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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浏阳兄弟》我的懵懂运,怎么一直没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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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十五年前,我认识了虫子。

他是花皮的同学,虫子是他的诨名,他的大名有个“腾”字,浏阳话念得快些,容易听成“虫”。

虫子是个帅哥,长得有几分像《士兵突击》里的陈思诚。他好打扮,头发总梳得一丝不乱,衣服爱穿艳色,牛仔裤配白鞋,初时骑摩托,后来换了电单车,都是大红色。

初见时,总觉得这个伢子油头粉面,不像好人。花皮说他是“一婊子人才,骚得很”。他就笑,辩解:“诶,这样穿得好看。”

花皮是我练武时的师兄,那时常在一起玩的还有师弟陈胖、小齐以及花皮的另一个同学啷鸡。虫子毕业回来,也进了我们的朋友圈。

虫子爱玩,女朋友挺多,我每次回浏阳,他带出来的女孩都不重样,还都很漂亮。他有个外号叫“洗脚城杀手”,那几年,受长沙影响,浏阳的洗脚城如雨后春笋,开了一家又一家,虫子几乎在每个洗脚城里泡过脚,也捎带手和许多洗脚城里漂亮的洗脚妹谈过朋友。

虫子有一种复杂人格,有时候精明,有时候木讷,会计专业毕业,打小麻将胡牌放炮都要算半天。问他一件事,常常要想很久,才期期艾艾地说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花皮常笑他:“你怕是绊一跤,都要半天才晓得痛的。”

他的精明,通常都表现在交女朋友上。

“出去玩随时可以的啊,吃饭、看电影都行,问我要钱就没有。”虫子说。

“如果人家有急用呢?”我问。

他搔了搔头,认真地想了半天,没有回答。

后来某一次,我带朋友回浏阳社港(浏阳的一个镇)某名医处看骨科,拜托了虫子去挂号,驱车到医院,虫子早早就在门口等着了,送朋友进了诊室,我们到院门口抽烟。

“哥,你看这个是真是假?”虫子掀起衣衫,露出腰间的皮带,带扣是一个金灿灿的字母,“我上网搜了,要是真的,很贵的。”

“我不知道啊。”我说。

他解下皮带,递过来,“你看看。”裤子有点儿松,提着。

“我没带放大镜诶。”我开玩笑说。

“女朋友送的。”他系上皮带,得意扬扬。

“珍妹?”我隐约记得上一个他带给我看的女孩的名字,小心翼翼地问。

“不是。”

那天,虫子陪着在医院忙了一个上午,临中午时,带我们去镇上吃了顿土菜,才告别。

过了一个多月,某天晚上,虫子打电话给我,聊到末了,他忽然说:“张哥,那条皮带是假的,掉漆。”

我在玩游戏,笑得一口茶水喷在屏幕上。一面手忙脚乱地擦,一面嘱咐他:“记得找她赔啊。”

再后来,虫子家里给他对了一门亲,他开始正儿八经地谈恋爱,并且迅速地奉子成婚。对于他的婚事,兄弟圈子里各有说法,花皮就半真半假地说过:“虫子掉进蜜罐里了,他岳老子可有钱啦。”

“不然会这么快结婚?他岳老子城里开着宾馆,乡下还有花炮厂呢。”啷鸡附和着,他们对虫子妻族的背景都有了解。

虫子家兄弟二人,最初都在自家的花炮厂做事,虫子做着类似于营销经理一类的职务,拿一份固定工资,按提成拿奖金。

那个花炮厂成立得早,有些规模,八个大股东,他的父亲占一份。

年节时,我长沙的朋友们想要些鞭炮烟花,打个电话给花皮,他和虫子、陈胖、啷鸡四人就办得妥妥的,多是虫子弄烟花,花皮和陈胖弄鞭炮,啷鸡开车,众人押运送过来。

每次来,长沙的朋友瓜分了烟花鞭炮,便热情地留客,找家餐馆开一席,热闹一番。

虫子本不喝酒,每年仅此一次,会喝醉。

开席前,长沙的朋友们拍着胸脯跟我说:“放心,你浏阳的兄弟们过来,我们晓得招呼(本地话,招待的意思)。”

酒桌上,浏阳兄弟们也表决心:“我们每人打一轮通关,不得(浏阳话,不会的意思)让你丢面子。”

于是两方人马杯盏往来,热闹得很。常常到了最后,清醒的只剩我一个。

虫子家还有个胶厂,花炮用胶,是烟花行业的上游产业,规模不大,一直是他的父亲在管着。

2010年,他父亲从花炮厂退了股,专做胶厂,股份变现的钱均分给了两个儿子,并勒令他们从厂里辞职,自谋职业。

“他有心脏病,两头顾吃不消。”虫子后来说,“再说这几年花炮行业不景气,厂里四年没分红了,叔伯都是大股东,关系紧张,索性退干净了。”

有近六年的行业管理经验,虫子投出几份简历,便轻易地在另一家花炮厂谋到了一个还不错的职位。

只是,给人打工,终不如家族企业来得自在,从前随时可以溜号,如今却常常要加班。

兄弟们问他:“你岳父那么有钱,怎么不投点钱让你创业呢?”

“他抠,钱袋子捂得紧,宾馆招牌坏了都舍不得换,老叫我去修。”虫子显得懊恼,“我爸退股的钱倒是放在他那里了,两分的息,季结。”

“回去找老婆打一架,让她回娘家闹。”啷鸡开玩笑说。

“关她什么事?”虫子横了他一眼,“你烧坏了脑吧。”

五年前的一天,快过年了,花皮打电话给我,“虫子进医院了!摔伤了。”

“怎么回事?”我问。

“他岳老子催命,下雪天要他去修招牌,滑了一跤,从三楼掉下来了。”花皮说,“螺旋性骨折,右腿大腿骨断成三截,现在在社港,明天手术,快回来。”

第二天,我一大早赶去了,赶在了虫子进手术室的前头,六人间的大病房里,虫子躺在角落的病床上,老婆陪着,几个兄弟或站或坐围了一圈。

虫子精神挺好,看到我,咧着嘴笑,“无钱冇事(浏阳俚语,无缘无故的意思)绊一跤。”又皱了皱眉,有些担心,“不晓得以后会不会瘸。”

虫子老婆出去打水,我一屁股坐在床沿,“没死就好,瘸就瘸吧。”

旁人都笑,虫子掀开被子给我看伤,一条腿肿得老大,青的。

“兄弟们疏通好了,某某(名医)亲自给你做手术,放心吧。”我安慰他。

虫子进了手术室,他的父亲才赶来。那是我头一次见他父亲,他穿着一件深色棉袄,内里是一件白衬衫,扣子扣到顶,人瘦,衣服显得松松垮垮,提着一个大的黑色公文包。他和气地跟我们打招呼,小声地寒暄,礼数周全,眉眼间却尽是疲惫。

“搭车过来的?”花皮问他。

“是啊,没赶上,迟了一班(车)。”他讪笑着,有些不好意思。

“打个电话,我来接啊,叔叔不要客气啊。”花皮手一抡,依次指过兄弟们,“大家都接得的。”

大伙纷纷称是。

“虫子有你们这帮兄弟,蛮好咧。”虫子父亲笑着说,包里翻出一包“精白沙”,给大家发烟。三个月后,虫子能拄着双拐走路了,五个月后,双拐扔了,换成一根手杖。虫子把兄弟们约齐,在浏阳某高档酒店吃了一顿好的。

结账时,他掏出张信用卡,递给服务员,笑眯眯地跟我们说:“住院时岳老子给的,让结医药费的,一直没还,催着要了,吃了这顿,明天还他。”

“每人置条烟啦!”啷鸡叫道。

“你烧坏了脑吧。”虫子斥道。

受伤后,岳父出钱让虫子买台小车代步,预算不多,虫子选了辆红色的雪佛兰赛欧,配了不错的音响,带上税不到十万。

他买了车就招呼兄弟们:“来吃轮胎吧。”请大家庆祝。为了方便我回来,时间定在周六。

那天虫子带我们去了城东的一家农家乐,将店里的贵价菜点了个遍,大盆的粉皮羊肉,河鲜汤,泥鳅煮蛋,蒸丸子,还有一个店里的当家菜——“富贵当头”,端上来一看,是个去骨的卤猪头,卤好了放上椒蒜回锅再蒸一次,极入味。喝的红酒,兄弟们推杯换盏,不亦乐乎。

“果然是骚,选车都要选台红色的。”花皮笑他。

“音响好,砰砰叫。”啷鸡说。

虫子不接话,频频和大家碰杯,手到杯干。

“买了车是开心,不过喝酒还是悠着点儿。”另一位朋友光兴劝他。

“我最高兴的不是这个,”虫子满脸通红,笑着说,“我涨工资了,这个厂,没有一个熟人,没有人打招呼,老板给我涨钱,是肯定我啊。”

“我晓得我爸让我出来,是想让我真正做事,总算还对得起他。”

“有本事。”众人都竖起大拇指。

虫子嘿嘿笑着,自顾喝了杯中酒,“都别笑我,一句话,以前是玩,现在是做,等我都摸清了套路,自己开厂。”

“我想让我爸退休呢,抠抠搜搜了一世,为我们兄弟俩。”虫子喝多了,舌头大了,“他是个老好人,见人矮三分,以前在花炮厂就受叔伯们欺负,如今胶厂也不好做,出去讨账,处处要赔小心。做崽女的没用啊。”

虫子自顾自地说着,“其实他现在就可以退休,我和我哥劝了,他不肯,总说自己还做得。”

“六十多岁的人了,每天搭公交车去厂里。”虫子叹道。

兄弟们早已噤了声,听他一个人说着。

那一晚,虫子喝得大醉,啷鸡开车,把他送回了家。

虫子发起狠来,像只努力化茧成蝶的虫子,还瘸着就抓着机会出差,到处去发展业务。当然,其中也受过不少骗:一位朋友,说要帮他拉业务,预支了几千元活动费,没了下文。他去某地接洽业务,中午邀老板吃个便饭,老板拉他去了一家不起眼的饭店,呼啦啦喊来十来个人,都是“公司员工”,那些人自来熟地点贵菜,叫好酒,个个海量,白酒喝了七八瓶,最后叫他买单。

虫子没信用卡,工资卡给了太太,若不是出差,身上现金不超过一千块。关键时刻他灵光一闪,去厕所藏了一千元在鞋底,买单时身上搜括尽了,大几千元不够买单,饭店不让走,虫子指着一帮“公司员工”,梗着脖子说:“把命给你们好不好?我只请你们老板,又没请你们,一餐饭吃光了我的利润,还要怎么样?”最后是公司老板假模地做和事佬,虫子才脱了身。回头喊了人再去找那家公司,已经人去楼空。

饶是如此,虫子也谈了好几单大业务,业绩起来了,也积了些人脉,在公司里,渐渐算得上一号人物。

到2013年,虫子开始跃跃欲试,想要出来开厂,已经做通了岳父的工作,愿意出一笔钱给他创业。他打算买个厂子做,可以省下许多跑手续的环节。看了几家厂,出价都超出了预算,还得寻资金,谈合作。那一阵子,他忙得不可开交,几次回浏阳,打电话给他,不是在酒桌上,就是在茶座里,与金主或厂方磨。我劝他别太拼命,他总说:“难得有个机会自己做老板,水磨功夫细细做,总能做成。”

后来再回乡,也就不再打电话给他了,从兄弟们嘴里,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一些他的消息,知道他原本谈好了一家厂,岳父说好的资金临时变卦,拖了三个月,厂子卖给了别人,一切又要重新来过。

那一年入冬时,我得了一场重感冒,高烧了好几天,正卧床休息,接到了啷鸡的电话:“虫子的父亲去世了,你回来吧。”

我晕晕乎乎开车回浏阳,下了高速,啷鸡在收费站外等着,我靠边停车,转到副驾驶,他上车接了方向盘,载我直奔虫子家。

虫子披着麻衣在门口迎客,看到我们的车来,远远地跪了(浏阳习俗,白事孝子见人行大礼)。

我们上前扶他,轻轻一托,不见起身,再稍用力,他蹒跚着站起,脸上带着歉意,“腿里还有四颗钉子,年底要取出来的。”

帮忙的都是兄弟们,放炮、迎客、引客,记账的是虫子本家,他的哥哥跟我们见了一面,虚应着跪了半膝,躲进了厢房。

“人情直接给虫子。”花皮悄悄交代我。

灵堂前磕头时,我抬头看了看虫子父亲的遗像,许是近来的证件照,瘦精精的脸庞,没有笑容,一脸倦怠。

“头一天晚上还在算账,第二天早上去胶厂,赶中巴,中巴开动了,他跟着追了几步,就跑不动了,旁边的邻居看到了,招呼他歇歇,等下一趟,他不作声,靠着墙站着,一会儿身子就松了,顺着墙往下溜。”在厢房里,虫子细碎地说着他爸出事时的情景,那是旁人说给他听的,他再复述给我听,“心梗,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

“我让他退休的,他不听。”虫子眼红红的。

虫子的工厂始终没有做起来。原本许诺出钱给他创业的岳父,在第二年秋天失了踪。同时不见的,还有虫子存在他那里吃息的钱。

原来,岳父将所有的钱借给做房地产生意的朋友,朋友给他开三分的息,高息诱人,他又在外借了不少钱,一并交给朋友,赚取利息差额。朋友的资金链断了,岳父无力偿付借款,只得跑路。

“其实他已经看出不对了,那阵子天天守着朋友,一起吃饭、洗脚、打牌,却抹不下面子要人还钱。”虫子后来说。

岳父临走时给了虫子一张借条,是某个船厂老板写给岳父的,一百多万。“你可以问他要账,他从我这借的现钱买船的。”岳父嘱咐他。

“我去找了,哪里是什么老板,就是一个流光难(形容人流氓、光棍、难缠,浏阳土话,长沙也这么说),开船厂欠了一屁股债。”后来某次聚会,虫子跟我们说起时,一脸无奈,“去时正遇上另一伙债主收账,三四个人打他,老板缩在地上,任他们打,厂里唯一一辆车都抵了债,打死了也没钱啦。我看了一会儿,转身回来了。”

“莫想那么多,人总有走背字的时候。”我劝他。

“两口子好好过,日子长啦。”花皮说。

“这时候你就莫吵架,莫赶老婆回去啦。”啷鸡索性把话挑明了。

“说什么呢?你烧坏了脑吧。”虫子被他逗乐了,“我当然晓得,她心里也不好受。”

那次聚会散了,花皮开车送我回家。

“虫子在我这借了二十万,也放在他岳父那儿了。”路上,花皮闷闷地说。

“啊,有这事?”我一惊,“这时候,你可别问账啊。”

“我知道,他哪里有钱咯。”花皮苦笑着,“唯愿他没在别处借就好。”

虫子彻底断了开厂的念头,老老实实替人打工。虫子的老婆本在娘家宾馆做事,宾馆要抵债,她失了工作,赋闲在家,安心带崽。

一家人靠着虫子的收入过生活。从此,虫子再没有请过客。

“你本来请的客就不多。”某次聚会,啷鸡怼虫子。

“你好意思说别人?”花皮笑他。

虫子忽然爱上了面食,经常在家包饺子。

“想吃不?花钱买吧。自家兄弟,优惠价。”虫子说。

花皮还真跟他买过几回,“不好吃,瘦肉放多了,没汤汁,吃着干。”花皮私下说。

去年上半年,虫子家的二胎出生了,又是个男孩。彼时,他的大崽快八岁了,虫子大摆宴席,九年后,他终于又正儿八经地办了一回喜事。

虫子渐渐回归了朋友圈,在谈买厂和躲债的时日,我们有近一年的时间约不到他。

“有钱没钱,朋友还是朋友。”虫子说,又恨恨地摇头,“钱是狗卵。”

两年多过去了,花皮的账,一直没有催他。兄弟们也有了默契,出来聚,再不叫他买单。

今年回浏阳,某次他来接我去喝茶,仍是开着那辆赛欧,虫子惜物,开了几年的车,和新的一样,车里放着嗨歌,极大声,人坐进车里,心怦怦跳,我上手把音量拧小了。

“受不了?”虫子笑嘻嘻地问。

“这么大声,要不要来瓶酒啊。”我说。

“好啊老板,红酒还是洋酒?”虫子应声道。

“张哥,你有空,也写写我吧。”一会儿,虫子忽然说,“这三十几年,虽然磕磕碰碰,也想记录一下,可我不会写。”

“行啊,可你会不会像啷鸡,到现在不敢给他老婆看?”我问他。

“不会,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坦荡!”虫子正色道。

“算命的说我是懵懂运没走完,我总觉得曲曲折折的到不了岸,可日子总要过下去的。”虫子叹了口气,轻声说,“你帮我总结一下吧,好让我看看,这些年,我究竟有多懵懂。”

“好的啊。”我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