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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江青之兄李干卿惹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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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骄杨”风波,发生了贺子珍庐山风波,发生了匿名信风波,风波连着风波,又发生了李干卿风波。

李干卿,江青的哥哥。江青忽地收到李干卿的信,说是有人在调查他的历史,使江青震怒了。

审查李干卿,倒是确有其事。那是因为先把姐姐李云露接进了中南海,接着要让李干卿也来中南海。考虑到李干卿历史上有过劣迹,进入中南海恐不合适,为此,山东省公安厅着手对李干卿的历史进行仔细调查。

关于李干卿的情况,济南军区张庆祥在1976年11月27日写过一份材料:

江青的哥哥李干卿,在国民党时期当伪警察局的巡官,解放后被济南铁路局留用,经有关部门调查,是一个有历史罪恶的反革命分子。江青为了让李干卿逃避群众的揭发和批判,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1969年春,江青通过叶群给王效禹打电话说:“江青的哥哥李干卿在济南,听说生活很困难,住的条件也很差,你们是不是安排一下。”先是安排李干卿住在省委会生产指挥部大院内,由生产指挥部供给。后来江青又别有用心地打电话,叫李干卿搬家,不要住在机关,结果被迫又把他安排在济南军区第一招待所的宿舍居住,占用六间平房的一个独立院,工资由六十四元五角加到八十三元,还享受着免收房费、生产补助、困难救济等特殊照顾。

张庆祥 1976年11月27日

另外,李干卿在1976年12月15日写过以下材料:

1939年春,江青通过别人从香港先后寄来了四封信,每封信内有七十五元的旧法币。有一封信被日本宪兵队队长寺田扣压了。不几天,寺田和伍长石吉、特务巡官张兴家把我抓到宪兵队,他们问我和江青的关系,开始我不承认,他们就打我,后来寺田拿出江青的照片来,我承认了江青是我妹妹,寺田就不打我了,对我说话也客气了。他叫我写信让江青回来,并说只要江青回来了,可让我当个省长、厅长。后来把我放了,还叫我定期到宪兵队去,有时寺田也到我家来,问我有没有来联系的人?江青有没有来信?过了一月左右的时间,我给江青写了第一封信,内容是以我、母亲和大妹妹的名义让江青回来。信交给了寺田,怎么发出的我不知道,过了一个时间,没有消息,寺田又叫我给江青写第二封信,内容和第一封相同。以后日本宪兵队每十天、半月找我一次,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才停止。

李干卿 1976年12月15日

在江青倒台后,李干卿还曾交出江青在1960年5月12日写给他的一封信,内中提及有人找他的“麻烦”:

哥哥:

你最近的来信收到了。

姐姐还在医院里,需要动一个手术,没有危险,请放心!

我有一年的样子没有给你写信,一方面因为身体差和忙一些,另方面也没有什么事好告诉你。今天姐姐给我看了你以前的一封来信,你要求上北京,说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孤单,我认为应该和你谈谈。你不能来北京,因为找不到职业,你应好好地在目前的职位上工作,能够有工作有饭吃就是好的,至于有人找你麻烦,你可以完全不理,去年在济南我就和你谈过,只要自己拿稳了,是不怕这个的,你如果拿不稳,出了岔子,我完全不能负责任,希望你注意,不可因小失大。我们是劳苦家庭出身,应刻苦生活、努力工作!你现在究竟做什么工作?一个月多少薪水?

房子是否还是不出房租?在济南租一间房子一个月多少钱?以上这几个问题,请来信详细告诉我。祝你和嫂嫂

好!

江青 5月12日

最初,在1953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的历史,知道他的历史有问题,只是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亦即毛泽东的亲戚,未敢深查,找他“麻烦”。不过,从此也就给公安部门留下了印象,知道此人历史上不干不净。

江青所说的找她哥哥的“麻烦”,是在1959年春,为着江青要接哥哥进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的一位科长请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协助调查一下李干卿的历史情况。于是,引出了“麻烦”……

山东省公安厅也就正儿八经地在1959年7月25日成立了李干卿问题调查组,成员有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一科副科长曲和钧、科员史殿安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组三易其稿写出了李干卿调查材料,打印上报。

这份调查材料的内容,大致如下:

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曾读过几年私塾。1921年4月至1923年3月,曾在军阀张宗昌所部的伪四十七旅九十三团二营八连当“师爷”(文书)。

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建组组员等反动职务。

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的指挥下,李干卿曾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

据山东第二劳改队第一大队犯人米瑞晟供:1945年底,李干卿曾去他在济南林祥南街六号家中,“借”去王虎牌手枪一支。

李干卿自己也交代:1945年10月,米瑞晟给他土造的三号手枪。他说,这支手枪自己玩了几天,又被国民党山东行动总队十五支队副官李干臣要去了。

李干卿还有偷窃、贪污劣迹:

1948年偷车站食堂面粉两袋,价值五十六万元(指旧人民币,新人民币即五十六元。下同);

1951年任济铁公寓管理员时,贪污食堂大米、面粉、鸡蛋,计三百九十万元;

1951年6月,在机务公寓造假单据,贪污八万元;7月在机务公寓买咸菜,多报销五万元。

李干卿虽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和教育,但觉悟不高,转变不快,平日不参加任何学习,开会也经常不愿参加,工作态度不够积极,上班忙于烧水喝茶,在公安处工作期间,办公时常私自回家。

1954年7月济南市公安局李元祥同志找他谈话,李便说:“有人暗算我。”说已给他妹妹(指江青—引者注)写信反映等等。

由于贪污,李干卿在“三反”期间受记过处分。

对李干卿的审查,深深激怒了江青。她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

1968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听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的汇报,哭道:

“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191]

陈伯达则帮腔道:

“从山东搞李干卿的问题说明,原来公安部是两个公安部。一是中央的;一是刘、邓、彭、罗为首的地下公安部(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引者注),上通刘、邓、彭、罗,下通全国各地,这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挖出来,一定要把公检法彻底砸烂!”[192]

急急如律令。翌日,从北京派出三名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直奔济南。

几天之内,身患癌症的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副厅长李秉政,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分处处长曲和钧,保卫股股长史殿安,全部被捕。除张国峰病重外,其余六人于4月29日被用专机押往北京。

病重的张国峰受到日夜折磨,6月30日便死去。被押往北京的六人,受尽酷刑和屈辱。直至1977年8月,这桩案件才得以平反。197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山东省委为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彻底平反昭雪》,这才为审查李干卿引起的风波降下大幕。

李干卿未能住进中南海,只在毛泽东1959年底路过济南时,在专列上见他一面,算是给了江青一点面子。毛泽东接见李干卿,前后只有五分钟,话不投机,纯属敷衍而已。

后来李干卿在1970年春天带着他的小儿子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共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住在中直招待所。江青拒见李干卿,并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立即回原籍。

江青对秘书杨银禄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193]

但是李干卿不肯走。

江青托秘书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194]

就这样,江青在人民大会堂见李干卿一面,训斥了几句,就走了。

江青之姐李云露倒是在中南海长住。李云露的丈夫早逝,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王博文,另一个在山东游泳淹死,王博文随李云露也住进中南海。李云露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李讷。

然而,有一回李云露为了一点小事,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把李云露逐出中南海,再也不理她。

李云露在北京艰难地生活着。在1969年之后,李云露常常给江青写信,表达想念之情。江青嘱咐秘书杨银禄,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在毛泽东去世前,江青忽然记起了李云露,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当年,李云露在中南海的时候,就与江青的厨师程汝明相识。

程汝明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见到了李云露。江青秘书杨银禄后来听程汝明讲起当时的情景:

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195]

程汝明回到中南海之后,向江青汇报了李云露的情况。这时,江青倒是动了恻隐之心,拿出5000元人民币,托程汝明送到李云露手中。

杨银禄说,其实江青手头没有多少钱。江青能够拿出5000元人民币给姐姐李云露,是毛泽东在1973年批给江青8000元人民币。那是因为1972年5月李讷生了孩子之后,既要雇保姆,又要给孩子买牛奶,而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李讷不敢自己出面向父亲毛泽东要钱,而是在1973年托张耀祠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张耀祠鼓足勇气说,给8000元人民币吧。毛泽东想了一下,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196]

就这样,江青有了8000元人民币。江青把其中的5000元人民币给了姐姐李云露。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手头有点紧,要程汝明去李云露那里,把送出去的5000元人民币要回来。程汝明以及江青身边工作人员都以为不妥,劝江青不要那样做,否则影响不好。江青只得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