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直接受害者是吴晗。吴晗最惨，一家四口，三条人命死于姚文元的笔下！
批斗，隔离，入狱，一步一步升级，吴晗受尽折磨。他甚至“创造”了挨斗的“最高纪录”——一天之中被拉到八个会场批斗！
1969年3月18日上午，吴晗的爱妻、历史学家袁震在苦风凄雨中离世。
吴晗的学生张海瀛，曾回忆1965年底在吴晗遭到猛烈批判的时候，前去看望他。师生间作了这样的对话：
吴问：你还在乡下吗？几个月没来了？
张答：还在乡下，是9月份返京时来过一次，已有两个多月了。
吴问：最近看报没有？
张答：看了。原先手头没有《文汇报》，《北京日报》转载后，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这两天读了蔡成和同志和燕人同志批驳姚文元谬论的文章，真解气！真痛快！真是以理服人！
吴说：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还要装懂，不顾起码的史实，捕风捉影，胡乱联系，无限上纲，那能说服了谁呢？
张问：先生是否准备写篇澄清史实的文章呢？
吴说：准备写，问题是怎么个写法。
张说：看来这场争论有点像郭老替曹操翻案时引起的那场风波。
吴说：不好类比。这场争论的来势要比那次猛烈得多。
1965年12月30日，张海瀛在《人民日报》上读到吴晗先生发表的自我批评后，利用1966年新年休假，又去拜访吴晗先生。
张海瀛后来回忆了两人的对话：
吴问：你看报了吗？
张答：看了，先生的大作我认真拜读过了。
吴问：听到些什么反映和说法？
张说：反映很多，说法不一。有的说，《人民日报》发表先生的自我批评，说明这场争论要收场了；也有的说，这不是收场的信号而是升级的信号。
吴说：从《人民日报》的按语来看，这场辩论是要扩大和升级的。假如辩论升级，事态恶化，你的学习就有中断的危险……
张问：学习刚开了个头就有中断的危险，怎么办呢？
吴说：有志者，事竟成。你有志于明史，主要靠自己努力。我送你几本书。
先生拿来《朱元璋传》、《读史札记》、《学习集》、《灯下集》、《海瑞集》以及在高级党校的明史讲座稿，在封面分别写上：“送给海瀛同志。吴晗1966年元旦。”[30]
张海瀛说，从吴晗谈话的口气和举动，可以看出，吴晗已经感觉到事态在扩大、升级，不可避免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他将面临火与血的考验。
此后吴晗一次次被拉上批斗会。他遭到了一次次毒打。
1969年10月11日，被打得胸积瘀血的吴晗惨死于北京狱中，终年60岁。
他的女儿吴小彦受他牵连，挨斗受批，患了精神分裂症。1975年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吴小彦因咒骂“四人帮”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于1976年9月23日自尽——如果她再坚持十多天，她就能听见“四人帮”垮台的喜讯！
吴晗一家唯一熬过十年苦难的是儿子吴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分校。
亿万人民咒骂姚文元为“棍子”，而江青却封之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江青如此看重姚文元，她甚至曾当众说过：“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用秃笔蘸着吴晗的鲜血写成的。
冤狱遍地，惨祸四起。姚文元的秃笔所到之处，泪汪汪，血斑斑。
主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秃笔挞伐，在“文革”的锣鼓刚刚敲响之际便饮恨而亡。
《海瑞上疏》遭到株连。《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被诬为一“骂”一“罢”，南呼北应。主演《海瑞上疏》是“麒派”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尽凌辱，在遥夜沉沉中屈死。
一“马”、一“麒”，都是中国京剧精英，全被姚文元秃笔一笔勾销！
由于批驳了姚文元的谬论，上海三位著名学者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
著名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诬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1966年受迫害而死，不过53岁。临死前，他还铮铮如是言：“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
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翁独健教授，《南包公——海瑞》作者蒋星煜，《海瑞上疏》编剧许恩言……文网恢恢，他们一个一个被押上批斗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引起的株连，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令人目触心惊！
其一，株连古人。
海瑞死于1587年。他是广东琼山县人，死后葬于故乡。万万料想不到，他在地下安眠了370多年，竟被姚文元的文章所骚扰。批判《海瑞罢官》的冲击波，竟冲击了位于天涯海角的海瑞墓。红卫兵们手持铁镐，把海瑞遗骨从古墓中挖出，给那一副白骨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此株连，恐世上绝无仅有！
虽然海瑞死后数百年不得安宁，然而，人们在这位当年的巡抚大人墓中，除了挖出一副白骨之外，只找到几枚殉葬的铜币，如此而已。海瑞的清廉，给那些狂热的红卫兵滴了几滴清醒剂。
其二，株连众人。
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株连之众，也是创“纪录”的，远远超过了封建王朝的所谓“株连九族”。张春桥、姚文元嘱令文汇报社不要放过一封投反对票的读者来信。
在《文汇报》刊出马捷的文章之后，迷惑了众多的读者。读者们以为《文汇报》“作风民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于是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文汇报社。
不料，在“文革”中，张春桥下令，把其中反对姚文元的三千多封读者来信，逐一转到读者所在的工作单位。这三千多位读者遍及全国各省市，蒙受了“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罪名，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其中有多少读者受迫害致死，多少读者被隔离、入狱，多少读者被戴上帽子，已无法统计。
其三，株连无辜。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字狱”之先河。
一时间，由“罢官”引申到“贬”、“谪”，都被视为“替彭德怀翻案”。
1966年4月3日，《贵州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了作家黄秋耘的《鲁亮济摘印》。
《羊城晚报》批判了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
陶渊明曾高歌“归去来兮”，辞职归隐，被视为海瑞的“同党”。于是，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也在劫难逃。
海瑞“抗上”，那个魏征也“抗上”。于是，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遭到乱箭劲射。
由于《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于是所有写过海瑞生平、海瑞故事以至画过海瑞连环画的作者，全遭讨伐。
著名美术史家、诗人常任侠无端被牵入《海瑞罢官》一案，其起因可编入《新天方夜谭》！
吴晗在《海瑞罢官》单行本的序的末尾，写了这么一句致谢的话：“画像（指海瑞画像——引者注）用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墨迹（指海瑞墨迹——引者注）中有一份是天津卞慧新同志送的，一份是北京常任侠同志送的，并致谢意。”
也就因为这么一句吴晗致谢的话，使这位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书馆主任成为打手们注意的目标。不过，光是凭常任侠把一份海瑞墨迹送给吴晗这一点而打倒他，就连打手们也觉得还缺了点什么。
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奇事：报上曾登过一篇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署名“常谈”，而常任侠偏巧姓常，打手们便一口咬定，“常谈”是常任侠的化名！
于是乎，常任侠“步步高升”；先是站高台，戴高帽，头衔是“吴晗的帮凶”；不久，提了一级，成为“吴晗的死党”；又过不久，又提一级，成为“彭真的死党”。
常任侠教授在忆及这场飞来横祸时，感叹万分。他引述了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描述朱元璋设置文网的一段话，倒是可借为准确地描绘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文网：
“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观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历史现象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此逼真、形象地写过明代文网的吴晗，到头来落入“文革”之网，可悲可叹！
这里顺便提一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吴晗的《海瑞罢官》还难以平反，姚文元的那篇“宏文”还难以批判。内中的原因，是由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过毛泽东同意才发表的，有着“御批”的“来头”；再说，“彭德怀就是海瑞”这最高指示，人人皆知。在“两个凡是”占统治地位的年月，无人敢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尽管姚文元早已倒台。
其实，否定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最深刻的含义，在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是这篇“宏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在“两个凡是”的岁月，还高唱“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呢！
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终于勇敢地打响第一炮，发表了苏双碧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苏双碧，传言称是“吴晗的秘书”。其实，当年他是北京历史学会唯一的专职干部，而会长是吴晗，故与吴晗相知甚深。苏双碧后来在1974年调往《光明日报》工作。
也正巧，在1978年4月上旬，杨西光出任《光明日报》总编。在杨西光的主持下，《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推出历史性的文献──“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炮猛轰“两个凡是”，从此引发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苏双碧决心为吴晗申冤，打响批判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一炮。苏双碧是这样回忆的：
我当时觉得，由我来写这篇文章，至少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年轻，又是报社的一名普通编辑，即使文章有点偏差，上面也不至于太计较；二是我曾和吴晗一起工作过，又参加过邓拓、范瑾同志为组长的后来被称为“假批判真包庇”的写作组，多少也算了解一些内情。据此，我决定试一试，并着手准备写这篇文章。
然而，这件事毕竟太大了，按组织原则，我必须向报社领导汇报我自己的想法，并征得领导的同意，才能着手去做。
大约在（1978年）11月10日左右，我得知总编辑杨西光同志很快要去出席中央工作会议。那天下午正好在楼道碰到他，我向他说明我要写一篇从政治上狠批姚文元并替《海瑞罢官》平反，从而为全面替吴晗平反作舆论准备的文章。西光同志几乎没有多加思索就表示同意，并说：“批姚文元总可以吧，吴晗平反是时间问题。”他态度明确，坚决，增强了我的信心。
随后，我告诉了主管理论部工作的副总编辑马沛文同志，他对我的设想报予极大的兴趣，要我以最快的速度写出来，并让我把别的工作先放一下。于是，从构思到查材料到写文章，大约只用了两天多时间。把文章初稿交给马沛文同志后，第二天一早他就来找我，认为文章基调不错，大体可以。[31]
就这样，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勇敢地发表了苏双碧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苏双碧这样说道：
当天广播电台广播了这篇文章的摘要，《文汇报》等全国许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版这篇文章的单行本。
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播发刊登这篇文章的消息和评论，根据他们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需要进行评述和猜测。
美国《纽约时报》11月16日的一篇专稿认为，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的“最惊人之举”。
11月17日，日本《朝日新闻》评论中认为，这篇文章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11月18日，《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这是一篇“冲击性很强的文章”。
其实所谓“最惊人之举”或“冲击性很强”的说法，是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四人帮”制造的冤案是一定要得到平反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作风的表现。[32]
[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150页。
[3]1986年7月8日，叶永烈采访王维于上海。
[4]据章剑锋：《“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5]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于上海。
[6]1986年7月8日，叶永烈采访王维于上海。
[7]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于上海。
[8]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于上海。
[9]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同年9月11日采访全一毛。
[10]唐振常：《漫谈陈虞老》，《上海滩》1994年4期。
[11]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于上海。
[12]1986年10月12日，叶永烈采访李俊民于上海。
[13]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150页。
[14]据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春秋》1988年第5期。
[15]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17]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18]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1页。
[19]据李逊：《〈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20]笔者自1988年10月31日起，曾多次访问关锋。另外，也多次访问了陈伯达。有一些文章说戚本禹也在座，陈伯达、关锋否认此事。笔者访问戚本禹时，他同样说，他没有参加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虽然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及他。
[21]引自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5月16日）的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22]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关锋。
[23]此文原载《知情者说》之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24]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25]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26]彭亚新：《田家英小传》，载董边、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页。
[27]余广人：《当代一幕政治悲剧：田家英以死诤谏》，《炎黄春秋》1997年第2期。
[28]曾自、曹应旺：《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载《名流写真》，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2页。
[29]邓力群：《悼念家英同志》，1980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30]张海瀛：《忆吴晗师》，《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31]苏双碧：《为〈海瑞罢官〉平反的前前后后》，《炎黄世界》1996年第2期。
[32]苏双碧：《为〈海瑞罢官〉平反的前前后后》，《炎黄世界》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