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形势，已经与1950年不同。1951年，文艺界已经从建国之初的忙乱中走过来，开始抓批判工作。
1951年1月10日，《文艺报》载文批判了三部作品，即《愤怒的火箭》、《驴大夫》、《不拿枪的敌人》。
2月10日，《文艺报》刊载陈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4月，报刊对电影《荣誉属于谁》开展批判。
于是，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就提到了日程上。
4月25日，《文艺报》发表贾霁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打响了批判《武训传》的第一炮。
5月10日，《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把批判之火引伸到陶行知头上。同日《文艺报》还发表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
《人民日报》在5月15日、16日转载了《文艺报》上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大家对这部影片进行深入讨论。这意味着中共中央机关报注视着电影《武训传》。
四天之后—5月20日，异乎寻常的情况发生了，《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是头一遭。
社论的措辞严厉，行文如高屋建瓴，看得出非出自等闲之辈笔下。事隔26年之后，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1977年出版时，人们见到这篇社论收入其中，方知文章出自菊香书屋。
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在批判了《武训传》之后，笔锋一转，社论说了一番全局性的话，对文化界的领导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社论扭转乾坤，成为全国解放后文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社论中还开列了长长的名单，点名批评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位作者。这为开展大批判树立了箭靶。
原本为《武训传》叫过好的《大众电影》编辑部、戴白韬、梅朵等，纷纷登报公开检讨。就连郭沫若也牵涉进去了，因为他曾为《武训画传》题签并作序。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
电影《武训传》编导孙瑜、主演赵丹，当然成了重点人物，连连检讨。
昆仑影业公司通电各地，停映《武训传》。
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
周扬也只得顺应潮流，8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8月26日，夏衍也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工作》。
在批判高潮之中，江青做了一桩颇为得意的事：她向毛泽东提出，要去山东调查武训的历史。她说，她是山东人，能讲一口山东话，回老家活动方便，以“李进”的名字出现，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毛泽东同意了。
江青的行动计划被周扬得知，周扬派出他的秘书钟惦棐，协助江青工作。
《人民日报》得知这一情况，也决定派人参加。
这么一来，在1951年6月，便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总共13人，江青以“李进”之名，参与其中。
这13人是：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平原省在1949年设置，1952年撤消，包括鲁西、豫北、冀南等地），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
当江青离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亲自送江青到火车站，只是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到了火车站时，毛泽东没有下轿车。不过，毛泽东亲自为江青送行，足以表明对于江青的山东调查之行的重视和支持。
调查团在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当地知道调查团的来意，也听说李进的特殊身份，也就顺着调查者的需要，提供种种材料。
调查团返京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最后经毛泽东修改，于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在《人民日报》连载，然后出版了小册子。
为了写《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袁水拍出了大力。毛泽东和江青曾经设家宴招待袁水拍，表示谢意。
毛泽东在1951年7月11日致函胡乔木，提及江青：
乔木同志：
此件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 7月11日[161]
毛泽东所说的“此件”，就是《武训历史调查记》。
毛泽东嘱把清样连同原稿交江青，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主持这一调查的是江青。
《武训历史调查记》共分五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毛泽东对每一部分都作了仔细修改。
《武训历史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晋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武训历史调查记》完全否定了武训其人，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电影《武训传》。
批判电影《武训传》，对电影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据夏衍回忆说：“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162]
夏衍还说，当时电影厂流行一句话：“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
平心而论，电影《武训传》在那样大动荡的岁月中艰难地拍摄，就影片本身来说，确实显得粗糙，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然而，孙瑜、赵丹都是左翼电影工作者，用意是好的。倘若考虑到影片的历史原因，不应该那样粗暴地对影片大加挞伐。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左”的思潮的初露头角，后来日渐发展，直至“文革”恶性膨胀。
1985年，当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之际，胡乔木作了一番讲话。讲话中有陶行知谈及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这番话，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当年批判《武训传》所持的否定态度：
1951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讨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这需要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在不抱任何成见的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拍这部电影是在党和进步文化界支持下决定和进行的。如果这个决定不妥，责任也不在他们两位和其他参加者的身上。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163]
江青对于批判电影《武训传》颇为得意，“锁在烟雾中”的“奇峰”，终于“偶尔露峥嵘”。她借助毛泽东的权威，一下子使周扬、夏衍这班当年她的上司纷纷检讨，使那个给唐纳写诗的陶行知长眠地下也不得安宁，使赵丹也尝到她的厉害。她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实际上成为这个调查团的领导。她开始探头探脑，尝试着干预政治了。
笔者在采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上海科学院副院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的汪猷教授（汪猷之妻李秀明，是李淑一的胞妹。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是毛泽东的好友）时，他谈及有趣的一幕：
毛泽东来沪时，接见上海知识界人士，汪猷在座。那天，赵丹亦在应邀之列。当赵丹进来时，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他来，说道：“你不就是演《武训传》的赵丹吗？”不料，毛泽东此言，使赵丹顿时满脸通红—因为电影《武训传》正在挨批！毛泽东迅即发现赵丹的尴尬之状，哈哈大笑起来，四座皆笑。赵丹亦笑，在笑声中赵丹解脱了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