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当第一副总理？邓。”毛泽东这一句话，引起“四人帮”的震惊。
幸亏，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这位年迈的主席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救。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10月18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四人帮”感到紧张：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10月17日深夜，钓鱼台17号楼，“四人帮”一个不缺，在江青那里聚集。
江青召开紧急“帮会”。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道。其实，这主意，张春桥早已与江青通过气，是张春桥出的。
“军师”是在来回踱方步之中，提出这一计谋的：要改变毛泽东的主意，必须派人火速赶往长沙，弹劾邓小平。在“四人帮”之中，江青去长沙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已经警告过“不要由你组阁”；由“军师”出马，更不合适，因为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便是“军师”其人，“军师”亲自出面，显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属宣传工作范畴，也不合适；唯有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毛泽东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合情合理。何况，把王洪文推出去当“马前卒”，即使倒霉，也是王洪文挨骂。对于张春桥来说，王洪文虽是政治伙伴，可是心里对这位副主席也嫉妒之极。私下里，他曾对姚文元说过愤愤的话：“王洪文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几？”
毕竟王洪文太嫩，敌不过张春桥这“老姜”，居然连连点头，答应前往长沙。他蒙在鼓里，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9时起飞，下午2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1980年11月24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1974年10月17日晚上，在钓鱼台17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在毛泽东和王洪文谈话时，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在侧。张玉凤的回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1974年10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地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在这次长沙谈话中，毛泽东称江青那个“四人小宗派”为“上海帮”。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警告王洪文：“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兴冲冲而去，灰溜溜而归。王洪文在夜色苍茫中，飞回北京。一脸愁容，他钻进乌亮的红旗牌轿车。
当他的轿车驶入钓鱼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早已伸长脖子在那里等待着他。
毛泽东的态度，使“四人帮”面面相觑。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还给江青以书面批示，要求她“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