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4日，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原来，那一阵子，毛泽东天天读上海的《文汇报》，关注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诚如他后来所批评的那样：“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当毛泽东打开6月10日的《文汇报》，第3版副刊“笔会”右下角一篇并不醒目的千字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此文标题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作者的名字是“姚文元”。
姚文元的“偶感”，是由新华社5月25日一条很短的电讯引起的。电讯报道了毛泽东在5月25日下午于北京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向他们讲话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尽管新华社的这条电讯很短，但是非常重要。毛泽东的话，一共只有四句。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出的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讯号──13天后，“反右派运动”的狂飚便席卷中华大地。
毛泽东这几句话的重要性，还可以从此后20年──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得到印证：这几句话以《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为题，作为单独的一篇文献，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
当然，不论是13天后发生的事情，还是20年后发生的事情，事后都证明了新华社那条消息的重要性。然而，在当时，这条简短的新华社消息，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姚文元却凭借着他特殊的政治敏感性，立即注意到这条不寻常的新闻。
姚文元比较了《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刊登这一电讯时的不同编排技巧，大发感叹，写成《录以备考》。
鉴于此文是姚文元发迹史上的里程碑，况且文章不长，特全文照录于下——“录以备考”。
录以备考 ——读报偶感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消息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同青年们没有什么关系？抑还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我因为说了两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我不想判别是非，也许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争鸣”之一种，毛主席就说过，报纸这样办、那样办就是两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例如对李维汉的谈话，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明眼人一见就可以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但我以为，这种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种好现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曰：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弢同志所说的“欲说还休”，而是另一种原因。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欢喜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确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好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末了，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
毛泽东以敏感的目光，注意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毛泽东看完，颇为赞赏，当即亲笔写下一篇重要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然而，毛泽东没有在文章上署“毛泽东”三字，却是写上“本报编辑部”。
“本报”是什么报呢？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毛泽东嘱令《人民日报》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毛泽东还指示，把姚文元的文章与《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起刊出。
毛泽东的文章，是怎样交到《人民日报》的呢？这件事，恰巧与《人民日报》“换帅”紧紧联系在一起。
那是在1957年6月13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卧室里召见吴冷西。当吴冷西到达那里时，胡乔木已经在那里了。
毛泽东早已不满于邓拓主持《人民日报》，尖锐地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所以，在1957年6月7日晚上，毛泽东紧急召见吴冷西，宣布《人民日报》“易帅”，由吴冷西代替邓拓。当时，吴冷西极感突然，脱口而出：“我毫无思想准备！”毛泽东说，给他十天考虑的时间。
翌日──1957年6月8日，奉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改定的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从此全国掀起了反右派斗争。
还没有到十天，毛泽东便在6月13日晚召见吴冷西，要吴冷西马上到人民日报去主持工作。毛泽东随手把自己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当面交给吴冷西，嘱他翌日见报。
吴冷西这么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主席这时又回过头来就调我去人民日报工作的问题对我说，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这时，毛主席递给我一篇打字稿。我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的署名很少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在我们起草时不是用这个题目，也不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都是在差不多定稿时由毛主席提议修改并经政治局同意的。
毛主席接着说，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8]
吴冷西当即和胡乔木一起赶往人民日报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同时一起刊出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按照中国新闻界的习惯，凡是重要的文章，必须以新华社电讯发出，这样全国各地报纸都会马上加以转载。为了扩大这两篇文章的影响，毛泽东还指示新华社转发这两篇文章。
毛泽东甚至为新华社转发这两篇文章，亲自写了电讯的新闻导语。
毛泽东所写的导语全文如下：
［新华社14日北京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9]
全国各地报纸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全文播发。
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所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全文如下：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10]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第一次公开点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名，赞扬了姚文元的文章，全国为之震动。
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毛泽东强有力的推动下，跃上苍穹，万众瞩目，名噪一时。
1957年6月14日，成为姚文元一生中里程碑式的日子。
从此，姚文元奠定了他的“左派”地位。
他，一跃而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