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是存在于我记忆里的那座城，在城市建设与城乡改造中，它已经换了模样。铺着青石板的小巷，夏天会粘鞋子的柏油马路，国营小吃店，卖糖水、酸枣、甜酒、辣萝卜的小贩，如今，都只存在于回忆里。
记忆的吉光片羽，伴随着一个孩子的成长。
多年以后，一些平凡的人与事，在岁月的酝酿中，在对过往的怀念中，不断地清晰，回归原来的模样。
《金瓶梅》与郎中
1985年，母亲牵着我往北走，一大拨人却往南去，那天是县里的公判大会，要在河边上处决犯人。很多好事的，抢先去占个好位子。
母亲一手撑伞，一手牵着我，急急地走着，空气里传来高音喇叭的声音，一个严厉的声音在喇叭里响起：“犯罪分子张勇武盗窃银行……情节极其严重……”再往前走，冰厂对面的大操坪忽然涌出大量人流，一台大卡车杂在人流中缓缓开出，车上穿白制服的警察，配着枪，站得笔挺，正中有一个青年男人，剃着光秃秃的青皮，五花大绑，脖子上围着白毛巾，被警察架着，脸色苍白，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这个人已经被抓半年了，他的事情早已在浏阳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听说夜里打洞偷了银行，偷出二十多万的巨款。
拥挤的人流一下把我们推到了路边。母亲紧紧拉着我，站在路旁的屋檐下，收了伞，等人群过去。
这是母亲第一次带我去挑疳积时的景象，因为有这一出插曲，所以印象很深。我们找的是国营中药店的余医生，他在城里是个名医，只是碍于身份——赤脚郎中出身，进不了医院坐诊。母亲说我的麻疹也是他治好的，“高烧不退呢，请他开了一副药，吃了就发出来了，一身的红点子，烧也退了。”母亲说，“就是药引苦了我了，要生在水里的柳树根，那可是冬天啦，我踩在冰得刺骨头的河水里一根根摸出来。”
国营中药店对面就是照相馆，斜对面是冰厂，药店旁边就是大操坪，里边有个大礼堂。多年以前，公审大会都在那开。
余医生五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穿着国营药店的白制服，说话尖声尖气，做事慢条斯理。药柜的转角有一张桌子，上边放两个铁饭盒，放着压舌板和棉签，一个玻璃瓶，盛着酒精，一个细铁盒，放着各种各样的针，还有一个小臂枕，用来号脉，那就是他的工作台。没事的时候，他喜欢拿本书在桌后看，多是古书，竖排的繁体字。
余医生一定要等到病人交了款，拿了号，递到他跟前，才肯离了书本，拿眼瞧人。
他对我们稍好一些，也就是偶尔见我们进来，点个头，笑一笑的交情，还要等母亲交了钱，拿了号到他跟前，他才肯收了书本，低着头，目光从眼镜上方瞥向母亲，问：“看什么？”他的声音就像细木锯子割木头，一抽抽地，好像一口气接不上来，就会呛到，我就在桌子后面仰望他，等着他咳嗽，一直没有等到。
母亲说明来意，他才低头看我，一脸不怀好意的坏笑，一面示意我坐到椅子上，一面从细铁盒子里拿出一根三棱针，用棉签蘸着酒精仔细地消毒，嘴里低声说着：“坐好了，不痛的。”
听到这话，我心里总是一凛。
可老实说，确实不痛，反正跟惹恼了母亲被她狠掐皮肉没得比。余医生手法很快，一手抓着我的手指，一手拈着三棱针，不易察觉地轻轻一点，然后抓着我手指的手稍稍用力一合，指节尖挤出一滴青黄的液体，挑疳积就结束了。我照例轻轻哼两声，表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承受了痛苦，作为回家路上要挟母亲的资本。
最初，挑疳积就像一场游戏，我假装痛苦，从母亲那里骗来一点安慰，几片蘸了辣粉的浸萝卜或者冰厂的一碗牛奶。
可没想到偷蒙拐骗的日子总有尽时。上高小时，药店换了医生，一个年轻人，姓谭，母亲再带我去挑疳积，我就抵死不从了，新来的谭医生下手没个轻重，轻了，挑破点油皮，重了，扎出血来，那种痛，钻心。
我后来知道，余医生是被开除的，有一天，他坐诊中途上厕所，新来的售货员跑到他桌前来看新奇，翻了他的书。余医生的书多且杂，那天，刚好带的是清朝绘本的《金瓶梅》，那些春宫图让小姑娘面红耳赤，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屈辱，当场就叫了起来，直闹得警察都来了，后来是单位的领导息事，只把他给开除了。
余医生赋闲回家，靠在百货公司上班的老婆养活，过了很久的清闲日子。
十几年后，他重新出山，在城里自己开了医馆，专治各种疑难杂症，风头一时无两。听说有被他治好的花炮老板，几个人凑钱给他修了一座家庙，正殿供着观音，侧殿供着药王。
后来，我也曾见过他一回。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很久了，不记得一个什么样的宴席，一桌子人，他居中坐着，穿着夏布黑衫，气质已然不同，可还喜欢低着头，从眼镜上方瞥人。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那时候，照相馆早没有了，照相馆对面的中药店，也没有了。
不邋遢的“黄邋遢”
每次放学，经过新华书店，都能看见黄邋遢，他坐在书店外的台阶上，拿着一本书，认真地在看。
黄邋遢其实并不邋遢，在城里，他算是会打扮的，他爱穿中山装，一套黑的、一套黄的，总是熨得笔挺，左胸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头发梳得整齐，还抹了发蜡。
黄邋遢是书店的干部，五十多岁，1980年前后突然发的病，城里人都知道。有一天，他回到家，喝了一杯茶，忽然问他太太：“今天家里怎么这么多人？”黄夫人吓得不轻，家里就他们俩啊。他又问：“他们是来抓我吗？”他忽然发了狂，抓着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撕扯，“交代了多少次了，还是不放过我啊！”
黄邋遢当天就进了精神病院，医院里来了辆小车，把他押着去的。
后来，人们才知道，黄邋遢是有海外关系的，他有一个嫡亲的叔父，三几年就去了美国。为此，黄邋遢没少受挂碍，交代材料都写了一箩筐，断绝关系、划清界限什么的，为一个不曾谋面的亲戚向工作组赌咒发誓，前途也受到了限制。这几年，政策放宽了，海外的联系也渐渐恢复，他的叔父写信回来了，黄邋遢反而疑神疑鬼，终于把自己整疯了。
几个月后，黄邋遢从精神病院出来了，见人就笑嘻嘻的，很和气。唯独不能跟他理论，谁跟他争辩事情，他就吐人口水。
邋遢的名号，大约是这样来的吧。
黄邋遢出院后，每天坚持准点上班。办公室的工作不能做了，让他去前台帮着收银。收银的头头嫌他碍事，发配他去分类，这个活儿也不麻烦，做完了，他就拣本书来看，也没有人管他。
不过孩子喜欢他，他也喜欢孩子，每每看到我们，他总招呼我们过去，他会讲整套的《说岳全传》《聊斋》《三国演义》，黄邋遢讲故事很夸张，手舞足蹈，孩子们听得却开心。
新华书店在商业大厦的对门，中间横着北正路。有一年，入秋的时节，书店的旁边新开了一爿店，专卖打折书，黄邋遢又被发配到那边。这一次，分类也不用做了，做个苦力，每天搬书上架。
他不以为忤，还兼了荐书的角色，当我们口袋里有了三五毛，准备去买一两本时，他就做我们的向导。
“那边有几本童话，一个瑞典人写的，封面烂了，还不错，价钱也不错。”
“高尔基的《母亲》，有卖了，就剩几本，都是缺尾页的，要不要？还能再减点儿价钱。”
他总是碎碎念着，假如我们听从他的推荐，下次见了面，他就上来问：“我说的没错吧，好看吧。”
直到有一天，我和同学走上北正街，往新华书店走，远远看着书店门口围着许多人。我们挤进去，看到他，他那天穿得很正式，黄色的中山装，发蜡打得一丝不苟，怀里抱着个饼干桶，正在分发饼干。
我下意识地问他：“你要走吗？”他眯起眼睛打量着我，腾出手摸了摸我的头，“我退休了，回家了。”
“不再来了吗？”
“不来了。”他的表情很笃定。
“神仙”不是正道
我们家乡，凡是有点儿名气的，算卦、化水行医的，都叫神仙。看风水的，都叫瞎子，不管他有没有瞎。
刘神仙家在禧和岭下，离外婆家不远。
外婆家的老屋在一个小坡上，依山而建，门前有个小坪，原是土坪，后来铺上了青砖。四周种着各种果树。屋侧是自家菜地，满满地被外婆种上了应季时蔬。
外婆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不在厨房就在菜地。有一次，小舅吃鱼卡了喉咙，喝醋、吞米饭都不管用，咳得干呕，外婆起身去找刘神仙，我跟着去了。
从外婆家出来，往南走，经过桑园，又一个池塘，爬上小坡，一株大槐树后边，就是刘神仙家。
那也是一座土砖屋，高梁大瓦。刘神仙一家正在吃饭，外婆说明来意，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一个菜碗，碗里盛着四五个鲜鸡蛋。
“小事情，其实你不必这样的。”刘神仙摆摆手。他黑黑瘦瘦，脸上有很深的皱纹，总爱穿土黄色军装，袖子捋起了，戴着顶黄布军帽，耳边夹着一支烟。
他一面说，一面从外婆手里接过碗，踅去厢房，他的一条腿是瘸的。
厢房里只一个神龛，供桌上放着一只大水壶，桌正中摆着一只碗，插着香。刘神仙将鸡蛋依次摆上桌，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外婆牵着我的手，在他后面跟着作揖。刘神仙从供桌上取下水壶，倒了些水放进已腾空的碗里，比了个剑指，在碗上画了画，递给了外婆。
“去吧，给他喝。”他说。
外婆连声道谢，郑重地接过。
“外婆，他们家供的是什么神仙？”回来的路上，我问道。
“地藏王菩萨，”外婆小心翼翼地端着水，轻声地嘱咐，“帮我看着点路。”
回到家，小舅已经好了。外婆还是坚持要他把那碗水喝下，并且把小舅的痊愈视作刘神仙的功劳，“还是刘神仙厉害啊，水都没喝就好了。”
认识刘神仙之后，我在外婆家又有了一个新去处。刘神仙不赶人，婶婶（他老婆）会端出零食来给我吃，米糕、玉兰片、山楂条之类，都是自家做的。
他家很热闹，经常有人上门，四乡的都有，还有外地口音的，有的人来问医，有的人来问运程，刘神仙挑客，有的给看，有的不给看。不看的，他把话说得很诚恳：“您老福运大，我根子浅，看不明白。”
多数人，他就在神龛前化点水给他们。偶尔也把把脉，开个方子。有一次，他对一个病人说：“你这是急性肝炎，要去大医院治，不要耽误了。”
治好了病的，回头来谢他。他会说：“这是你自己的福运，命里有点劫数，不过是一尺水，稍稍用力就跨过去了。”他们的答谢，少了不嫌，多了不拒。
他在忙的时候，我会很自觉地在一旁给他打打杂，递递笔，倒倒水之类的。闲的时候，他会跟我聊聊天，他坐在院子里的竹躺椅上，抱着他的水烟，咕嘟嘟地吸，大声地问我一些问题，譬如读书了没有，家里几口人之类的。
“我小时候也读过书，那年月真好。”他叹道，“后来困难了，要填饱肚子。”
“没有饭吃吗？”我问。
“哪里有饭，红薯叶子都没有了。”他往上一指，“我们家就靠着这棵树，槐花好吃，叶子苦、涩，不过蛮饱肚子。”
“要好好学习，你赶上了好时候。”刘神仙看着我，“以后是栋梁材。”
去得多了，他跟我越发没有架子。有一次，他在屋后竹山里捉到一条蛇，让他儿子来喊我去吃。
婶婶怕蛇，由他整饬，他将蛇剥了皮，砍成块，过一遍油，再和着姜放在汤锅里煮，不一会儿，空气中传出一股香味。
“我发过愿，不吃四只脚的，蛇我可以吃。”他笑嘻嘻的。
“发愿？”我很疑惑。
“跟师父学习，要守一些戒条的。”他看着汤锅里水沸了，盖上盖子，“师父说我先天差，发愿要发大些。”
那天中午就在他家吃饭，蛇汤很鲜，刘神仙喝了酒，话就多起来。
“人要守两样，一是走正道，二是要有一门手艺。”他说。
“像你这样吗？”我问。
“不是，”他吃惊地看着我，瞪着眼，使劲儿地摇头，“这不是正道，你不要学，我的儿子也不学，我不教的。”他吐了口酒气，表情忽然认真起来，“这些东西，我要带进土里去。”
第二年暑假，再去外婆家玩时，刘神仙已经搬走了，说是得罪了县里的某个大人物，举家迁走了。我赶去他家时，门敞着，家什早已经搬空了，仿佛很久没住人了一样，冷火炊烟。只有门前的大槐树依然葳蕤挺立着，沉默地守护着这一方土地。
此后，我再没有见过他。
尾声
这些故事里，大多数地方都没有了。
国营中药店早就拆了，大操坪变成了财神广场，新华书店成了老百姓大药房，连禧和岭都因为修路的缘故，被从中劈成两半。
写这些故事，承载它们的地标已经消失了，故事中的人，也不再有瓜葛。浏阳我经常回去，一回一变，越来越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