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洪文出席中共九大归来不久，1969年6月20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锣鼓喧天，大红标语糊满厂门口。
是欢庆“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是纪念什么“半周年”？不，不，是一块白地红字的新牌子，在欢呼声中挂到了大门口：“中国共产党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
当时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这是根据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建立起来的上海第一个基层党委会。”
王洪文赢得了一个“上海第一”！
报道还给上海国棉十七厂送上一顶光彩四射的桂冠，曰“红色堡垒”。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个‘老造反’厂。全厂有八千六百多工人，现共有党员一千零三十五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党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全厂的工人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出了很多贡献。上海的广大革命群众提到国棉十七厂，都亲切地称之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从新党委成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又把建设一个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作为努力奋斗的方向。”
“红色堡垒”是王洪文的后院，也是张春桥、姚文元要在全国树起的“样板”。
1968年9月14日，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由王洪文陪同，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这一天，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喜日子”。于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把上海国棉十七厂作为整党建党的“样板”加以“培养”了。
张春桥已着意于“树”王洪文，“树”上海国棉十七厂。
1969年初，署名为王洪文的《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见报了。
王洪文在文章中“回顾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展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新的一年”，他“感到无比的激动，无比的兴奋”。
王洪文“夫子自道”，来了一个又一个“回想”，向读者透露他当年的“丰功”：
回想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生死搏斗的时刻，回想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浴血奋战的岁月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不怕围攻，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怕坐牢杀头，就是因为有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我们奋勇前进。……
回想在“一月革命”前后，我们和群众真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群众吃啥，我们吃啥，群众步行，我们步行，始终同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没有群众，就不可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没有群众，就不可能取得“一月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掌了权，就不能忘记群众，我们的职务变了，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变……
确实，王洪文的“职务变了”，关于他的“颂歌”也渐渐在报刊上唱了起来。一篇题为《“红色堡垒”里的革命火车头——记上海国棉十七厂最早杀出来的六个共产党员》的通讯，称颂起王洪文及其“红色堡垒”，把王洪文誉为“革命火车头”：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全市一面鲜艳的红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红色堡垒’。在这个‘红色堡垒’里，王洪文、唐文兰、孙一中、董秋芳、孙德永和徐玉起等六名共产党员，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大风大浪中，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群众称他们是‘红色堡垒’里的革命火车头。……”
这篇通讯，赞扬了王洪文作为“革命火车头”在“红色堡垒”里作出的一系列“贡献”。这是在上海报刊上，头一回如此详细报道王洪文：
“在（1966年）6月12日，联名贴出了《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提出‘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的响亮口号，并用大量事实责问旧党委：你们为什么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搞阶级斗争？你们推行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不是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又是为什么？你们要把整个厂八千多个职工引向什么地方去？这张大字报冲破了一度‘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旧党委的心脏爆炸了开来。……”
接着，描述王洪文“走路有人盯梢，说话有人偷记”，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嫌疑。又描述了王洪文与“灭火队”（即“工作队”）的斗争，如何遭到“长时期围攻”，“被毒打吐血”，但是他“没有退缩，没有被压垮”。
“1966年8月，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串连了三十多人，成立了‘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在厂里无法活动，就到家里和公园里去，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报刊社论，经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稍稍休息一会儿，第二天照常上班工作。……”
“在这六个共产党员的带领和影响下，不少革命造反派战士在严峻的阶级大搏斗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团结了一大批群众，形成了一支一千多人的革命造反派队伍，成立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这篇通讯还历数王洪文的“红色堡垒”的“战绩”：
“冲破重重阻挠，串连了两百多家工厂，得到了兄弟工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援和支持，共同发起筹建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在‘八·四’行动中，上海国棉十七厂是第二线指挥部，担负着保卫杨树浦发电厂、杨树浦煤气厂、上海炼油厂等单位的重要使命。”
在毛泽东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号召下，“他们派出了六百十九名优秀工人，进驻高等院校和一些‘老大难’单位”。
没多久，在上海报刊上又冒出一篇歌颂“红色堡垒”的文章：《朝气蓬勃，勇敢战斗——上海国棉十七厂党的队伍一派新面貌》。
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在中共九大之后的新面貌。文章一开头便写道：“被称为‘红色堡垒’的上海国棉十七厂，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异常激烈。……”
这么一来，“红色堡垒”的美誉，仿佛成了给上海国棉十七厂“定做”的光环。一提及上海国棉十七厂，就马上称一声“红色堡垒”。
这篇通讯用反衬法歌颂王洪文，把王洪文的形象“拔”得更高了。
通讯中写了上海国棉十七厂“不少党员原来对自己站错队很不理解”，“存在着三股气：怨气，泄气，不服气”。他们说：“造反派额角头（意即额头高，给碰上了。上海土语——引者注），阿拉触霉头（意即倒霉——引者注）。以后你们抓革命，我们促生产。”
可是，这些党员后来想通了，转变了，其中的关键是——
“很多党员把自己同王洪文、唐文兰等老造反党员对照，深深觉得惭愧：‘他们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他们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他们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我平时也讲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可是我们只热爱在嘴巴上，没有热爱在心坎里，只忠在嘴巴上，没有忠在行动上。’……”
找着了与王洪文之间的“差距”，这些党员的觉悟也就“提高”了！
“红色堡垒”的名声越来越大。“秀才”们也深入上海国棉十七厂，接二连三写出关于这个“红色堡垒”的整党建党的“经验”，见诸于《文汇报》、《解放日报》以至上了《红旗》杂志，上了《人民日报》。
中共九大闭幕后一周年——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整党建党座谈会。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主持座谈会，政治局常委康生、陈伯达作了讲话。在这次座谈会上，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整党三人小组，这三人是康生、张春桥和谢富治。
北京树立的整党建党“样板”是“六厂二校”。那是“毛主席亲自指导”的。
张春桥呢？拿出了上海的整党建党“样板”——上海国棉十七厂。
经毛泽东批示“照发”，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向全国各级党组织转发了北京大学、北京七机车车辆厂、上海国棉十七厂等单位整党建党经验。于是“红色堡垒”名噪全国。
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有些什么“重要经验”呢？
“秀才”们妙笔生花。那些“重要经验”，近乎玩弄辞藻：“建设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就要‘举旗抓纲’”；“建设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党就要管党”；“建设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就要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建设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就要实现一元化的领导”。
此外，还有：“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教育党员提高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彻底改造世界观”；“根据党组织就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根本原则，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组织上的吐故纳新”；“建立忠于毛主席的领导班子，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如此空洞的“经验”，并无“重要”可言。不过，郑重其事地以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下达，大大提高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声望。不言而喻，也就大大提高了王洪文的声望。王洪文一直兼任着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兼任着厂党委委员。
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掌管着上海的日常工作。虽说他有野心，企望着进入中央，不过，上海已有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做“中央首长”，看样子已不大可能再把他调入中央。至多，或者到北京当个什么部的部长之类。
然而，王洪文却突然受到提升，如同坐火箭似的飞速上窜，成为“火箭式干部”。这，连王洪文自己，都感到惊讶、意外。
[1]1990年9月14日，叶永烈请孙详海谈“全向东”；1990年9月14日，叶永烈请邵世民、顾其昌谈“全向东”。
[2]1990年9月14日，叶永烈请孙详海谈“全向东”；1990年9月14日，叶永烈请邵世民、顾其昌谈“全向东”。
[3]1986年10月24日，叶永烈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采访马骥。
[4]1990年9月14日，叶永烈请孙详海谈“全向东”；1990年9月14日，叶永烈请邵世民、顾其昌谈“全向东”。
[5]上调，指许建国调离上海，到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