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组长陈伯达的争斗
江青的权力不断膨胀。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
她这个“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在陈伯达晚年，笔者多次访问了他。陈伯达曾对他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激烈争斗，作了回忆。陈伯达说，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独裁”：
“中央文革小组”如开会，江青总是继续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跟她不能讨论什么事。
这种会开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组名义，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继续“独裁”，胡作非为。
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是学习，是到些学校、工厂或一些居民地点，看看谈谈。根据毛主席规定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和中央的决定，只要我知道哪里有打砸抢的事，我是要去制止的。有时带了一些打人的武器回来，为的是要告诉小组的人知道有这些事，江青便说：“你放着小组的会不开，搞这些干什么。”
我的最大罪恶，首先是极端狂妄地提所谓路线问题。这是永远无法宽恕的。同时，我又胡乱随便接见一些人，乱说瞎说，让一些同志蒙受大难，这也是无法宽恕的。
陈伯达回忆起江青如何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臭骂”他的：
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后，我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周总理不在钓鱼台召集会的时候，我通常不再进那个“办公楼”。
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曾经不经心地走进那个办公楼，看看管电话的同志，并且在开会厅坐了一下。忽然，江青来了，康生也来了，姚文元就在楼上住，一叫就到。
江青即宣布开会，臭骂我一通，康生也发言。他们那些话，我已记不住，主要是说，为什么不召集小组开会，等等。我只得让他们骂，不作回答。显然，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组单独开会这点本能，可以对付一下江青。
由于陈伯达无法在“中央文革小组”待下去，他曾一度提出，希望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到天津去工作。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天津问题的由来，是我听说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自杀。万晓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革命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革命后听到他自杀，我很苦闷，有一回，还作了调查，没有调查出什么眉目。
因为我不想当那“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实在当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虽则我没有提出辞去“组长”名义，但意在不言中了。此时陶铸同志也在，我还要陶铸同志帮腔。后来听说有人批评我，听说有同志还帮我说话，说我就要到天津去重新学习。但是，过了些天，毛主席又说，天津情况也很复杂，你也难工作，让解学恭去。中央谈话的这一切经过，解学恭当然不可能知道。一回，在天安门上，毛主席遇见解学恭，就告以此事，可能周总理也在。解学恭到天津的经过，的确是这样。后来我听说，毛主席过去曾经认得解学恭。以后解决各省问题，中央会议在周总理的具体主持下，做了分工，由我参与天津事，在决定主要人选时，我根据中央的意见，就提解学恭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江青插进一脚，解学恭应该是会觉得到的，在北京解决天津问题的会议上，戚本禹来了，一晚，在会上发号施令，要大家把材料都送给他。这时我就离开会场，在会场外找人聊天，让戚本禹去发威风去。
陈伯达还回忆起，在“中央文革小组”，他与江青互相“回敬”：“我看不起你！”
陈伯达说：
可能是在1968年，有一回，接到江青那里的电话，说要开会，是在她的住处。我去了，江、康、姚都已先在。
江青提出：“你要迫死《人民日报》一个文艺编辑。”
我说，报馆编辑部互相审查历史，我没有发动，没有参加，没有出什么主意，怎么会是我要迫死他？
康生说：“你没有看他写的东西，那是‘绝命书’呀。”
接着，江青把她桌上的大瓷杯子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化作粉碎，表示她对我的极度愤怒。我觉得房外有警卫战士，如果看到这堆碎片会很奇怪，因而把这些碎片一点一点地收拾起来，带回自己住处，要我那里的工作人员放到人足踩不到的河沟里。
那时，如果那位文艺编辑竟然屈死，我就要对此负重大的罪。但康、江并不关心任何人的命运。这件事当作问题向我提出，仅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听别人说，江青那时正要用那个文艺编辑当秘书，为此找了这样的借口。也是听别人说，因为毛主席反对此事，故未用成（这些事只是当时听说，没有做任何事实查对）。
江青早已找了一个借口，把我赶出中南海。上面的事发生后，第二天我即到当时新找的房子住下来，想避免在钓鱼台继续受她的糟蹋。当然，有时我也还到钓鱼台那个原住处看看。
就我离开钓鱼台这件事，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上，江青乘机正式告我一状，说：“陈伯达已不要我们了，他已离开钓鱼台，另住其他地方。我同××（指她的女儿）回到中南海给主席当秘书好了。”她在搞挑拨离间的勾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一句话未说。
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
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
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座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
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里，不断与江青对吵。但是，陈伯达不能不容忍江青，这全然是因为江青是“第一夫人”：
《人民日报》有一个不懂事的管照片的青年，找了毛主席一张相片，又找到江青一张，就拼凑成一块。据说，这是那个文艺编辑授意的。我原不知道这事，有一次开会后听说过，也没有再去询问。但有一次会议时，江青忽然对这张相片事发言，大意是：“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禧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
我插了一句说：“你说我要迫死他，谁敢给你说？”
江青便大声说：“你造谣！”
周总理接上一句：“你是说过呀。”
江青就跟总理对顶起来。
这时我离开会场，在大会堂转了一圈，又要进会场。周总理说：“你回来干什么呀？”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觉得可不再参加会议，就回到住处。
当夜，有两位同志来，一个当时在总理处管警卫工作，一个是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见面时，他们没有说什么话，但我一见，就觉得总理的高义盛情，深为感动。我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
这样的话，后来我也跟别人说过。
此事以后，我才通过宣传联络员去了解这张相片的制作的经过，也才看到这张假照片。
陈伯达还回忆说：
在“文化革命”中，一回在碰头会上，江青突然问我是否在三十年代曾参加北方局整过她。
王、关、戚倒台后，江青自称她有功，她不是从此收敛些，而是更狂妄了。据一位同志给我说过，她自称她保护了“中央三个常委”。当然，这是很可笑的。
到了后来，陈伯达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形同虚设，江青成了实际上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所以，连陈伯达都称江青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首长”：
自此，除了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当“中央文革小组”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江青公开说明，王、关、戚的案件，只有她和她女儿能管，别人不能管。但过了不久，不知怎样的，她跟她的女儿也搞翻了。
当江青造成上述局面，在她女儿还未离开的时候，曾公开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上，说陈伯达已不住钓鱼台，已不要她们母女，她们愿意回中南海给毛主席当秘书。
江青（忘记是在什么场合）讲，毛主席说过（大意）：“给陈伯达很多工作位子，他都没有拿住……”毛主席这话看得很透彻，中央文革小组的例子，是最后的一个证明。
此外，笔者也采访了陈伯达的两位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据他们回忆：
1967年2、3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毛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严厉地批评过：“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吗？！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