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佩服汉字创字者的巧妙构思，炫耀的“炫”字用“火”与“玄”组成：只有像“火”焰一般光彩“炫”目的东西，才值得向人“炫”耀！
他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1966年初冬，他的深蓝色的中山装上，忽然金光四射。那是一枚灿灿耀目的五角星像章和一枚长条的“为人民服务”语录章。虽说那时候的毛泽东像章、毛泽东语录章差不多人人都有，可他的那套“章”却是部队里发的，唯有现役军人才能每人领到一套。在“老九”成堆的大学里，他胸前的像章成了“稀有元素”。
他腆着大肚子，挺着胸膛，抬着秃顶的脑袋，昂然步入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26]。那像章引来人们的“注目礼”。他兴奋不已，飘飘然了。
“姚先生，你的这套像章从哪里来的？”已经不止一个人向他发问了。
“孙女儿给的！”他得意扬扬地用“绍兴官话”答道，那声音中充满自豪感，荣誉感，优越感。他所要炫耀的，与其说是那“光焰无际”的像章，倒不如说是这句话。
谁都明白，他的两个孙女儿，还不够入伍年龄哩，哪来部队发的像章？他所说的“孙女儿给的”，其实就是“儿子给的”。
他的儿子何许人？众所周知，姚文元也！
姚文元的两个女儿，那时寄养在他——姚蓬子家中。他胸前璀璨夺目的像章表明，姚文元最近来过上海，把像章送给了老子哩。
哦，他所炫耀的，是他那个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儿子！
未过几时，姚蓬子更加神气活现，臂上又多了一件闪射着火红光芒的炫耀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袖章。
他一点也没有觉得，作为大学教师、作家的他，戴着个“工人造反派”袖章，那副模样何等滑稽。他却趾高气扬，招摇过市，唯恐别人没有见到他臂上的红布圈儿——那是“革命”的象征！
可惜，好景不长。那红布圈儿才戴了十几天，他还远远没有戴得过瘾，就忽地不见了。
非常遗憾，迄今虽经多方“考证”，尚未能确定，姚蓬子的“造反”袖章，究竟是被“工总司”收去了呢，还是他吓得不敢戴了？
据推测，多半是因为他吓得不敢再戴了。
他干吗有点害怕呢？
原来，他的那个“工总司”袖章，毕竟太刺目了一点。
才戴了一两天，就有人向“工总司”反映：“姚胖子”（他的雅号）解放前是“作家书屋”的老板，是资本家，怎能混入“工人造反派”？“资本家参加造反派不像话，工总司不是统战部”！
也有人确实有那么点“造反”精神，调查了姚蓬子的“入队”问题：
一查，他是直接找“工总司”头头，加入工人“造反队”的。
一查，他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
于是，开除了他的“队籍”。至于那红布圈儿，是否当场没收，不得而知。
总之，姚胖子的炫耀品，从两件减为一件，只剩下胸前的像章。
对于“开除队籍”，姚蓬子很有些愤愤，满腹牢骚。
很快的，这消息长了翅膀，传入那个“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耳中。
王洪文急得直跺脚：“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请他入队都请不到呢！他参加‘工总司’，是姚文元对‘工总司’的支持。这样，‘工总司’的后台更硬了。你们怎么可以把姚蓬子开除了呢？”
很快的，这消息又长了翅膀，飞进那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耳朵里。
1967年2月，在那“一月革命”风暴刚刚过去，张春桥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锦江饭店宴请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工总司”组织组的头头，问起了怎么会开除姚蓬子的“队籍”。张春桥阴沉地说：“你们要写检查！”
就这样，为了姚蓬子失去臂上那只小小的袖章，王洪文发急了，张春桥发怒了。
当然，胸前的那个像章，臂上的那个红布圈儿，只是姚蓬子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深的炫耀品。
其实，岂止于此。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那篇“震撼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蓬子得意了。他悄悄地对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事说：“我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话说得挺“谦虚”。然而，却是十足的炫耀：须知，那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总共改了九稿。前七稿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唯有江青知、张春桥知，姚文元知，连陈丕显、曹荻秋都被蒙在鼓里。然而，姚蓬子却知道儿子在写什么文章，以至“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父子之间何等亲密，那就用不着加任何注解了。
“文革”风云骤起，姚文元平步青云，从一个“刀笔吏”、“棍子手”，一下子成为“中央首长”，不可一世，真是“炙手可热势绝伦”。姚蓬子把姚文元身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醒目地压在玻璃板下，每一个上他家的客人，都能见到这张照片。即使陌生人，一见到这张照片，便知道姚蓬子的“光荣”身份——姚文元之父。
一场“文革”，仿佛把中国大陆宽广无比的国土，化为一座大舞台，各色人等皆为演员，纷纷“亮相”，表演了一番。
照姚蓬子的年龄，早已失去那种“革命朝气”，心似古井，不会参与演出“闹剧”。
不料，他却似乎仍有着一股不亚于红卫兵们的“造反”劲头，表演十分“精彩”。
看着红卫兵们贴大字报、印传单，姚蓬子心里痒痒的，他居然组织上海师院中文系的一批老教师，也成立了“战斗组”。
那年月，每个“战斗组”都有自己的非常革命的名称。姚蓬子嫌“红旗”太滥，“星火”太多，“井冈山”、“东方红”之类也处处可见。他一拍脑瓜，建议取名“劲松”，立即获得一致通过[27]。
深知内情者明白，“劲松”者，姚文元也！
“劲松”，怎么会是姚文元呢？
此事不难考证。
1965年12月15日《文汇报》上，那篇《欢迎“破门而出”》，署名“劲松”，乃姚文元手笔也！
1966年6月2日《解放日报》上，那篇《“三家村”里的坏家伙是民族败类》，署名“劲松”，亦乃姚文元之黑文也。
老子拣起儿子的笔名作为战斗旗号，以为有儿子的光辉的庇护，可以所向无敌，旗开得胜。
从此，在上海师院常常出现署名“劲松”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
从此，墙头壁角常常出现“革命造反”传单，署名“劲松”。
“儿子英雄，老子好汉”。姚蓬子领导着“劲松”战斗组，“昂然挺立”似“劲松”，在上海师院热闹过一阵。
无独有偶。有如此这般的丈夫，亦有如此这般的妻子。
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在“革命造反浪潮”推动之下，居然也“朝气蓬勃”。
她不甘寂寞。虽然她无职无业，一名家庭妇女而已，居然也组织“战斗队”，也扯起“造反”旗号。
她的“战斗队”的名号，属于“稀有元素”，曰：“闲散劳动力造反队”[28]！
在队里，队员们尊称她为“革命妈妈”，叫唤声显得非常甜蜜。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她有着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就在那“一月革命风暴”中，就在她的儿子伙同张春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的时候，她也如法炮制，在里弄里进行“夺权”。
她，率领着“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冲进里委会，抢走了“木头疙瘩”——里委会公章，就算是“夺权胜利”了！
她把里委会大印，拿回家中，平生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儿，嘴巴终日如同“开口笑”。
当她把“胜利”的喜讯告诉儿媳妇——姚文元之妻金英，儿媳妇倒有点着急了。
金英劝她：“里委会的图章拿不得，赶紧送还吧！”
真可惜，在家里藏了三天三夜的“木头疙瘩”，不得不拱手交还给里委会。
她的“夺权”闹剧，不得不匆匆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