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蓝苹对维特克说，她是从西安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北行，朝延安进发。正遇大雨，半途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有人给她找来一匹马，但她从未骑过马，不知怎么骑它。她小心翼翼地爬上了马背。那匹马只是低头吃草，一动不动。她下马去折了一枝柳条，又上马，并用柳条鞭策着马。于是马疯跑起来。她感到自己似乎随时都会被摔下来，要摔成碎片。终于马跑累了，速度慢了下来……她十分艰难地前进，总算到达延安南面80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洛川是从西安到延安必经之地。笔者曾经在1992年3月、2006年9月、2011年3月三度访问洛川。洛川县是陕西境内少有的地势平坦的地区，俗称洛川塬，是陕西重要的农业区。洛川苹果闻名全国。
很巧，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开重要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据江青自云：“我到洛川时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正在开会。我感到非常害怕和不安，深恐会在他们面前晕过去。但是组织上还是决定我去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们见面。他们大家都出来问候我。我鼓励自己不能在他们面前垮下去，此外，我必须笔直地站立着。于是就这样我同他们大家都握了手。他们当时正在开的会议很重要。”
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不时夹杂着“吹牛”的成分。诸如“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们”、“他们大家都出来问候我”之类，便属“吹牛”。
不过，由此倒可以确定蓝苹到达洛川的时间—因为洛川会议是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在洛川，蓝苹搭上一辆卡车，终于来到延安。由此，也可以确定她到达延安的时间，即1937年8月底。
另外，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当时，叶子龙在洛川见到了蓝苹（此事在后文中将会详细叙及）。
第一次见到延安的宝塔山，见到延河，见到旧城墙，见到南门上刻着的“安澜”两字，蓝苹显得新鲜、激动。
喝着小米粥，生活在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间，这跟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有着天壤之别。没有自来水，只能在混浊的延河中洗衣。苍蝇飞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马桶。漫天风沙代替了上海滩舞厅里的香风。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50]。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则是这样解释江青所说“江青”这名字的含义：
从字面上讲，是“江河青翠”之意。她解释说，第一个字“江”与她的姓“李”没有关系。但是，“江”反映了她爱悠长和宽广的长江，她在上海看到过长江的入海口。“青”表示她爱青山碧海，而且在中国画中都被表现作青色，这是自然的色彩。中国人认为，青蕴含于蓝色之中。青即是一种特别的蓝，如江青所引用的古诗所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此，江青说人们应该能读明白她的名的含义。
她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很是有意思。江青的“青”字可以让人联想到她的旧名蓝苹的“蓝”。而江青的“江”，意味着河水；很能使人联想起“阴”。在传统的中国思想中，阴便是女人。在神话与历史中，女人要为河流泛滥和洪水灾害而受到惩罚。直到现在中国老百姓中仍有这么一种说法，即“女人是祸水”。
她名字中这种明显的“阴”性正好与毛的名字的明显的“阳”性相匹配。在革命的宣传画中，毛被象征为太阳，是宇宙的基本能量，“阳”便是男性之意。在这些图画中，太阳的象征意义总是积极的，是统领一切的，无论是文字的注释还是人们口头所咏唱的，都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维特克的解释显得啰唆，倒是江青跟维特克谈话时的原始记录说得清楚[51]：
后来我要革命，要到延安去，我自己取了这个名字。江水也是蓝的，清清的江水。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所以叫江青。哈哈哈哈。我最喜欢蓝色，以前我最喜欢穿蓝色的衣服，从月白到藏青，我都爱穿，蓝布旗袍，既朴素又大方……有意思吧，是不是？
和江青差不多时候来到延安的，还有上海的女演员李丽莲。她参加过四十年代剧社演出《赛金花》，也在由夏衍编剧、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压岁钱》一片中，饰演过张曼一角。
江青来到了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这倒不是审查她作为电影演员的历史，因为她随身带着的那本剧照相册以及李丽莲都足以证明她确是上海的影剧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一般都是属于左翼的。
问题在于她的党籍。她深知，进入延安，党籍是至关重要的。她是1933年2月在青岛由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可是，这年7月，当黄敬被捕、她仓促逃往上海之后，就跟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她来上海时，所接触的田汉、徐明清都是中共党员。黄敬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在北平恢复了中共党员身份，所以后来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领导职务，而江青在上海却没有恢复党籍。正因为这样，她从上海来到西安，找到徐明清时，并没有带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也正因为这样，她进入延安，要求恢复党籍，中共组织不能不对她进行审查。
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记录有：“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至10月发生党籍问题。”“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六个月。陈然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说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的到来，使她欢欣鼓舞。
1937年9月中旬—在江青到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离开了西安，也到了延安。她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那时，王观澜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那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是部、科二级制。陈云、李富春为正、副部长。
王观澜准备与徐明清结婚。他与她是同乡，上中学时认识。王观澜家在临海城里。徐明清家在农村，上中学时进县城。进城后她在女子师范上学，他在浙江省立第六师范上学，虽然都在临海县城，但是男女分校，本来不见得会相识，很巧，徐明清的同桌女同学包玉珍，是王观澜家邻居。徐明清常去包玉珍家玩，认识了王观澜—他原名金水，字克洪。后来，王观澜和徐明清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志同道合，又有同乡之情，也就越来越接近。1937年底，王观澜和徐明清在延安结婚。结婚仪式很简单，当时在延安的“合作社”吃顿饭，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都来吃饭，就算是婚礼。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她在中央党校学习，恰巧班上有个男同学也叫徐明，是北方人。谁喊了一声“徐明”，两个徐明一齐答应。哪儿寄来一封给徐明的信，两个徐明都嚷嚷着要看信。为了区别于那个男“徐明”，王观澜给妻子的名字加了一个字—“清”。王观澜说：“明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又明又清，多好！”从此，她的名字就叫徐明清。
徐明清对笔者说[52]：“现在，有的书上说我和江青一起改名，混入延安。那是胡扯！我是组织上调我去延安的。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时，介绍信上写的名字也是徐明。我的改名，中央党校的同志们都知道的—因为两个徐明在党校曾传为笑谈。……”
徐明清在中央党校学习期满后，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妇女科副科长，科长为长征女干部张竟秋。后来又担任中央妇委委员和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
进延安之后，江青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徐明清。她们之间，仍叫惯了“一冰”、“李鹤”。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江青初到延安，领导上为了考验她，曾派她到农村做调查工作。那时，陕北农村中流传着顺口溜：“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稀汤，臭虫称大王……”这顺口溜形象地勾画出当时陕北农村生活的艰苦。来自大上海的江青，在陕北农村的表现还算可以。
为了审查江青的历史，组织上曾找徐明清了解。徐明清当时为江青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迄今仍保存在中央有关部门。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跟江青的接触，如实写了江青的情况。诚如1987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份文件中涉及徐明清同志历史问题时所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央组织部审核，徐明清同志在延安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1933年在上海有党的关系，是实事求是的。”
这就是说，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
不过，黄敬是在1937年9月到达山西太原，向周恩来、刘少奇、彭真汇报工作，11月进入山西五台县（太原东北部）。在他去太原和五台之间，是否曾去过一趟延安，不得而知。如果去过延安的话，则正好是10月。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黄敬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浙江绍兴人，出身书香门第，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妹妹，1938年加入中共，是一位能干的女记者。
据黄敬胞妹俞瑾告诉笔者[53]，黄敬与范瑾1939年在延安结婚，翌年生长子俞强声。后来，又生次子俞敏声，三子俞正声，长女（排行第四）俞慧声，小女（排行第五）俞慈声，共三子二女。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以解决。这样，她在1937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