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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一抹脸成了“反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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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费解的是,1957年6月10日这一天,姚文元除了在《文汇报》发表《录以备考》之外,还同时在《解放日报》发表《敌我之间》,在《劳动报》上刊出《关于青年的杂感》,那两篇却明显地表现出“右派”观点。同是一个姚文元,怎么会同时既讲“左”话,又讲“右”言?他到底是个“左”派,还是个右派?

其实,其中的奥秘并不费解:《敌我之间》和《关于青年的杂感》是好多天前写的,直到6月10日才得以发表。《录以备考》呢?是姚文元在6月6日开了个夜车,赶写而成。

又是张春桥给姚文元帮了大忙。6月6日上午,张春桥在电话里,把重要消息告诉了姚文元:反右派斗争马上要开始了,头一炮就要轰《文汇报》。

火烧眉毛。姚文元赶紧翻查《文汇报》。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姚文元才算有了“灵感”:他注意起5月25日毛泽东那句警告式的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被《文汇报》大大地缩小了!

他连夜写成《录以备考》,第二天一早亲自送往《文汇报》。

张春桥的消息果真灵通而准确:6月8日,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他写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派”风暴,便从这一天开始。

本来,《文汇报》编辑部收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并不打算刊登——何必在自己的版面上刊登批评自己的文章?

然而,6月8日形势陡变,《文汇报》急于要登点装饰门面、紧跟中央的文章,看中了《录以备考》,当即在6月10日刊出。

连姚文元自己也未曾想到:这篇短文会受到毛泽东又一次的垂青!

姚文元见风转舵,一抹脸就装扮成反右“英雄”——如同他当年乔装打扮成反胡风“英雄”一般。

人们常常骂姚文元是“左”派。不,不,他的准确的形象是政治投机派!他,今天这么写,明天那样讲,出尔反尔,一切都是为了投机。一部姚文元史,便是一部政治投机史。他的入党,他的反胡风,他的反右派,尔后他的一步又一步在政治棋盘上走过的棋,全然以投机为行动指针。

由于《录以备考》交了鸿运,从此姚文元从“右派分子”的帽子下开脱,就连那吹掉了的爱情,也悄然复苏了,因为金英看出来姚文元“有出息”。

毛泽东的赞扬,使姚文元顿时兴奋百倍。哦,风正顺、帆正满,在张春桥的指点下,姚文元日夜赶写反右派文章。短短的半个月里,姚文元炒豆似的在上海报纸上啪啪作响:

《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6月14日《解放日报》);

《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6月15日《文汇报》);

《从恐吓信中所窥见的》(6月18日《新闻日报》);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6月21日《解放日报》);

《“过去是有功劳的”》(6月24日《解放日报》);

《揭露谜底》(6月27日《新闻日报》);

《对党的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6月28日《文汇报》);

《这场“戏”的确“好看”》(6月29日《解放日报》)。

空前、空前,一下子爆出这么多文章,姚文元作为一颗“新星”,闪射出炫目的光芒。

7月1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又一次提到了《文汇报》“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

7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文汇报向人民请罪》,其中提及:“还有一些更为突出的例子。如5月25日,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讲话给六亿人民指示了分清大是大非的一个标准。这个讲话发表在右派分子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具有极其现实的战斗的意义。然而我们把它看成是一般新闻,竟然用极不显著的短栏刊出,贬低了毛主席这一讲话的重要意义。”

显而易见,这段“请罪”,是对姚文元的《录以备考》的“反馈”。

这么一来,姚文元益发得意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姚文元曾引用这句《红楼梦》中刻画“应酬权变”的孙绍祖的诗“评”过别人,其实,这句诗恰恰是他自己的生动写照。

光是写文章表表态,泛泛地批判右派,姚文元已感到不满足了。他,抡起棍子要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