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盛暑，格外地热。一个短发、穿连衫裙、27岁的少妇，常常来姚蓬子家。她的性格本是活泼、开朗的，由于意外沉重的打击，使她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几乎没有笑容，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
她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姚蓬子轻声地商量着。每一次，总是她点了头，姚蓬子去办。看得出，她决断迅速，说一不二，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女人。
这位湖南少妇，便是蒋冰之，是一个颇有魄力的女人。她出生在湖南的显宦门第，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她的中学同学杨开慧，便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丈夫胡也频，是颇负盛名的青年作家；她从23岁时以笔名丁玲发表作品，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轰动了文坛。
1930年5月，她和胡也频从济南来上海，潘汉年和姚蓬子便去看望他们。经潘汉年和姚蓬子介绍，丁玲和胡也频双双参加左联。11月初，在左联会议上，胡也频当选为代表，准备前往苏区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1年1月17日，当胡也频到上海东方旅社接头之际，被国民党特务逮捕。2月7日，上海龙华响起一阵枪声，胡也频倒在血泊之中。丁玲陷入痛苦的深渊。她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抑制心灵的巨创。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在上海兆丰公园秘密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她说：“我需要的不是别的，是工作！”于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她出任《北斗》文艺月刊主编。丁玲在上海文坛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她当然是主编的合适人选。毕竟孤掌难鸣，何况那时的丁玲，尚未入党。于是，冯雪峰和潘汉年给她调来两名助手，一个便是姚蓬子，负责跑印刷厂，也担任一部分编辑事务；另一个是左联作家沈起予，懂日文，负责编辑译稿。这“三驾马车”，便成为创办左联刊物《北斗》的“开国元勋”。
丁玲在她的《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中，这样述及《北斗》的创刊以及她与姚蓬子的合作：
冯雪峰对我说，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说有个工作要我来做比较合适。他说，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我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编《北斗》杂志，这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这之前，左联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巴尔底山”即英文“突击队”音译—引者注）等，但都被国民党查禁了。冯雪峰说，《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我提出来一个人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由姚蓬子和沈起予（沈起予，四川巴县人，生于1903年，卒于1970年，现代作家、翻译家。1920年起到日本求学，1927年回国。1929年再度去日本。1930年初回国，参加左联—引者注）协助我，由我出面负责。我负责联系作家，看稿子；姚蓬子负责跑印刷所，也担任部分编辑事务工作；沈起予懂日文，他就管翻译。
就这样，姚蓬子与丁玲共事，一起致力于创办左联的重要刊物《北斗》。
1931年，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日—9月20日，一份崭新的大型文学杂志出现在上海书报摊。那淡黄色的封面上，印着一幅黑色的天体图，标明着北极星和北斗，上方印着两个黑色刊名大字“北斗”。
25岁的姚蓬子非常活跃，不光是热心于跑印刷厂、编稿子，而且居然也写起小说来。《北斗》创刊号就刊载了姚蓬子的短篇小说《一幅剪影》：
和一个美丽的女人挽着手，拖着自己底怪长大的影子，穿过了一条小小的潮湿的狭巷，弯到霞飞路上了。夜色是那样好，从马路两边的绿油油的长青树上飘下来的风，拂去了行路人面上的热气，汗，疲倦，以及一切热天里担当不住的天气的压逼，拿凉快掷进你心窝里，使你感到舒服。举首看看天上的星星，正像挨在身边的那女人底微笑的眼睛，颗颗都像漾在水里面，没有一点泥垢，没有一颗不干净，不晶莹。云像深蓝色的天鹅绒，软软的，软软的，铺遍了这无边涯的天。是这样甜美的初夏夜！是这样醉人的夜色！白日的辛苦和疲劳，此刻已飞出了他底肢体，越过了马路上的整齐的列树底软语的枝梢，越过了瘦长的电线木，越过了高高矮矮的砖瓦的屋脊，像一缕柔软的青烟，像一轮淡淡地荡开去的水晕，消失在夜底苍茫里，消失在繁多的灯光与人影里了……仅有一种说不出的非忧郁也非甜蜜的东西塞满他底心；一只嫩软的白净的手儿握住他粗黑的手里；一阵醉人的脂粉的浓香刺进他的鼻管里……
大抵原先写诗的缘故，他的小说散发着诗的气息。在这篇小说中，他写了一个“在无可奈何之中想拿英雄的梦想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底女性”。
在《北斗》第1卷第2期（1931年10月20日出版）上，发表了姚蓬子的短篇小说《一侍女》：
是一个秋天的晚上，跟着风，卷动着挑在店铺子底檐角上长幡似的市招，影子投射在马路上，被那些闲行在街上的人们践踏着。红红绿绿的电灯晃耀在沿街两边的店屋内，那些陈列在玻璃柜内的商品更显出了它们底立体形。毛绒衫，项圈，秋大衣等等，从已经被遗忘的箱子里重新披到人们身上，在黄昏的街头斗着风。在街上消度着夜晚的人们，仿佛全是安闲的，幸福的，无所事事的。
他们有的进了影戏院，有的进了咖啡馆，有的在绸缎铺里剪裁秋衣……挤在这些人们中间，有一个曾经当过咖啡店的侍女而现在已在贫病交逼中失业了三个月的年青的姑娘，紫英。过去她曾经有过光荣的日子，是给过了一些男人梦想的。在她底苹果似的圆润的肥颊上，曾经有人以偷取了一个吻算作伟大的胜利的事情也曾有过，但自从花园咖啡（馆）倒闭后，她底光荣已经离开她，腮颊上的苹果也仿佛萎烂了。
姚蓬子，躲在亭子间里写上海。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短篇小说。他写弱女子，写“空虚底女性”，写旧上海的畸形，写十里洋场的暗角。他的作品，仿佛用小小的酒盅，盛着淡淡的哀愁。
在1931年12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1卷第4期上，姚蓬子的短篇小说《白旗交响曲（一段暴风雨时代里的插话）》，篇末注明“12月初，于上海”。这篇小说与以往不同，写了上海“宝山路上的血”，写了“一簇簇预备出发南京请愿的学生们”，写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这国难临头的时节，我们无论如何要督促政府做到这一步”：
教育局长，公安局长和党部委员等，带了雄赳赳的武装兵士，乘了汽车上车站来劝阻学生进京请愿，叫了学生代表去听训话。他的意思，以为学生进京请愿，不仅会耗费时间，精神，于事实没有丝毫的帮助，同时学业上的损失亦甚巨，甚大，社会的秩序和安宁也会受到影响。……
不耐烦地等待着列车，一面又想到了白天教育局长他们那一番训话，于是在郑华心里又掀起了一些气愤的，又好笑的感想。是的，连你们也说，这是国难临头的时候了，那末还教我们回去努力读书，这用意到底在那里呢？如其说，外交你们自有办法，但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不仅东北的劳苦民众早已水深火热的被践踏在铁蹄下面了，同时日本的刽子手还在到处继续屠杀，日本的军队还在继续向关内开动，预备在华北暴动，日本的兵舰也不断的开到长江上来示威，而你们，除了教民众坐以待毙的镇静之外，又还有半点准备反抗的表示吗？……啊啊，民众是不会再上镇静论的冤枉当的，为要解除他们自己的桎梏，为要避免奴隶的悲惨的运命，他们已经自己起来直接行动了！他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这篇《白旗交响曲》就艺术性来说，显得粗糙，却迅速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然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呼啦啦一下子吞掉了中国的东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11月26日，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地上万学生涌向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
目击着抗日烈火在上海熊熊燃烧，姚蓬子感到激动不已。他，拿起了笔，在几天之内写出这篇《白旗交响曲》。他不再那样缠绵悱恻，他变得慷慨激昂。
《白旗交响曲》写得慷慨激昂。但生活中的姚蓬子又是怎样的呢？面对带血的刺刀而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使左联同仁对姚蓬子留下一个疑问。
丁玲在《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一文（见《丁玲文集》第五卷），记载了姚蓬子这段小插曲。
“九一八”以后，上海成立了反日大同盟，举行过游行示威，左联的很多人都参加了。这次游行，由楼适夷和杨骚打旗子（还有张天翼打旗子—引者注）。开群众大会时本来内定由沈起予讲演。但特务包围了会场，沈不敢上台，没有法，冯雪峰跑上台去讲演。他本来是不应该暴露的，事后同志们对他这种赤膊上阵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大会开得很有声势。会后，游行队伍包围了张群的房子。我们派人进去谈判。反动军警在墙上架起机枪，并向游行队伍开枪。等逃散的群众再度集合起来，左联清点人数时，发现只少了一个姚蓬子。
姚蓬子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不见了呢？
后来，姚蓬子以含混的措词，回避了人们的追问。
小插曲很快被人们遗忘，但是这小小的插曲却是一个征兆。
1932年，在《北斗》第2卷第1期举行《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征文时，发表意见的有鲁迅、郁达夫、叶圣陶、张天翼、茅盾、丁玲、戴望舒、胡愈之等等，其中也有姚蓬子。
姚蓬子的意见如下：
中国近来文艺创作果然不振么？不是的。我认为它开始从知识分子的书案移转到大众的眼下了。
近来广大的反帝剧本的产生，街头剧团的开始活动，大众文艺的逐渐增多，工厂壁报的普遍建立，这些，不都是新兴文学的萌芽么？自然，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成熟的大众文艺的产生，这是无庸讳言的事实。
因此，一个文学必须克服自己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的习性，到工厂、到农村、到街头，去生活大众的生活，这是为要产生真正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的文学的正确的路径。
同时，我们必须从大众中间，尤其是劳动者中间，培养工农出身的新作家。扩大工农通信员运动已成为文学界当前第一个急迫的任务。
《北斗》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公认为1931年我国文坛最好的刊物”，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这个新生的婴儿还不满周岁，就在1932年春天勉强出版了第2卷第3、4期合刊之后，被迫停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