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刚过去，毛泽东电召张春桥、姚文元速去北京。
农历正月初四——2月12日，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北京，立即奔赴中南海。
张春桥的衣袋里，放着关于“一月革命”和“上海人民公社”的汇报提纲。他和姚文元的脸上，都荡漾着春风——他们在上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毛泽东一定会跷起大拇指。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他们向毛泽东问候新春好的时候，毛泽东眉间的竖纹没有展开，这意味着不是个好兆头。
张春桥和姚文元刚刚坐定，张春桥还没来得及掏出汇报提纲，毛泽东就发话了：“上海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跟我打一声招呼？”
并不是因为屋里的暖气开得太大，并不是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军装里面还穿着厚厚的毛线衣——他们出的不是热汗，而是冷汗。
以下是当时秘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原话，句句都是“最高指示”：
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
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已经这么叫了。如果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
这样下去，就发生了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这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要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经毛泽东连珠炮似的提出一系列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张春桥在解决“安亭事件”的时候，来了个先斩后奏，擅自做主在工人造反提出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后来，他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这一回又来了个“先斩后奏。”
不料，毛泽东给张春桥、姚文元两颗发热的脑袋泼了一盆冷水。
毛泽东神情严肃，继续说道：
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总不能代替党吧？还有，什么人叫社员？农村里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那么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能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毛泽东的一连串问话，问得张春桥和姚文元哑口无言。思想深邃的毛泽东，纵论古今中外，从理论上谈透了这个问题：
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
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据我看，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
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却跟英国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
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的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还是西哈努克好一点。
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尼泊尔王国比印度好一点。
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也就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能说明什么呢？
我看，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我们看来好像校长低得多，总统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
所以，名称不易改得太多。在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名字的人要算是王莽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就像现在有人不喜欢“长”字一样。王莽还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就像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王莽改了那么多地名，连自己都记不得了，闹糊涂了。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不得不把老地名写在诏书里。这么一来，使公文来往变得非常麻烦……
毛泽东边说边笑起来。张春桥却没有笑，他的脑袋里乱糟糟的，盘旋着一个巨大的问号：“主席是不是把我看成那个篡政的王莽？”这么一想，张春桥的内衣被冷汗湿透了，冰凉地紧贴在嶙峋的脊梁骨上。
毛泽东并没有觉察到张春桥的脸色变白，却还在那里阐述自己的思想：
再如，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其实，不光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连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
我看，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原来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国务院还叫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必改名字。
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不要叫公社了吧。是不是叫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好！
大学里的，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听到这里，姚文元赶紧问：“主席，我们上海怎么办？”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扳着手指头道：
我看，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不过，这么一来，全国只有你们一家叫“公社”，那不是很孤立吗？而且，又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登，全国都要叫“公社”，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
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刚才提到的问题，要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三个办法是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
这时，张春桥才明白了《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他连声对毛泽东说：“改，改，我们一定照主席的意见改！”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和姚文元面面相觑。
回到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的一身冷汗刚干，徐景贤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又使他出了一身冷汗：由于《人民日报》迟迟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被上海的群众看成中央不承认“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民心浮动，“炮轰张春桥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将有上万人参加这一大会。
火烧眉毛。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敢在北京久留，在2月18日匆匆飞回上海。
《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下达了，不许各省、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全国各地夺权后的新政权，取了统一的名字——“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和姚文元当然只好按照“最高指示”办，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现象：2月24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又一次欢呼，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所谓“文革”，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不过是“运动群众”罢了！
《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消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俩原先想抢旗帜，使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夺权样板”。这时，却落了个第四名；继贵州和黑龙江之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也已在《人民日报》上亮相了！
虽说如此，由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后吹嘘“在一个星期中主席接见了三次”，由于《人民日报》总算承认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个“炮轰张春桥大会”被张春桥借用“最高指示”镇住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化险为夷，总算没有在这场政治风浪中翻船。
张春桥神气起来了。在全市大会上，张春桥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讥诮那些反对派们：
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还有人说：因为“红革会”没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往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从旧市委、旧市人委手里夺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如果还有谁想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做一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劝他们不要再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什么文章好做，在这上面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用了这样的话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不再是“勤务员”，而是“领导成员”。那“其他领导同志”，显而易见包括王洪文在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总算站稳了脚跟，王洪文也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王洪文刚刚喘了一口气，就把拳头向劲敌耿金章打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