惨处境使美军义愤填膺，他们决心要消灭山下的部队。有人贴出标语激励他们不要怜悯“黄种畜牲”。即使没有这种激励，许多美国军人对日本人的态度也必然会使他们做出过火的事。曾周游太平洋的查尔斯·林德伯格在《战时日记》一书中写道：“我们的官兵枪杀日俘或举手投降的日军好象是无所谓的事。他们对待日本人还不如对待牲畜，而且几乎人人都宽恕这种行为。我们自称为文明而战，但是，我越是深入观察太平洋的这场战争，我就越难想象我们有权自称为文明人。事实上，我没有把握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记录比日本人的好很多。”
种族的含义甚至延伸到受日军之害的人——菲律宾老百姓——身上，他们常常被贬称为“轻浮仔”、“菲佬”。
在缅甸却没有打消耗战。英帕尔战役的日军残部一撤，英军便跟踪追击，跨过大山进入缅甸，渡过钦敦江。麦克阿瑟的部队在林加延湾登陆那天，即一月九日，英军朝曼德勒和缅甸的心脏发动进攻。英帕尔惨败后元气未复的日军，无法阻止英军南进。
巴莫知道，战败已成定局，他开始为战后把英国人赶出缅甸进行武装斗争做准备。他必须设法使自由的精神以及对英国统治的仇恨活在缅甸人的心里。为了在人民中动员战争，他建立起一个最高国防委员会。 “这是我们与英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中的最后一战，”他对委员会成员说，“我们战斗了三次，三次都失败，所以我们成了世世代代的臣民。现在，我们必须在日本援助下打第四仗，并打赢最后这一仗。原因是，如果我们再失败，我们就还要长期做奴隶。”
巴莫成功地播下了长期敌视英国人的种子，却不能推迟英国的进军。三月九日，英军进入曼德勒，攻下奥博车站，占领曼德勒山，然后继续南进，直指首都仰光。
正如日本军方领导人先前把菲律宾和缅甸看得何等重要一样，他们还是逃脱不了这种必不可免的逻辑，即，帝国的最后希望在于是否能成功地保卫本土南面三百五十海里的一个相对说来比较小的岛屿——冲绳。例如，海军少将富冈就认为，如果全力以赴是能够在那里打败敌人的，这一胜利便能为日本赢得六个月的时间进行和谈，保证天皇制的继续。
莱特和硫黄岛的陷落，使小矶将军的内阁处于崩溃边缘。小矾是被有意识地扶植上去当过渡首相的，因此从他任职的那天起，他的方向就不明确。虽然小矶的职位的威望很高，却得不到任何派系的真正支持，他对这场战争如何打法几乎发挥不了什么影响，对暗中进行的求和活动则是毫无影响。与东条不同，他不代表军方，军方有许多人怀疑他。他没有参与主和派复杂和连续不断地勾心斗角。
对于国家在这样的领导下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的天皇召见了木户侯爵，建议他有必要就正在口益恶化的战争局势向各位前首相(“重臣”)征求意见。天皇召集重臣讨论除遴选新首相外的事清，从前只有过一次，即在战争前夕。
木户把重臣逐个请到宫内。以免同时进去引起军方的猜疑。这样也使每人能畅所欲言。但是，除近卫的建议外，别人的建议都含含糊糊，考虑不周，或者只是感情冲动地请求坚决打下去之类。近卫的评价，虽说是错误的，却理路整然地检讨了日本将陷入的政治和军事的深渊，除非短期内实现和平。他把意见亲自用毛笔书写成八页的《建白书》，向天皇朗读。除近卫外，是否还有别的臣下敢于直接向天皇提出如此率直的见解，是值得怀疑的。与近卫的其它作为一样，《建白书》也是充满矛盾的——既客观又主观，既可行又不可行。一开始是勇敢的表态(“尽管十分遗憾，我认为日本这场战争已经打输了”)，然后他提出完全是根据自己对共产主义越来越厉害的偏执狂产生的指责(“对日本维持天皇制度的最大危险并非来自失败本身，而是来自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然后，为了试图证明日本不久将被本国的“赤色分子”夺去，他精确地预见到马克思主义必将在东欧和朝鲜实施。但是， 他接着对历史的评价又因自己根深蒂固的思想而错了： 满洲事件、日华事变以及大东亚战争也是陆军中的激进派“有意策划的阴谋”，而这些激进派自身又是非军方右翼极端分子的傀儡，这些极端分子“不过是披着国体外衣秘密策划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人”。
象许多在年轻时左得出奇、年纪大了便变得保守的知识分子一样，近卫认为到处都是赤色分子的威胁。他指责说，那些提出“一亿决战”口号的人“受了试图使国家陷于混乱，从而实现革命的共产党人”的煽动。另外，有些陆军领导人， 亲苏情绪强烈，他们“敦促不惜一切代价与苏俄结盟，还有些人则要求与毛合作”。
然而，他从这些主观臆造的指责中所得出的结论却是无可辩驳地合乎逻辑的：只有智胜军国主义者(“虽然他们也知道无法打赢战争，但我认为他们为了保全面子将战斗至死”)才能和谈，“这样，如果树根断了，枝叶自然枯死。”然而，他提出来对付死硬派军国主义者的办法，虽然可取，却是不现实的：用政变方法一网打尽，然后直接与美英谈判。
《建白书》尽管前后矛盾，却刺激了天皇及其首席顾问。近卫与其他同僚重臣不一样，他找到了问题的核心。虽然他的解决办法不可行，但最终被讲求实际的木户变成灵验的计划。
小矶首相想在有利条件下结束战争的个人愿望，并不因为求和派和主战派对他没有什么信心而受到影响。他执意认为，与蒋介石言和是体面地与美英谈判的关键所在。还有，他选择的中间人是远东有名的阴谋家缪斌。他是南京傀儡政府的一个官员， 自称与重庆政府有秘密无线电联系。小矶的外相、也是他通晓中国情况的顾问重光葵却警告他，那个声名狼藉的缪斌只不过是想实现自己的野心，“如果相信他能充当调停角色，”重光后来写道，“那是天真幼稚，表明对中国政治的无知。”
小矶不听，说服了陆军大臣杉山元帅用军用飞机把缪斌弄到日本来。在东京附近的机场上，缪斌不理邀请他前来的首相，坚持要直接送他去同皇族成员——东久迩宫——见面，企图讨好天皇。但天皇陛下与小矶内阁一样觉得这样的阴谋令人厌恶。缪斌狼狈溜回中国——随后被蒋介石处决——从而也使小矾继续掌权的最后一线希望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