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多年前，在我的拜师宴上，我第一次见到小朱。
高中的某个暑假，父亲请了一位师父，教我练武。师父姓王，个子不高，精壮，眼睛十分有神。初次见面，他瞥了瞥我，对父亲轻轻地摇头：“十多岁了，骨架子差不多长成了，不好教。”
“只要强身，不求出众，”父亲解释着，“他从小体质不好，跟您学学，能健康点儿，不常常生病就好。”
“其实他以前也学过，还是有一点儿根基的。”父亲说。
父亲在城里的酒楼摆酒拜师，小朱是被师父带来赴宴的几个徒弟之一。
拜师有仪式，在那个并不宽敞的包间里，这个仪式被简化了，大家把椅子搬开，腾出一小爿空间，师父居中坐着，我向他磕头，敬茶，奉红包。
行礼的间隙，师父的身后，有一个少年已经悄悄上了桌，他盛了一大碗米饭，就着面前的一碟凉拌木耳，吃开了。众人入席时，他开始盛第二碗饭。
“这是小朱，比你早两年入门，是你师兄。”饭桌上，师父向我介绍那个少年，他仍在扒着饭，冲我眨了眨眼，嘴里鼓鼓囊囊，费力地笑。
小朱个儿不高，精瘦，一头自来卷，鹰钩鼻，圆溜溜的眼睛睃来睃去的，很精明的样子。
当天下午，师父带我去了体育馆，在一间小训练室里，他丢给我一副拳套，对我说：“听说你练过，找个人和你试试。”
小朱便从众师兄中被叫出来了。
他有些不情愿，脸上一副“怎么又叫我”的表情，懒洋洋地戴上拳套，没精打采地做热身。他象征性地压压腿，抖了抖肩，挺起胸握拳双手互敲，望着我露出一个笑脸儿，大声说：“你要让我啦！”
我有些紧张，可看看他精瘦的身材，又不由得心下一松。
师父叫了声“开始”，小朱倏地扑上来了，我反应不及，被一记摆拳打在胸口，沉重的力道震得人直向后仰，小朱转身侧踢，我很干脆地倒下了。
小朱退开了。我很是懊恼，费力地爬起来，胸口闷得慌。
师父哈哈地笑着：“好，没什么根基，好教。”
小朱摘了拳套，满脸堆笑地跑过来，一把搂住我的肩，说：“兄弟，别介意，谁来都得过这关，我入门挨打比你惨，花皮下黑手呢。”
师兄弟都是少年心性，没几天就混熟了。
二
从那天起，我开始参加每天的训练，早上五点起床，骑着车横穿半个小城，去体育馆大操坪（方言，操场），跑步、压腿、练套路，练爆发力，最后对练。到了七点，训练就结束了。
晚上，我们六点过来，重复早上的练习，师父若是心情好，对练的时间会加长，偶尔师父有兴致，会加入到对练中来。师父说：“要快，要狠，要近身。”可大家都近不了他的身。
那段时间里，跟着师父习武的徒弟有几十个。师兄弟间，也有个亲疏远近，对胃口的，形成各自的小圈子。花皮、小齐、小朱、陈胖和我，在那时结下了友谊，自此亲密无间，互为兄弟。花皮年纪最小，入门最早，是大师兄，陈胖年纪最大，入门最晚，是小师弟，小师弟一身肥膘，被家里人逼着过来练武减肥，近三十了，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却也能和我们玩到一块。
每天早上训练结束，我们五个会结伴去吃早餐。在体育馆对面的巷子里，有一个流动面点摊，汤头极好，配菜任加，是我们常去的早餐店。练武费体力，饭量都不小，一碗面不够吃，重挑都嫌少，每人得两碗肉丝面。大家轮着请，老板娘下面时，小朱总是叫唤：“不放肉丝都行，面多下点儿。”
小朱不大爱请客，他也着实拮据，出来习武，家里给的钱极少。他住在大操坪西南角的一间杂物房里，是师父腾出来给他的，不收钱，里面只有一张摇摇晃晃的木床。杂物房不通风，冬天点煤火取暖，得敞着门。夏天闷，夏夜里，他只得把床拖到操坪里，拉上蚊帐睡觉，每每让晨练的人看到他不雅的睡相。后来，师弟小齐入了门，经常带他去打零工，贴补生活。
五兄弟每天一块儿练习，互相帮对方拿手靶练拳腿，小朱拳脚硬，打在靶子上音沉力重，每每让我手发麻，才知道原来入门时的比试，他是留了手的。
偶尔我们也对练，没有师父监督，这种练习更像是嬉闹。只有花皮认真些，他要考体校，指望着在武术上谋个前程。
我和小朱对练得较多一些，他肯让我，拳、脚打到身上只是轻轻一碰就收住了，不像花皮他们没个轻重，少年气盛，切磋常常变成真打。
有一回，对练中，我使了个高鞭腿，想要踢小朱的头，他抬手一捞，让我狠摔了一跤，爬坐起来仍直愣怔。“对不起，对不起。”他一迭声地道歉，讪笑着跑过来搂我的肩，“武侠片看多了吧？鞭腿不过膝，蹬腿不过腰，下盘要稳，师父教过的啊。要是真打架，这样好的机会，那不是由着我打啦。”
逢到三节两寿，徒弟们都要备些薄礼谢师，在那之前，小朱总要离开几天，回来时，带着给师父准备的礼物：几条鱼，或者两矿泉水瓶茶油，有时候是一副猪肝；唯独一次，是一百块钱。他藏不住话，自己会告诉我们这些礼物的由来：鱼是帮邻居干塘的报酬。茶油是他在村里茶山上捡茶籽榨的，每次回家零碎地捡，攒了好久才榨了两瓶。猪肝是师娘过生日前，他撺掇着他爸杀了头猪。一百块钱，是他十八岁生日，他妈妈给的，一直留着，没舍得花。
小朱爱喝酒，啤酒能喝六七瓶，不用上厕所。初时还诓我：“你喝一杯，我喝一瓶，比比？”
我不信邪，买了酒来对饮，喝过两杯就犯晕，小朱身旁放着三个空瓶，对着我笑，脸上显出诡计得逞的得意：“不行了？喝酒和打拳一样，要练！”
次数多了，我觉醒了，小朱这是骗酒喝呢，不再搭理他。
大操坪西南角有一排矮房，是体育馆的资产，原是闲置的，第二年开春后，租给了私人，办了幼儿园。来了几位年轻的女幼师。
从此，小朱训练时常常开小差，趴在幼儿园的窗户上朝里睃。
不久，小朱恋爱了，对象就是操坪幼儿园的一位幼师，女孩个子高高的，挺文静。
恋爱中的小朱用度大了，越发地捉襟见肘，时不时地向我们借钱，二十，五十，不多，维持着和幼师女友的简单浪漫。
“我们昨天看录像去了。”“带她去荷花（城郊的一个镇）吃夜宵，鲫鱼好鲜啦。”小朱时常向我们报告他的约会，说得扬扬得意又诚恳万分，好像是在宣布把钱用在正事上了，没有乱花。
没多久，小朱的女友离开了幼儿园，甚至没有跟他打声招呼。
“请我喝酒吧。”在确认自己被甩后，小朱向兄弟们求安慰。于是，晚上散了训，我们凑钱买来熟食和啤酒，搬出桌凳，在操坪里围坐着吃。那天，小朱醉得很快。
“她嫌我穷。”小朱躺在条凳上，望着天，喃喃地说着：“在一起的时候就经常念，说我没出息，不长进，不会赚钱。”
“我问她，小齐的女友没有嫌他啊，他跟我一样的。”小朱摸着头，轻轻地叹气，“她说她也看不上小齐。”
“其实我不喜欢练武的，”小朱翻身坐起，认真地看着我们，“我读不好书，我爸怕我会去打流（学坏的意思），托了乡党的关系找到了师父，学武好歹是个去处，有人管。”
“那你想干什么？”我问。
“我爸说了，他要攒钱开花炮厂。”小朱笑了，他又高兴起来，眼里亮闪闪的，充满憧憬，“等花炮厂开起来，我就回去。”
没多久，小朱就回大瑶了，他父亲的花炮厂果然开起来了，叫他回去帮忙。临行前兄弟们一起请他吃了顿饭，饭桌上，小朱喝着啤酒，满脸红光，开心地向我们许诺：“做花炮好呢，等赚钱了，请兄弟们玩儿。”
可那以后，小朱就和我们断了联系。偶尔去师父家拜节，听说小朱家的花炮厂生意不错，做得风生水起。
自此，五个要好的兄弟，变成了四个。
三
又过了几年，当初整日厮混的兄弟各自发展，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陈胖放了肉，又胖回去了。花皮从体校出来，一身伤，做了一名体育老师。小齐的卷闸门生意做大了，开了几爿门面。我们时常聚着，唯独没有小朱的消息。
2002年春节，师兄弟四个相约去师父家拜年，师父留饭，饭桌上师父突然说起了小朱，他家的花炮厂年前出了事故，炸了，死了人，钱不够赔，小朱父亲留下来抵罪，小朱跑了……
“他那哪是花炮厂啊，就是一个家庭作坊，证照全无，早晚出事。”师父说。
“小朱来信了，寄到我家了。”节后上班不久，我接到花皮的电话。
“这时候想起我们了。”花皮在电话那头嘿嘿地笑，“过好日子的时候就不记得。”
“他在哪儿呢？”我问。
“北京，不晓得做什么，信上没说。”花皮说，“我回了信，把我俩的电话都给他了，帮得了就帮吧。”
“好的。”我挂了电话。
几周后，小朱的电话便打来了，一开始梗着脖子说自己在北京做生意，还不错。
我问他：“到底怎么样？”
“我在做产品，保健的，每天上课，你要买吗？”仿佛突然泄了气，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不是传销吧，我给你打路费，回来吧。”
他没有再多说，报了一个银行卡号给我，挂了电话。
钱打过去了，从此没了音信。
过了一年多，某个夏天的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兄弟，我要结婚了，请你来喝酒啊。”电话那头是小朱欢快的声音。
我很诧异，“你回来了？”
“过了年就回来了，一直没跟你联系。”小朱嘿嘿笑着，“之前的事情已经扯清了，赔偿都付了。我爸给我定了门亲，下个月行礼。”
小朱告诉我，他家的花炮厂又开了，“这回是办了证的，安全措施都到位，应该能赚钱。”他高兴地说。
小朱结婚前，我和花皮去了趟他家，把礼金送了。他站在门口，把我们迎进屋，向每一位他的亲戚朋友介绍我们：“这是我的铁哥们儿。”
吃饭时，小朱另开了一桌，三人围坐，他搬来一箱啤酒：“兄弟们好好喝喝。”他笑着用牙起瓶盖。
我们没有端杯。小朱讪笑着，摸着头，不好意思地说：“我是事情忙，才没有联系你们的。”
那天晚上，小朱自斟自饮，断断断续续地说了他这几年的经历。
“老乡拉我进传销，我是没办法才打你们的电话……”
“后来总算出来了，靠你们打的钱，又撑了几个月……”
“好在碰到好人了，也是浏阳的，承包了一个食堂，叫我去干活儿……”
“外面的日子真难受，要学历没学历，要手艺没手艺，我只会搓筒子（做鞭炮的纸筒），像狗一样地混着。在外头的时候，我总是想，我什么时候能回来啊。”小朱喝多了，瞪着红红的眼睛望着我们。
小朱的婚宴，我和花皮都没有出席。和他的交往渐渐地疏远了。每年过年，小朱会打个电话来拜年，说些客套话，彼此应景地祝福着。
2007年冬天，师弟小齐车祸去世，在他的葬礼上，我们见到了小朱，他越发瘦了，不停地接着电话，看上去很忙。
2009年的夏天，某天中午，我接到花皮的电话：“小朱到了长沙，想找你。”
“怎么了？”我问。
“他住院了，肺上长了个瘤子，是癌，想问你有熟人不，早点儿安排手术。还有，他说床位太紧张，他在走廊上加的床呢。”
“我把他的手机号发过来啊。”花皮最后说。
电话打通了，话筒对面传来咳嗽声，一阵紧一阵急，小朱的话语断断续续。他有些不好意思：“这么久没联系，怕你说有事才找你。”“我们是师兄弟啊。”我说。
四
辗转托朋友的关照，小朱住进了病房，各项检查都做了，等着手术。我去看他，他挺精神的，脸色有些潮红，间或咳几声，身旁有他的老婆和两岁大的孩子，他半躺着，讪笑着，反复说着抱歉的话，直说疏远了兄弟们，等好了请大家喝酒。
又过了几天，一大早，接到小朱的电话，他在话筒那头说：“小张，我出院了，要回家了。”
“怎么了？”我问他。
他的话音显得沮丧，“医生说，没太大把握，已经扩散了，可以打开看看，不一定好做……他建议我别做。”
我急了：“什么意思，好玩儿吗？打开看看，他什么意思？”
小朱嘿嘿笑了，“你别急，谢谢你帮忙。我是说，这手术做了也没意思了，不如回去。”电话那头，隐约听到他的小孩在哭，他的老婆在急急地安慰。小朱压抑地咳着，呼吸短而急促，背景音里一片嘈杂。
“那就这样了？”我问。
“也不是，医生说还是有希望的，要我吃药。”小朱艰难地说着，“说有一种药，对治病有效，要长期吃，挺贵的，一万六一个月，不过吃了六个月以后就免费了，我准备买来吃。”
我默然。小朱急急地说：“我要赶车了，谢谢你，再见了。”
电话挂断了。我打了个电话给花皮，让他去车站接小朱。花皮听了我的描述，沉默了半晌，忽然喊道：“骗人吧，六个月后免费，他还有六个月的命吗？”
“有钱就让他吃吧，总好过等死。”我劝他。
第二天，我接到花皮的电话，昨天接了小朱，他没让他回去，安排了住宿，把陈胖叫上，陪他喝了顿酒，“小朱喝了好几瓶啤酒，很开心。他说自从病了，就没有这么开心过。”
我说：“挺好的，你想得周全。”
花皮告诉我，喝到最后，小朱哭了。
“他咧着嘴哭，说兄弟们的好，他都记着呢。”花皮语气沉重，“他爸对他限制多，不给他分红，只发工资，去年终于闹翻了，他借钱盘了个厂子，自己单干，他憋着劲儿呢，想混出个样子给兄弟们看。”
我默然。
“你说，那种特效药会不会真的管用？”花皮问。
我一愣，苦笑着回答：“希望吧。”
一个月以后，花皮打电话告诉我，小朱快不行了。
我们赶去了大瑶，在镇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见到了他。他已经不能起身了，脸色蜡黄，半趴在床上，扶着床栅不停地咳着。他的老婆给他拍着背，孩子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我们。
“我不想再来医院的，”小朱咳完了，躺回去，疲惫地笑着，“可痛起来受不了，这里有药，能止点儿痛。”
“特效药没有用啊，”小朱说，又抬手指了指孩子，“早知道不花那个冤枉钱，留给他们多好。”
“别说这话。”小朱的老婆皱着眉头，轻声地责怪着。
他们已经度过了最初的焦急与惶恐，只是在等待着。
“在这儿吃饭吗？”小朱问。
我们连连摆手。
“镇上新开了家饭店，不错的，可以叫我老表（表哥）陪你们的，他酒量大，陈胖来才拼得过他。”小朱轻轻地笑了，又咳起来。
那一年的夏天特别漫长，天气渐渐转凉的时候，小朱离开了。
（注：大瑶，浏阳南部乡镇，以花炮产业为支柱，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几乎家家有作坊，户户做爆竹。2005年前后，政府厉行整治，家庭作坊式烟花生产几近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