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五年长张春桥三岁，是个“老宣传”，与张春桥旗鼓相当。
瘦削，文弱，看上去陈其五连走路的步子都很慢，但是一旦走上讲台，他就显示出宣传部长的本色：思路清楚，讲话富有逻辑。
其实，他不姓陈，名字也不叫其五。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有个非常活跃的人物，名叫“刘毓珩”。这个21岁的青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成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
1938年2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刘少奇的派遣，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
“你的名字要改一下。”刘少奇提醒他，“国民党对你的名字太熟悉了。”
“改什么好呢？”他问。
“你母亲姓什么？”刘少奇问道。
“姓陈。”
“那就取一个封建一点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思索了一下，道：“就叫‘陈其五’吧。‘五世其昌’嘛！”
这样，刘少奇给他改了名字。从此以后，“陈其五”叫开来了，以致他的真名刘毓珩几乎很少为人所知。就连他的子女，也都姓陈。（陈小蒙便是他的次子。1986年2月，因强奸、流氓罪在上海被判处死刑，轰动海内外。那时，陈其五已去世。自然父是父，子是子，不能混为一谈。）
在解放前，陈其五历任新四军团政委、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1948年12月，当杜聿明部队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他背得极为熟练。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则是陈其五的。
1949年5月，当陈毅率第三野战军攻下大上海时，陈其五也参加了战斗。上海一解放，陈其五便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军事接管委员会政治部宣传部长。
陈其五在上海宣传、教育、理论、文艺各界，有着颇高的声望。而他的政治见解又恰恰与张春桥迥然不同，很自然的，他成了张春桥的劲敌。
张、陈面和心不和已久。到了1962年5月9日至16日的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期间，矛盾尖锐化了。
会议之前两个月——3月2日至26日，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3月2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即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3月6日，陈毅亦作长篇讲话，声言“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提出应“脱帽加冕”。
柯庆施对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持异议，不许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传达，而陈其五却上台传达了周恩来、陈毅的讲话。于是，代表们对上海文艺界的“左”的倾向，大加声讨。特别是巴金，毫不客气地把“姚棍子”批了一通。
巴金讲毕，陈其五走过去，紧紧握着巴金的手，激动地淌下热泪。
陈其五是个直性子的人。当场，他对巴金的讲话，大加赞赏，说道：“巴金的讲话，有充沛的革命感情，充满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心，使我感动得流泪！”
整人要有机会；机会终于来临。四个月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提醒人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柯庆施从北京开会回来，要在上海寻找阶级斗争的“靶子”，“谋士”张春桥马上把整陈其五的材料，摊在柯庆施面前。于是，张春桥便借助于“阶级斗争”，要除掉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1962年冬天，上海奇寒。陈其五步入上海思想工作会议会场时，只觉得有点冷，却没想到张春桥在会上对他发动了突然袭击。一时间，他一下子成了上海“阶级斗争”的靶子。他，中箭落马了……
张春桥大胜，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不久，张春桥召开上海宣传系统党员大会。他以部长的身份，宣讲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撤销陈其五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又过了几个月，干脆，开除了陈其五的党籍！
从此，陈其五被逐出上海，“发配”到江苏扬州，在江苏农学院当个教务处副处长。
陈其五的老战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向党中央反映意见。无奈，张春桥依仗着柯庆施，已有恃无恐了。张春桥双臂交叉在胸前，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不管你北京南京，将军元帅，就是要叫你陈其五永世不得翻身！”
在扬州，陈其五写下了悲愤满腔的六言诗：
冷落门前车马，新桑碧柳低垂。 莫道幽居寂寞，举头可望青天。
在“文革”中，陈其五备受苦难，是可想而知的。张春桥整人，非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可。1968年，趁着“打击右倾翻案风”，张春桥提醒人们：“陈其五并不是死老虎！”
于是，1968年4月17日，《文汇报》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两大版的长文《陈其五在为谁翻案？》，又把陈其五批了一通。这篇文章一开头，那口气便咄咄逼人：
陈其五何许人也？旧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死党，霸占上海思想、文化领导岗位多年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道道地地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就在柯庆施同志亲自主持下对他进行了批判，并且罢了他的官，撤了他的职，把他开除出党。
某些天真的人们一听，会说：啊！原来是一只“死老虎”。不对！陈其五不是死老虎，而是一条虽已落水却总想重新爬上岸来咬人的疯狗。他被革命人民揪出之后，非但从来没有任何低头认罪的表示，而且随时都在准备翻案，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时刻准备突然在某一个早上向革命人民猛扑过来，咬人，吃人。为了表示这种反革命的决心，他特地从一具也曾被罢过官的封建僵尸于谦那要挖来了一首黑诗，疯狂地叫嚣：“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一个多么死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啊……
这篇经过张春桥亲自审定的长文，列举了陈其五的种种“反动言论”。今日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又该作何观感呢？悉照原文摘录于下：
他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胡说什么总路线“从头到尾有错误”，大跃进是“大破坏”，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声嘶力竭地鼓吹“三自一包”，宣扬“分田到户”……
他猖狂地叫嚣“胡风问题现在尚未定案”，扬言要“把宣传系统下放在农村的右派分子，都调上来工作”，真是起劲得很哪！
文章当然不忘陈其五对“姚棍子”的那些批评，要清算这笔账：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对反革命的文艺黑线、黑纲，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就为了这一点，陈其五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这种攻击，到1962年，便达到了高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专门痛打你们这一小撮死硬的阶级敌人。
如此看来，“棍子”之称，连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承认，只不过要加“革命”两字，成为“革命的棍子”！这种“大批判”文章，今日看来，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文章提及了张春桥，用了这样的词句：“一直坚定地支持姚文元同志战斗的张春桥同志”。张为姚之后台，讲得最明白不过了。
文章也谈到，打倒陈其五是颇为不易的，用陈其五自己的话来说，“他所以敢于如此猖狂地进行反扑，就是因为‘上面还有人同情我’，‘下面还有群众基础’”。文章开列了为陈其五“翻案”的“上面的人”的名单：刘少奇、陈毅、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江渭清，说他们“一直对抗柯庆施同志的指示”。文章特别提及，“陈丕显就曾经偷偷地召见陈其五，要他‘再回到党内’，‘两三年不行就四五年、七八年’。”
张春桥能够面对那么多“上面的人”，打倒了陈其五，足见他在1962年已经具备相当大的能量。
自从去除了陈其五这个“心腹大患”，张春桥独揽上海的思想、文化领导大权了。
此后不久，张春桥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到了1965年，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上），中共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17页。
[2]转引自杨建业著《姚雪垠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敌友之间》，1957年6月10日《解放日报》。
[4]《敌友之间》，1957年6月10日《解放日报》。
[5]《论“知音”》，《文艺月报》1957年第2期。
[6]《放下架子！》，1957年5月13日《解放日报》。
[7]1986年8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作家王若望。
[8]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9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509页。
[11]1986年8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作家王若望。
[12]《反党野心家的四个手段——揭露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阴谋活动》，1957年8月2日《解放日报》。
[13]《走哪一条道路——批判王若望几篇文章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文艺月报》1957年第8期。
[14]《驳施蛰存的谬论》，《文艺月报》1957年第7期。
[15]《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表现在哪几个方面？》，《文艺月报》1958年第4期。
[16]《流沙河与〈草木篇〉》，《展望》1957年第27期。
[17]《辟谣三则——答徐中玉“积疑三问”》，1957年7月24日《解放日报》。
[18]《鲁莽被什么人“利用”？》，1957年7月21日《解放日报》。
[19]《再谈教条和原则——与刘绍棠等同志讨论》，《文艺报》1957年第18期。
[20]《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文艺月报》1957年12期。
[21]《〈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1957年7月19日《人民日报》。
[22]《读〈文艺报〉上的一篇翻案文章》，1957年7月6日《人民日报》。
[23]《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文艺报》1958年第4期。
[24]陈翼德：《生逢其时》，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
[25]巴金：《探索集》之四十五：《灌输和宣传》，《巴金六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26]巴金：《探索集》之五十七：《究竟属于谁？》，《巴金六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27]1986年9月6日，叶永烈采访罗竹风于上海。
[28]1986年9月6日，叶永烈采访罗竹风于上海。
[29]1986年9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陈虞荪。
[30]1986年7月9日，叶永烈采访贺绿汀夫人姜瑞芝。1986年7月14日、1987年5月27日、1995年10月5日，叶永烈三度采访贺绿汀。
[31]1986年4月8日，关于贺绿汀之女贺晓秋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情况，叶永烈先是采访贺绿汀女儿贺元元，接着在1986年6月7日采访陈刚。
[32]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3]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60页。
[3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35]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36]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页。
[37]《党史研究》1984年第5期第74页。
[38]廖盖隆主编：《新中国编年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39]指1975年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40]据张春桥说，是在北戴河开会时柯庆施把他介绍给毛泽东的。
[41]1988年12月19日、2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