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提到，1954年3月，江青在杭州时收到的一封匿名信，曾经使她多日寝食不安。那个“18号案”，直到1962年才侦破，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就在“18号案”尚未侦破的时候，1959年3月26日又发生第二起匿名信案件。这起匿名信案件，发生在上海。
当时，正处于中共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开前夕。江青虽然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是她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于1959年3月24日先期到达上海。
中共中央全会通常在北京举行，难得在上海召开。会议地点在当时上海最好的宾馆—锦江饭店。
江青并不住锦江饭店，而是住在锦江饭店对面的锦江俱乐部—锦江饭店在茂名南路东侧，锦江俱乐部在茂名南路西侧，两者只隔着20米宽的茂名南路。毛泽东在4月1日从北京飞抵上海，也住在锦江俱乐部。毛泽东、江青不住锦江饭店，而住锦江俱乐部，为的是与大部分与会代表的住处分开。
锦江俱乐部是一幢法国宫廷巴洛克式的二层精致建筑，建于1926年。最初那里叫法国体育俱乐部，简称法国俱乐部，上海人称之为法国总会。在法国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
解放后，改称锦江俱乐部，从属于锦江饭店，成为上海市领导和高层社会人士休闲的场所。
江青很喜欢锦江俱乐部，来去上海，总爱住在这幢闹中取静的豪华建筑。
这次江青来上海，为毛泽东打前站，心情很好。到达的翌日，由锦江饭店派车、派人，陪同她到上海南京路购物，并游览上海名胜豫园。
第三天—3月26日中午，江青正在锦江俱乐部客房里闲坐，锦江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交给她一封信。那外面的信封上写着“锦江饭店负责同志收”，已经拆开，里面放着一个信封，写着“江青同志收”，没有拆过。
江青拆开了那封信，顿时脸色陡变，晕倒在地。
郝德光急忙请江青随行人员帮忙，让她躺在床上休息。
当时，江青只说身体不舒服。
当晚，康生抵达上海，住进锦江饭店，江青这才把收到内容非常恶毒的匿名信一事，告诉康生。
康生当即认为这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告诉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罗瑞卿报告周恩来。周恩来以为，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江青在到达上海的第三天就收到匿名信，表明有人严密关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必须及时侦破这一案件。
于是公安部调兵遣将，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挂帅，成立专门的小组，侦查此案。
不过，江青只愿交出信封，不愿交出那封信，给侦查工作带来困难。江青说，信是用打字机打的。
4月1日，毛泽东从北京飞抵上海。就在这一天，锦江饭店又一次收到“锦江饭店负责同志收”的信，拆开之后，里面又是一封写着“江青同志收”的信，迅即交给江青。
江青拆开那封信，同样是用打字机打的，内容跟上次的信一模一样，可见是同一个人所为。
几天之内，接连收到两封匿名信，而第二封匿名信收到的翌日，正是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开幕之时，凸现出这两封匿名信来历不凡。
可是江青一直不肯交出匿名信，而光凭信封上的几个字很难侦查下去。罗瑞卿通过周恩来劝说江青，使江青终于交出了信件。果然那匿名信的内容非常“恶毒”[189]：
“以尖刻嘲讽的语气揭露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生活旧闻轶事，内容之详细，令人吃惊。信中甚至列举了当年与江青交往的数名男子的姓名、职业、住址等情况，还具体到描述了江青当时的种种媚态丑姿。”
在那个年月，还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而中文打字机也很少。经过打字机专家鉴定，那封信是用宝石牌打字机打字，这下子使侦查范围缩小。
又经过调查，上海当时拥有宝石牌打字机总共为81台，分散于10个区的81个单位之中。循着这一线索，逐一排查。虽然从这些拥有宝石牌打字机的单位发现几个可能作案的人，但是经过比对信封上的笔迹或者打字机上的字模，都被一一否定。
案件的侦查陷入胶着、停滞的状态。
直到4月16日深夜，侦查人员宋添福偶然注意到信纸上方的一根草绿色的细丝。那表明那张信纸是从整本的信纸上撕下来，而整本的信纸是用草绿色的胶水粘起来。这种书刊装订用的胶水，通常是无色的。宋添福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草绿色胶水。
这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线索。经过艰难的追查，在东海舰队的仓库里发现用草绿色胶水粘起来的信纸。再沿着这一线索追查，发现使用这种信纸的单位，竟然是东海舰队的情报机关，代号为“1287办公室”。
难道在这样绝密的军队机关，潜伏着危险的作案者？
经过仔细的排查，1287办公室海军中尉金柏麟有重大嫌疑。
1287办公室正好有一台宝石牌打字机，经过打字机字模厂的专家鉴定，这台打字机打出来的字与匿名信上的字一样。金柏麟的笔迹，也与匿名信信封上的字相同。
这样，匿名信案件终于侦破。1959年4月12日金柏麟被捕。
关于金柏麟为什么要写羞辱江青的匿名信以及金柏麟如何获知江青来沪，侦查的结果如下[190]：
当时以为此案案情重大，背景复杂，审讯会有相当难度。出乎审讯人员意料的是，没费多大劲，这位前景看好的海军中尉便爽快承认了事实。原来，28岁的金柏麟是烈士遗孤，父母均系地下党员，6岁时，其父母被叛徒出卖遇害，金由其姨妈史文慧收养。史文慧是上海小有名气的评弹演员，系当年上海文艺界活跃分子之一。其实，这位评弹艺人还有着另外一种身份，她的秘密身份是为周恩来直接掌握领导的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1924年入党），交往中结识了当时的电影明星蓝苹（江青艺名）。但其时，史文慧并不知道江青的地下党身份，因看不惯江青作风派头，主动断了与其的关系。
金柏麟父母牺牲后，史文慧同党中央断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找到长期与史文慧一起居于苏州的金柏麟，将他们安排至上海。1953年金柏麟参军，在海军服役。此时，史文慧才偶然从熟人那里知道江青已成中国的“第一夫人”，她目瞪口呆之余，很想不通其间名堂，有时不免与家人说点江青的过去。金也由此对江青产生极大反感。
3月25日当天，金柏麟去上海市区办事。在南京路上，正好碰见从永安公司购物出来的江青一行。那天下午，虽从未与江青见过面，金柏麟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基于对江青的反感，金柏麟顿时产生写匿名信羞辱这个女人一番的念头。于是他开始跟踪江青一行，从南京路跟踪到城隍庙、龙华寺，一直到了江青下榻的法国俱乐部。
当天，他便寄出了第一封匿名信。几天后，正好派他去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查数据，他利用出差北京之机，又发出了第二封信。
金柏麟案件若在“文革”中，江青大权在握时，足以杀头，而且株连一大片。但当时，江青之淫威尚不足以控制军内外。结果，此案虽是公安部直接抓的大案，却既不由公安部处理，也不由案发地的上海处理，而是交部队军事法庭审理。罪名及判决也大出人意外：泄密罪，3年刑期。据言，此为一些军方高级将领干预的结果：金系烈士遗孤，须从轻发落。“文革”中，当年颇带侠义心肠的金柏麟侥幸躲过江青可能的报复，逃过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