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屋，在浏阳市永和镇的一个小山冲里，老屋后头坡上，立着一棵大枫树，树干笔直，枝叶葳蕤，有数百年历史，是祖上某位先人种下的。
据说，我们这一族的祖先，在清康熙年间从广东梅州迁到湖南浏阳，择地而居，在小山冲里开枝散叶。一村的邻里，彼此间或多或少或远或近，都有些许亲戚关系，不知几时起，小山冲也开始被唤作张家冲。
对于张家冲的印象，是从我记事起的。
一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母亲正出差在外，祖父捎信来，让父亲回乡“双抢”（抢收早稻，种晚稻），父亲便带我一同去了永和。
运送矿石、兼做客运的绿皮小火车停停走走，行了半日，我们在晚间到达。表亲华叔来接我们，一根扁担挑着父亲的旅行包，将我们送到了家。
祖父家本是宗族老祠堂，早已荒废，祭祀的正厅空着，余下的房间自东向西分成三户，东边住的是祖父未出五服的叔叔，我叫他太叔公，居中住着一户五保户李奶奶，我家在最西头，屋旁有一棵柿子树。
老祠堂后面是坡，屋前是坪，坪沿一溜矮墙，墙后是一条一臂宽的土路，再往后，是大片的水田。下老坝（屋前的一条小河，当地以坝称河，大溪河支流）从水田中弯弯绕绕，往东流去。小山冲里还未接上电，夜里，鸡进笼时，祖母会点上两盏油灯，一盏有罩，放在堂屋，另一盏是个小瓷碟，灯油装得堪堪满，插一根灯芯，供在灶上，给灶王爷打亮。
晚上熄灯睡下，漆黑一片。茅房在屋外，要起夜，须得摇醒父亲，请他打着手电，陪我去。父亲疲惫地起身，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听不清的话，一手牵着我，手电筒的光圈照亮着脚前的地面。
走出屋，我们站在檐下，对面的山墙黑糊糊的，夜空中传来各种声响，风声、虫鸣，偶尔还有“咕咕”的声音，我问父亲那是什么。
“猫头鹰，在树上。”父亲说。
“在哪棵树上？”
“不知道诶。”父亲说。
二
早上，一声接一声的鸡鸣，山冲里的公鸡彼此应和，把天叫亮。天光透过窗子照进来，我在晨光中苏醒，屋外土路上农人的谈笑声传进屋里。攀上窗沿推开窗，水田中弥散着蒸腾的水汽，远处的村舍和零星的树木披着朝晖，不知名的鸟儿掠过天空，留下几声脆啼，下老坝汩汩的流水声从远处传来，像乐声一般喜人。
一会儿，祖母推门进来，轻声唤道：“伢崽呀，吃面吧。”
祖母头一天去镇街上肉铺买肉，不多，拿盐腌着，够做浇头。早上切成丝，和着姜丝一起炒，撒几粒豆豉，加水焖，便是上好的汤底，煮好了的筒子面起了锅，分碗盛着，面下边藏一个荷包蛋，吃时舀上小半勺干椒，格外地香。
祖父与父亲早已下地了，祖母带着我，我央求她讲故事，她不会，便讲她自己，东一句、西一句，有一搭、没一搭。
“我要是识字，也能做点事。”祖母说。
“我嫁给你爷爷做童养媳，没读书，只认得钱，不认得字。”祖母说，“你爷爷读过书，背着衣箱（行李）到外头求过学。”
“你爸吃了苦，八岁就去石灰坳（地名）担柴，人还没有扁担高，”祖母脸上显出一丝愧疚，“上家屋里（指东边的邻居）婆婆劝我，‘崽细莫做工咧，正长身体，背着柴一佝起，几步一歇。’”
“我也没办法咧，你爷爷躲饥荒出去了，家里没劳力了。”祖母叹道。
祖母去河边洗衣服，会带上我。衣服装在篮子里，还有黄澄澄的肥皂与捣衣锤，路边的农田收得早的已重新注水，阳光下闪着粼粼的光。祖母与田间的农人们打着招呼，一些人直起腰回应，看到我了，便恭维几句，“孙子长得好啊。”“你啷家（浏阳方言，敬称）有福咧。”祖母喜滋滋地答谢，腰板挺得笔直。
有时候，我们会走过下老坝上的木桥，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那边也是田，农舍与树在田间孤独地点缀，忙碌的农人们，在刺目的阳光和水的反映中，幻化成一个个虚边的剪影。
回家时，提篮里装着湿衣服，更重了一些，祖母的身形佝偻起来，走得慢了一些，我跟在后头，东张西望。远处家后面的坡上，一棵巨大的树枝叶繁茂，撑起了半边天的绿意。
“奶奶，那棵树是什么树啊？”
“哪一棵？”祖母微微喘着气。
“就是那棵！”我抓着她的衣角，踮起脚尖指给她看。
祖母撂了篮子，眯着眼打望。
“那是枫树，祖上种的。”她擦着汗说。
三
中午歇了工，祖父与父亲回家吃饭，他们挽着裤脚，腿肚子上都是泥，草帽进门就摘了，撂在椅上。每每父亲去水缸舀水洗脸，祖母会劝，“收了汗再洗，莫汲了寒气。”
饭罢，他们在堂屋下棋，我在竹床上午睡，一觉醒来，他们已经走了。
有一天，我午睡醒来，祖母也不见了，堂屋里空无一人，我反复地呼唤，没人回应。
天地间很安静，屋外的土路没有行人，柿子树在阳光里投下斜斜的影子，随风飘动，张牙舞爪，我在竹床上站起身来，踮脚张望，门外坪里，风吹草曳，更远处，农田里忙碌的小小人影们无声地劳作着。
角落里的矮柜“嗒”的一声响，转身望去，什么都没有。我的心中没来由地一紧，忽然不敢下床了。
屋外的蝉鸣再度响起，声音尖利，和在那些杂乱无章又包含恐吓的天籁里，一声紧一声急，叫得人心慌。我忽然觉得，头顶、身后，还有那些看不见的阴暗角落，仿佛潜伏着一些东西，在等我放松警惕。
一个粗壮的妇人从土墙外走过，朝里望了一眼。
我“诶！诶！”地喊她。
她绕过土墙走了进来，两步跨上台阶，进了屋。
“你家大人呢？”她翁声翁气地说，肩上，一根扁担搭着箕筲斜斜地背着。
“我不知道。”我小声说着。
她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出去。
我又独自一人了，蝉声仍在聒噪，穿堂风吹进屋来，带入了屋外的炎热，树的影子随着光线的倾斜越来越近，耳边隐约响起了呢喃的声音，又细又急，像是在跟我倾诉，也不管我愿不愿听。
眼前的土墙前，再次经过一个身影，我不及呼唤，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屋里聚了不少人，他们的眼神关切又惊喜，竹床边支了个小炉，火上架着个铁饭盒，盒里煮着针具（老式针具反复使用，水煮消毒），一个留山羊胡子的中年男人坐在我身旁，得意地炫耀着：“打一针就行了，我说的没错吧。”
我翻身坐起，祖父站在一旁，此时近前来，摸了摸我的头，表情严肃，没有作声。
“我就去菜地里看了看。”祖母分辩着。
“我就说是受了惊吓，睡得太沉了，摇都摇不醒。”旁边有人说。
那天下午祖父没有再去上工，而是守在我身边，反复询问我那场惊吓的经过和细节。他笃定地相信，是祖宗回来歇脚，顺便看了看我。
他让祖母备了三碗供品，领着我去了祠堂正厅，那里只剩漆色斑驳的柱子与一张腐朽的供桌。祖父摆上供品，在盛米的碗里插上三根香，拉着我跪下，向供桌后空旷处虔诚地磕头，香烟扶摇直上，祖父趴低身子喃喃细语。
我立起身子扭身四望，傍晚的天光从天井上方斜斜投入，照亮檐侧的走道，祠堂的大门早已拆掉，从门里望出去，远处的天际，晚霞在山与田的尽头铺陈，水田间挺立的大树仿佛着火了一般闪着红光。近处，土墙外走过三三两两的农人，带着一天的疲惫与收工的松乏，大声地聊天。
祖父搭着我的肩，站起身来，“他们收到了，一定的。”他的表情随即轻松起来，仿佛确信自己刚刚完成了一件大事。
“祖宗看顾你，是你的福分。”祖父喜滋滋地，拉着我从祠堂正门走出去，我们在坪中站定，祖父转身，指向后头，我抬眼望去，飞檐的上方，大枫树绿叶蓬勃。祖父说，“如今祖宗传下来的，只剩两件，一是这个祠堂，二是这棵枫树，听老班子（长辈）说，有人晚上路过，听到树上有人讲话，念着谁家有福，谁家积了业。那就是祖宗显灵呢。”
祖父告诉我，大枫树是一位老祖宗种下的，是位秀才，某次读到梅州乡贤的诗句，种下这棵树，取感怀故乡之意。
我问是什么诗，祖父支吾了半天，“‘盘山红叶祠东西。’秋天时，枫叶红了，红在祠堂上头，就好看了。”他解释道。
四
时间缓缓地走过，就像下老坝里漫不经心的流水，流过了一年。
到了天寒地冻的时节，年节也近了。父母亲都忙了起来，要准备年节的物资了，平日里的奢侈品变成年节里的必需品，撑起一个家的脸面。
母亲托副食品商店的朋友去买灯芯糕、清凉糕、玉兰片，去肉店买来鲜肉与香肠，鲜肉要送去大舅家，一半孝敬外公、外婆，一半请大舅熏成腊肉，鱼是外婆家送来的，已熏成腊鱼。
母亲还要给我弄一些烟花和鞭炮，在假日里玩。
晚上，是父亲劳作的时间，父亲对食物的整饬远胜母亲，过年时才大显身手。他会做冻米糖、箬叶粑粑（大竹叶包裹的糯米粑粑）、炸猪皮（炸好后，浏阳叫平肚）、炸红薯片和肉丸子，肉丸子一定要掺上碾碎了的茴饼末，炸出来才格外地香甜。
年节前的许多个夜晚，父亲穿着淘换来的蓝色工装，在滚烫的油锅前劳作，我一过去，他就大声呵斥，恶狠狠地赶我，“走开，等下被油溅到！”
而休息时，父亲踱到客厅坐下，挨着火缸取暖，点上一根烟，疲惫又略显惬意地看着我，吐出的烟气在无风的房间里缓缓地消散，“现在年景好了，过年有个样子了。”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对我说。
“你要好好学习啊。”父亲的话总绕到这上头。
忙上几个晚上，猪皮炸好了，红薯片也炸好了，冻米糖趁热切好了盖上纱布摊凉，香喷喷的肉丸子出了锅，大盆盛着，摆在桌罩下，我偷偷拈来吃，不小心吃多了，嘴里立刻起了燎泡，不敢说，就忍着。
母亲织的毛衣我和父亲早已穿上了身，她仍在忙碌着，年节将至，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托人买孝敬祖父的补药和酒，新打问的一个治祖母哮喘的偏方也得想法子弄来；一家人过年的新衣裳置办好了，给祖父、祖母做衣的布票就不够了，还得找找门路；副食品商店新到了一种水果糖，想法子买两斤，带回乡给老人尝尝鲜；老姑（祖父的表妹）家捎信来要的的确良衣服，是给未过门儿媳的，老姑说了“不论好歹弄一件”，还得托托人，碰碰运气，回乡拜年也有个交代。
在我看来，母亲的年节更像是一场游戏，就像尼尔斯骑上莫顿的肩膀（漫画《尼尔斯骑鹅历险记》的主人公）开始的漫长旅行，那些不知在何处的朋友们，总会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
待到了临近除夕的某一天，一家人扛着大包小包，坐上了东去的绿皮小火车。
五
浏阳的醴浏铁路连接醴陵与浏阳，运送着磷矿与硫铁矿的矿石，客运只是它兼营的一部分，可有可无。这架绿皮小火车因此显出它的任性与调皮，走与歇全凭运气，晚点是常态，正点是体恤。
然而，在年节将至时，它很少晚点，汽笛拉得足足的，声声催促，每一个站点，都像整装待发的兵士，一秒都不得延误。
早已捎信回乡了，还是华叔来接，连同东臣哥一道。一人一根扁担，挑上我们的行李。华叔尚未结婚，白白净净，略显腼腆，阔阔的嘴巴，嘴角上一颗痣。东臣哥黑黑瘦瘦，笑容憨厚，年纪只比父亲小数月，与我平辈，一见面就叫我“老弟”。
过了大溪河（浏阳河支流）上的桥，我们从磷矿旁拐上回村的路，傍晚是阴沉的天色，路旁蒿草枯黄。开敞的天地间，田野裸露着黑土，稻茬支支棱棱地布在地里，裹挟着湿气的冷风匆匆地漫过田野、扑上土路，田间零星的大树枯了枝杈，在没有边际的水墨色中无奈地挺立，一切仿若静止，唯有田舍的炊烟袅袅升腾，年饭前的鞭炮声次第响起，使人惊觉：这就过年了……
祖父在下老坝的木桥边等着，烟头散了一地，见到我们，古板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笑，俯身一把抱住我，大步地走过桥去。
我的视野瞬间开阔，阴暗的天光中，光秃秃的大枫树在祠堂后的坡上立着，粗壮的树枝仿佛撑住了天空。身下，下老坝墨绿的流水缓缓在视野里转弯，流入被枯草遮蔽的土坎后面。
我家年节的鞭炮响起来了，在此之前，祖父在祠堂正厅祭了祖，不多的乡邻一道摆上祭品，对着早已没了牌位的空墙磕头。祖母在家门前摆了个小供桌，点上香，开始她的仪式——“关财门”——今年的财就关在屋里，一分也跑不出去了。子时再做一次，“开财门”，迎新纳财，寓示着新年大发。
吃过团年饭，一家人围坐守岁，桌上油灯燃着，火缸里炭火亮着，祖父、父亲摆开棋盘下象棋，母亲帮祖母剪鞭炮，一挂长鞭剪成数个几十响的短鞭，备着明天迎客用。我掏出书来看，被母亲制止了，“灯光太暗，坏眼睛咧。”她轻声说。
大年初一，乞丐是不能赶的。他们走家串户，说着吉利话，换得一杯米，几个箬叶粑粑，或者一把零食。那时节，并不兴给钱，他们背着的布口袋，本就是为了方便装食物。还有一类送财神的，多是景况实在不好的人，即使衣上补丁加补丁，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也背着布袋，进得门来，包里掏出一张巴掌大、印着财神的红纸，诚恳地说上几句喜庆的话，换得主家的回赠。
更有一些小孩，细竹竿挑着两捆小小的青柴，斜挎着小布包，走村串户，进得门来，柴担撂下，脆生生地念：“大年初一送柴来，一招喜事二招财，青青吉吉送进屋，恭喜主家发大财！送财咯！”
送财的小孩年岁与我相仿，多是六七岁的年纪，他们是最招人喜欢的一群，母亲看到了，水果糖都忍不住拿几颗给他们，“我砍担柴，你也去拜年好不好啊？”母亲笑眯眯地问我。
初一那天，无论谁来家里，都要放挂鞭炮，以示隆重。那是祖父的职责，一个人来拜年，放挂几十响，一群人来拜年，也是一挂几十响。若是耍狮灯（舞狮，一般二人）的来，要放长鞭，打发一筒挂面或几个鸡蛋。
村上或别村的龙灯队来，鞭炮得放个不停，龙身进屋穿一圈，旺家旺福，是莫大的荣耀，走时，祖父会开心地塞给敲锣的一个红包（龙灯队自带乐器班子，一般敲锣的收钱）。
父亲是一大早出去的，他负责外出拜年，提着礼品塞得满满的大提袋子，村里相近、相熟、有来往的亲戚逐户分发，一上午能走完，回家赶得上午饭。
去时满满一袋，回时也是满满一袋。拜年的礼品，亲戚们不会全接，譬如送太叔公家两筒挂面，一包鸡蛋，太叔公只留下一筒面，几个鸡蛋，余下原复奉还，再包一块腊肉，权当回礼。
家家如此，许多时候，带回家的，比带着去的还丰厚些。那时节，送礼更像是仪式，礼品更像是道具，维系着乡土间奉行的礼仪：脚步为亲。
天色仍是阴着的，拜年的人一拨接着一拨，迎来送往，鞭炮不时响起，小山冲里，此时格外地热闹。祖母升灶做饭了，我在灶下烧火陪她，灶膛里柴火渐渐烧旺，暖意扑在脸上。
来拜年的妇人到厨下与祖母聊天，她们说起“区委”遭人追债，初一被人提着灯笼找人[1]的事，祖母倒是来了兴致，嘀嘀咕咕地说了一气，讲的客家话，我听不懂。
“区委”是村上的一个破落户，四十多岁仍打着光棍，农闲时，到各家串串，打发时光，顶爱吹牛，又好管闲事，谁家的事都能说出个丁丁卯卯，乡人谓他管得宽，所以取了个“区委委员”的名号，简称“区委”。
近中午了，拜年的消停些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走出门去，檐上挂下的大冰柱子滴着水，乡人打院前的土路上经过，高声地谈笑着，鞭炮声远远近近地传来。远处，田间的农舍升起了炊烟，被寒风吹散，零星的大树萧索地守望，下老坝的流水缓缓流淌，滋润两岸，不知几时起，水流渐渐显出浑黄色。
身后远远传来几声老鸦叫，转头望去，大枫树从屋后伸出头来，光秃秃的枝杈杂乱地伸展，在阴沉的天光下，略显狰狞。
六
很小时开始，我就知道我们家有许多的乡邻与亲戚，他们来城里，会在我家歇脚，吃顿饭，或者宿上一夜，外婆家在城里，来的都是父亲那边的亲戚。
待客是母亲最费脑筋的事情，饭桌上，总得有一两个荤菜才不失礼。母亲想尽办法经营：冬天留下来的腊肉片成薄片，盖在泡好的黄豆上，加碎辣椒蒸，极香；外婆家送来的小鱼，在煤火灶上焙干，客人来了抓出一小碗，洗净，加豆豉、辣椒蒸，出锅时点几滴白醋，鱼肉能嚼出甘甜；鸡蛋和着红薯粉加水搅拌，放葱末煎，一个蛋能煎出一盘，有糯糯的口感。
可就这样，也经不住吃，肉票用完了，母亲得去与相熟的好友商借，拆东墙补西墙。到后来，她结识了一个冷库的朋友，认了干姐妹，经冷冻的猪下水卖得贱，不需凭票，却很紧俏，得找关系、走后门才买得到。有了这条门路，终于缓解了待客的压力。
那时节，家里来的客人形形色色，我们没回时，他们便坐在走廊口的玉兰树下等，偶有人带些土产，宝贝一样抱在怀里。看到父亲，他们的脸上由衷地显出喜色。
他们执拗地纠结于辈分：有佝偻着腰，牙都没剩几颗的老人，绽着一脸老橘皮般的笑，恭顺地叫父亲“叔叔”；也有神色倨傲的半大小子，对着父亲直呼其名。
进得门来，多数人会像回家一般随性，他们这里摸摸、那里瞧瞧，随意地打开柜子察看，沾着唾沫翻我的书，随看随抛。他们大声地咳嗽，随地吐痰，扔烟蒂，献宝一般将邻里故事说给我们听。
有一回，同村一个老奶奶，寻到家来，央着父亲带她去找县长，嚷嚷说：“征了我两担谷，一直没还。”问她什么时候的事，她默了默，回答得认真又笃定：“1947年！”
父亲逐渐显出不耐，来客人的日子，他就去办公室加班，留下母亲应对，母亲并不觉得麻烦，好像这本就是她的日常，她爱笑，见人就笑得眼弯弯。
“来我家做客，那是他们看得起呀。”母亲说。她费尽心力地整饬好菜，丝毫不显不耐地陪客人聊天。吃过晚饭，她指挥客人提上凳子，领着他们去机关大厅看电视。若是恰巧有电影上映，她想方设法搞到票子，带他们去看电影。夜深了，她在客厅铺开行军床，安顿他们休息。客人多得几个，就开地铺，再多得几个，得早早跟邻居家商量借宿。
晚上，我们睡在里间，客人睡在外头，睡时声响隔着门板传进来，有人磨牙，有人讲梦话，更多的是鼾声，鼾声大了，一家人都没有好觉睡。
七
不知何时起，父亲开始劝祖父、祖母：“进城吧，做了一世，歇一歇，在我们近旁，有个照应。”
祖父始终不肯：“屋谁看，地谁看？”
村里已经接上了电，每天早上被村里的广播唤醒，广播里一个女声诵声激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家的鸡已经叫过了，又跟着广播声叫了起来。
时间进入了九十年代，下老坝的水因开矿污染，终于不能用了。父亲请人在家门口打了口井，方便了自家与周边几户邻居。
1991年，门前的柿子树开始挂上青果时，祖父突然病倒了，被邻居萍婶两口子送到了镇医院，父亲连夜将祖父接到县里，举债为他连做两台大手术，终于拾回一条命。
可离了乡，终是不惯，两个月后，祖父刚刚康复，便不顾父亲劝阻，回去了。
又过了一个月，我们回乡看祖父，正是深秋时节，踏上下老坝的木桥，就望见祠堂后半爿艳红天，大枫树红了叶子，棕黑色的枝干掩藏在密密的红叶中，仿佛一只大手在半空中擎举着一片火烧云，青暗的老祠堂在云下静默，岿然又肃穆。
走近了，听见“咩咩”的羊叫声，老屋前坪拴了好几只黑山羊羔，含着草细细嚼，看到来人，摇晃着浅浅的小角，无辜的黑瞳无畏地打望。
“你爷爷买来养的。”祖母说，“以后有羊肉吃。”
母亲悄悄告诉我：祖父是怕时日无多，晓得家里背着债，不忍再添负担，养几只羊，以备不时之需。
此后，父亲与祖父约定，不下地了，田间的事请人做，每年缴我家一担谷。
祖父戒了酒、烟，一日三餐，祖母做最清淡的饮食。他成了一个闲人，除了看书，每日在村里逛，寻人下棋。
下老坝的水逐年变幻着颜色，浑黄到暗红。大枫树的叶子红了又落，几年光景，邻村的打井工头成了这一片最先富起来的人。
心思活泛起来的乡人们，开始在农闲时拉帮结队外出打工，尝到甜头的，索性撂荒了田，整年在外头，省省抠抠几年下来，回家修房、置彩电，这一趟就没白忙。
祠堂日益破败，我家的老屋翻新了，买了电视，我第一次在除夕这一天的晚上，看到了春晚。
邻居五保户奶奶在某一年春上过世了，她结过两次婚，一生无后，丧事是继女（二婚丈夫的女儿）办的，村上出面，承担了丧礼的大部分事宜。
另一位邻居太叔公掏出多年积蓄，给孙儿盖了新房，娶了媳妇，一家人搬到了坡上。搬出去第二年，原来住的老屋便垮塌了。从屋前弄堂望进去，穿过断壁残垣，能看见山墙旁的一棵老柚子树。
宗族老祠堂的住户，仅剩下我们一家。
八
屋前的柿子树依旧每年挂果，摇井里打出的水依旧冷冽甘甜，院前的矮墙，清晨冒着水气的稻田，乡野间回荡的广播，下老坝的木桥，仍是老样子。河里的流水反而清了一些，听说矿源快枯竭了。
1997年，祖父、祖母终于禁不住父亲的劝说，搬进了城。
或许是因为已经妥协，祖父终于对住所感到满意，“没事的时候，我可以到河边走走，浏阳河比下老坝宽好多。”祖父说，“可是，找不到人下棋呢。”
多数家什都留在老屋了，一把铁锁锁上，钥匙交给了邻居萍婶，请她帮忙看。祖母打了许多包，又拆开留下了。祖父整了一个小包袄，里面有他的军装和勋章，还有一本日记。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祖父将军装穿上，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绿色军装上的五星与军衔早已缴回，左胸前挂着一枚军功章和两枚纪念章。
祖父端正地坐着，双手摆在膝上，聚精会神，一会儿，电视里国歌响起，士兵们迈着正步进行交接，飞扬的五星红旗占了整个屏幕，遥远的维多利亚港上空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窗外也有人在唱，浏阳河上空绽放的烟花，比电视里的更漂亮，远近的鞭炮也响起来了。
仪式结束后，祖父站起身，听着窗外的鞭炮声，愣怔了半晌，回身看到我，轻声说：“当年，我们在镇上集合，行军到长沙，再坐火车去的朝鲜。”
九
祖父、祖母渐渐地适应了城里的生活，也记挂着小山冲里的亲戚朋友们，偶尔他们打电话来，祖母接了总是问：“几时下县里来玩啊？”他们管东边叫上方，浏阳已经县改市了，仍旧叫县里。
那时，我家已经不再是乡党的据点，成了中转站，出外打过工、见过世面的乡党们，早已经知道，“下长沙”比浏阳好玩，看病县医院远不比省城，省城的商场与公园，才能与他们见识过的那些大城市相比。偶尔来我家歇脚，他们说着省城的见闻：
“公共汽车要转几路，一不小心就迷路了。”
“商场也大，也会迷路，问人又听不懂，要讲普通话。”
“东西就贵啦！”大家众口一词。
千禧年过后，回乡拜年成了我的活，我会在节前去拜年，请朋友开车，装着一后备厢的礼品，像一年出现一次的圣诞老人，准时给张家冲的亲戚们送上节礼。
老屋借给远亲华叔住了。回乡拜年，亲戚们会留饭，饭点时走到谁家，就在谁家吃。
饭菜仍都是从前的味道，乡野间的鞭炮声响得零碎，远不如从前热闹，拜年的人群稀稀疏疏，狮灯与龙灯一齐不见了踪影。
几年以后，我家的老屋成了危房，借住的华初叔特意来了趟城里，找父亲解释，直说房子太老，他有年年修的。借住时，他曾与父亲商定，不收租金，帮忙看房及修葺。
华初叔跟父亲商量，想买下老屋那块地，父亲拒绝了。“那是祖业，卖不得。实在修不了，就推倒吧，种点树，以后得闲了，我再起栋屋。”父亲说。
华初叔傍着老屋买了块地，筹备建新屋。“这里风水好，我要沾点祖宗的福气。”华初叔对人说。
那年年末，摇摇欲坠的老屋在机械的轰鸣声中被推倒。隔年春上，父亲请人在那片地上种上了梨树与桃树。
2014年夏天，华初叔的新屋竣工，请亲戚、乡邻吃进屋酒，我驾车陪父亲回乡。车停在屋后大枫树下，枫树上钉了铁牌，是政府给它上的户口。
下了坡，华初叔家的席面摆在从前老屋的前坪，搭了棚，请来村里的酒席班子办席。一众乡邻帮工，帮忙的人中，我竟瞥见了“区委”，这个打了一世光棍的男人，在人群中穿梭，做着摆桌、送水的零碎事，岁月早已爬上了他的额头，抚平了他的戾气，换得一脸的恭顺。听说他住进了敬老院，时时溜号回村，各家办大事，他都去帮忙。
吃完席，父亲拉着我去河边散步。山里的矿停产多年，小火车也在21世纪初关停了，下老坝流水返清，一湾碧水在阳光下慢慢地流着，站在水泥桥上，能看到河里墨绿的水草与游动的小鱼。
父亲细碎地说起老屋与过往，不胜唏嘘。
我望着他，默不作声。父亲清瘦的脸上早已漫上皱纹，头发根部一线白。
“等哪天我来重修一栋屋啊，传到我的孙，又是祖屋了。”半晌，我拍了拍他，笑着说。
他也笑了起来。
回身望去，华初叔的屋前仍旧热闹着，鞭炮又放过一轮，流水的席面重开了。隔壁我家的老屋场里，桃树、梨树一片妖娆。而更高处，大枫树张开臂膀，像过往百年，甚至更久远的时空一样，给树下生息的人们带来阴凉与庇佑。
阳光刺眼，一恍神间，我忽然无比清晰地忆起了三十年前的那场惊吓。它犹如一场深远的梦境，在悠长岁月里持续发酵，逐渐成为某种情绪的唯一参照。少年时的懵懂与冲动，青年时的倔强与孤勇，到如今，依然粗壮的神经，支撑我在生活的羁绊与时时萌生的挫败感中顽强地行走。
凡此种种，岁月淘沥后的隐忍及坦然，或许都是因为我早已明白，真正能使人恐惧的，是无所依凭，没有边际的寂静。而在漫长的岁月中，却再不曾遇见过那样的情景。
老屋已经拆了，那些看顾过我的先人们，又在何处栖身呢？
十
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寻到了祖父所念那句诗的出处，它出自清代诗人宋湘的《不易居斋集》，原句为：“枨触旧游秋又老，盘山红叶寺东西。”
又入秋了，大枫树的叶子想必已经红了吧。
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