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从1938年8月起就是毛泽东秘书，最初的名分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而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所以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秘书。从1956年起，江青被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成为毛泽东当时的五大秘书之一，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作为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并没有秘书。
在“文革”中，随着江青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从1967年1月起，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江青配备了专职秘书：第一任为阎长贵，第二任为杨银禄，第三任为刘真，第四任为刘玉庭。
其中，阎长贵担任江青秘书一年，而第二任秘书杨银禄在江青身边工作时间最长，从1967年10月4日调到江青身边，到1973年6月11日被江青赶出钓鱼台，前后五年多，是江青历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
杨银禄这样描绘了江青一天的生活[2]：
在正常情况下，江青每天下午1时左右醒来，先是打几个慵懒的哈欠，再象征性地张开双臂，做两个扩胸运动，然后准备起床，这就是早晨起床。
起床前，她习惯地伸手打两声电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便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快捷轻盈地端到江青的床边，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慢慢地将厚绒布窗帘拉开半边，透进一点光亮。
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口、吃麦片粥；而后又帮她换上另一件睡袍，搀扶她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再往后，护士给她脱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袜，这才到办公室办公。
江青到办公室后，阅读、阅批文件、看数据是每天的必修课。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征。
她在宽敞高大的办公室里体味着权力、地位、高贵和柔和的灯光。办公时，她习惯吃些新鲜可口的水果，仿佛为了消解一种生命的紧张。
她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兴奋中常常夹带着一些烦恼和不安，每天的内心活动和表情都深不可测。然后，她打铃三下通知警卫员准备到室外散步。
散步时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有时学开汽车。江青骑马的技术高超，马背上的江青神气活现。散完步，即到17号楼，或是打扑克，或是打乒乓球，或是看电影。在17号楼一般要消耗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玩儿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药送到她手里，吃完药回到她的住楼吃午饭。
江青的午饭一般是下午4时左右开始。饭后，她再吃一次镇静药，由护士搀扶到卧室上床睡觉。下午6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就去参加会议；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就再到户外散步、骑马、开车，到17号楼打扑克、打乒乓球等。
晚上8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约上住在钓鱼台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王洪文，到17号楼礼堂看电影。
回住楼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冲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后，吃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再吃第三次安眠药。
护士还要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凌晨4时左右，江青带着无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进入梦乡。
江青就是这样结束了一天的生活。
杨银禄曾经回忆，毛泽东是在中共九大之后开始疏远江青[3]：
从1967年开始到1969年上半年，为了给毛主席留下勤奋好学、阅读广泛、理解深刻、政治敏锐、尊敬领袖的好印象，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
江青选送的材料种类有：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刊物，如《参考资料》（大参考）、《红旗》、《新情况》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各地记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如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等了解到的重要情报，中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报等。
选送的内容大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单位、国家机关以及世界上各兄弟党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评论（好的评论）、执行的情况；对中央文革小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的表态和执行情况（表态正确的，执行坚决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国内、国际上的突发事件等。
呈送的方法是：江青认为某某报刊上的某篇文章、消息、情况等很重要，值得呈送毛主席参阅的，她就用红铅笔在那篇文章、消息、情况题目的左边画一个大圈圈，在大圈圈内画一个小圈，或者画一个大三角，以表示要参阅的就是这一篇，再在左眉处写上“请主席参阅”或“请主席阅”的字样，落款是“江青”。最后注明年月日，有时还注明几时。装入信封前，把要呈送的文章、消息、情况翻折到明面上，使主席一打开信封，抽出材料，就知道是哪一篇，不用到处翻找，以示对主席的尊重。
信封是这样写的：右边写“即送”二字，中间写“主席亲启”四个字，左边写“江青”二字，在信封的左上角写“急”或“特急”（有时还注有“绝密”二字）。在“急”、“特急”、“绝密”的右边画几个圈，以引起重视。毛主席看完以后，在他的名字上用黑铅笔或红铅笔、蓝铅笔画一个大大的、圆圆的圈，有时还写上“已阅”两个字。在信封上他的名字上再画一个大圆圈，在江青的名字上方写上“退”字。有时，江青认为内容特别重要，就在信封上写“请杨英路同志（杨银禄注——江青给我改的名字）面呈主席亲启，江青托”，并在“亲启”二字的右边画上两个圈，用以引起秘书的重视，秘书不能擅自拆开信封。
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退给江青时，有的画圈，有的不画。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原封退了回来。江青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选送了。
杨银禄还回忆说[4]：
我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不太想见江青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到中南海去看毛主席还比较方便，只要毛主席不是在睡觉，不是在接见外宾，不是在参加常委会，她想去的话，只要打一个电话说去就去了。有时看了毛主席以后，她还在丰泽园（毛泽东住所）住上一个晚上，她说这是回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她再想去看毛主席，就更不方便了。
江青秘书杨银禄和阎长贵特别强调说，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在私生活方面她不敢胡作非为，还有她的生活一步、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工作人员。说她养“面首”云云，完全是胡编乱造，人身侮辱。
杨银禄和阎长贵还说，有人讲江青养“面首”，指浩亮、庄则栋等。杨银禄和阎长贵问过浩亮、庄则栋，他们都说江青在我们面前是长辈，我们对她很尊重，她在钓鱼台住哪个楼我们都不知道。
杨银禄还忆及，江青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其中最使杨银禄感动的是，江青曾经热心救助过处于困境之中的数学家陈景润。
杨银禄记得：“1973年3月底的一天中午1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给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我国对数学上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贡献、震惊世界的数学家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
杨银禄回忆说，江青看完这条迟到的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进她的办公室。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所以不敢问她这是怎么了。过了一会儿，她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慢腾腾地对我说：“小杨呀，你看到这份清样了吧？”
杨银禄记得当时的情形，江青放下那份《清样》，用哭腔对我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她说了这些话就叫我离开了。
杨银禄说，过了几天，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我接过一看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杨银禄记得，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我命令他快快来。”
迟群当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相当于科教部的副部长。
杨银禄说，半个小时后，迟群风风火火地来了。
杨银禄回忆道：
江青对迟群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道：“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迟群表态：“我按主席批示和江青同志的指示，立即去了解和解决，如果材料讲的属实的话，我也是有责任的。听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着急地挥手说：“你不要再说了，快去快去！”
第三天，迟群来电话说：“经了解，《清样》讲的情况属实，我们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改善他的身体不好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好的情况，请江青同志放心。”
应当说，江青对于陈景润的关心，为陈景润艰难的生活处境流泪，表现出她既有在政治斗争中冷酷无情一面，也有富有人情味的关心人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