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二兵团”以及“一兵团”、“三兵团”，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就想干的事。这三个“兵团”，人多势众，不仅时时威胁着“工总司”的存在，而且已成为一支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强大力量。
欲除这些“兵团”，张春桥用的是极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是这样说的：“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从整个斗争，特别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是比较适宜的。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他们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冶金系统的问题时，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张春桥说得很客气，仅仅是“建议”而已，只是“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大会刚刚结束，张春桥就留住了耿金章，很明确地向他“建议”：“金章同志，你能不能跟洪文同志好好谈一谈，把‘二兵团’并入‘工总司’，按系统实现大联合。”
耿金章马上意识到这“大联合”，就是吞并，就是“工总司”吞掉“二兵团”。
耿金章一扭头，转过身子便走。
“金章同志，你等一下。”张春桥喊住了他，立即把王洪文叫来。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应当在一起研究一下‘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合并问题。”张春桥说道。
“过些日子再说吧。”耿金章来了个缓兵之计。
“你们应当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实行大联合，为全市造反派做出榜样来！”张春桥催促道。
“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对耿金章说，“老耿，我们明天就谈吧。”
“好吧，明天就明天！”耿金章赌气道。又问，“在哪里谈？”
“既不在你的司令部，也不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道，“到国棉三十一厂谈，你看好不好？”
“好吧，就在那里谈——明天上午8点。”耿金章答应了。
翌日清早，一串轿车、越野车朝杨树浦进发，“耿司令”出动了。
车队拐入长阳路，驶近1382号——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耿金章一眼就看见，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已站在门口等候。耿金章心想，看来王洪文对于今天的谈判，还是当一回事的。
黄金海笑脸相迎，把手一招，车队便徐徐驶入厂内。
当最后一辆车子进厂之后，黄金海把手一挥，厂门便紧紧关上。耿金章以为，这也许是为了“保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耿金章下了车，黄金海走了过来。这时，耿金章正想问王洪文在哪里，黄金海那本来堆笑的脸忽然沉了下来，冒出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话：“耿金章，你这一次走不了了！”
耿金章这才猛然醒悟黄金海为什么要关上大门，但为时已晚，他成了瓮中之鳖。
黄金海一扬手，预伏在厂里的一大群身强力壮的“工总司”打手，立即把耿金章及其警卫们团团围住。
寡不敌众，“耿司令”成了俘虏。
“我是来与王洪文谈判大联合的！”耿金章大声地申辩道。
“嘿，嘿，‘大联合’？谁跟你‘大联合’？”黄金海对耿金章嗤之以鼻，大声呵斥道，“你是反革命！”
“你是流氓，‘阿飞司令’！”耿金章也不示弱，骂起黄金海来。
“你是反革命——谁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谁就是反革命。来人哪，把耿金章押到公安局去！”黄金海高喊道，耿金章马上被“工总司”的打手们七手八脚推上了一辆大卡车。
这时，耿金章后悔莫及——他上了王洪文的圈套！
大卡车驶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一听说抓了个“大反革命”，很起劲，奔了过来。可是，一看，抓来的是“耿司令”，他们不敢收押。因为他们深知“耿司令”手下有几十万造反队员，如果朝他们这里冲来，他们可吃不消。
“胆小鬼！”黄金海骂道。
耿金章重新被押上卡车。
“到警备区去！”黄金海吩咐司机道。
卡车急驶，黄金海不时朝车后望去。还好，“二兵团”还没有发觉他们的“司令”被抓，车后没有出现“追兵”。
卡车驶入上海警备区司令部。
黄金海找到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说道：“廖司令，我们抓住了‘大反革命’耿金章，请警备区把他关起来。”
廖政国摇头，说道：“‘工总司’和‘二兵团’都是群众组织。你们之间的矛盾，你们自己解决。我无权关押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尽管黄金海又想骂一句“胆小鬼”，可是站在他面前的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司令，他不敢当面出声，只得又把耿金章押上卡车。
挂电话向“幕后指挥”王洪文请示，黄金海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还是送回杨浦区公安分局！由‘市革会’出面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敢不收的。”
果真，当大卡车再度来到杨浦区公安分局，那里已加强了守卫。耿金章被押入拘留所，堂堂“司令”成了阶下囚！
屈指算来，从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当上“常委”，到这天——2月25日被捕入狱，耿金章整整当了20天的空头“常委”！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常委会”，只不过在举行两次“成立大会”时上了主席台。
直到戴上手铐，锒铛入狱，耿金章才明白张春桥之阴险，王洪文之凶狠，但已为时晚矣！
失去了“司令”，“二兵团”土崩瓦解。“工总司”吞并了“二兵团”，一下子“壮大”为拥有100多万造反队员的全国头号造反派组织。
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当即被“工总司”夺走。从此，“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想结合陈丕显的计划，也就告吹。
不久，王洪文下令逮捕了戴祖祥。于是，“一兵团”也垮台了。“三兵团”、“工三司”随之倒台。“大联委”不复存在。
耿金章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1967年5月2日，忽然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光临”杨浦区公安分局。
王洪文面带三分笑，向耿金章宣布：“由于‘中央首长’考虑到你过去在造反中有过一定的贡献，关怀你，决定释放你。你要感谢‘中央首长’的关心，不辜负他的希望，出来后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工作。”
耿金章心中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无非是张春桥。据笔者1986年10月30日采访耿金章，他说当时他对张春桥的“关怀”，颇为感激。
第二天，耿金章获释。这时，他的“二兵团”早已全军覆灭，他再也不是什么“司令”。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耿金章在“工总司”中做了一个挂名“常委”，在“市革会”也做了个挂名的“委员”。
用张春桥的话来说，耿金章算是新的“统战对象”！
[1]1986年4月12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常溪萍司机庞学友。
[2]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关锋。
[3]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4]本节根据原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的《谈“纪实文学”的史料价值——〈“四人帮”兴亡〉读后》一文做了修改。
[5]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6]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7]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8]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9]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10]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