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蓬子再不是徐恩曾的政敌，成了徐恩曾的同志。
在芜湖的《大江日报》干了一年多，姚蓬子的表现够“出色”的。
于是，姚蓬子居然戴上一顶顶乌纱帽：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
来回奔波于芜湖与南京之间，毕竟劳累。
1936年，姚蓬子调回南京，住在石鼓路，担任南京《扶轮日报》副主编。它不像《中央日报》那样的国民党党报，倒有点民间色彩。在美国，1905年2月曾由律师哈理斯（Paul P. Harris，1868—1947）发起成立扶轮社。他从社会各行业中吸收社员，然后在各社员的办公处轮流进行集会，所以称扶轮社。在1912年，发展为扶轮社国际联合会，在几十个国家设立分社。南京的《扶轮日报》，其实是国民党政府的铁道部主办的，取名“扶轮”一则象征“扶”火车之铁“轮”，二则象征如同扶轮社那样具有“民主”精神和“民间”色彩。笔者在近几年多次访问台湾，在台北见到那里仍有扶轮社的招牌。
■ 至今台湾仍有扶轮社
《扶轮日报》最初只印几千份，只在铁路系统发行，是一家小报而已。可是，当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之际，《扶轮日报》把记者派往“围剿前线”，不断地发出最新消息，配发社论，引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重视。于是，《扶轮日报》的发行量大增，影响越出了铁路系统，成了一家“民办”的《中央日报》！
姚蓬子出任《扶轮日报》副主编，主持该报副刊。
1987年10月13日，我前往上海浦东拜访汤静逸先生时，当年徐恩曾的“密友”、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已经白发似雪，年已九旬。他回忆当年的姚蓬子的形象：
在“中统”里，我算是一个喜欢动笔头的，常常给《扶轮日报》写点诗，正巧姚蓬子是诗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
姚蓬子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一副邋遢相。衣服有时候很脏，头发、胡子很长，他都无所谓。
我发觉，他已经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为国民党做事。已经一点也没有“左翼作家”的味道了。他见到我，总是点头哈腰的—因为他知道我在国民党里的身份。
我到姚蓬子的家去过。他当时生活很不错。我也见到过他的儿子—那时是个小孩子。
解放后，我因为在上海市监狱关押多年，所以当“文革”开始的时候，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记得，起初有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姚蓬子的材料，我也就写了[140]。
过了不久，记得两个穿军装的人，到上海市监狱提审我。他们要我讲姚蓬子的情况，我就把已经写进材料的那些事讲了一遍。不料，他们听罢，拍台子，大声骂我“狗胆包天”！他们警告我，今后绝对不许再写、再讲关于姚蓬子的事，不然就会使我罪上加罪—那些事，已属于“防扩散材料”！
那两个军人走后，我明白了。当年那个小孩子，如今成了“中央首长”。显然，那两个军人是姚文元派来的。他们要封住我的口……
其实，在南京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早在1955年当姚蓬子被公安部逮捕审查时，他便亲笔写下《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经过》。白纸黑字，迄今仍保存在公安部的档案之中。
……第二天看守所长叫我到他房间里去，要我在那里写。我写同鲁迅、柔石、潘汉年、田汉、华汉、冯雪峰、郑伯奇、钱杏邨等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理事；还说以上的人都是左联的理事。我同鲁迅等办过《萌芽》月刊，同丁玲等办过《北斗》杂志，还自己编过《文学月报》。我加入党是潘汉年介绍的。
关于左联党组织的负责人，我说先是潘汉年，后是华汉。关于有哪些党员，我说有冯雪峰、华汉、钱杏邨等。
左联会员的住址，我说了冯雪峰、阳翰笙、钱杏邨，都是他们以前住过的地方。我说和鲁迅先生见面是在内山书店，同柳亚子相熟，他的思想也很左倾，住在什么地方也写上了。
这以后，张道藩到狱中来过一次，是在法官的审判室中接见我的。他说已看到了我的叛党的自白书，不久就可以觅保释放。
我既已成叛徒，而且拿着中统特务机关的津贴而成为它的一员。
到汉口以后，我先在中统临时办事处看到徐恩曾，他说每月仍给一百元津贴……
活口难封，事实俱在。每一个人的历史，是由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脚印所组成的。在1956年，姚蓬子就已被公安部定为叛徒。
姚蓬子在被捕之后，先是出卖党的机密，继而公然发表脱党宣言，进一步加入中统特务组织，甚至与徐恩曾攀上干亲—这每一步路，都是他自己用双脚走过来的。
姚蓬子与徐恩曾结为干亲，其中的桥梁，便是姚文元。
姚蓬子与徐恩曾结为干亲的目击者之一，是袁孟超。
袁孟超，原称之为“中统特务”。这是依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关于袁孟超的小注：“中统特务，已宽大。”
笔者在1997年底收到袁孟超亲属的来信，寄来中共中央组织部1987年5月3日《案件复查通报》第9号。《通报》指出：
袁孟超同志现为吉林财贸学院教授、省政协委员，四川资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职。1934年6月在上海被捕。同年11月释放后，被南京特工总部（中统局前身）管制，在此期间曾任俄文翻译、编译股长。从事过文化活动。同时，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47年参加我党秘密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进行反蒋活动，营救过被捕的地下党员。
对他的这段历史，1955年上海市公安局定为“叛变，充当文化特务”。1981年上海市公安局撤销了这个结论。1986年吉林省委又进行复查，认为袁孟超同志不属中统特务，并批准从1949年9月作为重新入党，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47年算起。
袁孟超在1991年去世。
据袁孟超生前所写的材料，姚蓬子与徐恩曾结为干亲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是在1936年5月，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中央商场附近的一家水果店楼上，忽地笑语飞扬，热闹起来。
徐恩曾挽着他姘妇费侠的粉臂，笑吟吟走来，跟在门口恭候的周伯良握手之后，上楼来了。已在楼上等候徐恩曾光临的，有中统特务卜道明。此外还有袁孟超和妻子傅伯群、姚蓬子和儿子姚文元。
东道主周伯良，乃国民党特工总部总务科长，水果店是他开的。眼下，他在楼上又开设了西餐馆，特请顶头上司徐恩曾及几位弟兄赏光。
几杯黄汤下肚，弟兄们的话就多起来了。“作家”姚蓬子，自然成了话题的中心。
“蓬子，你的大胖儿子，一脸福气！”费侠摸着五岁的姚文元的脑袋，把他搂在怀里。
“蓬子的儿子长大以后，一定会像蓬子一样，成为一个文学家！”徐恩曾也夸奖道。
“你们这么喜欢蓬子的儿子，就把他给费侠吧！”卜道明笑道。
“不，不，蓬子才一个独养儿子，怎么可以夺人所爱。”徐恩曾连忙说道，“还是做干儿子吧。蓬子，你看怎么样？”
“那可太好了！”姚蓬子巴不得呢！
于是，姚蓬子当即成了“导演”。
“文元，叫寄爹！”姚蓬子“教唆”儿子道。
“寄爹！”姚文元不愧为好“演员”，马上对着徐恩曾喊了一声。
徐恩曾这“笑面虎”，此刻放声大笑起来：“好儿子！好儿子！”
“文元，叫寄娘！”姚蓬子又“教唆”道。
“寄娘！”姚文元朝着费侠甜甜地喊了一声。
“真乖！真乖！”费侠亲了亲姚文元的圆脸蛋。
“干杯！我们为徐主任和费侠有了干儿子干杯！”卜道明站了起来，高高举起了酒杯。
“干杯！”姚蓬子也举起了酒杯。
几只酒杯相碰，发出叮当的声音。
徐恩曾一饮而尽，他为自己能够进一步与姚蓬子结成“亲密关系”而欣慰。
姚蓬子也一饮而尽，他为自己能够巴结徐恩曾，有了坚牢的“后台”而高兴。
1937年12月，当日军攻陷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展开烧杀淫掠“大竞赛”的时候，徐恩曾西装笔挺，挽着费侠，徐徐步入汉口天主堂。他和费侠的婚礼，正式在这里举行。他们先同居，后结婚。
在贺喜的人群中，自然是少不了“干亲”姚蓬子的。他紧紧跟随着主子来到汉口，参与了刘百闵、叶溯中为首的文化特务活动，组织了“中国文化服务社”。他还在反共杂志《中国与苏俄》上，发表了“抨击”共产主义的文章。
在婚礼正式举行之中，费侠便由徐恩曾的姘妇“转正”为第三任妻子，当然也就成为姚文元的名正言顺的“寄娘”。
徐恩曾婚姻经历，汤静逸记得很清楚。据汤先生告诉笔者：
徐恩曾是浙江吴兴人，字可均，生于1898年。此人颇为风流，一表人才，有“美男子”之称。
徐恩曾原本是学工的，曾去美国留学。赴美之前，由父母做主，娶一吴兴姑娘张氏为妻。这个原配妻子，后来一直被徐留在湖州，从不带她外出，嫌她是乡下女人。张氏生一女。
徐恩曾留美归来，又娶中统局宣传处处长王劫夫之妹王素卿为妻。王氏是东北人，生了子女四五人。
自从徐恩曾见了费侠之后，马上为之倾倒。
费侠何许人也？此人是湖北人，原本是共产党员，曾赴苏联留学，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一套布尔什维克理论。她长得很漂亮，白白胖胖，有一种健康的女性的美，有点苏联姑娘的气派。费侠曾在中共特科工作，并奉命打入国民党中统。
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后，费侠被捕。跟姚蓬子一样，费侠成了叛徒。
徐恩曾看中了费侠，任命她为中央统计局秘书，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工作。
徐恩曾常常带费侠外出兜风，关系浪漫，很快传入王氏耳中。王氏大发雷霆。徐恩曾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王氏送往成都。
在南京，徐恩曾与费侠只是同居。1938年春在汉口，徐、费正式举行婚礼。从此，徐恩曾一直与费侠生活在一起。解放前夕，徐恩曾与费侠一起逃往台湾。
九旬老人汤静逸的回忆[141]，可以说是对姚文元的干爹、干娘的面目的最确切的描绘。
■ 姚文元母亲周修文的交待
费侠成为徐恩曾的夫人之后，加官晋级，当上了中统局总干事、“立法委员”。
姚蓬子跟随主子来到汉口，每月照领中统津贴100元。
姚蓬子住在汉口交通路。那是类似于上海四马路那样的文化街，书店集中在那里。姚蓬子又混迹于出版界了。
在武汉，人们常常看见费侠带着干儿子姚文元去看戏、看电影。姚文元成了联系姚蓬子与徐恩曾、费侠之间的一根“热线”。
大约由于有着相同的经历，加上攀了干亲，费侠与姚蓬子的关系变得十分亲近：费侠写了文章，送来请姚蓬子润色；姚蓬子写了文章，有时署上“费侠”两字加以发表！
两个叛徒，结成了“神圣同盟”。
就在这个时候，楼适夷[142]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也来到武汉，在《新华日报》社工作。
天下真小。楼适夷跟姚蓬子在武汉不期而遇了。先是有点尴尬，马上嬉皮笑脸，姚蓬子朝楼适夷打招呼。
楼适夷心中别扭，脸上也别扭，一转身，走了。
党组织知道，劝楼适夷还是要做好姚蓬子的工作—这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抗战期间，大敌当前，要尽可能多团结一些人。
1938年2月17日，郭沫若、茅盾、老舍、阳翰笙、楼适夷、郁达夫、冯乃超等共聚武汉，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决定出版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由老舍负责，楼适夷担任编辑，吸收姚蓬子搞出版工作。
姚蓬子在国民党这边有靠山，在共产党那边有熟人，左右逢源，两边都有关系户。他很会经营，袋里常常塞着大把钞票。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意识到金钱的重要，于是想方设法弄钱，以使小家庭生活安逸。他居然混得不错，在中苏文化协会也挂上个头衔—他是个善于钻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