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的一刹那：他从三楼窗口坠下，砰的一声，摔在坚硬的水泥台阶上。
他足踝跌断，双目紧闭，殷殷鲜血立即从面额涌出……
离他坠地处两米的水泥方柱上，刷着醒目的大标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时间——1968年5月25日下午1点40分。
地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边的数学馆。他从三楼301阶梯教室最末一个窗口坠下。
华东师大震惊了，上海震惊了。
当天，一辆小轿车急急地驶出华东师大校门，把一份报告送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白纸黑字：“我校党内头号走资派常溪萍与党与人民为敌到底，竟于1968年5月25日下午跳楼自杀身亡。”
“常溪萍”这三个字，曾被写成比斗还大得多，打上红“×”，贴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上，贴在公共汽车上，或者用石灰水刷在柏油马路上，几乎家喻户晓。他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目击者，是当时华东师大数学系的学生俞珠屏、汤惠娟。在发黄的档案里，有着她俩1968年5月29日写下的目击记录的原文：
5月25日（星期六）中午，我俩在九一五广场骑自行车。大约1点20分左右，我们看见大叛徒常溪萍由西面走进数学馆。一点三刻校广播站响音乐后（约五分钟）我们刚巧在数学馆前的马路上，这时我们看见数学馆有一个人脸朝下掉下来，然后就听得一声响，这个人就掉在数学馆台阶最后一格。我们看到这情景迟疑了一下，就推着自行车走过去，看到这人脸朝数学馆，头朝西（翻身下来的）。我们中的一个先走上台阶看了一下，认出是常叛徒，这时周围还没有人。过了一会，数学馆里出来一（3）班的三个女同学，以后人就逐渐多了。
另一目击者、教师孙建英，回忆如下：
那天中午，我去地理馆审定一期大字报刊稿，走近地理馆，见有一人从数学馆上跌下来。由于我不要看跳楼自杀的现场，所以就站定了。此后听说是“常溪萍自杀”，才跑过去看。当时约有四五个同学在场。常溪萍在地上为俯身，有轻微的“哼”声。以后有两个同学（数学系的）跑上楼去，看楼上有没有人，为什么不小心让常跳楼了？不一会儿下楼来说，一个人也没有，真正麻痹大意，并有一人去校部找人报告。此时已有近十人在场。后来来了一个数学系造反大队的同学，说常死有余辜，并把常拉着手臂翻过身来。此时，常开始发出“啵啵啵”的声音，并两次想把眼睁开，口角有血，不多，下颏有些跌开，血也不多。额上有擦伤，估计是脚着地后，向外扑出去的结果。以后人愈多，有人看到常的头在台阶上不好受，把他拉在地面。有人用脚踢踢他，看他还活着否……
造反派头头Z跑来了，校医赶来了，救护车开来了。人们七手八脚，把常溪萍放上担架，抬上救护车。鲜血染红了担架上的帆布。
救护车在宽阔的中山北路急驶，直奔华东师大的劳保医院——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造反派头头Z亲自押车，紧坐在担架旁，用他那乌鸡眼凶狠狠地注视着常溪萍。此人乃是华东师大“最早起来造反”的“老工人”，有着“校革委会委员”荣衔。
校医李荣武大夫曾作如下回忆：
当时Z抢先上车，把门一关，迫我坐在前面，其目的是控制我，不让我靠近常溪萍，但我仍然注意常溪萍的伤情和叫唤。我摸他脉搏，跳动较弱。当时汽车开得很快，摇动较大。这时常溪萍靠外边一只手掉下来了，我看见Z拎起常溪萍的手一扔，还恶狠狠骂了两句：“你还想找死？死不了！”
那年月，医院最忙碌，特别是外科，而外科中要数骨科最忙。
就在常溪萍被送进第六人民医院之前一个多小时，也是一辆华东师范大学的校车，急匆匆驶进医院大门。司机陆永洲清楚记得：
1968年5月25日中午，我开了福特小汽车去第六人民医院，送一个跳楼自杀的学生。过了一会儿，我在走廊里看到我校司机周孔谦。我问：“你怎么来了？”他说，送常溪萍来的。“常溪萍怎么啦？”“跳楼了！”这时，我就快步冲向急诊室去看，发现他已睡在一张活动床上，头部向进门处，医生正在给他缝颈部的伤口，嘴巴里还发出轻微的叫声：“啊呀，啊呀……”正在这时，旁边突然有人骂起来：“他妈的，还装呢，老实点！”我一看，原来是Z！当时，他眼珠突出，紧握拳头，杀气腾腾，还对医生说，“他就是大叛徒常溪萍！”
有Z这尊凶神在那里，看来常溪萍只能在那里等死。因为那时的医院，把“大叛徒”、“走资派”之类当贱民，往往见死不救。
然而，居然出现了奇迹：医院委派名扬世界的骨科专家陈中伟大夫亲自出马，和吴道权、王爵鹓、陈尧南、王智金、王琰、卞蓉仙、姜锡英等，共同抢救常溪萍。
是哪个“菩萨”忽然发了慈悲？
原来，“市革会”有令：“尽力抢救常溪萍！”
为什么呢？“为了运动的需要，不能让常溪萍把材料带走！”
哦，是这么回事！这是“市革会”接到华东师大造反派电话以后，下达的“指令”。
当然，第六人民医院接到如此重要的电话“指示”，不敢怠慢。
以下是陈中伟等八位参加抢救常溪萍的医护人员在当天下午共同签署的《常溪萍救治经过》，可以说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1968年5月25日下午2时20分，患者由数人送至本院急诊外科。
急诊体检：痛苦病容，神志清，苍白冷汗，脉细弱，96～120次/分，血压测不出。头面部染有血迹，鼻根及颔部皮肤裂伤二处1~2cm长，瞳孔对称，对大光反射存在。右尺桡骨下端闭合性骨折，左肱骨下端及尺骨上端闭合性骨折，左跟骨骨折。
诊断：
（一）创伤性休克（重度）；
（二）多发性四肢骨折；
（三）头面部软组织挫裂伤；
（四）呼吸循环衰竭。
救治经过：
（一）抢救休克，补液、输血、升压药物；
（二）扩创缝合皮肤裂伤，T. A. T，注射抗菌素；
（三）骨折夹板固定；
（四）给以氧气吸入；
（五）呼吸循环兴奋药物；
（六）死亡前积极救治措施：气管插管控制呼吸，胸外心脏按摩，心内注射肾上腺素，胸腔切开心脏按摩，心内输血，心内注射异丙肾素，均未获效。
自下午2∶20抢救至下午4∶25，无效，患者死亡。
“常溪萍专案组”一位成员在下午3点多赶到医院。他的工作笔记本如今尚在。下面是他当时的现场记录：
3∶10到医院
常：气闷
多发性骨折“不是自杀”
创伤性休克
处于危险期
3∶20会诊骨科
左手手臂骨折
右手手腕处骨折
陈中伟：“血压听不出，有危险。”
3∶53瞳孔大
希望不大，脉微弱
脚跟着地
3∶53脑外科参加抢救
心跳已停
3∶56心跳已停，决定切开心脏按摩
4∶00按摩无反应
4∶08无反应
4∶14停止抢救
就这样，常溪萍离开了人世。他才51岁，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候！
常溪萍含冤死去——坠楼而死，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留在那专案人员笔记本上的常溪萍垂危时讲的一句话，却是极为重要的：“不是自杀”！
这是“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在现场亲笔记下来的话。他不可能听错，不可能记错，更不可能偏袒常溪萍。
如果常溪萍不是自杀，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他杀，或者是不慎坠楼。常溪萍之死，竟是什么原因？
宣传机器操纵在权势者手中。常溪萍临死的辩白“不是自杀”，被淹没在“常溪萍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一片“大批判”声浪之中。
常溪萍含冤屈死，本来已是人世间一桩催人泪下的悲剧。然而，他屈死之后，仍不得安宁。
就在他含冤死去的翌日，尸骨未寒，华东师大的造反派们居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
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叫：“常溪萍死了好，少浪费国家的粮食！”
有人扎了稻草人，挂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常溪萍”黑牌，当众烧掉，象征着“焚尸扬灰”！
两天之后——5月28日，《上海红卫战报》登出大字标题：《把常溪萍焚尸扬灰——怒揭常溪萍的反革命翻案罪行》。作者：华东师大遵义兵团、工农兵突击兵团。
这篇文章，加上了黑体编者按，对常溪萍切齿痛骂。今日的读者已很难有机会读到那样的奇文了，故原文照录于下。虽然斗转星移，那字里行间腾腾杀气犹在：
编者按：臭名昭著的常溪萍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这是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自杀向革命人民作了最后的一次反扑。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切不可松懈麻痹。
常溪萍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在临死之前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进行了猖狂的反攻倒算；常溪萍的阴魂还在作祟；活着的常溪萍们还企图为死去的常溪萍翻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切不可以为太平无事了，一定要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常溪萍这具政治僵尸连同他的主子、伙计、奴才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让革命大批判的烈火把他烧为灰烬。
别以为这只是红卫兵们的语言。就在同一天，“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的一份报告中，便定下调子：“常溪萍用自杀来对抗伟大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证明他是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1969年4月11日，驻华东师大工宣队、军宣队和校革会的《关于死不改悔走资派常溪萍的定案报告》，作了这样的结论：“常溪萍跳楼自杀，向党、向人民作最后的反扑。”
就这样，常溪萍“自杀身亡”仿佛已经盖棺论定，毋庸置疑了。
不，不。如果说“盖棺论定”，常溪萍死后，不仅谈不上“盖棺”，连个骨灰盒都没有！
他，真的被焚尸扬灰了！
当时奉命处理常溪萍后事的经办人——华东师大总务处一位工人写下了真实情况：
1968年5月27日下午，L讲：常溪萍死了，你们去个人到龙华办理火化……后来L说找造反派的人去。
第二天，一个穿黄军装的学生和我到陈波浪家（陈波浪为常溪萍之妻——引者注）。他对陈波浪的十七岁的外甥女鲁江说，要火化常溪萍，把户口簿拿出来，打埋葬证。当时陈波浪同志受折磨躺在床上，呻吟，内心难过，讲不出话来。尔后小鲁江找出户口簿……当时造反派在旁边。陈波浪同志当时未作决断。片刻，那个造反派讲：“烧掉算了。”我说，要得家属同意签字才行。最后，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对鲁江说：“你签字，骨灰不要，和大叛徒划清界限。”当时鲁江被吓呆了……
造反派逼迫一个17岁的孩子签字，使蒙冤而死的常溪萍，连骨灰都不知去向！惨绝人寰！
就在常溪萍死后，遭到挞伐，被诬为“畏罪跳楼自杀”的时候，他的妻子陈波浪也被栽上“畏罪跳楼自杀”的可怕罪名，仿佛常溪萍夫妇俩都“爱好”跳楼！
幸亏陈波浪九死一生，劫后犹存，能够揭露事实的真相[22]。
她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走向沙发，坐了下来。她用带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强忍着心中无限痛苦，向我诉说着她所谓“畏罪跳楼自杀”的真情。
她所谓的“畏罪跳楼自杀”，发生在常溪萍之死以前三个多月——1968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三。
差不多跟本文中叙述的常溪萍被送进医院的情景一样，也是一辆汽车，也是一群造反派呼拥着，也是向医生声称患者系“跳楼自杀”。所不同的是：她是在早晨进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她没有得到“为了运动需要，不能让她把材料带走”之类“恩典”。
经检查，她的七根肋骨断了，其中两根插入肺中，把肺部刺破了。右脚小腿骨龟裂。
血压降到零。她已昏迷不醒。
所幸的是，主持手术的是王道民大夫——该院原副院长，“走资派”。他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一听见她的心脏还在跳，王大夫就决定尽力抢救。
输血。当鲜血源源输进她的血管，血压回升了。
切除了断裂的肋骨，代之以不锈钢。
缝好了肺部的两个洞。
她，终于被穿着白大褂的“走资派”从死亡的边缘救回来。
然而，离开手术台，推进病房，她却落在一个“造反派”医生手中。他得知她是“大叛徒常溪萍的臭老婆”，射来了冰冷的目光，不许家人看望，不准家人送东西给她吃。
她受到病痛和冷遇双倍的折磨。
她十几天大便不通，向那个“造反派”医生要几颗通便药片，他都板起面孔：“不给！”
手术后才半个月，就逼她出院！
她躺在家中，奄奄一息，断绝医疗，生活无着落。
她的历史清清白白。她在上海财经学院担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多年，工作向来认认真真。仅仅因为她是“大叛徒常溪萍的臭老婆”——这十个字写在大字标语上，写在她胸前的黑牌上。
华东师范大学“常溪萍专案组”一个成员，对于她“自杀”那天的情况，曾作如下回忆：
1968年春节，常溪萍放假回去过春节。我于年初三晚上8点多钟回到学校。刚到宿舍放下东西，有人就来告诉我，财经学院来通知，陈波浪“自杀”了，现在在市一医院抢救。常溪萍住在家里，怎么办？当时我和这人就到办公室，找学校领导汇报。记得几个常委在场。他们已经知道陈波浪“自杀”了，当即要我们到财经学院、医院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到常溪萍家里，把他带到学校里来住。当时打电话，派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我和另外两人一起上车……汽车到财经学院时，发现财经学院两派对立很严重……
我们从财经学院出来后，就到××路常溪萍家里。当时已十一点钟光景……我对常说，陈波浪自杀，你知道吗？常回答说，知道，小孩去看过了。我又说，自杀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知道吗？常说：自杀是叛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又问常的态度，常说决不走她这条路。我当时告诉他，学校要他住到学校里去。当时常溪萍拿了一包被子，就和我们一起上车……
就从那一天起，常溪萍再也没有回家。
也就从那一天起，陈波浪“自杀”的消息，传遍了医院、学校，传到了许多地方。令人吃惊的是，迄今，在我采访的时候，许多人还在说陈波浪“自杀”！
法西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陈波浪被谣言泼上一身污水，迄今还未洗刷干净！
她用愤怒的声调，痛斥那无耻的谣言。
1968年，那是非常“革命”的年头，春节也“革命化”了：学校不放寒假，只在春节休息三天。
她被关押在学校。
就在年初三晚上，来了一群凶神似的红卫兵，用棍棒对她进行“审问”。
她的腿骨是被一群凶神似的红卫兵打断的。她的七根肋骨也是被打断的。她被打得失去了知觉。
红卫兵们不得不把她送进医院。为了遮掩自己的罪恶暴行，他们就放出了谣言：“陈波浪跳楼自杀！”
她以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病痛，在棍棒下活了下来。她斜靠在沙发上，那用不锈钢支撑着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终于说出了谣言的来由。
她说，和她一起被隔离的，还有上海财经学院的组织部长和人事科长。人事科长被打得下肢残疾，组织部长被打得尿血。她是挨打最重的一个。
就在她被驱出医院，躺在家里，生死维艰之际，传来了丈夫的死讯！
就在她如刀剜心、痛苦难言之际，那个“穿黄军装”的“造反派”逼着鲁江签字，不要常溪萍的骨灰。
暂且把常溪萍是不是“自杀”这个问题放一下。耐人寻思的是：为什么常溪萍夫妇一个死、一个残，蒙受如此残酷的迫害？常溪萍最大的罪名是“叛徒”，而常溪萍一生从未被敌人逮捕过，怎么会成为“大叛徒”？
这一个个问号的答案是惊叹号。一旦把一个个“？”拉直成“！”，常溪萍之死那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也就明朗化了。
上海是个海，这个海很深。当年的常溪萍一案所及，很深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