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老人家，好久不见了。”父亲带着我，走进机关大厅，喃喃地说。我转过头，望着大厅靠墙的几排空荡荡的长椅，心想，是啊，往年这个时候，她早来了。
1985年夏天过后，我升入小学二年级，那时父亲经常加班，在母亲出差的日子里，他加班就带上我。从宿舍到他办公室，短短几分钟脚程。在那里，我看书，他写材料，写得累了，就陪我玩一会儿。父亲给我看的书多且杂，都是他放在办公室的，很多已经记不清名字了，有印象的只有《隋唐演义》《第二次握手》《星火燎原》。
偶尔我会走上阳台，透过水泥栅栏的缝隙往外看，不远处的马路上，有人端着手电往樟树上照着，那是机关的司机在打麻雀，麻雀死蠢，手电一照就不动了，用气枪打，一打一个准。路的对面，是机关招待所，目光所及，能看到住宿楼的屋顶，招待所后面就是浏阳河，楼上看不见，只能看到河对岸的天马山在阴冷的天光中静卧，像一个不肯醒来的巨人。
那个老奶奶住在县委大厅，已经几年了，她多是秋天过来，有时一住几个月。父亲偶尔谈起她，说这个人以前怕是读过书的，懂规矩，她不吵不闹不讨人嫌，每年来了，先寻个开着门的办公室，去递状子，递完就退出来，在机关大厅的长椅上，倚着她的铺盖坐着，就这么发呆过一天，饿了，吃点儿随身带的干粮，渴了，就去厕所龙头接水喝。夜里，大厅里放电视，她也坐在旁边跟着看，电视放完了，大家都走了，她把两张长椅拼起来，铺好铺盖，睡在上头。路过的人看到了，也搭把手。那时候的机关，没有如今这般门禁森严，人情味也浓许多。
“她的事情，领导解决不了。”父亲曾经在饭桌上告诉母亲，“找谁都没用的。”
老奶奶的申诉，是关于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十六岁那年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了。悬崖叫孝子崖，崖顶的山壁上有个洞，据说洞里坐着个仙人，是清末的一个读书人，姓杨，至纯至孝，后来修道，就在这个洞里坐化，肉身风干，“经百年而不腐”，后人感念他，尊为杨孝仙，凿石修道，通到洞前，就在洞前筑了个小庙，将仙人请出来，安放在神座上供奉。地方逼仄，不过是几根柱子撑起一个屋顶，三面开敞，却也香火旺盛。
1966年破四旧，有好事的出主意，要破除封建迷信，干脆把杨孝仙风干的肉身搬出来烧掉。可是谁去把杨孝仙抬下来呢？工作组的领导在村民大会上反复动员，口水说干，无人回应。最后只好抓阄。老奶奶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年轻人不幸被选中，中午时分上的崖，刚刚上去不久，她的儿子就摔下来了，死在崖下的碎石滩上。据同去的年轻人说，他们把绳索捆到杨孝仙肉身上，让她儿子把仙人从神座上往下拽，小伙子收不住劲，身子往前冲，直接从悬崖上飞落。
“她说她儿子虽然不是公家人，但却是为公家事死的，要追评个因公殉职。”父亲摇了摇头。
“怪不得她，那个时候真荒唐。”母亲叹了口气。
后来听说，杨孝仙的肉身还是烧掉了，是工作组的领导亲自烧的，架在劈柴上，点上火，这位领导，几年后死于皮肤癌，浑身溃烂，乡人都说是冲撞了神灵的报应。
那时，我并不懂父母对话的含义，仅仅出于对一个老奶奶的怜悯，我试着接近她，用我仅有的能力，去施舍她。每天路过时，给她塞一个橘子（从后院树上偷的），或者带一碗盖了自家腌的咸菜的冷饭给她，或者匀她一个同学送我的茴香饼，每一次她都双手并拢，高兴地接过，满是皱纹的脸拧出菊花般的笑容，连声道谢。
有时候，她也会招呼我，“细伢崽，过来。”笑眯眯地从她身侧的白布口袋里掏出一把炒米给我，那是她的干粮，也是她仅有的能拿得出手的招待。炒米很香，有些咸。
“你怎么不回去？”我问。
“领导上在给我解决问题呢，”她笑眯眯地说，“我要等着，柏加（浏阳的一个乡）那么远，办好了还要来告诉我，多麻烦领导啊。”她夸张地伸长手臂。
母亲知道我给老奶奶送吃的，她什么都不说。
我知道院子里还有些小孩给她带东西吃，也有些小孩捉弄她，在米饭里掺上沙子，在食堂的潲水桶里捞东西送她，上过当之后，她再收到这类的食物，依然会笑着接过，只是不吃了。
有一天，母亲在家包了饺子，吃到末了，她盛了一饭碗，洒了辣椒粉，淋上酱油和醋，叫我给她送去。
老奶奶很高兴，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开心，反复地谢我，我都不好意思了，打断她的话：“你快吃咯，我妈妈等着洗碗呢。”
她吃得很仔细，咬一口，要咂巴很久，眼睛眯着，细细品尝这难得的美味。吃一个饺子，几乎就要耗光一个小孩子所有的耐心。
她吃了两个，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崽也喜欢饺子，他在的时候，只吃过一回咧。”她喃喃地说，用拿筷子的手去抹眼泪，越抹越多。
“我知道不该冲撞神仙，那是我崽的命。”她哽咽着，“我晓得不该麻烦政府咧，我不想来呢。”
老奶奶叹着气把碗放下，表情又愧疚又委屈，她低声说:“满根（她儿子的名字，当地人起名喜欢用，取不忘根本之意）死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找过谁呢。”她叹着气，用枯萎的双手捂住眼睛，身子后仰，“可这几年，我老梦见他，一头的血，哭着对我讲：姆妈，我没有人管啊。”
她哭了好一会儿，我惊住了，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她，直到她平静下来，有些自失地望着我一笑，低头端起还有余温的饺子，三两口吃完。
“在这里，我能睡个好觉，我在给我崽申冤呢。”把空碗递给我时，她忽然很突兀地说，眼睛眯着，眼角露着狡黠的笑容。
快入冬的时候，她生病了，早上起不来，一个劲儿地喘，被赶早上班的某位领导撞见，送去了医院，打了几天针，出院了，机关派车送她回了家。
听说也是那位领导拍板，给她上了五保户。她还有两个女儿，按理说，进不了五保的，可那位领导讲了硬话：“这些遗留问题，一种方式解决不了，就用另一种方式吧，让一个老人家一年接一年地跑，不是我党的作风。”
可第二年，老太太又来了。她不是独自来的，一个中年汉子送她过来，把她撂下就走了。
这一次，她表现得越发谦卑，见谁都是满脸堆笑，晚上看电视，会挪去更远的角落，给他人留出空间。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她。那些捉弄过她的小孩越发光明正大，母亲仍会允许我带东西给她吃，只是嘱咐我，“给她的时候，躲着点人。”
有一次，她吃着我从家给她带的酸菜盖饭，扒得很快，眼睛左右睃着，生怕来了人。
我说：“你慢点，我不催你的。”
她望着我，讪笑着，放慢了速度，说：“我一个老婆子，不值得可惜。”她很不好意思地解释着，“政府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不该再来的，我女儿、女婿逼我的。她们说，住几天就有五保吃，那就再来，看看还能有什么好事。”她自失地摇头，羞红了脸，“我耳根软，脸皮厚，就来了。”
“你还梦见你崽吗？”我问。
她没想到我会问，瞪大了眼睛，“嗯嗯”地哼了两声，低下头，又快速地扒起饭来。
第二天，她就走了，以后再没有回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